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川铸造铜元主要版式的铸造时期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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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四川铸造铜元主要版式的铸造时期研究
清末四川铸造铜元主要版式的铸造时期研究
关于铜元版式铸造时期的研究最早的要属邬德华（A.M.TraceyWoodward）了，在他的著作《中国机制十文铜元》（TheMintedTen-CashCoinsofChina）中，每个省各个版别的排列都是刻意得按照顺序来的。
邬德华对中国铜元版式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对主要版式的铸造时期的研究也成为后人研究的基础。
之后的2002年我在网络上看到了迷中迷先生在邬德华著《中国机制十文铜元》上作的笔记，已经把一些版式的铸造时期精确到年，不过对四川清末铸造铜元却没有标注年代。
本人主要收藏研究四川铜元，通过最近一些年的收藏心得和对清末四川铸造铜元文字图案演变的研究发现，邬德华的排序并不正确，再结合文字资料，各种主要板式的铸造时期基本可以确定，特写这篇文章把自己的经验和心得与热爱四川铜圆的朋友们分享。
清末四川铸造铜元主要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
第二阶段：
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七月
第三阶段：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七月~宣统元年（1909）
第四阶段：
宣统元年（1909）~民国元年（1912）四月
以下将分别介绍各个阶段铜元主要版式的铸造时期：
第一阶段所铸铜元为“四川官局造光绪元宝”，中心设计为满文“宝川”。
按面值有五文、十文、二十文三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广东始铸铜元，清政府遂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下令“著沿江沿海各督抚筹款仿办”。
四川则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才开始议铸铜元，随后四川总督岑春煊奏准在成都设立“四川铜元局”，选址在东门拱背桥街“四川机器银元总局”的空地内。
几经筹措，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才开工铸造，七月才开始添铸当二十文铜元。
这类铜元的龙面只有一个版式，因此也就谈不上主要版式的铸造时期问题了，我们主要研究其正面各版式的铸造时期。
首先从图3看，四川官局当二十铜元采用的是同图1、图2一样的小边花，而图4则设计为大边花，文字的写法也有不同，“元”字区别于前三个图，第三笔尤其长，第四笔则比较短，文字重心靠右，明显是另外一个文字风格。
考虑到官局当二十铜元铸造在7月，接近始铸的6月，可以暂时推测小边花是最先设计并铸造的，大边花的铸造时期要靠后一些。
其次，在四川官局造光绪元宝里，小边花的数量比较稀少，大边花的不但数量多很多，而且采用的模具也非常多，光就珠点数目不同就分86、87、89、90、92、93、94七种。
从这两类版式的种类和数量上看，与铸造初期产量不大，行销便利以后又大量铸造是相符合的。
因此可以确定小边花是最先设计并铸造的。
不过四川官局造光绪元宝仅仅铸造过八个月左右，两类版式在大多的时间里都是同时在铸造，因此也不必过于区分两类的时期！
第二阶段所铸铜元为“四川省造”光绪元宝，中心设计为芙蓉花。
按面值有五文、十文、二十文、三十文四种。
这个阶段铸造的铜元设计精美，版式繁多，历来都最受收藏爱好者的亲睐。
光绪三十年（1904）四川总督锡良加快了铸行铜元的步伐，增建厂房、添置设备，并设立印花、压铜等各厂，继续扩大生产。
当年二月效仿湖北省，把“四川官局造”改版为“四川省造”。
在这之后还有两个大事件的发生对确定各主要版式的铸造时期很有帮助，第一个事件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随着日产量增大，规模也逐渐扩大，铜圆局与机器局分家，另立帐目，成立成都铜元局。
