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专稿民国时期北京自来水业与传统井水业的博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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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专稿民国时期北京自来水业与传统井水业的博弈

【特约专稿】民国时期北京自来水业与传统井水业的博弈

一、昂贵的自来水

　　打开龙头，流出清澈的自来水，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可是再正常、再普通不过了。

不过，往上追溯个百八十年，诞生在欧洲的自来水，能够流进中国社会，可还真是大为不易。

特别是在北京这种传统色彩极为浓厚的城市，就更是艰难险阻，关隘重重了，内中不单要解决经济问题，还要克服社会矛盾，特别是要面对来自传统利益格局的挑战与纠葛。

　　北京有自来水始于1908年，距今已有105年的历史。

当年，由著名实业家兼官员周学熙等人发起，成立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京东温榆河为水源，建孙河水厂，经东直门水厂向城内输水，1910年正式投产供水，开始了北京自来水事业的历史。

自来水公司以蒸汽动力汲水，设沉淀池3座，清水池2座，每日平均出水量将近1.3万立方米，可供约16万人口生活用水。

经过公司几十年苦心经营，加之本身注重卫生、水质优良，自来水用户稳步增长。

据统计，1930年北京自来水用户已有7777户，1936年6月安装水表户数更增至10384户。

自来水逐渐在北京扎住了脚跟。

　　不过，如此成绩显然还没令自来水公司管理层和股东们满意。

因为即便到了30年代中期，公司虽然拥有了一万多稳定用户，但这个规模大概也只占当时全市住户的1/30左右，自来水在全市供水产业中的份额和影响力依旧非常有限，远不能和其竞争对象——井水业相提并论。

　　当时是什么原因阻碍了自来水在北京这座百万人口大城市中的拓展？

一个关键问题，还是高昂的费用。

　　20世纪30年代之前，北京自来水的售价，大抵是每10加仑售银元（大洋）1分（即每立方米0.22元），而且设有最低消费额：

装表计费用户每月1500加仑（1.5元），包月用户每月1600加仑（1.6元）。

而据估计，1916年时北京猪肉的售价，是一市斤（新秤）为银元0.11元。

两相比较，可见自来水的价格相当昂贵。

自来水售价更是远高于当时井水的售价。

据估计，1933年时，占全市1/25售水量的自来水公司全年售水费约为30万元，而占剩余24/25的井水售水费用仅需2~3万元，差距显而易见。

　　除了每月可观的水费支出外，自来水用户还要负担一大笔设备安装费用。

由于公司资金和建设能力有限，20世纪前期北京自来水管道系统很不完善——1934年全市铺设水管只有380公里。

因此用户在申请供水之前，往往需要自费安装由水厂输水主管到各户的“专管”。

装管工料费，1917年时为每尺0.3元（4分口径水管）至1.3元（2寸口径水管）。

根据《鲁迅日记》记载：

1919年，鲁迅、周作人兄弟迁居八道湾住宅，为安装自来水管道，花去工料费高达80.1元；水管要穿越邻居陈姓住宅，还被索去“假道之费”30元；另外还有中间人调停费5元，总共花费115.1元。

1916年，鲁迅的月薪大概是银元300块，而一二十年代北京普通小学教师的月薪则只有40元左右。

如此高昂的支出，连高级知识分子都甚是在意，就更别说一般的平民百姓了。

“安设专管需费甚巨，其距离干管较远，本巷并无支管，地方装置费用每具动逾百元，以至中下等住户及租房暂住之家，裹足不前。

”（《北平特别市公用局1929年度施政大纲》）

　　面对经营中的劣势，自来水公司自然也希望推陈出新，广开客源。

1923年，自来水公司为开拓用户起见，制定《自来水公司水车送水试办简章》，准备招募水夫向未铺设供水管线的地区和住户出车零售送水。

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合理又便民的举措却重重地得罪了人，而且是老北京城里有势力的一大群人——井商和井水夫。

