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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工》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
读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
—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
”这句带有强烈偏见色彩的俗语，在东方世界的中国，世代流传，经久不衰。
自古至今，大多数底层阶级的后代继承了父辈的辛苦，而上层阶级则富者恒富。
东方世界关于阶层代际流动的观察，与西方学者威利斯的社会结构再生产的观点不谋而合。
保罗·威利斯（PaulWillis），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
其1977年的作品《学做工：
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LearningtoLabour:
HowWorkingClassKidsGetWorkingClassJobs）更被誉为是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经典。
威利斯秉着多学科后学科时代的精神，基于扎实的田野工作，进行了批判性民族志的实践。
田野工作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学做工》正是一部田野调查式的民族志著作，由保罗·威利斯在三年的时间里，通过密集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描绘了汉默镇的孩子们在1972年到1975年间的一连串故事，以及后续12位主人公的最终命运。
威利斯本人也来自于工人家庭，理解这个阶层的文化及困扰，其论点和论据充满原生阶层感同身受的说服力。
时至今日，《学做工》中的许多社会现象，在中国表现得淋漓尽致。
毋须置疑，中国逐渐出现社会流动性减弱的问题，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子弟选择了子承父业，再次成为工人阶级。
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选择。
工人阶级群体，比如中国的农民工群体，存在着一种“自我诅咒”效应。
这从文化上限制了他们后代的向上流动，鲤鱼跳龙门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
在校园中，总有一批大哥，他们蔑视规则，成绩极差，喜欢飙脏话和打架，却因此成为校园里的传奇人物。
学校是极权制度，学生们行为受到压迫，大哥们的反权威行为与绝大多数学生的心理反抗构成响应。
调查显示，这些大哥们大多出自工人阶级家庭，具有反抗权威的习惯。
这些习惯，往往来自于他们的原生家庭的文化传承。
他们的父辈因为各种压力，习惯了在日常生活中反抗——说粗话，捉弄他人，破坏规章制度，嘲弄权威……他们喜欢迟到早退，消极怠工，以显示自己的时间自己主宰，抵消了必须按时上班带来的不快。
他们嘲笑纯理论，认为实践出真知。
他们没意识到，这些束缚他们自己向上提升的性格缺陷，被悄然复制到他们孩子的身上。
相比之下，中产阶级，比如现在中国城市居民，由于靠文凭获得社会地位，所以保持了对书本知识的敬畏。
他们不因为其没有实用价值，便否认其社会价值。
他们更愿意投资更多在孩子们的学习上，所以他们的孩子学习成绩总是更好。
比如，在西安市，2016年的高中分数线比农村地区高了100分。
这反映了城市家庭更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
工人阶级的孩子从原生家庭习得了反抗权威的文化，他们在学校应该怎样去反抗呢？
因为学习不好，拿得出手的便只有拳头和派头。
他们拉帮结派，惹事生非，以便书呆子们臣服和恐惧。
他们外表时尚，努力模仿影视剧的硬汉气质，并通过与漂亮女孩交往，让“书呆子”们羡慕有加。
这些派头需要钱，所以他们经常需要利用假期去社会底层打工，而这些打工经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学校的蔑视。