此时四川总督锡良还在筹建重庆铜元局，并购置了英制和德制两套设备，这期间随着成都铜元局的扩大生产，总督锡良也极有可能从这两个国家购置了设备以增大成都铜元局的日产量。
第二个事件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为了节省成本曾铸造黄铜元，后来经户部审议不和定章，于是停铸黄铜元，仍用红铜铸造，当时的日产量是30万枚。
我们先来看图5，这是一枚由“四川官局造”到“四川省造”过度时期的一枚铜元，正面是“四川省造”，而背面采用的是官局五文散英文龙！
我们很容易判别图6的正面和图5的正面的风格是完全一致的，可以断定图6是最早设计铸造的四川省造五文铜元。
图7和图6所配龙面是同一条龙，但是面的设计是不同的，记值“当五”的距离也差别明显。
我们可以推测到当时设计了两种类别的正面。
这两种版式的铜元都极其稀少，可以确定只铸造了很短的一段时间，考虑到模具的寿命，这两类都应该是改版初期所铸造，铸造时间应该在光绪三十年上半年。
我们再来看四川省造十文铜元的版式，从图8可以看出，这种面和图6的正面设计风格非常接近。
中心芙蓉花都是双顶花，左右满文均为低斜满文。
对比两图的文字书法风格也是一致的，在四川省造铜元里变化最多的“元”字上看同为平头“元”，“四”同为凸“四”（上横向上突出，整个笔画的走势是弯曲成弧形的），我们可以断定这个面和图6的正面是一类的，同是最早期设计铸造的！
我们再从图8所搭配的龙面来研究，同样也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我们来看图9和图10的龙面，这两种龙都是搭配图8这个正面的。
我们把这两个龙的设计和图6、图7的龙来做对比，可以发现图9龙尾巴后的云饰设计和五文的龙尾巴后的云饰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如意的形状。
图10这个龙的设计从整体看和五文的龙几乎一模一样。
从这两点上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两种龙是最早期设计铸造的。
考察实物的搭配关系，图8的面和图9、图10的龙是互相搭配在一起的，正好也符合前面的推断结论。
我们再来看图11，这个版式和图8的设计其实非常类似，虽然中花为单顶芙蓉花，但是别的部分则几乎是一样的，从设计的风格看也是一样的，而且这个面也主要搭配图9的龙，也可以肯定是最早期的设计版式之一。
图12是四川十文的名誉品“四川水龙”，这种龙只和图8的面搭配，我们很容易可以确定十文水龙也是最早设计并铸造的版式之一，这点在后面分析二十文和三十文的设计关系的文字中可以得到更好的证明。
总结这部分的研究，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图8、图11这两种正面和图9、图10、图12这几种版式是成都造币厂改版为“四川省造”后十文里最早设计并铸造流通的版式，铸造时间大约在光绪三十年（1904）的上半年。
接下来我们看图13，这个面和图8的面极其类似，惟独不同的地方是“四”字的写法不同，主要区别在第二笔，虽然只是一笔的差别，可是两个字的写法风格则大不同。
图14类似图13的说明，这个面是在图11上演化来的，区别也是“四”字的写法。
我们先再来看图15、图16，这两条龙在设计上和图9有很大的类似，尤其是龙头的设计基本相同，上胡须自然得弯着，下胡须穿过下颚在下面飘着。
在龙头的雕刻上和后面的图23、25、26在风格上是完全不同的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图13、14、15、16都是在最早期的那几个版式上的演变，又大大区别于图20、21和图23、25、26等图，而且从搭配关系上看，这两个版式的面也是主要和这两个版式的龙搭配的！
可以断定它们都是紧接着上一段落所描述的那几个版式的而设计铸造的，在出现时间上虽然不是最早，但是也是相对比较早的，推测大概出现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左右，甚至要更靠前一点，因为这类版式里有些小变异比这里采用的图要更接近早期版式。
另外，这两种面版有不少小变异版式，铸造量也相当可观，而且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开始铸造黄铜元的时候仍有图13的小变异版的出现，可以推测这两大类的面版铸造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图13，应该是一直延续制作并使用这种设计风格的模具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
