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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学的科学性初稿

论历史学的科学性

作者：

赵象察09历史学

学号：

0816207

历史学的科学性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

它应该正式诞生于人类科学体系初步确立的十八世纪。

但可以断定这个问题的困扰自从人类历史意识与科学意识的诞生之日起就已存在，一直到如今的二十一世纪。

随着人类思维方式的不断改变、科学理论的不断进步、人类视野的不断拓展，无数伟大或平凡的学者都为这个命题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笔者作为一个有志于从事历史研究的学生，也希望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将从宏观的思维体系和具体学科案例的分析两个方面，来论证本人对历史学科学性的看法，及其相关影响。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阅历有限。

文中难免出现荒悖之处，还请资深专业学者、老师的斧正。

望不吝赐教，使我继续进步。

何谓历史？

何谓科学？

现代历史学的概念源自西方。

在希腊语中历史与历史学为同一个单词Ιστορία（对应的拉丁字母为Istoria），在现代英语中演变为History。

根据第四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History第一义项即指“历史学”——对过去事件的研究；第二义项是“历史”——过去的事件，尤指从整体意义上来认识的过去事件；第三义项实际上是从第一义项中引申出来的——对过去事件的系统叙述。

可见，“历史学”和“历史”是其本义。

在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定义或解说中，history具体所指为何，一般应视具体的文本语境而定。

可以综合以上几种解释，把历史学定义为——以叙述为最终表现手段，对过去事件的系统研究。

而本人认为历史这个概念应该得到适度提升。

把整个人类的思维体系比喻为一个三维的模型，时间、空间、逻辑构成这个体系的三个维度，历史就是这个时间的维度。

历史学不是时间的秘书，而就是人类所认知的时间本身。

所以历史是一个相当宽广的概念，历史学科的内容也是相当丰富的。

在时间维度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应该与历史学存在交集。

不论艺术、科学、还是整个人类思维体系，历史学都应该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研究。

因此历史学的科学性这个问题，不是两种不同学科的交互研究，而是应该将二者作为一个大的学科的两个相互融合又不相同的部分进行探讨。

本文也就是以此为思维结构而行文的。

而西方科学意识的形成，可以追溯的古希腊时代。

作为哲学分支形式出现的自然科学，最早由伟大的学者亚里士多德进行了系统研究。

但他的研究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性认识有很大差别。

直到西欧文艺复兴后期科学意识才再次复兴，此时深入现代人类意识中的科学与科学性的概念才真正诞生。

这个时代的伽利略、弗兰西斯·培根等人完善了归纳法的研究思路，为近代科学奠定了实证主义的基础；笛卡尔，莱布尼茨等人对西方近代哲学确立了基本思维结构框架和逻辑规律。

这些重要的理论成果对科学所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即对科学性的传统认识很大程度上局限在独断论、规律性的科学上。

就是用一组相对简单的数学模型就能完整描述该学科的一切现象，不以个体为对象。

强调人类理性的客观性及其与物质实体世界的统一。

进入十八世纪中期，也就是所谓的启蒙时代。

随着第二次数学危机的解决，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等自然科学的革命性进步。

极大增强了人类对传统意义上独断论科学的信仰，人类认为自己已经处于完全认知世界的前夜。

这对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和怀疑论哲学产生了极大冲击。

而这些流传许久的凝聚先贤智慧的学派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而是对这次挑战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也引发了对科学性的怀疑与反思。

对科学性的系统认知与怀疑就已经产生。

于是此时有别于欧陆传统理性主义的经验主义哲学在不列颠诸岛发轫。

这些学派的代表人物，比如休谟、贝克莱、洛克等，他们的思想不仅为不久后波澜起伏的欧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奠定了思想基础，其深远影响波及当时人类的整个思维体系，一直延续至今日。

经验主义哲学强调用人类的基本感知来认识世界，质疑甚至否认物质实体。

否认规律的客观实在性。

对此经验主义哲学在二十世纪的重要继承者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举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一个饲养员总是在早上9点的时候喂火鸡，于是这只火鸡根据自己的理性得出结论，每天早上9点是进食时间。

但有一天早上9点，饲养员却把火鸡宰杀食用了。

”

“人类基于自己有限的观察和所谓理性得出的规律，其实不必这只火鸡高明到哪儿去。

即使你看到了一万遍清晨的日出，也不能得出结论，明天太阳还会升起。

”

