甲午和战之争再探讨.docx
《甲午和战之争再探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甲午和战之争再探讨.docx（3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甲午和战之争再探讨
戚其章：
甲午和战之争再探讨
发信站:
水木社区（MonNov520:
17:
242007）,站内
和战之争，是甲午战争期间朝野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清政府
的对日战略决策的确定，与甲午战争的最后胜败关系至大。
对此，历来多有论列和
评说。
然前此的研究存在很大不足之处，即一般皆着眼于帝后党争，并视和战之争
与帝后党争为一回事。
其实，甲午和战之争的情况相当复杂，远不是帝后党争所能
涵盖得了的，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甲午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的关系
甲午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是一种什么关系？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一书
中写道：
“中日战争与清政府帝后党争有密切关系。
帝党主战，要在战争中削弱后
党；后党主和，要保存自己的实力。
两党借和战争夺权利，随着军事的惨败，后党
在政争中反取得胜利。
”
（1）照此说法，帝党主战，后党主和，甲午战争不啻一部
帝后党争史。
这一观点长期为学术界所接受，笔者亦曾信之不疑。
但进一步的考察
表明，此论殊难自圆其说，还是需要重新考虑的。
甲午和战之争的发生要早于帝后党争，二者并不是同步的。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
前的一个多月，清政府内部的和战分野已经开始显现出来。
先是在6月中旬，日本
已经派大军进入朝鲜，兵力远在中国之上，占有绝对优势。
于是，便提出各种借口
赖在朝鲜不走，以伺机挑起对中国的战争。
当时，清朝驻外官员看得比较清楚，建
议速调兵力，加强战备。
如驻日公使汪凤藻致电李鸿章，指出日本现在朝“布置若
备大敌”，我“似宜厚集兵力，隐伐其谋”。
李复电不以为然：
“日性浮动，若我
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
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上计。
”
（2）驻朝总理交涉通
商事宜袁世凯与王凤藻同见，亦致电李鸿章，提出：
“似应先调南洋水师迅速严备
，续备陆兵。
”（3）李仍置之不理，声称：
“倭兵分驻汉（城）、仁（川），已占先着
。
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
……我再多调，倭亦必添调，将作
何收场耶？
今但备而不发，续看事势再定。
”（4）汪、袁认为，朝鲜形势一触即发
，日本有备而来，必求一逞，我必须早为战备；李则认为，“拟必战”是为过虑，
以避免“生事”为要，力求保全和局。
此时，和战的分野已经很清楚了。
但这种上
官与下属之间在和战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与帝后党争是完全无涉的。
李鸿章之所以认为和局可保，反对“厚集兵力”，是因为他相信“两国交涉全
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故坚持主张“静守勿动”。
（5）就是说，将弭止
衅端寄希望于外交上的折冲樽俎。
其实，这也是当时枢府内部的主流观点，幻想依
赖列强从中调解，“始则假俄人为箝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