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四川省造铜元版式的设计雕刻风格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再继续往后看图20、21、22，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这两个面版和前面所看到的面版从设计风格，文字风格上都有极大的不同，已经是设计风格上的本质变化了。
中心的芙蓉花的设计改变很大，图21的那种空心花是后来被大量采用并铸造的。
从书风上看有三个字的写法区别最明显，第一个是“元”字，这两个面都是昂头元，雄浑有力，而前面介绍面版上元字是平头“元”，给人感觉小巧俊秀，这种书风在整个面版设计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个是“宝”字的写法，区别在左足。
第三个字是“当”字的写法特征不同。
这两个字的区别在二十文里体现得更为明显，大家可以看下文再更好的做区别，对比图见图46。
从搭配上看图20在和前面的龙面搭配里只有配图15的龙，而这种搭配是图20的三种搭配里最少见的。
另外图21、22的面版也有同图20非常类似的搭配关系。
我们可以推测图20、21、22这种三面版是在图15的龙版铸造后期才出现的，出现时间大约是在光绪三十一年上半年的时候。
同时这个时候也是成都造币厂日产量增大，规模逐渐扩大，铜圆局与机器局分家成立成都铜元局的时候，而此时四川总督锡良也正在筹划成立重庆铜元局并从英德购买设备。
从这些历史记载上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判断当时成立成都铜元局的时候应该会增添设备、开铸新模，如果这几种面版是此时开铸的新模，正好和我们从设计风格、文字风格和搭配关系推断出的出现时间相吻合。
这几个面的开铸时间应该和我的推断是一致的，都在光绪三十一年的上半年。
新设计的面版有了，那么有新设计的龙吗？
回答是肯定的，我们来看图23、24、25其中图23、25龙身上的火焰均为三叉火焰，龙头和龙身的设计也和原来的大不相同，图24的设计虽然在龙头设计上和原来的还保持一致的风格，但是相比前面的版式龙身突起很多，龙身、鳞片等地方的设计和雕刻手法已经截然不同，图片由于立体感不强可能会影响您的判断，如果能有实物在手上则可以很容易体会到我说的差别。
从搭配上来看，图23、24、25分别是和图20、21、22这三种面版搭配的，不过这个时期这三种面还是主要和原先的图16的龙版搭配的，而原先的面版也偶有搭配图23的龙版，不过数量上要稀少很多。
在随之而来的黄铜元铸造时期里又有新的面版和龙版的出现，而且存在混配。
如图26、27等，这里只列出这两种，另外还有一些别的大版别就先不列出了。
前面提到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为了节省成本曾铸造黄铜元，后来经户部审议不和定章，于是停铸黄铜元，仍用红铜铸造，当时的日产量是30万枚。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入川的交通及其不便利，这一来一回就会有好久的时间，再加上有记载提到四川曾经把剩余黄铜铜料继续用完，另外在从现存黄铜圆的比例来看，推断黄铜元的铸造很可能延续了3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也使在这段时期内使用的模具红铜版式稀少，而想临近的两边时期内的版式则黄铜版式很稀少，比如图26的这种版式红铜就很罕见，而图20和28等板式则黄铜质的至尽未见。
根据以上分析，黄铜元铸造结束已经到了光绪三十一年的后半年，从现有的实物来看之后并没有出现象前一段时期内那么丰富的全新设计的大版式，只有极少数的新版式出现，比如图28，其余的则大都是在图21、22、24等版式基础上做的模具，只有很小的差别。
这类的小版式非常非常多，钱币实物存世量也非常大！
拿图24这种龙版来看，从尾巴后的飘带可以分为空心飘带云和实心飘带云两种，而这两种飘带的龙版如果从从珠圈上看又各自都有96珠~106珠11种不同的版式（实心的有81珠的，比较稀少，是一个大版），而且相同珠圈数目的龙面还有别的地方有差别，可见这类龙版有相当惊人数量的模具使用过。
另外几种版式也类似这种情况。
这也就是在铸造四川省造光绪元宝的最后大半年时间里为什么没有象前一段时期内一样有那么多大版式出现的原因。
