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议死刑案件中的辩论 精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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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死刑案件中的辩论

　　论文摘要死刑是重要的社会防卫手段，它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具有不可复还性。

　　当今世界各国对死刑事都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

　　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也都在诉讼程序上采取了有别于其他自由刑案件的特殊保障，以加强死刑判决可靠性和减少对死刑的适用。

　　在死刑的程序控制中，加强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方法之一。

　　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辩护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辩护律师在死刑案件中的有效参与，有助于保障死刑判决的公正性、可靠性，并能有效地推进刑罚制度向轻刑化方向发展。

　　上述旨在提高我国死刑案件辩护质量的若干建议有待纳入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总体规划，以顺应限制和减少死刑适用的世界性潮流在本文中，笔者拟从比较法的角度，对死刑案件中的辩护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完善我国相关制度、提高我国死刑案件中的辩护质量有所裨益。

　　关键词死刑案件,辩护权,律师一、死刑案件中对被告人辩护权保障之概况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1984年5月25日通过的《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5、6条作了以下规定1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2只有在经过法律程序提供确保审判公正的各种可能的保障，至少相当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所载的各项措施，包括任何被怀疑或者被控告犯了可判处死刑罪的人有权在诉讼过程中的每一阶段取得适当法律协助后，才可根据主管法庭的终审执行死刑；3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向较高级的法院上诉，并应采取步骤确保必须提出这种上诉。

　　与联合国文件的规定相一致，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主要提供了以下两方面的特殊保障1、对死刑案件采取指定辩护和强制辩护方式。

　　美国是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在美国的50个州中，有38个州和联邦保留了死型。

　　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条例》第3505条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凡被控告为叛国罪或者其他死罪者，应允许精通法律的辩护人为其进行充分的辩护。

　　审判被告的法庭或者审判被告的某些法官，应立即按其要求为其指定辩护人。

　　《日本刑事诉讼法》把辩护分为必要的国选辩护与任意的国选辩护，审理死刑案件是作为必要的辩护来规定的。

　　该法第289条规定1在审理适用死刑或无期或最高刑期超过三年惩役或监禁的案件时，如果没有辩护人到场不得开庭。

　　2在没有辩护人到场不得开庭的情形下，辩护人不到场时或者没有辩护人时，审判官应依职权提出辩护人。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51条在辩护人必须参加诉讼的标题下，规定了7项必须由辩护人参加的案件，其中第五项规定了被告人被指控实施了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

　　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2、上诉讼、复核权的特别规定。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59条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者第352条规定的人，可以放弃上诉或撤回上诉，第360条之二规定对于处死刑或无期惩役及无期监禁判决的上诉，虽有前二条的规定，仍不得放弃。

　　这一特别限制能使死刑案件必须经过二次审理。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在第二审程序中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争取能够减轻处罚。

　　在美国，对于死刑判决，被告人首先可以进行直接上诉，直接上诉失败后一年之内可以提出进一步的上诉请求；在州法院定罪之后，被告人可以提出任何宪法范围内的申诉并提供任何可以对死刑平反有帮助的证据；如果被告人没能在州法院定罪后的上诉中取得平反，他还可以向联邦法院提出上诉；所有上诉权都使用完以后，被告人还可请求陪审团或州长宽恕他，将其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这些程序是为了确保死刑不被以武断或任意方式施加。

　　我国《刑事诉讼法》设立了专门死刑复核程序，对死刑案件采取二审终审加复核的方式，以进一步在程序上把关。

　　死刑案件中的被告人相对开其他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增加了上诉或复核的保障，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机会。

　　对死刑案件中被告人的辩护权进行特殊保障，对于减少死刑的适用，保障死刑判决的可靠性，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死刑案件中律师辩护的特殊性辩护律师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功能是独特的。

　　律师在所在的刑事案件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然而，由于死刑案件的复杂性和死刑作为刑罚的特殊性，律师在死刑案件中具有不同于在其他刑事案件中的更为重要的责任。

　　首先死刑案件诉讼程序的复杂性决定了律师辩护的特殊性。

　　如在美国，死刑案件的审判在每个阶段都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从陪审团的选择、终结辩论、法官辩论、法官对陪审团的指导到案件的审查比例。

　　因此，死刑案件的辩护一直被称为对美国法律制度来说技术上最困难的诉讼形式。

　　在我国，对于死刑案件，除了适用普通程序之处，还适用专门的死刑复核程序，这就对律师的辩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证明标准方面，对于死刑案件，应当适用最高的证明标准，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在法庭判断控诉方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时，辩护律师的质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定罪方面，它往往决定着对被告人作有罪认定还是无罪处理疑罪从无；在量刑方面，它决定着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死缓还是无期徒刑。

　　从我国的司法实践看，在不少死刑案件中，被告人面临着被判处死刑或者无罪释放两种绝然相反的命运。

　　这就要求辩护律师在收集证据、利用专家的帮助、精通法律和司法实践、充分运用辩护技巧等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其次，死刑判决的严重性决定了律师辩护的特殊性。

　　死刑与其他种类的刑罚相比，有两点不同其一是它的严厉性——涉及到对生命的最终剥夺；其二是它的终结性——错误的裁判无法为负责审查的法院所纠正。

　　在司法实践中，死刑案件中的辩护律师有时可能坚持认为被告人没有犯被指控的罪行或指控不能证实是他所为，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