（6）但这样保全和
局，既不加强战备，从军事上争取主动，又不能及时撤军，从政治上争取主动，而
是迁延不决，一相情愿地企盼列强调停，到头来只能是空盼一场。
到7月14日，日
本终于露出狰狞嘴脸，由其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致送总理衙门一份照会，诬称中国
“有意滋事”，并威胁说：
“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
”（7）这
就是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所谓的“第二次绝交书”。
（8）日本政府倒打一耙，预
将挑起战端的责任推给中国，引起了朝野的极大愤慨。
其实，早在日本发出“第二
次绝交书”之前，有些官员已经觉察到日本包藏祸心，主张在军事上早为之备，采
取主动。
如御史张仲炘提出，“惟有速行决战”，以“夺日本骄矜之气”，“今既
饬李鸿章为先发制人之举，仍当别练一军为绸缪之计”。
（9）侍读学士文廷式建议
：
“应请旨饬下北洋，无论旧练新募，速调万人，或由海道以迫汉川，或行陆路以
趋王京，务使力足以敌。
”（10）光绪赞同此见，因有密寄李鸿章上谕称：
“倭人以
重兵胁制朝鲜，虽与商议撤兵，久未就绪，和议恐不足恃，亟应速筹战备，以杜狡
谋。
前经迭谕李鸿章先事预筹，毋致落人后著。
现在事机紧迫，著李鸿章速为筹备
，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进发。
”（11）如今“第二次绝交书”的到来
，自然会促使主战空气趋于高涨。
7月15日，即日本送致“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光绪特颁谕旨，命户部尚
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与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对日方针问题。
光绪特命翁、李参加枢府会议，欲推动主战方针也。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称：
“闻枢府把持，藩篱甚固，翁、李两公……特派会议。
”（12）便透露了此中的消息
。
16日，枢府会议，翁、李皆主张增派部队，先调东三省及旅顺驻军速赴朝鲜，而
庆亲王奕匡力等持观望态度，因此议无所决。
军机大臣以此入奏，光绪十分不满
。
据《翁同龢日记》称：
“是日军机见起，上意一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
”又
谓：
“（光绪）传知翁同龢、李鸿藻，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整顿。
”（13）又于当天
电寄李鸿章一道严旨：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
…
…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
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
军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14）翌日在上书房，翁同龢奏昨日事，光绪谓“添兵仍
准讲解”。
但有一个条件，：
“撤兵可讲，不撤不讲。
”就是说，虽然决定增派兵
力，仍不放弃外交的努力，以争取不战而和的机会，前提是日本同意撤兵。
随后，
光绪又私下告诉翁：
“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
”（15）可知光绪主战是得到了慈禧
的首肯的。
