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悖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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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悖论

反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悖论

　　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现代化的象征。

　　高楼大厦、商贸中心、巨幅广告、摩登女郎、股票交易等城市符号，表达了人类社会对现代化的理解。

　　或者也可以说，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城市化、商业化的过程。

　　但是喧嚣热闹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

一方面，它的各种符号--包括城市地图、街区分布、各种标牌明示的场所：

商店、饭馆、剧场、咖啡店、酒店以及处理公共事物的政府部门，这些不同的城市符号仿佛都在向你发出邀请和暗示；一方面，城市的这些符号又是一种冷漠的拒绝，它以"陌生化"的环境--建筑环境、语言环境、交往环境等拒绝了所有的"城市的他者"。

　　因此，城市以自己的"规则"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暧昧的、所指不明的场所。

　　对于有着强烈的农民文化记忆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对城市的看法一开始就是十分复杂的。

　　城市既是商业文化中心、是行政管理中心、是现代化的表意符号，同时又是引诱享乐、声色犬马、腐败堕落、香风毒雾的所在。

　　对城市的占领是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象征，但对城市的警觉排斥和耿耿于怀又是挥之不去的。

　　因此，对于城市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就成为革命后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进入城市之前的1949年3月，毛泽东就宣布：

"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同时他又告戒全党：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及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

　　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

　　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我们必须要预防这种情况。

　　"1对毛泽东的这种警觉和告戒，莫里斯.梅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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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起初是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但是，在那些经历过长期革命的严峻考验而幸存的领导人中，大多数是在农村的穷乡僻壤生活和战斗了20多年；而且，对于那些农民干部来说，城市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地方。

　　……此外，伴随着不熟悉的是不信任。

　　以集合农村革命力量去包围并且压倒不革命的城市这种做法为基础的革命战略，自然滋生并且增强了排斥城市的强烈感情。

　　在1949年以前，那些革命家把城市看作是保守主义的堡垒，是国民党的要塞，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中心，是滋生社会不平等、思想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地方。

　　1949年，他们既是作为解放人员，又是作为占领人员进入了城市，而对于那些对革命胜利贡献很少的城市居民来说，同情和很大的疑虑是交织在一起的。

　　这种把革命的农村和保守的城市一分为二的想法，是全部革命经历产生出来的，这个想法在毛泽东主义者思想中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

　　革命遗留下来的这种思想残余，后来在新执政者处理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重大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关系问题）时，在方式方法上发挥了作用。

　　"2对于执政者来说，一方面要实现现代化，并用"五年计划"的方式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列出了时间表。

　　另一方面，出于革命历史经验，他们认为只有保持"非城市化"的生活方式--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才能保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本色，才能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保持必要的距离。

　　这是一种典型的前现代社会的思想方式，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描绘前景并奋力实践，展现勃勃雄心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就象普通的农民，一个"发家致富"的口号，就可以调动全家乃至一个阶级的激情和奋斗的信念。

　　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反城市的倾向，是中国农民文化在社会主义初期的一种紧张的反映。

　　这种"保守主义"的城市态度，作为主流思想和统治思想的一部分，一方面缓解了官僚主义、权力腐败的进程，提高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效率；一方面，也延缓、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

　　商业化是现代城市的主要特征之一，它具有组织消费、引领时尚、促进流通、加快生产周期的功能，但同时它也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所要抵制的、毛泽东曾告戒过的、须引起注意的"软化"功能。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和实践，有着鲜明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内容。

　　对这一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社会主义传媒不仅维护了它，而且它们的形象性还无意中放大、夸大了这一道德理想的激情和伦理意义。

　　一、城市与资产阶级的想象关系在反城市化的倾向中，传媒所拥有的话语权，起到了组织文艺生产、引导文艺潮流、推出新人新作的重要作用。

　　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发表刊载文艺作品的重要传媒，几乎全部控制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各省级作家协会。

　　文艺杂志的主编，都是具有一定革命资历的革命文艺家来担当。

　　这些人的文艺实践和接受的艺术趣味，与反城市的倾向有着天然的联系。

　　即便是来自城市的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经过革命文化的熏陶再回到城市后，也不是回到了他们曾经熟悉的趣味和生活，他们是以文化管理者、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城市的。

　　因此，在他们掌握的文艺传媒上，刊载的作品仍然延续了革命时期的传统，他们对新时代文学艺术功能的理解，仍然没有超出战争时期。

　　50年代初期，虽然解放区的作家已经进入了城市，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不熟悉和怀有的天然警觉，使他们自然疏离于对城市的书写，国统区的作家熟悉城市生活，但对新时代的惶惑和迷茫，又决定了他们笔下的慎重。

　　因此，50年代初期的城市文学几乎是空白的。

　　即便有些作品写了城市，也仅仅是农村生活场景的置换，趣味和目的诉求仍然没有变化，也就谈不上城市文学。

　　第一篇具有城市生活意味的小说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

　　这是一篇具有温和生活气息和个人趣味的小说，出身于知识分子的男主人公李克表现了与战争时期非常不同的精神向往，他希望生活能有一些个人趣味，并努力培育劳动人民出身的妻子张英也能象自己一样去体验城市生活的情调。

　　他们产生了矛盾。

　　这种矛盾既是家庭的也是社会性的。

　　男女主人公经过各自的调适又重归于好。

　　叙述者慎重的以丈夫的口吻叙述情节，注意检讨"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并写出了妻子新的变化。