但由于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难以被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所体察，而且诞生于独断论科学体系高速发展的18世纪。

虽然在当时引起了一定反响，最终未能也不会成为（有悖于怀疑论的思想基础）人类学科指导思想。

但科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已经在不断的超越传统的独断论规律系统考察整个研究对象的局限。

尽管这种改变还停留在理论内部，没有系统运用到对整个思维体系的反思。

这引起了经验主义哲学在二十世纪的复兴，并对整个人类思维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进入二十世纪，人类迎来了伟大物理学革命性成就——量子论。

量子论的重要思维突破就是强调了微观粒子运动变化具有一定不可预知性。

但在由大量微观粒子个体运动所构成的宏观尺度上，运动由于统计学的原因而显示了高度的规律性。

量子论基本原理之一——不确定原理（微观粒子的运动速度与空间位置、所占空间体积与所拥有能量各为一对相对变量，二者不可同时准确获知），更是通过传统实证主义科学的方法，验证了经验主义怀疑论的观点。

这一改变不只是对物理学理论的重大改变，也极大影响了人类的整个思维体系。

这表明科学的发展也在改变传统的独断论局限，开始区分个体与整体的不同。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传统界限正在渐渐模糊。

黑格尔曾说：

“一个国家、民族、团体的发展历程与一个社会个体的发展是相同的。

”人类社会整体就像处于化学平衡中的一个反应系统。

其中的各种粒子处于不断的无序运动之中。

而整体结构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

当原有平衡崩溃时，总会产生不同能量等级的新平衡。

系统的局部动态可不可确知性，由于观察者的视野限制而被无限放大，掩盖了其宏观尺度上的相对确知性和结构相对静态。

而由于传统的独断论科学思维，动态与静态，可知与不可知二者经常被作为对立的对象而加以研究。

对于历史学科学性的思辨一直未能得出结论。

鄙人希望能有别于传统的思维方式，结合具体事例，对历史学的科学性进行自己的论证。

历史学研究中，似乎是有众多的突发事件，与个人的意志来主导了历史的进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看似与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理论差异很大。

就单个的个体而言，偶然性的事件很多。

但作为大量个体的集合，其发展的倾向性还是有规律可循的。

由有意识的人类所组成的社会总体行为，与无意识的粒子行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人类的所谓意志自由在大的宏观环境下就相当于微观粒子运动的不确定性。

比如人类对利益的无尽追求就如同物理学中粒子的低能倾向性。

用更少的成本，获得更多利益，减少个体的劳动与能量消耗。

就像微观粒子在低能量条件下保持稳定，不易分解。

而那些少数不为名利所动，坚持某种气节、信仰的人，常常会有悲剧性的结局。

而他们的牺牲并没有真正实现他们改变社会的理想。

这些个体就像热力学系统中的少数高能粒子，他们是系统的不稳定因素，但不影响系统的动态空间结构和能量正态分布结构。

同时由于他们的能量过高，经常在运动中发生碰撞，造成自身的解体。

专制高压的政权维持了社会的高度的纪律性，但是会增长被统治人群的不满情绪。

这就如同热力学中的熵增大原理——一个不从外界获取能量的封闭系统混乱度总是不断增加，而要使系统的分子动能减小、运动保持一定规律性，则需要获取能量，使分子动能转化为内能。

为什么有些民族的民主或专制传统会如此根深蒂固？

这种社会形态惯性也可以成为民族性格。

民族性格是整个民族经济、社会形态的最直观也是最终极体现。

这些物质基础是民族社会形态惯性的决定性因素。

而经济生产方式很大程度上是被地理环境决定的。

比如专制制度基本产生于相对静态生产方式（如农耕、渔猎）的民族，或者地理上远离其他文明区（如大陆腹地、盆地、被山地环绕的平原），地理上的屏障使得这些民族在一个较小区域内极易达到经济上的稳定平衡状态，从而诞生了为维持静态社会而存在的高度集权与等级森严的专制制度。

而如果地理环境是广袤而相对缺少变化的（如欧亚大草原），或者对外部开放的（漫长曲折的海岸线），这个系统永远存在于系统外的能量（经济）交流，无法达到静态。

永远只能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社会的每个个体难以完全在某种静态制度的控制之下，都会产生强烈的自我意识。

而这正是民主制度的思想根基。

为什么靠近大陆的岛国民族亲缘意识较弱，而民族意识、团队协作意识很强？

（英国、日本）因为这种地理位置的岛国经常会遇到大规模渡海而来的大陆移民。

由于移民以船只为单位，且登陆地点不确定，原有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结构被打散。