正由于此，在朝廷内部，对和战问题的认识似乎取得了共识。
津海关道
盛宣怀电复湖广总督张之洞称：
“上主战，派翁、李会议，内外尚合拍。
”（16）即
指此也。
两天后，即7月18日，枢府诸臣始复奏会议的结果，一方面称：
“倭以重兵驻
韩，日久未撤，和商迄无成议，不得不速筹战事，此乃一定之法。
”另方面，又讲
了四层意思：
（一）“如倭人果有悔祸之心，情愿就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
圜。
此亦不战而屈人之术也。
”
（二）“刻下各国皆愿调停，而英人尤为著力，……
我若遽行拒绝，恐英将暗助倭人，资以船械，势焰益张。
”（三）“兵端一起，久暂
难定。
中国沿海地势辽阔，乘虚肆扰，防不胜防。
又当经费支绌之时，筹款殊难为
继。
此皆不可不虑者也。
”（四）“现察倭人之意，以整理朝鲜内治、保其土地为主
，只以中国允其商议不甚切实，但催令先行撤兵，是以未能就范。
此时既派大兵前
往与之相持，亦可不必催令撤兵。
”（17）此奏实是中枢内部和战两派妥协的产物，
虽决定采取和商与进兵并行，却是以和商为主，盖与会的多数王大臣尚幻想日本“
有悔祸之心”也。
此奏显然与光绪“撤兵可讲，不撤不讲”的意思相悖，但光绪没
有表示不悦，只谕催李鸿章“速筹战事”（18），其主战之意可知。
当时，许多主战的官员对枢府会议的复奏不满，如给事中余联沅奏称：
“当此
之时，能守而后可以言战，能战而后可以言和。
……计必出于万全，事勿持夫两可
。
”（19）“两可”者，系批评复奏首鼠两端，和战两歧也。
翰林院编修曾广钧更条
陈统筹全局集中全力击败日本方略，提出：
“中国可以乘此机会，一意主战，……
以必灭日本为成算，以一劳永逸为至计，以久大之量运之，虽三年克之不以为缓，
以中国全力赴之，虽竭内地之人民财赋不以为惫，然后大功可收，全局可固。
”
（20）其他坚持主战的官员尚多，毋需一一具引。
与此同时，李鸿章则一直同日本驻
天津领事荒川已次保持秘密接触，还准备派特使赴日，与日相伊藤博文商谈和解办
法。
日本政府也表示不反对李的特使访日。
（21）这是丰岛海战爆发前两三天的事情
。
李派特使赴日就有消弭战端之法吗？
原来其法就是赂日。
据李氏幕下的吴汝纶《
复陈右铭书》称：
“倭事初起，廷议欲决一战，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
相入。
当时倭人索六百万，李相允二百万，后增至三百万，而内意不许。
”（22）可
知李派特使赴日不过是想在赂银的数量上讨价还价而已。
所以，中枢内部和战两派
的暂时妥协，并不表示在清政府内部和战之争已经偃旗息鼓了，而这时的和战之争
也不能说就是帝后党争。
以上情况表明，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个多月内，由于日本在朝鲜屡次挑起事
端，以伺机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因此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主战与和战两种主张的
争论。
光绪是主战的，而慈禧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也作出一种主战的姿态，所以
，将当时的和战之争和帝后党争看成一回事，也是没有根据的。
还应该看到，帝后党争是发生于战争爆发以后。
从此时起，和战之争开始成为
帝后党争的主要斗争形式。
迄于年底，这场斗争终以帝党的屈服而告一段落。
值得
注意的是，虽然如此，但和战之争还在继续，而且随着清政府推行乞和方针和《马
关条约》的签订，这一斗争逐步发展到它的高潮。
所有这些，足以说明，不能说主
战的就是帝党，主和的就是后党，和战之争只是在一定时间内成为帝后两党之间的
斗争形式，将和战之争与帝后党争完全联系在一起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慈禧对和战态度的变化与帝后党争