　　如提出不在犯罪现场、人身证明有误以及可以归入这一范畴的合理怀疑或者承认被告人犯了所控罪行，但指出被告缺乏为所指控罪行负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如出于自卫、精神病患者、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岁、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等。

　　但大多数时候，死刑案件诉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尽管被告人有罪，但是否还应该继续活下去？

因为在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中，往往有大量目击者的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以及其他详尽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犯下了所控一种或多种罪行。

　　死刑案件诉讼中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对生命的审判，辩护律师的作用是为保存生命而辩护。

　　在许多死刑案件中，对生命的审判往往成为审判程序中真正的焦点。

　　这就要求律师进行深入的调查以反驳控诉方提出的加重处罚的证据，提出关于被告人家庭背景、个人经历、精神状态的有关材料，并且常常要利用专家证人的帮助，以完成为生命而辩护的任务。

　　为了对被告人生命的存在价值予以充分说明，辩护律师必须和被告人建立特殊的关系，必须在诉讼过程中进行彻底的调查。

　　在死刑案件中，与被告人建立有效的关系可能是辩护律师最困难的任务，它要求作特殊的努力。

　　被告人往往犯下了可怕的引起社会公愤的罪行，他们经常是反常的，难以接近的；有的被告人明确表示不合作，他们宁愿去死也不愿在监狱中度过余生；还有一些被告人面对国家的强大威力，以敌视的目光对待公众的辱骂和憎恨，对国家剥夺他们的生命的惩罚表示满不在乎。

　　辩护律师应当对被告人作说服工作，使其产生对自己生命的兴趣，促进他们在挽救自己生命的过程中起积极作用。

　　辩护律师有责任调查被告人的过去、教养、青少年时期、与别人的关系、性格构成和创伤的经历、个人的心理及目前的感情。

　　没有这种生活经历的调查，就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减轻被告人罪责的事实。

　　如果辩护律师不理解被告人及其犯罪行为背后的原因，他就不能向法院解释被告人的行为，就不能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辩护，以争取轻于死刑的惩罚。

　　因此，律师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消极答辩，而是要提出有利于减轻被告人罪责的一切事实。

　　再次，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律师往往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

　　因为人们认为他在为那些罪大恶极的社会渣滓说话，人们会怀疑他们的动机，人们会认为他们忠实于委托人的利益甚于忠诚于社会正义；社会舆论会把他们委托人的不良行为和他们联系在一起。

　　他们会被人当作唯恐天下不乱的肖小之徒，是滋事的牛虻。

　　在司法实践中，那些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律师往往面临着触犯众怒的职业风险。

　　相对于普通刑事案件而言，为死刑案件的被告人作辩护的复杂性、重要性以及所面临着的社会压力对于辩护律师的职业素质提出了列高的要求。

　　三、我国死刑案件辩护存在的问题在我国死刑案件的辩护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律师辩护的立法和司法环境问题。

　　从实体法方面看，我国1979年的《刑法》中有28个死刑罪名，而1997年的《刑法》中有68个死刑罪名，这至少从形式上反应了我国的死刑政策从限制到放宽这样一种趋向。

　　《刑法》第48条规定了死刑的适用条件，即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是《刑法》对死刑适用条件的总则性规定。

　　罪行极其严重是一个十分概括的概念。

　　在什么情况下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法官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在我国的刑法分则中，关于死刑的适用条件，也使用了一些极其概括的用语，如情节特别严重、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的损失等等。

　　对这些概念的判断，均在一定程序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

　　根据《刑法》的规定，适用死缓的条件是如果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可以适用死缓。

　　这一规定弹性很大。

　　这种弹性很大的规定在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的同时，也给律师的辩护留下了余地。

　　但是，我国关于死刑的刑事政策使得立法的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向不利于被告人的方向发展的趋向。

　　各地司法机关在死刑适用上存在唯后果论、唯数额论、过于重视民愤等问题。

　　这些问题从客观上制约了律师在死刑案件中辩护功能的发挥。

　　从程序法方面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死刑案件特别增加了有别于普通案件的死刑复核程序，体现出限制死刑适用的立法倾向。

　　目前，死刑复核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大问题，大大抑制了律师辩护功能的发挥。

　　其一，死刑的核准权问题。

　　原《刑事诉讼法》第144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修改的决定》中将上述规定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杀人、强奸、抢却、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这样修改起到了提高办案效率，及时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作用。

　　但一些问题随之而生，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死刑复核程序与二审程序合二为一，法定的死刑复核程序对大多数案件来说实际上已被取消。

　　因为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死刑案件通常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

　　对中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判决不服，被告人上诉或者检察院抗诉至高级人民法院。

　　这样，高级人民法院对于同一个死刑案件，既是二审机关，又是死刑复核机关。

　　为了提高办案效率，高级人民法院在维持一审死刑判决后，不再进行死刑复核，直接以二审程序代替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形同虚设，导致被告人失去行使辩护权的程序保障。

　　其二，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基本上是封闭式程序。

　　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只在法院内部进行，辩护律师难以介入，因而也就无法有效地发挥辩护功能。

　　此外，死刑案件的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审程序中的突袭性裁判、二审程序虚置、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得不到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