当大哥们与老师争吵甚至动手时，他们想不到这是内心反抗权威的冲动推波助澜，这种冲动是父辈悄然植入到他们内心的。
学无所成，怪学校；考试挂科，怪老师；犯错受罚，怪制度；人际孤独，怪同学；就业困难，怪时代；孤立无援，怪父母。
只有责怪，没有反思；只有骂人，没有检讨。
这种反抗权威的冲动，他们也将由学校带入车间，并悄然复制给后代，去重复他们父辈的生活而毫无觉察，进而把自己及后代固化于社会底层。
人很难超越自己的文化，因为文化难以察觉，就象鱼不知道自己是湿漉漉的一样。
事实上，我们的行为被文化左右，甚至被文化决定。
当心中的冲动升起时，它可能源于世代累积的巨大的伤口，或者虚妄，它支配着孩子们的身体去抗争。
越反抗，越套牢，结果如同自我诅咒，亲手埋葬了自己的未来。
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美国人类学家布劳和邓肯提出布劳-邓肯模型，描绘和解释了工业社会代际流动范式。
该模型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代际流动度较高，即子代职业与父代职业关系不紧密，决定因素在于子代受教育程度。
与布劳邓肯不同，威利斯在《学做工》中的分析和研究，没有建立在模型假设之上，而是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威利斯通过民族志视角观察到了阶级固化，挑战了布劳-邓肯模型。
他洞察了文化在塑造“社会藩篱”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标明了官方教育在阶级流动问题上的无力。
大哥们创造了反学校文化，认同了工人阶级的“读书无用论”思想，在正反校园文化，家庭，悬殊的社会资源分配的推动下，实现了社会结构再生产。
在从文化层面，工人阶层的“读书无用论”与精英阶层“文凭崇拜论”其实服务于同一目的，即“阶级再生产”。
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再生产”理论认为：
“教育通过掩饰以技术选择为外衣的社会选择，通过利用把社会等级变为学校等级从而使社会等级的再生产合法化”（《再生产》，P165）。
这就是说，学校通过文凭制度，使得学业上不断失败的未来产业工人认同与精英阶层的天赋差异，进而认同他们的社会地位，以维护社会既有秩序。
布尔迪厄认为教育系统“将入学机会伪装为成功的机会”，实现“对下层的淘汰”（《再生产》，P171）。
穷人越是相信“读书无用论”，越是嘲笑那些“书呆子”，越是信仰“反学校文化”，精英阶层将子孙后代保存在上层阶级的机会越大。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在电影作品《白鹿原》中，“耕读传家”的匾额象征了中国古代对读书的传统态度。
如今，在市场经济背景下，“造原子弹的”和“卖茶叶蛋的”较上了劲儿，金钱至上使得读书本身己使得读书不再那么崇高。
“白猫黑猫，能逮到老鼠便是好猫。
”一旦读书不能升官，更不能发财，那么要它何用？
越是穷人——受制于高昂的学费——越会对“读书无用论”形成心理认同，并以道听途说的财富神话作为此观念的强力佐证。
同时，看不见的阶级再生产的幽灵，却已悄然而至。
当你把学霸视为强者的时候，你就已经认可了精英主义观点，认同了你们未来可能的社会地位差异。
以下是我对这本名著的逐章整理，以佐证我对工人阶级子承父业的理解。
中文版前言
威利斯认为文化是创造意义的实践。
要认识意义创造，则必须进入田野体验，去洞察意义，摇椅上的理论学者无法真正理解文化。
文化的根本自有其隐蔽的逻辑过程，只有在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只有人们在挣扎求生时，现存的文化才能简接的展示其原有结构。
本书重要的发现之一，便是智体分工和性别分工的相互关联与影响。
反智主义的大哥们的男性气概与自我意识交融在一起，形成持久的难以驾驭的大男子主义。
对大哥们而言，体力是男子汉方式，而智力是女性化的方式，这也正是反学校文化的思想基础。
学校不只是教育工具，更是文化生产和洞察的领地。
当文化生产和洞察似乎在拯救世人时，我们就很难解开它们如何促成社会再生产这一谜团了。
（学做工，P011）学校课程鼓励学生通过获得学历实现社会流动，大哥们反而通过反权威把自己再生产为工人阶级。