下面我们回过头来看图17、18、19，这三个面版是四川光绪十文里过度时期的三种面版，我们先来看图17（这个面的芙蓉花稍微有点复打，而且大多复打，也有不复打的），可以看到这个面的芙蓉化仍然是类似于图8和图13的双顶芙蓉花，只是略有修改，显的更饱满了些。
不过从文字书写风格上来看则是大不一样，尤其是“元”字，和后面的图20、21等图的昂头元的写法是一致的。
还有“宝”字左足的写法也有象后面的图20、21的演变趋势，不过其余文字的写法还是保留先前版式的风格。
图18有和图17类似的特点，“元宝”两字的写法和原先的版式又有更大的不同，同时中心芙蓉花也是个全新的设计，雕刻有凹下去的阴花芯，不过从整体布局来看还是保留原先版式的风格，满文也仍然采用原先的低斜满问。
图19则要比图18更进一步，“元宝”两字的写法已经非常类似图20、21的写法，从书风上看已经开始脱离原先的风格，而和这两个面的书风是一致的了。
另外中心的芙蓉花也是个全新的设计，虽然是单顶花，但是和图14已经截然不同，和图18一样也雕刻有阴花芯。
从雕刻手法上看和图21的手法是一致的。
从搭配关系上看这三种面都主要搭配图16，因此从和推断这三个面版应该大约铸造于光绪三十年年末。
现在我们来分析四川省造20文的版式。
分析之前需要说明的是，四川省造铜元在设计上是成套设计的，十文和二十文相同时期铸造的版式在设计风格上是非常一致的，相同设计风格的版式在铸造时期上也基本吻合。
我们来看图30，我们很容易看出这种面版和图6、图8的设计风格一致，中心芙蓉花都是双顶花，左右满文均为低斜满文。
对比三个图的文字书法风格也是一致的，这个面版可以断定是最早期设计铸造的。
从搭配上看图31的龙版是只和图30这类面版搭配的，另外从设计雕刻风格上也和图9很类似，龙身都比较细和平夷，也可断定是最早期设计铸造的，而且其模具是和图30的是一套设计雕刻的。
再继续看图32，这个图看上去和图30整体文字的位置不同，而且满文也是高满文。
另外我们对比十文的后期版式和二十文后面编号的图44、45、52、53等会发现，从“元宝”、“当”等字的书写风格上是不同的，那这个版式究竟是哪个时期的呢？
是早还是晚呢？
我们回过头来看图7，可以注意到高满文并不是后期铜元的专利，而且在整体的布局、文字风格和中心芙蓉花的设计雕刻上图32和图7是很一致的，而且也是唯一一致的，我们暂且推断这个面也是早期。
我们再来看这个面主要搭配的龙版即图33，这种龙版也搭配图30这种类型的面版，而且还是还搭配了这种面版的两个小版式，而这两个小版式也都只和图31搭配，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图32是早期的面版，看来刚才的推测是正确的。
同时我们也得到图33也是早期的版式之一。
左上的为图30
接下来我们看图34、35、36，这三种面版都是紧接下来设计并铸造生产的，当然前面所介绍的版式也在延续使用中，尤其是图32，搭配过很多之后设计的龙版，自身也有一些小版式，铸造量比较大。
我们先看图34，与图32的面对比这种面版虽然上边“四川省造”四个字距离加大，下边“当二十”三个字距离缩短，但是从文字风格上看是一致的，于后面编号的面版相比则差距甚远。
我们再看图35，这个面版在中心芙蓉花以及字的位置上和图32又有很大区别，不过虽然文字的位置不同但是书风是一致的，而且两个面所搭配的龙也非常一致，应是同一时期的面版。
我们再来看图36，这类面版是在图30的基础上演变来的，主要的区别是满问大小的不同，别的地方则几乎一致，这个是紧接图30之后的面版应该是毋庸质疑的。
这种面的变化虽然小但非常丰富，从存世量上来看也相当丰富，可以判定是铸造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和十文的图13类似，也一直延续铸造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以后。
我们再来看这段时期的龙版，主要两大类见图37、38。
图37因尾巴后的云纹而得名“下飘云龙”，图38和图37类似，只是在雕刻手法上有差别，前者的龙鳞是片状的，而这个面版是圆点状的。
这两类龙版虽然和先前的两种龙版差别比较大，但是从搭配上来看搭配有图32的面版，而且是主要搭配图32、34、35、36的，因此也可确定这两类龙版也是这个时期出现的。
这两类龙版里还分别有一些别的大版式，如图39、40、41，根据其自身设计特点分别叫做“直须龙”、“大尾龙”和“星眉龙”。
这两类面版也类似与图36，存在很多小变化，存量也非常丰富，从实物来看延续铸造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之后。