在渡海的危险而漫长的旅途中，每个移民都必须依靠与同船的陌生人通力协作才能生存下来。

在移民之后，与当地土著居民的冲突在所难免，而岛国又缺乏撤退的防御纵深，所以必须弱化家族观念，强化民族意识，才能加强力量，在新的环境生存下来。

从以上几个实例分析可以看出，不仅可以用与自然科学如此相似的理论来研究历史事件和规律性现象。

即使是为历史而产生的理论也具有如此高度的科学性。

这种科学性是超越了原有独断论思维方式的。

是更加具体细致，更加能代表人类思维进步的科学性。

历史学的科学性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又会产生哪些深远影响呢？

以及在学术界对历史学全面的认知程度又有多少呢？

历史学科学性一个很重要的具体体现就是考古实证与文献研究的关系。

历史研究如同破案，在研究前不应该对研究对象有任何感情上的倾向，也不该抱有片面的经验。

在研究过程中，考古发现如同实物证据，而文献记录如同口供。

口供是证据之王，交代了整个案件的经过，把实物证据串联起来，构成证据链。

但文献记载与口供一样，是完全主观创作出来的。

即使其反映的是客观事实，也会带有一定的感情倾向，并且阅读者也会带有一定主观因素来理解文字内容。

口供在逻辑上再完美，也不能单凭口供定案。

在实物证据和口供发生冲突时，应该以实物证据来验证口供的真伪而不是相反。

在历史研究中，也应该抱有相同的严谨、理性态度。

以考古发现为研究主体，用文献串联考古实证，构成证据链，最后得出结论。

而中国史学似乎自古以来就犯有有悖于科学性的方向性错误——重文献而轻考古实证。

无论在教学还是研究机构中，考古从业人员的待遇和地位都难以达到文献研究人员的水品，其工作的受重视程度也较低。

在近现代包括当代的诸多历史研究作品中，考古发现也常常仅作为不重要的证据对一些细节问题加以修正。

可能是由于中国古代文献系统十分完备，逻辑漏洞较少而让人形成了具有严谨科学性的错觉。

然而科学性不代表真实性。

中国古代的史料多为官方记录，个人的史学作品除了少数作品以外均难以构成系统，难以构成另外一个证据链来进行佐证。

个人所能获取的信息有限，此类作品极少有大手笔的宏观视野，多以零星的事件构架起来。

这些因素其实极大限制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进展。

可以试想一下，若干年后的历史学家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

如果仅仅以宪法等官方系统文献做研究依据，是否会得出我们这个时代工人农民社会地位最高的可笑结果？

如果要获得真实的信息，应该考证工人农民居住区的遗址规模和结构，工作场所遗址的环境与条件，以及关于他们消费品的结构等实证。

以及真实的银行存款记录，投资记录，奢侈品消费记录，反映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文学作品等非官方文献。

再结合与当时其他相关文明的实物证据与文献记载，再运用经济学、政治理论学、群众行为学等理论进行逻辑推理。

综合后最终得出相对可靠而合理的结论。

比如中国史学界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主要依靠文献研究而进行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其成果长期无法得到国际上的完全认可，其症结正在与此。

中国古代史中的夏商周（西周）三代，都是早已深入中国人心中的中华文明起源的象征，而国际史学界只承认中华文明起源从商代开始。

就是因为年代上属于传说中夏代的考古发现太零散，不构成完整系统。

无法证明构成国家政权的条件——拥有相对固定的疆域和人口，拥有能实行有效统治的政府管理机构。

虽然拥有诸多史籍的详细记载，但这种有悖科学性的史学研究方法终究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认识到历史学的科学性也是对所有历史从业者和爱好者的巨大挑战与鞭策。

历史学是人类理论系统的时间坐标，与各个学科都存在着交集。

这要求历史从业者一定要摒弃学科之间的隔阂与成见，尽可能多的掌握各方面理论知识，站在人类整个思维体系的高度来看待历史问题。

同时也要走出自己所依恋的封闭小环境，深入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熟悉各种社会运行制度，以今推古，作为参考。

尤其是要体察并接受人性的复杂性与规律性，突破自己的原有的心理藩篱。

才能不被他人的感情倾向所误导，也不被自己的感情所左右，得出真正具有科学性的历史研究成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