只要社会关系还是以政治经济为轴心，这种文化对立的出现，即反文化的形成，终将不可避免。
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言，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
工人阶级累积的自身文化，推动了工人阶级再生产。
序言
相对于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更加辛苦且收入不高。
在专制体制里，人们在机关枪，子弹和卡车的危胁下从事体力劳动。
或者灌输集体意识，使之自愿加入产业大军。
在自由体制下，社会没有明显武力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这只能是自我导向的结果。
人们普遍认为，工作和学习能力在不同人群中在逐步递减，产业工人工作学习能力最差，所以沦为产业工人。
正如汽车装配车间里一个老工人所言：
我水平不行，只会天天拧螺丝。
实际上，不同阶层人，并不存在连续下滑的能力曲线，但是，不同阶层的文化形式却明显是断裂的。
不同阶层文化中的生活经历，圈子，以及整个社会关系类型的总和，决定了孩子们在特定时间内的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工人阶级再生产。
比如，找工作拼爹拼关系，拼文凭，家庭的资源和文化的巨大差异，早己在孩子们的职业选择上建立起难以逾越的鸿沟。
同样是高考失利，工人阶级的孩子只能选择进入车间，而上层阶级的孩子则可能在国外取得耀眼的文凭。
威利斯选择了汉默镇作为《学做工》的田野工作，它是英格兰典型的工业城市，拥有所有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特征，并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工人阶级。
这对研究工人阶级子弟的职业生涯，无疑具有相当代表性。
第一部分民族志
反学校文化最基本最明确的表现是对权威根深蒂固的彻底反抗。
这种反抗甚至可以形成一种风格，变得仪式化，并令很多老师整日提心吊胆。
你常常可以看见，一排学生集体站在走廊两侧，形成夹道攻击队型，但永远无法证实他们企图！
教室里，他们扎成一堆，交头接耳，滴溜打转的眼睛和夸张的口型传递着鬼鬼崇崇的秘密。
任何有性相关的话题，后排总有人咯咯傻笑和起哄。
老师转过身，有人总把指关节扳的咔咔响，他们盯着领带，手指，桌子上的污垢，窗外的小鸟，除了老师的眼睛。
相对于大哥们，书呆子们认同教育目标，支持学校制度，并从中获得个人认同。
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放弃了找乐子，于是也会要求老师应该同样敬畏权威，这与忠实的信徒提醒牧师恪尽职守完全一样。
大哥们认为书呆子活的没意思，自认为是高人一等。
一般来说，大哥们在泡妞方面会更具优势，这也使他们觉得自己和老师一样优赿和权威，只是方式和领域不同。
书呆子们对大哥们反应是畏惧，嫉妒和普便的焦虑，期望学校老师来处理大哥们的违规行为，自己本身是无能为力。
服饰香烟和酒精是大哥们反抗权威的表现。
一个大哥诞生的首要标志往往体现于很酷的发型和服饰。
头可断，发型不可乱。
服饰往往是老师和大哥们争夺权威性的阵地之一，也是区别他们与书呆子的首要特征，在客观上他们更吸引异性。
香烟和酒精代表成人世界的价值观和言行，以展示个人从校园独立，傲然进入了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生存方式。
大哥们反学校，惹事生非，有时甚至接近犯罪。
面对学校的投诉，很多大哥们的家长反而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他们还是孩子。
闯祸了，大哥们也要担心法律，以及受到老师威胁，但大哥们自认为很值，因为又多了一条做老大的资本。
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以下是学生访谈。
乔伊来自于工人家庭，家长是铸造工人，年轻时以打架出名。
乔伊公开反判并建立了一套非主流社会价值评价系统，一定程度上竟也被老师认同。
艾迪：