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的发生和发展，其整个过程都与慈禧对和战态度的变化
大有关系。
必须看到，对于当时的中日力量对比及敌我态势，慈禧并不真正了解，所以对
日本挑起战争的决心也缺乏清醒的估计，甚至有轻视之心。
不仅战前她表示对日本
的挑衅不准示弱，而且战争爆发以后，她仍然对前敌的抗战作出积极支持的态度。
成欢之战后，直隶提督叶志超部败退北撤，自请严处，慈禧则传懿旨“加恩著赏给
该军将士二万两，以示鼓励戎行至意”。
光绪也按慈禧的意思，以叶志超“卒能以
少击众，全师而出，虽有伤亡，功过足以相抵”，其“所请严议之处，著加恩宽免
”。
及叶到达平壤后，慈禧又赏给叶白玉翎管等“以示优异”。
还因叶部“进驻平
壤，各军将士冒暑遄征，备尝艰苦，恐因水土不服，致生疾病，深宫轸念殊殷”，
特发去平安丹40匣“颁给各军将士以示体恤”。
（23）但随着前敌的坏消息不断传来
，慈禧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帝后党争悄然开始了。
从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的发展过程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7月28日到9月16日，是帝后两党初步较量的阶段。
这次较量是围绕着枢臣与疆臣的重要人事去留问题而展开的。
先是7月25日丰岛海战发生，两天后的27日军机处接到消息。
是日，翁同龢记
道：
“樵野（张荫桓）信，言我兵船在牙山口外被击败退。
”（24）这虽是一个坏消息
，但也有令枢府衮衮诸公感到兴奋之处。
因为日本击沉的高升号船是英国船，英国
必不肯善罢甘休。
李鸿章即电总理衙门称：
“高升系怡和商船，租与我用，上挂英
旗，日敢无故击沉，英人必不答应。
”（25）此其一。
与此同时，又据传牙山陆上开
战，“倭兵三千死一千余，我兵伤亡百余，倭兵已往北退”（26），我获大胜。
尽管
后来证明这只是讹传，但当时并无人对此表示怀疑。
此其二。
何况据英国驻华公使
欧格訥（NichoLasR.O′Conor）亲言，英国政府“将合五国（英、德、法、美、俄）
勒令（日本）撤兵”，并称“失此机会可惜”。
连翁同龢也认为欧使“其言确凿可凭
”（27），其他枢府诸臣自然不能不信。
此其三。
基于上述情况，在军机处内部，无
论原先是主和还是主战，皆信心大增，会奏称：
“现据李鸿章电报，倭兵已在牙山
击我兵船，并击沉英船一只，狂悖已极，万难姑容。
且衅自彼开，各国共晓，从此
决战，尤属理直气壮。
”（28）就是说，决定要对日宣战了。
但是，慈禧老谋深算，
虽此时不动声色，却紧抓住最高权力惟恐失去掌控。
自1884年“甲申易枢”，奕訢、翁同龢、李鸿藻等一并罢黜，而易以礼亲王世
铎、孙毓汶等，皆慈禧的阿附者。
首席军机大臣世铎身居高位，尸位素餐，“性耽
安逸，每日入直最晚，散直最早”，遇事“一味模棱，毫无措置”，“从不自出一
谋，但观望徘徊”（29），而“终身无疾言厉色，对内侍尤恭谨”，故宫内左右争誉
其贤。
世铎名为首辅，然懦弱无能，孙毓汶善权术，“遂专魁柄。
夙值南斋，多识
群奄，恒于后前称其能。
”（30）1886年，光绪将届亲政之年，慈禧宣布要归政皇帝
，孙毓汶揣测其意，并非出自本心，遂游说诸王公大臣，亲拟折稿，请求慈禧“训
政”。
翁同龢记其事曰：
“懿旨归政，孙莱山（毓汶）来，以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公
折请训政稿见示。
……遂定议连衔上，亦以示醇邸（奕譞），邸意亦谓然。
”（31）折
既上，慈禧也就顺水推舟，发下懿旨称：
“念自皇帝冲龄嗣统，抚育训诲深衷，十
余年如一日。
即亲政后，亦必随时调护，此责不容卸，此念亦不容释，即著照所请
行。
”（32）这样，名虽“归政”，实则大权仍操在慈禧手中。
孙毓汶以此大获慈禧
赞赏，宠幸日固，加以“素与（李）鸿章相结纳”（33），遂成为帝党的中坚。
