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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古代绘画艺术简论
岭南古代绘画艺术简论
摘要 通过对南越国相关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以及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练合分析,试图勾勒出古代岭南绘画艺术的主要特点及文化特征。
关键词 古代岭南 绘画 艺术
绘画艺术是人类最早的艺术门类之一,欧州旧石器时代的岩洞壁画以及发现于世界各地的史前岩画都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绘画艺术从早期的彩陶到汉代墓室壁画也遵循着自己的规律逐渐地发展成熟。
岭南南越国时期的绘画艺术也是在继承和发扬前代绘画艺术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南越国绘画艺术主要包括三部分,其一为壁画,其二为帛画,其三为器物装饰彩绘。
壁画,是指用色彩和纹样装饰建筑壁面的艺术形式。
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现在考古资料显示,我国辽宁牛河梁新石器时代距今5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女神庙中出土了壁画残片。
应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壁画。
《1979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中所提到的建筑遗迹墙皮上所绘对称几何图案应为商代壁画残迹。
陕西扶风杨家堡西周墓发现白色二方连续菱格纹和宽带纹均系壁画残迹。
河南洛阳西郊一号战国墓墓壁发现的由黑、白、红、黄四种颜色构成的宽带和细线纹,也是壁画残遗。
秦咸阳宫遗址中发现大批壁画。
内容有人物、动物、植物、建筑、神怪和边饰等,色彩有红、黑、白、朱、紫红、石黄、石青、石绿等,为我们了解秦代壁画提供了重要线索。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汉代墓的较多发现,也出现了一批相关的学术专著,使我们对汉代壁画艺术有较新和较全面的认识。
南越国壁画遗存仅有广州南越王墓一处。
该壁画位于南越王墓前室四壁。
室顶及南北两道石门之上,所存画面整体内容较为简单,仅为朱墨两色彩绘云气纹。
朱色图案因年久浸水而模糊难辨,现存图案以黑色主,云气纹造型结构既有规律又有变化。
从现存壁画整体来看,疏密得当,用笔流畅,自如。
可以看出工匠具有较为熟练的绘画技巧。
从云气纹的造型结构来看,与同墓出土的楚式铜镜上的云龙纹的造型结构艺术风格较为相似,笔者以为,该壁画在题材内容,艺术表现手法应为楚文化影响因素。
李公明先生对比秦成阳宫一号宫殿遗址的壁画残迹后认为。
这种仅以几何图案作为壁画唯一题材,并且以黑色为主色的方式,是南越国在艺术上对于秦国传统的继承,是艺术上的“汉承秦制”。
但笔者认为,由于南越国王赵佗的秦吏身份,以及士兵中较多秦兵,秦文化对南越国的影响不容置疑,但从其地理位置以及同期墓出土的遗物来看,楚文化的影响应更为广泛。
对比墓室壁画纹样和同墓出土E121铜镜及湖南长沙国846号墓出土“云雷纹地菱形三龙纹铜镜”,上之龙纹的整体造型结构及艺术风格,以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墓主尸体上覆盖的泥金彩绘黄纱丝锦袍纹样极为相似,而此种纹样在北方未见。
所以,从以上资料来看,笔者认为该墓壁画受楚文化影响因素较大。
该室现同出土两套石砚,砚台与砚石均以灰黑色的河卵石制成。
砚台研磨面光平如镜。
且砚上留有泛红的墨迹,和壁画中颜色相同,应为绘制壁画后遗留下来的工具。
该墓西耳室又出土四千余颗墨丸,重800多克,墨九色泽与石砚上墨迹相近,可能为绘制壁画之颜料。