老师们觉得自己是老师就高人一等，厉害一些，但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是，他们只是普通人，不是吗？
”
乔伊：
一个女老师也戴戒指，但她毫无理由地说：
戒指都给我摘掉。
我说：
那你先把我指头砍下来再说。
她就是作秀。
在职业指导会上，老师说：
你们很粗鲁，不礼貌，不听讲。
为什么你们没意识到你们的成长让世界变得粗野？
当你们有孩子时，他们会更糟。
乔伊：
我孩子才不会。
他们只会更直率！
妈的，他们才不会是言听计从的娘炮。
他们会是坦白正直的孩子。
斯潘克斯：
如果我的小孩能象这儿的这些人一样，我会很高兴。
好学生盖瑞：
有些老师，从第一年开始，虽然布置作业，但你不做，他们也不问。
有些老师很行，象彼特老师，一上课每个人都会保持安静。
如果作业没完成，你就必须回来做完。
不听话的学生应该受罚，这样他们长大了才不至于厚脸皮。
斯潘克思：
我说，书呆子们学校生活能记得什么？
坐教室里，坐到屁股冒烟？
我们呢？
和巴基斯坦人打架，和老师开玩笑，以后回头看，这些都是美好回忆呢！
乔伊：
我们和书呆子不一样，他们是另一伙的。
象盖瑞那几个，都在自己的圈子混。
他们走路行事的德性，真他妈一股孩子气。
我们体验过打架，挫折，性，爱和恨这些，他们一无所知，让他们慢慢等吧。
学校文化有国家认可，属于正式领域。
反学校文化则属于非正式领域。
反学校文化通常会形成一个圈子，一个人是构不成独特文化的。
成为大哥关键也在于融入圈子，并和群体打成一片。
通常，这样的群体都有自己的不成文规则。
比如告发会被所有人鄙视，并被视为无能软弱。
不能泡其他大哥的马子，等等。
学校的各种反学校群体彼此联系，形成了网络。
正是这种非正式群体的基础结构，使一种区别于主流的，独特的文化成为可能。
和商品交换一样，文化价值和阐释就这样非正式暗地流传（《学做工》P034）。
乔伊：
你自己一个人打旽没意思，但是哥们儿一起打盹，就是一起找乐子，这才是打盹。
威尔：
我们没规则，但有共识。
比如，我不会泡别的哥们的马子，他们也不会对我这么干。
你要是给别人一个苦差事，你就要料到会以牙还牙，就这样。
乔伊：
我不觉得学校对我有他妈的什么用。
学校对谁都没影响，不就是学点基础知识。
我觉的学校每天四小时真够了。
塑造你的不是老师，而是你身边的哥们。
你和老师相处的时间不过是学校时间的30%，另外三分之二都花在他妈的聊天，争论和胡闹上了。
在大哥们的文化里，时间的重要性仅来自于不受制度时间的约束。
在这个非正式群体，时间是以相同的单位均匀流失。
因为没有任何计划，故不存在浪费或者可预期的兑换。
他们反抗课表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并形成找乐子的独特文化。
乐子通常是非正式群体的特有工具，正如命令是正式机构的特有工具一样。
学校是乐子的沃土，是恶做剧的发源地。
大哥们习惯于嘲弄：
越个人化，越尖锐贴切越好，充满性暗示的嘲弄则最吸引注意力。
风趣的精髓在于贬损恰到好处，不断找出对方弱点。
若要提升攻击力需要一定技巧和文化诀窍，若要抵抗攻击，则要求更高。
斯潘克斯：
躲过这节课，去抽根烟，然后去下节课。
因为这个老师会点名。
比尔：
其实要回家也容易，像他（艾迪），上周三下午，点完名直接回家。
艾迪：
听说X撒尿的时候让他马子给他拿鸡巴。
（哄笑）
比尔：
等下我去撒尿也想让你帮我拿鸡巴。
（哄笑）
X：
谁？
（哄笑，打岔）
大家：
你啊！
好比知识对应于老师，暴力与暴力判断是大哥们凌架于书呆子们的核心。
拳头成为消解无聊的刺激方式，亦成为阳刚性格存在的基础。
通常打架能力决定了圈子的权力等级地位，有趣的是，这种地位常建立于男性化外貌，“有名”家庭背景（土匪家庭），风趣幽默，擅长哄骗，非正式社的社交网等基础之上。
但是，暴力的不可预测性，使大哥们更倾向于语言和象征暴力，既使恶斗难免，也希望尽快恢复声望体系。
大哥们晚上去酒吧玩，还要买时髦的衣服，买烟抽，带女孩出去玩，这些都被他们视为生活真正的意义。
同时，也给大哥们带来了巨大经济压力，缺钱花。
所以经常去打工，崇尚金钱至上，甚至敲诈同学。
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回报，也被利用，形成未来的车间文化萌牙。
在学校行窃刺激感会格外强烈，更突现了权威挑战，敢于冒险的气魄。
乔伊：
刚开始打架我会发抖，真的害怕。
但一旦站在那儿，就会集中精力，越打越好。
如果状态好，可以把那家伙打扁。
乔伊：