　　应该说，这不是一篇多么优秀的短篇小说，它的简单和琐碎在今天看来甚至有些幼稚。

　　但值得注意的是，萧也牧是第一个试图表现新时代城市生活感受的作家，也是第一个尝试新题材写作的作家。

　　他敏锐地感觉到了生活环境的变化与人的精神生活要求的关系。

　　对于长期生活于战争状态的作家来说，城市生活无疑是面临的新的挑战。

　　但是，对于充满了内在紧张的意识形态来说，城市的可疑几乎无处不在，它处处布满了资产阶级的陷阱。

　　因此，萧也牧要求的城市生活"情调"本身，就使他处在了一个众目睽睽危机四伏的境地中。

　　对萧也牧的批判，是文艺界自发的一次批判运动，陈涌、冯雪峰、丁玲、康濯等文艺界的重要人物都写了措辞严厉的批判文章。

　　他们把《我们夫妇之间》指认为是一篇"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小说；3是一篇"对于我们的人民是没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的"作品，对于作者来说，"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

　　4而丁玲则提到了另一种高度：

把《我们夫妇之间》"作为一种倾向来看"。

　　5最后，萧也牧不得不写了《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的检讨公开发表。

　　6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我们夫妇之间》的同时，《人民日报》推荐了马烽的短篇小说《结婚》，并发表了"编者按语"。

　　认为"马烽同志的这篇小说，通过两对农村青年男女的婚事的生动简洁的描写，表现了新中国的农村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怎样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怎样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和生活与政治的关系。

　　小说充满新的、乐观主义的气息。

　　小说的语言也是中国人民的健康的语言。

　　这是文艺工作者忠实地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所产生的、具有教育意义的优秀短篇创作之一。

　　"7这不是简单的对两篇小说的批判或举荐，而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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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年，萧也牧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他复出文坛重新有了创作资格后，写的小说也多为农村题材的小说，如《小兰和她的伙伴》、《大爹》等所谓"新人物志"。

　　这一转变事实上也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必须无条件认同的结果。

　　对萧也牧的批判，潜在的作用是，作家对于城市生活的理解形成了一个不变的模式，即城市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角斗场，城市生活中无处不充满了阶级斗争的暗示。

　　因此，经过猜想和审慎探索的城市文艺，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了唯一可行的写作模式。

　　城市与资产阶级的想象关系，不仅在小说创作中被夸大，在戏剧创作中就更为直观。

　　1964年3月31日文化部在北京举行了1963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及演出授奖大会。

　　受奖的16部多幕剧中，《霓虹灯下的哨兵》、《年轻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是最有代表性的。

　　这三部戏在戏剧冲突和创作心态上多有相似之处：

每出戏都有一对性格对立的人物（《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春妮与陈喜；《年轻的一代》中的萧继业和林育生；《千万不要忘记》中的季友良与丁少纯），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立场和道德倾向。

　　对他们的肯定或否定，事实上也就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立场和判断。

　　这三部戏都对生活细节表现出了紧张和焦虑，表现出了对城市的"物"与"欲"和人的享乐倾向的认定、恐惧和排斥。

　　《霓虹灯下的哨兵》通过陈喜仍掉袜子的细节，反映了人物在城市"香风"面前品质退化的可能和腐化变质的危险；《年轻的一代》通过林育生对大城市的留恋表现了年轻人贪图享乐、背离艰苦创业传统的倾向；《千万不要忘记》则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份"账单"，如香烟、皮夹克、毛料服、三鲜锅贴、罐头和酒等，表现了丁少纯对"物"的追求和享乐思想。

　　在焦虑和紧张的心理驱使下，作者明确地表示了对"物"本身及其追求欲望的否定。

　　而每出戏又都有一个道德楷模和精神导师。

　　道德楷模在情感层面"动之以情"，精神导师则在理性层面"晓之以理"，他们共同构成了时代的精神品格和道德目标。

　　《霓》剧中的春妮、路华、鲁大成；《年》剧中的萧继业和未出场的先烈母亲；《千》剧中的季友良、丁海宽、丁爷爷，就是上述三剧中的道德楷模和精神导师。

　　在这些肯定性的力量面前，被"争夺"的对象最终被感化和得到拯救。

　　其中最典型的是丛深编剧的《千万不要忘记》。

　　剧本最初发表时是一个象征性的、富于生活化的题目--《祝你健康》7经过1963年北京汇演之后，改为《千万不要忘记》。

　　剧颈硐值闹魈馐亲什准抖郧嗄暌淮恼幔浣沟慵性诘缁嗄旯と硕∩俅可砩稀６∩俅炕楹笸拮右τ窬旰鸵δ干钤谝黄稹Ｒδ冈龉驶醯甑睦习迥铮纳罘绞奖蝗隙ㄎ哂星苛业淖什准肚阆颍簿砍源⒅苯佑跋炝硕∩俅俊Ｒδ冈诰缰惺导噬暇褪且桓鲎什准?

城市欲望的符号，她对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构成了威胁。

　　丁少纯在姚母的影响下逐渐堕落，对"物"的追求欲望逐渐膨胀，从热衷于吃穿发展为下班时间打野鸭子赚钱。

　　这一堕落导致了严重后果，以致于上班时间魂不守舍险些造成重大事故。

　　与丁少纯形成对比的是先进青年季友良。

　　作者通过这一形象"回答了青年普遍遇到的一些问题，这就是如何对待工作，如何对待爱情，如何对待友谊"8因此这一形象被认为是具有"思想深度"的。

　　9与丁少纯相比，季几乎没有个人生活欲望和私人空间，他对社会的流行思想坚信不疑。

　　当他得知丁少纯在打野鸭子后与姚母有这样一段对话：

季友良：

姚大娘，少纯要是少打几只野鸭子，就能换来很多很多的钱！

姚母：

少打野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