但从光
绪命翁同龢、李鸿藻参加枢府会议后，清一色后党的局面被打破。
光绪特别倚重翁
氏，有一次因他卧病数日而不能到班，军机大臣皆到也不令会议，必俟其到会再议
。
（34）而慈禧成竹在胸，也于7月28日命徐用仪在军机大臣上行走（35），以抗衡之
。
徐氏从此追随孙毓汶之后，亦步亦趋，与翁同龢常“论事不合，至动色相争”
（36），成为孙氏的重要帮手。
徐氏之入值军机，可视为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之肇
始。
从此，在枢府内部，帝后两党争执不断。
当时，战争已经打起来，但后党位居
枢臣者却不积极筹划御敌，反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
8月11日，日舰扰袭威海卫港
的消息传来，孙毓汶等人却若无其事。
翁同龢十分气愤，在日记中写道：
“威海告
警，而同僚无忧色。
”（37）又于当晚致书其书门生张謇，告以日舰扑威海事，并感
叹曰：
“泄泄梦梦，又将如何也！
”（38）13日，便有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参奏军
机诸臣，谓：
“方今军机大臣，或庸懦无能，泄沓成习；或日寻盘乐，流连忘反。
……疆臣之贻误如彼，枢臣之尸素如此。
敌氛日近而备御未闻，战垒日多而袖手仍
昔。
未审将来何以待之？
”（39）其语气与翁氏何其相似！
16日，礼部右侍郎志锐更
指名参奏孙毓汶兼及徐用仪：
“方日人肇衅之时，天下皆知李鸿章措置之失，独孙
毓汶悍然不顾，力派众议，迎合北洋。
及皇上命诏下颁，赫然致讨，天下皆闻风思
奋，独孙毓汶泱泱不乐，退有后言，若以皇帝为少年喜事者。
查该大臣于中外情形
，华洋交涉，素不留心，而专愎成性，任意指挥，不顾后患。
……皇上之所是，则
腹非之；皇上之所急，则故缓之。
一切技量，皆潜寄于拟旨时词气轻重之间，小或
授意同俦，大则愤然当笔，阴开阳阖，操纵自由，暗藏机关，互相因应。
秉政十年
，专权自恣，在廷卿贰，无不受其牢笼，各省督抚得其一书，至有相传为‘小圣旨
’之说者。
窃弄威福，劫持上下。
……其专愎罔上之心，人人知之，而无敢言者。
徐用仪起自章京，性情柔滑，事事仰承其意。
……我皇上事事虚己纳言，而该大臣
诪张舞弊。
时事若此，安望转机？
”折中最后提出：
“应将孙毓汶罢斥，退出军机
，朝政必有起色，军事必有转机。
”（40）此折犹如平地雷声，给后党以极大的震撼
。
当天，孙、徐便消极对抗，办奏折不肯动笔。
于是，军机处将志锐折呈于慈禧，
请其裁夺。
慈禧又召见庆亲王奕匡力面商办法，决定交由光绪亲裁。
帝党本想罢孙
，结果反给光绪出了一道难题。
试想：
孙为慈禧所宠信，徐又是慈禧新任命的军机
，光绪怎敢将其罢黜？
只得以志锐原折示孙、徐二人，并“温语慰劳，照旧办事，
仍戒饬改过”。
（41）帝党罢孙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帝党罢孙不成，又策划易李（鸿章）。
中日虽已宣战，但帝党认为李鸿章本无抗
敌决心，张謇致函翁同龢称：
“此次津意亦何尝欲战，迫于上旨，……窃料津之为
和约稿，已在其胸中矣。
”（42）适在此时，湖南巡抚吴大澂自请带兵北上，得到朝
廷允准。
光绪又谕枢臣南北洋添帮办。
于是，总理衙门致函李鸿章称：
“惟当此军
务倥偬之际，事极繁重，若无人相助为理，心力过劳，颇廑宸念。
……如有才略优
长，堪资谋断，为阁下所深知者，似可酌举一人，请旨帮办一切事宜，以资襄助，
于时局较有裨益。
”（43）但总理衙门并未同时寄给南洋告添帮办，故此举表面上是
为李鸿章增加助手，实则嫌其指挥军事不得力也。
对于吴氏带兵北上一事，朝野都
很关注，猜想与北洋帮办有关。
这应该说是不错的。
如张謇致翁同龢函即称：
“湘
抚之请自效，适与令津举帮办之说事会相凑。
”（44）其实，吴氏本人也正有这种想
法。
他在起程北上前奏称：
“臣以忠信励将士，将以伸天讨，而振军威，似可与李
鸿章相辅而行。