如果仓库门开着，你就进去，看能不能偷点什么。
如果没被发现，就会特别高兴。
法律是非常强硬的权力，我们不过是小人物，但我们就能蒙混过去。
首先，大哥对异性的态度微妙复杂，既是性交对象，又是居家良人。
女朋友的范本是母亲，有大男子主义。
女孩子处于被支配地位，但往往与大哥们参与了共谋，认同了非主流文化。
反学校文化中种族歧视是由偏见构成，甚至教师有共谋倾向。
亚裔处境最差，经常是被欺负的对象。
第二章，文化的阶级形式和制度形式。
作者在大哥们毕业以后进行了追踪田野调查，并走入家庭与其父母进行交流，验证了工人阶级文化背景与阶层固化相关性和意义。
威利斯发现，反学校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车间文化有很多根本的相似之处，而大部分反学校文化成员注定将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份子。
反学校文化推崇男子汉气概，车间文化则反映为男性沙文主义。
反学校文化试图控制课表，车间文化则尝试对生产过程的非正式控制。
车间里的非正式群体对循规者和告密者的态度与学校大哥们如出一辙，独特的语言形式和高度发达的、具有威胁性的笑话也极为相似。
大哥们拒绝功课，总觉得自己知道的足够多。
这实际上来源于工人阶级的学习观，实践重于理论。
工人阶级普遍认为，理论只有在真正能帮助做事才是有用的。
然而对于中产阶级而言，文凭或者理论，是攀登社会阶梯的力量，可以实现阶级流动性。
各种阶级文化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从特定的对峙中被创造出来的。
教学的轴心是一种公平交换，即用知识获得尊敬，用指导换取控制。
后续的社会交换，比如用知识换取文凭，文凭交换工作报酬，用报酬交换商品和服务，而基础都是学校内的交换。
学生在校受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约束，又有国家机器做后盾，不可以有过多个人意见。
学校强调自愿服从，积极回答问题，等等。
这都对应了社会制度中对上级权威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校是一个极权主义制度。
它没有直接的强制或压迫，但对道德范围进行约束和限制，要求对权威的绝对顺从，学生必须表现出尊敬和礼貌。
不同于客观标准，道德标准可以无限延伸和阐释，因为除了自身，它并非真实存在。
就基本教学范式而言，值得学生努力争取的，是顺从和礼貌本身，这和学业成功有直接联系（p090）。
如果某人用正确态度对待学校，将来也会用正确态度对待雇主和工作。
工人阶级的文化轴心是反权威的车间文化，学校文化轴心是道德权威。
一旦工人阶级子弟开始把自己从学校权威中分化出来，他身后强有力的工人阶级文化则推动他完成这个过程。
当大哥们贬低知识，学校权威便具有了强迫性。
一些老师贬低讽刺人的态度（强调阶级和制度），被大哥们看作是对其原生阶级的侮辱。
教师们或多或少意识到了大哥们从制度身份到阶级身份的转化，典型的评语有，“你开帮助自己的时候，我就开始帮助你。
”
威利斯认为，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实现社会再生产（即社会地位再生产）。
“教育有时是个借口，它告诉学生：
中产阶级能获得他们的地位，不是因为权力、金钱或意识形态，而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考试。
工人阶级之所以无法得到中产阶级的工作，也因为他们没有通过考试—所以这并不是社会机制的问题，而是个人能力的问题。
”所以说，教育是个缓冲和冷却系统，让底层阶级不再抱怨社会再生产，他们会觉得：
这是我的错，我活该。
第三章，劳动、文化、阶级和制度。
学校的就业指导受到大哥们排斥，认为文凭是知识权力的爪牙，认为自己懂得更多，没有文凭照样可以过。
大哥们拒绝职业指导所假定的工作多样性，虽然父母一再告诉他们期望体力工作带来满足的念头是愚蠢的，但就目前而言，他们自己文化中想摆脱学校的期望及对挣钱的向往，最终使他们走上工人阶级再生产的阶级文化。