总结这一段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图34、35、36、37、38这几种板式大概出现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左右，其中个别版式甚至要更靠前一点。
接下来要介绍的版式在设计风格、书法风格和雕刻风格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先来看图44、45，正如同前面介绍的同一时期的十文的版式，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这两个面版和前面所看到的面版从设计风格，文字写法上都有极大的不同，已经是设计风格上的本质变化了。
中心的芙蓉花的设计改变很大，图45的那种空心花是后来被大量采用并铸造的。
从书风上看有三个字的写法区别最明显，第一个是“元”字，这两个面都是昂头元，雄浑有力，而前面介绍面版上元字是平头元，给人感觉小巧俊秀，这两种书风在整个面版设计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前面说到过“当”“宝”二字区别在二十文里体现得更为明显，不论从整体还是局部看都区别明显。
我把两种字体作图在一起，结合十文一起看，见下图46。
“宝”字的区别主要在左足的写法，“当”字在整体书风上更是很大的不同。
另外在同一时期还出现了很多别的面版，风格和图44、45是一致的，请看图47、48。
同时也有图36在此时期的变异品种，如图49。
和前面十文的推断一样，这些新型的面版的开铸时间应该也都在光绪三十一年的上半年。
在同一时期四川也设计铸造了和十文类似的龙版，请看图50，这条龙身上的火焰和图23一样，都是三叉火焰（俗称山字龙），应该是同一个时期出现的。
从实物搭配关系上来看，图50只和图45搭配，而且图44和台湾郑人杰先生收藏的“山字龙”样币的面版非常类似，因此可以确定图50的铸造时间和图44、45，以及十文的土23是同一时期铸造的。
再看图51，这类龙从龙头，龙身的设计上看是全新种类的，不过还是可以找到它的近亲，那就是三叉火焰龙（山字龙），对照图50我们可以看到，龙头虽然有差异，但是龙胡须的设计雕刻上却是完全的一致，都短小而且有好几个弯折，从龙身上的云纹雕刻来看也都是大团云，而且旋纹的设计和雕刻也是一个类型的。
这种龙版有很多个小变异，而且珠圈数目也有变化，是后来大量使用的一类龙版。
从实物搭配规律来看应该最早出现在接近光绪三十一年年中的时期。
在后期二十文的面版相对十文有更多的大变化，请看图52、53，这两类面版从中花来看和图44、45是一样的，从搭配的龙版来看只搭配图51的龙，至今只发现红铜版，而且就实物来看存世两非常大，而且小的变化也很多，应该是在黄铜元铸造结束以后大量铸造的，最早设计使用时间推断应该在黄铜元铸造结束以后。
下面我们回过头来看图42、43。
图42是在图36基础上的制作的版式，基本还是原先的风格，不过从“元”“四”等字上看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图43中心花仍然还是接近早期的大实心花，不过从整体布局上看“光绪元宝”四字和后期的面版类似，都比较大而且更靠近中花。
从实物搭配上来看这两类面均只搭配图37这类的龙版，而未搭配后期龙版。
综合从风格演变和搭配关系来看我推断这两类面类似十文里的图17、18、19，为过度时期的面版，大约铸造于光绪三十年年末。
现在我们来分析当三十的铸造时期。
在《四川铜元研究》里曾经总结了前人的分析。
一种说法是成都钱商谭子筠在其所著《论铜铁古钱秘谭》中说是光绪十六年初铸；一种是台湾学者徐祖钦在其所著《中国钱币目录》中说是光绪二十三年所铸；一种是《泉币》杂志里说是湖北代铸。
不过四川光绪二十九年还在铸造“四川官局”铜元，直到光绪三十年年初才仿造湖北改铸“四川省造”铜元，因此前两种说法可以断定都是不合理。
《四川铜元研究》里经过分析认为是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以后铸造，依据是此时四川开始铸造黄铜元。
不过当三十属样币，有黄铜试铸币也很正常，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定论。
这里提供了三枚当三十的图片，见图54、55、56。
我们来看图54的面，对比图5、6、8、30我们很容易看出中心芙蓉花以及文字风格都很类似，尤其是“四”“元”二字更是写法一致。
另外背后独特的水龙设计也和图12一模一样。
我们再来看图55，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枚钱币龙面的火焰非常大，而且周围的英文窄且长，这种写法的英文只有二十文里的大火焰龙和其一样，即图33。