帛画,汉代将丝织品统称为帛或缯。
以帛为地,在其上做画,即为帛画。
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战国至汉代出土的帛画较多且大多出于楚地,其较具代表性的为,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岭南所见帛画仅见于南越王墓中,由于墓葬保存环境不好,仅见小块残片,可以分辨出其为红、黑、白三色绘制的花瓣纹、直线纹。
据学者研究:
汉代帛画中的黑色为黑漆。
黑漆的稀释刘和其它颜料的调和剂为植物油。
由于油漆在帛上很容易渗透漶漫,画工于是在丝织品表面先涂一层白色腻子,以便固定颜料,所以帛画也可命名“帛画油漆彩画”。
仔细观察南越王墓帛画,虽然已无法从绘画内容其艺术风格上了解其艺艺渊源,但其制作方法“以白粉在绢面上打一层‘腻子’。
然后用红、黑两种颜色绘制”。
与战国楚墓发现帛画相近,可以推断其艺术源流应与楚帛画艺术有一定的关系。
南越国绘画艺术的另一种形式是器物装饰绘画,其装饰对象主要包括:
漆木器、陶器、铜器、象牙器四类。
漆木器与陶器的装饰绘画拙文已论,此不赘述,本文仪对铜器与象牙器装饰绘画作一简要论述。
在铜器上绘画,大约在东周时已出现,从现在考古资料来看,河南浙川楚墓中发现之填漆铜鼎。
应为最早之实证。
有学者推侧可能是楚人的发明。
以现在资料来看,南越国出土漆绘铜器主要有南越王墓出土的彩绘铜镜(C145―73),罗泊湾汉墓M1出土的漆绘铜盘(M1:
15)和提梁漆绘竹节形铜筒(M1:
42)。
综观此三件彩绘铜器,均有楚式器之特点。
据学者研究,南越国有为发达的青铜器铸造业,此三件漆铜器应为本地铸造。
但从其绘画风格具有较浓的楚地风格,画风笔意明显继承了楚国漆器绘画的传统,铜镜上的人物形象及绘画风格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帛画较为相似。
铜盘上的绘饰整体构图及画面因素安排模式与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漆奁盖圈上所绘《东马人物出行图》殴为相似。
提梁漆绘竹节形铜筒纹饰较为复杂。
其上的动物、植物、人物形象也与楚地漆器上纹饰较为相近,且用笔娴熟,流畅,造型生动,自然,应为较为成熟的彩绘装饰表现形式。
笔者认为,这种楚地绘画艺术在南越国出现,原因可能有二,其一。
为楚地此类器物传至南越,而南越国工匠模仿;其二,为楚地绘画技术或工匠流动至南越国而产生。
从绘画技巧上看,此三器绘画构图,造型,用笔等方面均表现出高超的技巧,仅不象南越国工匠模仿而成,应为熟练的绘画工匠所作。
所以原因一不成立。
而通过前文的分析,以及对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研究,秦平岭南时,数十万大军和戍边的罪人以及其它形式的移民,输入岭南,其中杂有楚地漆工的可能性也未尝不可。
所以该类器为楚地绘画技术或工匠流动至南越国而产生的。
也代表了南越国的铜器铸造和绘画水平,体现了南越国绘画艺术中的楚文化因素。
据学者研究。
楚国的漆器绘画技术有较强的保密性,一是世袭的画工家族的技术保密,二是国家对画工家族的控制和垄断。
说明其技术的珍贵。
而在与之有五岭之隔的南越国竟有如此精美的器物,可见,当时岭南与岭北民间的交流要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为广泛和深入。
绘画是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书法亦然。
据研究岭南越人没有创造自己的文字。
而是直接接受了汉字。
从考古资料上看,先秦岭南,汉文字已有在岭南出现,但开始应用,应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经过南越国的推广及普及,汉字逐渐成为南越国官方文字并在国内普遍流行。
南越国时期的书法艺术主要表现在篆刻和墨书两方面。
篆刻,是南越国艺术中体现汉文化的重要因素。