”（45）即微露此意。
然此事早在李鸿章意料之中，当即复信反对：
“鸿章职司所在，自当力为其难。
军情瞬息万变，遇事须当机立断，乃能齐一视听
，迅赴戎机。
……若两帅同办一事，则往往意见参差，徒添牵掣，贻误滋多。
”并
特别点出吴氏“平素不甚知兵”。
（46）这样，北洋添帮办之事，既为李鸿章所拒
绝，帝党便打算实行易李的计划。
此后，参奏李鸿章者甚多。
如志锐于8月23日便以李鸿章“衰病侵寻”为由，
奏请“简派重臣至天津视师”。
24日，御史钟德祥抨击李鸿章“至今不肯杀敌，居
心叵测”，“淮军御倭又类瘫痪”，建议朝廷“特旨迅简将帅，以顾要边，以振全
局”。
（47）25日，户部右侍郎长麟则奏请“特简主将督办军务，以一事权而资攻取
。
”（48）其真实意图，是希望恭亲王奕訢出来收拾局面，一则抑制后党，一则剥夺
李鸿章的军权。
（49）但是，军机处先后两次讨论志锐和钟、长的建议，皆以所言非
实，予以驳斥。
26日这天，竟有三位官员同时参奏李鸿章：
一是主事裕绂，认为李
鸿章“年过七旬，非复少年英锐，虽数十年练兵糜饷，始终一‘和’字横亘于胸中
，就使其行阵，亲临指授方略，胜负之数尚在难必”，建议另选主帅，宜“早为之
计”（50）；二是文廷式，奏参李鸿章“侵夺暮气”，“本心都无战志，属僚承其意
旨”，无人肯战；三是给事中余联沅，指斥李鸿章“贻误大局者”有六事，外间传
说“无不以秦桧目之”，“膺此巨任，竟有万不能胜者”，奏请“迅简知兵之大臣
，出统其师”。
而军机处讨论时，再次遭驳。
其驳语有云：
“李鸿章身膺重寄，历
有年所，虽年逾七旬，尚非衰耄；且环顾盈庭，实亦无人代此任者。
所奏无庸置议
。
”（51）帝党在易李问题上又遭到了失败。
在此阶段中，帝党积极主战，想扳倒一心主和的对立面，因发动罢孙和易李，
然皆未成功。
期间，慈禧还站在幕后，结局尚且如此，这预示着随着和战之争的发
展，帝党是绝无成功的可能的。
第二阶段，从9月17日到10月26日，是后党公开推行和议方针与帝党抵制未成
的阶段。
如果说慈禧在前一阶段是站在幕后的话，那么，在这一阶段却急不可待地走到
前台了。
先是在8月13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称：
“俄似有动兵逐倭之意。
”又
引述俄国驻华参赞巴福禄（AleksandrTvanvichPavlov）转述其公使咯西尼
（AruthurP.Cassini）的话说：
“朝鲜之事，俄国有激而起，毫无自利之心。
”
（52）16日，枢府会商李电，翁同龢“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
，勿盼外援而疏本务”。
（53）光绪甚以为是，当天由总理衙门寄李鸿章一电旨：
“
俄有有动兵逐倭之意，此非我所能阻，然亦不可联彼为援，致他日借词要索。
总须
先由我兵攻剿得胜，则俄虽派兵续出，亦落我后。
”（54）尽管光绪采纳翁氏之言，
否决了李氏的联俄主张，但慈禧却同李氏一样，都抱有联俄的幻想。
所以，李电便
成为后来慈禧探询和议的张本。
9月17日，军机处阅昨日电报，知平壤清军溃败，战争形势趋于严峻。
当天，
慈禧单独召见世铎，所谈密而未宣。
20日，又命世铎、奕匡力两人进宫密商。
此
后连日如此。
深宫之事讳莫如深，难知底蕴，但从翁同龢当日所记“连日军情水陆
如此，鸭绿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55）之语看来，所商之事必与时局有关。
果
然，27日，军机大臣在颐年殿东暖阁见起，慈禧与光绪同坐，听完枢臣奏报战况后
，提出派翁同龢往天津问李鸿章一事，因“此不能书廷寄，不能发电旨者也”。
何
事如此机密？
不是别的，而是探询李鸿章能否设法请求俄国“同保朝鲜”。
翁辞不
受命，对曰：
“此事有不可者五，最甚者俄若索偿，将何畀之？
且臣于此始未与闻
，乞别遣”。
慈禧又改变话题说：
“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
汝既不欲传此语