而且我们知道图33也主要搭配图30这种早期面版。
我们再来看图55、56和图7的面版，可以看出这两个面在版式设计以及文风上非常接近，再与图32对比，可以看出除了“四”字的写法外整体面版设计和文字风格都很类似。
总结刚才的观察对比发现，从龙面来看三十文水龙在十文里有同样的品种，见图12；三十文大火焰飞龙则在二十文里有同类设计的品种，见图33；从正面来看低斜满文在五文、十文和二十文里都有同类设计的品种，见图5、6、8、30；高满文在五文、二十文里也有类似品种，见图7、32。
再考虑到四川省造铜元的模具基本都是成套设计铸造的，可以推断出当三十铜元也和这些相关的品种铸造于同一时期，即光绪三十年（1904）的上半年。
具体是刚开始试铸“省造”铜元时就已经铸造并送清政府审查还是在开工铸造“省造”铜元没多久后才铸此当三十样品送交朝廷审查呢？
在没有文字资料的情况下很难作出判断。
考虑到图35拥有和高满文当三十同样的芙蓉花，而图35是紧接最早期版式的一个面版，我推测很可能是开铸“省造”铜元不久后才铸此当三十样品送交朝廷进行审查的，后因不符合户部的规定没有继续铸造。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二十二日，户部颁布《整顿圜法章程》，全国统一由户部颁定祖模，各省铸造“大清铜币”。
四川则是次年年中才开始改铸“大清铜币”，按面值分有二文、五文、十文和二十文四种。
二文和五文铸量很少，都采用的是部颁祖模铸造，都属改版后最早期铸币，这里就不列图说明了。
十文和二十文则是仿造部颁祖模自行刻模铸造。
10文的仿部颁龙如图60，从龙头，云纹以及英文的雕刻上都和部颁龙一模一样，只是水波稍大一些。
仿部颁面如图61，部颁面的特点整体设计和文字比较秀气，小巧，中心原盘比较小，在这方面图61的面版是最接近部颁面的，而且从搭配上来看只有这种面搭配图60的仿部颁龙，可以确定图60、61是最早设计铸造的。
同样在二十文里也有这样的仿部颁面和龙，如图62、63，也是最早设计铸造的，推断理由和十文的一样，就不再赘述了。
我们来看图64，这种十文版式的龙是个全新的设计，俗称“小鼻龙”，从搭配上来看主要搭配图61的仿部颁面，而且存量也不小，并且有演变出很多版式，可以断定开铸时期也很早，甚至很有可能是和仿部颁同时开铸的，并且曾长期铸造。
我们再来看图64的龙另外搭配的一个面，见图65，这种面版比图61的中心圆盘要大，相对于图61的小川俗称大川面，从实物来看也大量搭配图64，此面的开铸时间应该是要比部颁式晚一些时候。
在同一时期的二十文里也有新版式龙的出现，如图66，从龙身的设计雕刻来看比较接近图62，尤其是龙头更类似，而且在搭配上也类似小鼻龙，有大川面（图67）和小川面两种。
推测应该是和小鼻龙一，是最早期设计铸造的。
图67类似于图65，在此也不赘述了。
接下来是十文丙午类面版里相对靠后出现的一个版式，见图68，此面和图65的差别主要是“大”字的第三笔很短，俗称“短捺大”或“短脚大”，从实物搭配上来看，在丙午混配宣统龙里，面版均是这类的“短捺大”，而且也极少配图64，因此推测此版出现时间要晚一些。
在丙午类龙版里十文铸量最大的是图69，二十文里则有两大类别，区别主要在右上龙腿的雕刻上，如图70、71。
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也曾铸造“戊申川一文”，背后龙图不是原来部颁龙，而是和戊申“直”、“鄂”“总”等一文的龙图一样。
考虑到清政府在光绪三十四年下令各省搭铸三成一文铜币，此龙应当是户部新颁定的一种部颁龙。
四川丙午类大清铜币一直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七月铸造至宣统元年（1909）。
因为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清政府将“户部”改为“度支部”，“四川户部造币分厂”也改名为“度支部造币蜀厂”，当宣统元年开始改铸“己酉”大清铜币时，将币面的“户部”改为“度支部”，上面满文也改为“宣统年造”。
不过改铸初期曾铸造过错满文的“己酉”大清铜币，满文仍然雕刻为“光绪年造”如图72、73。
因此可确定这两类面最早出现在宣统元年改版之初。
另外川宣统10文里最大的版式“九尾龙”（图74）也只见配图72，因此推测也应该是在改铸初期所铸。
之后便将满文改为正确写法—“宣统年造”，如图75、76。
宣统大清铜币和丙午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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