南越国的篆刻艺术主要表现在玺印、封泥、陶器戳印、铭刻4种形式。
其中以玺印最具特色。
玺印即印章,上刻印文。
古称“”或。
后作“玺”。
亦称“图章”。
约起源于春秋末,当时的官印、私印均称“玺”。
《左传》、《周礼》中出土过“玺书”或“玺节”。
汉代及以前、玺的用途主要是封发物件和筒牍,在封泥上打出印文,以防私拆。
并作信验。
春秋战国玺印可分为:
官印、私印、吉语或单字印、巴蜀文字印、肖形印、烙印、陶坯记号印。
到了秦汉时期,玺印类别几无变化,而用印制度逐渐规范化,主要表现在官印的使用之上,根据官阶的不同其印称谓、材质、钮形都有所不同。
秦印的主要特点是印文之间和四边常有栏格,而汉印较少。
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广州汉墓、南越王墓、罗泊湾汉墓等南越国墓葬中都有部分出土,其中以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发现最多且最丰富。
南越国出土玺印,具有较强的艺术特点。
主要表现在一下几点:
其一,材质多种多样,金、铜、玉、象牙等。
其中仅南越王墓就出土3枚金印,是其它地区所少见:
其二。
印文结构灵活多变。
既有沿袭泰印的界格边框式,也有较为自由的参差错落式。
如南越王墓出土“泰子”龟钮金印为格界边框式和“泰子”覆斗钮玉印为无格界式。
可见其并无统一格式_其三。
印钮造型丰富多彩。
汉朝印制对印钮有较为完善的使用规定,而从南越国出土的印玺来看,其与中原不同,应属自己用印制度。
这一点也体现了南越国较为特殊的政治地位:
其四,南越国出土的印玺大都应为本地制作。
展示出成熟的铸造和篆刻技术。
以“文帝行玺”龙钮为例,该印是汉代唯一的一枚龙钮金印,铸部铸造精美,龙的造型生动,富有生气。
印文布白谐调,凿刻工整,笔划刚健有力,结体庄重、雄强,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是汉印中的精品。
封泥具有南越国篆刻艺术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中国古代封缄简牍并加盖印章的泥块。
也称“封泥”、“艺泥”。
春秋末出出了玺印,封泥也随之产生。
主要盛行于秦、汉、魏、晋至唐以后消失。
其使用方法是在封缄公文或书信时。
在简外再加一检(刻有横向小木槽的木片),用绳索将检捆缚起来。
在稽内撩一块湿泥将绳结盖住,再用印章在泥上打上印文。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封泥所用印章皆为阴文,这可能与防止作伪有关。
南越国墓葬中出土封泥并不多,主要见于广州南越王墓,广州汉墓前期墓中。
戳印,是用印章铃印在陶器上的记号图形或文字。
其内容通常是“物勒工名”即工匠自己的记号,或使用地的名号,是伴随着印玺的出现而出现的艺术形式。
南越国出土戳印纹陶器或残件较多。
主要出于南越国宫御苑遗址,南越王墓、广州汉墓前期墓之中。
铭刻,是指在金属器上或铸或刻的文字或符号,以表示用途,制造时间或地点,容积,制造者或所有者名等相关信息。
从现有资料来看,铭刻器物主要以青铜器为主。
也有部分金、银器。
青铜器铭文,在中国起源较早,大约商代已出现,其包含内容极为丰富,是古今学者研究历史,古文字和古代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
南越国出土铭刻的金属器,以青铜器为多,仅有三件银器有铭文。
南越国书法艺术中除了有丰富多彩的篆刻作品以外,墨书也是其重要部分。
墨书,是指用墨漆或墨书写在器物上的文字,用于记录或说明某些相关信息。
通常在金属器上用墨漆书写,以保持牢固,陶、木、竹质材料上多用墨书写。
除了南越王墓出土部分墨书器物以外,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木牍“从器志”及木简和木匣上面大量墨书文字。
广州南越国宫署御苑遗址一口井中也出土大量墨书竹简,都是研究南越国文化艺术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