，则径宣旨，责李某何以贻误至此，朝廷不治以罪，此后作何收束，且退衄者淮军
也，李某能置不问乎？
”既改为诘问淮军败状，翁不能不应。
翁既答应赴津，慈禧
又提起求俄相助事，谕曰：
“顷所言作为汝意，从容询之。
”翁答曰：
“此节只有
李某复词，臣为传述，不加论断，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
”翁
违心地衔命赴津。
30日，翁在天津与李鸿章见面，李谓巴福绿曾传俄国公使咯西尼
的话：
“俄廷深恶俄占朝鲜，中国若守十二年所议之约，俄亦不改前意，……若能
发一专使与商，则中俄之交固，必出为讲说。
”翁不无担忧地问：
“俄连而英起，
奈何？
”李斩钉截铁地答云：
“无虑也，必能保俄不占东三省。
”（56）10月4日，
慈禧在仪鸾殿召见，翁同龢详述与李鸿章见面情形，并力言：
“喀（西尼）事恐不足
恃，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
”（57）翁的态度使慈禧大为不悦，但他求和之
意已决，决定甩开帝党来推行和议了。
5日，她便专独召见恭亲王奕訢，而且一天
内连召四次。
重新起用奕訢这一招很厉害，从此她可以内依奕訢，外靠李鸿章，来
推行其求和方针了。
果然，奕訢在被召见的第二天，即10月6日上午，便同奕匡力
秘密约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Hart）。
因此时英使欧格訥不在北京也。
据赫
德致伦敦办事处的电报称：
“此事请保密以避免无谓的意见和不合时宜的阻挠，…
…恭亲王和庆亲王会谈很圆满。
日本为野心所促使，或将要索过多。
中国既系被迫
应战，原难容许任何过奢的要索，但如认为非此不可，仍可提出办法再商量。
”在
这次会见中，奕訢微露中国准备与日本讲和，也可付适当的赔款，但过后觉得仅此
条件未必能够满足日本的要求，又于当天下午派孙毓汶、徐用仪二人亲访赫德。
赫
德记其事道：
“中国政府现在已知道局势的严重，……孙毓汶和徐用仪同我自下午
4点谈到6点钟。
他们两个几乎痛哭流涕，愿意听受任何好的建议，答应以后办这样
办那样。
……孙、徐两位说，政府有责任力撑危局，现在也知道继续作战没有把握
，早日和解是最好的办法，所以他们问我应当怎么样办。
”他从英国的利益考虑，
指出“这是求和的第一步，也是最好的一步”。
（58）
10月9日，赫德接到伦敦来电：
“英国政府已向德、法、美、俄提出，在共同
保证朝鲜独立的基础上，由各国联合调停，并另加赔给战费。
”（59）并告诉已训令
欧格訥只与赫德单独接触。
13日，欧格訥由烟台回到北京，即日到总理衙门，“促
邸（奕訢）会商，以两事要挟：
一以朝鲜为各国保护之国；一日本须偿（给）兵费。
限
明日三（点）钟回复。
”14日，军机处议事，奕訢将欧格訥所言告知，孙毓汶和徐用
仪意气甚盛，认为别无选择，谓：
“不如此，不能保陪都、护山陵。
”对此，翁同
龢和李鸿藻则加以反对，谓：
英使不应要挟催逼，何不称上意不允以折之，俟俄使
到再商。
孙、徐汹汹，坚持不可。
双方争执良久，亦无结果。
是日午初，慈禧召见
枢臣，对英使二条表态，谓第一条“固俯允”，第二条亦“可商”。
翁、李力陈：
“欧使可恶，且所索究竟多少，如不可从，终归于战，宜催各路援兵速进。
”慈禧
曰：
“若多仍不允。
”孙、徐仍言：
“不如是，则沈阳可危也。
”赔款事终于由
慈禧拍板定案。
翁氏当日在日记中写道：
“论款事语极长，然天意已定，似不能回
矣。
”（60）
在此阶段中，慈禧公开走出来推行求和的方针，帝党虽加以反对，甚至进行抵
制，但由于自身的软弱性，难以扭转局面，在和战之争中后党稳居上风。
于是，此
后便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
一方面，前方将士还在与敌人拼死搏战；另方面，后方
朝廷却一心屈辱乞和了。
第三阶段，从1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