作为大哥们，之所以对工厂选择深信不疑，还有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新雇主和老板们对他们的文化所给出了认同和回应，家伙们在非正式的过程中形成了“他们和我们”的态度，完成了对权力和等级的承认与适应，在他们建立阶级对峙的瞬间，在意识层面对控制这些权力关系的摈弃，使得家伙们接受现状，服从并妥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份子。
第二部分
分析
在各种工人阶级文化中，有一种浪漫主义观点，坚称工人阶级文化正以某种方式实验未来。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被推翻后，工人阶级文化将是人类未来。
但显而易见，工人阶级文化的提升，至少使个体的（大哥们）现实生活陷入地狱。
所以这种观点有待商榷，至少目前没有被验证。
学校认为教育可以创造机会，向上流动根本上是个人努力结果，文凭提供了成功的良机。
实际上，唯有经济增长才能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永远只对工人阶级的少数人开放。
文凭无法开创无阶级社会，也不能创造更多岗位。
大哥们认为，知识绝不是一个有意义的交换对象，对文凭价值根深蒂固的怀疑，不值得牺牲一种不受约束的生活方式。
反学校文化对当前社会制度的抵制，开始时总是充满火药味的，但最终还是接受并适应了现状。
矛盾的是，甚至在接受这种从属关系之后，个体仍对自己的主观正确性深信不疑。
“文化的延续性和相似性”是工人子弟“自甘如此”的原因，“工人子弟们认为有男子汉气质的人才受到工人阶级认同。
他们并不是一群只是被动地接受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再生产命运的‘被淘汰者’，相反，他们对学校权威的抵抗构成了一种‘反学校文化’。
在对精英文化的反抗中，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文化。
但也正是这种文化，让他们准备好以体力劳动的方式出卖劳动力，重新走入底层。
”保罗·威利斯阐述道：
工人阶级最终成为工人阶级，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选择，是某种“自我诅咒”的结果。
毋需置疑，越来越多的工作趋于去技术化，标准化和高强度化，学校的文凭并不能对工人阶级以实际帮助，社会中也存在令人担忧的结构性失业。
布迪厄认为，文凭的意义不在于技术进步，而在于社会排斥。
借由制度化文凭，阶级社会得以合法化，并实现再生产。
对于个体而言，通过文凭进行社会流动是有意义的。
但对于整个阶级，这种流动是无效的，真正的流动意味着阶级社会的毁灭。
反学校文化源于某种父权制，鼓励脑体分工，认为脑力劳动是具有女性特质。
这样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书呆子被称为娘娘腔，缺乏男子汉气概。
工人阶级对现代工作本质的部分洞察（偏见），矛盾的带来了对体力劳动的肯定，注入了本不属于其内在特性的含义。
这样，对工作的不满则从政治上转移开来，进入象征性的性别领域，使自身逻辑陷入混乱。
这也使最不能使人产生满足感的体力劳动，被社会中一个重要群体自愿的，甚至是满怀热情的承担起来。
第六章意识形态的作用
意识形态对工作选择具有证实和扰乱功能。
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对大哥们进行常识性提醒，这些常识他们最为偏颇，最受限制文化洞察的具体化。
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分化和抑制了非正式群体的文化洞察。
人们对不公平的源头，并不会指向制度本身。
工人阶级和精英阶级的区别，用工人阶级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区别。
这两者是没有明里界限的，他中有我，我中有他。
正是这一点使工人阶级彻底出卖了自己。
它证实了工人阶级的部分洞察，并使之逻辑陷入混乱，阻止“我们”形成一个集体。
如果国家意志是一个布满镜子的大厅，那我们就是每一面小镜子。
因为形不成集体，我们只是对其中一面的镜子的结构和关联做了考察，而不会动摇整个大厅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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