二、自来水公司与井商及井水夫的纠纷

　　传统上，北京城里吃水主要靠井水。

因为水井数量有限，设施又不完善，所以城市供水基本靠人工贩运，由此也就形成了一个专门的井水业行业群体。

其中，井商经营水井，售水牟利，水夫则载运井水沿街叫卖。

久而久之，这个群体日益庞大。

据统计，到30年代中期，北京已有水夫六七千人。

水夫各有“水道”（特定的贩运区域和路线），所有者享有专营特权——据称其专营权来自清朝乾隆年间的顺天府判例——欲转让时则出钱买卖，且价格不菲。

当时的北京《晨报》就报道：

“北京各水夫皆山东人，各有水路，不相侵犯，其团体甚坚。

住户有时欲另换一人倒水，不惟旧水夫不准（谓系伊用钱买的水道，不准他水夫来卖水），即其他水夫亦不敢担水。

”水夫以地缘关系结成集团，垄断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势力很大。

“他（水夫）的威焰既盛，所以住户对之稍有不好，即用停止职务以对付之。

……饮水一日缺乏，则茶饭皆不能办。

想另招夫役代理，又无人敢来，到最后结果，多半屈服于他”。

北京市民称之为“水阀”，怨言甚大。

▲北京第一座自来水厂——东直门水厂

　　此次自来水公司计划推出零售送水，实际也是看到老井水夫们不得人心，希望以此为突破口，开拓业务，提升行业份额。

然而政策甫一出台，就引发全城井主、水夫的不满。

因自来水公司实力雄厚，再出车送水，必将极大地威胁传统水井业者的利益。

于是“操井业者闻之大哗，欲施行其蛮横手段，以谋抵制”。

　　这次纠纷对自来水公司而言，注定会是一场惨痛的“硬仗”。

这点通过考察水夫们以往的“劣迹”就不难看出。

水井业者常年居于垄断地位，对于有人“抢生意”非常敏感。

而且水夫大多出身低微，素质较低，遇事多靠“武力”解决。

1923年安定门内两家井主为争一户主顾，各约集水夫三四十人，用扁担大打出手。

后经警方极力排解，方告结束。

当时《晨报》形容：

“是役也，受重伤者七人，受轻伤者十一人，打折扁担十二条。

警察欲将伊等带区，彼等一口同音不愿打官司。

并经多人调解，各自回水屋养伤。

”这种崇尚暴力、不管不顾的作风，注定会对自来水公司的业务发展构成巨大挑战。

　　自来水公司与井水商及井水夫的矛盾，最终在1925年全面爆发。

当年6月，“忍无可忍”的北京井水业者联名向政府当局具文呈诉，要求制止自来水公司扩展业务。

呈文中，井商们开宗明义，即重申其传统“权利”：

“查我挑水夫服务于北京社会也久矣，……相沿数百载，盖有燕京即有我行，……我水夫盖与北京居民须臾不可离者也。

”并威胁将“用最后手段，齐行罢业向公司请求，将来市面无水，住户恐慌，责为公司，请惟该公司是问”。

同时，众井商也直接向自来水公司提出了交涉。

对此，自来水公司态度坚决而手段圆滑，先以井业未成立“行业公会”为由拒绝谈判，等井商组建起“水业公会”后，公司又指责其组织涣散，不具备权威性和决策能力，仍拒绝协商。

众井商水夫屡次面对“质问不理，恳求不应”的境地，怒火中烧。

于是矛盾进一步激化，井水业者遂采取非法的激烈手段，鼓动水夫倚仗人多势众，暴力阻挠安装水管，攻击安装水管的自来水公司员工。

据公司纪录，1925年4至10月，发生阻挠安管事件10余起，涉及客户20余户。

每次出事，往往是井水夫百余人，聚众阻挠安管，“势颇汹汹，不可理喻”，“肆意凶殴，打伤工匠，几酿人命”，甚至“抢夺工具，殴辱警员”，严重破坏自来水经营和社会治安。

▲老北京城的挑水夫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能由官方出面解决了。

当时负责北京治安的京师警察厅考虑水井业者人多势众，并且掌握着城市供水的绝大部分份额，便采取息事宁人态度，与京师总商会（当时北京最高商会组织）联合进行调解。

首先劝令自来水公司作出妥协，停止水车送水计划，仍然仅为住铺各户安设水管。

由于水夫的暴力行为影响用户安设专管，而专管用户又是公司收入之最主要的来源，所以公司只得妥协，停止了零售送水计划，以保住装管用户。

三、自来水公司与井水业者的激烈冲突

　　即便如此，井业对自来水的敌视仍未消减，攻击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甚至引发人身伤害。

面对水井业者的得寸进尺，京师警察厅恩威并施，态度转趋强硬，不但法办了肇事水夫，还驳回了井水业“取缔自来水”的要求：

“查北京居民用水出于自由，官厅讵能限制？

且居民安设专管或购用井水亦系各户自相接洽，更非自来水公司与各水夫等沿门乞求，强行买卖，尤无取缔之理。

现在该公司既专设专管，各水夫仍出车送水，双方营业已无纠葛之可言，自当各安生业，共就范围，庶不负本厅维持之初意。

所请应毋庸议。

”为了警告不法井商、水夫，警察厅还公开贴出布告：

“现在该公司既已声明取消出车送水办法，双方营业当不致再发生纠葛，……乃各井业水夫犹复多方阻挠，似此情形实属迹近把持，……以后该公司与住铺各户安设水管，如再有聚众阻挠等情，定当依法纠办。

”即便这样三令五申，但在禁令公布后不到半年，还是发生了至少3起水夫暴力攻击事件。

警方只好进一步加紧取缔和处罚，才稍稍平息了事态。

可不管怎么说，自来水公司希望通过零售送水，以深入联络下层社会的计划告吹，自来水普及进程大大受挫。

　　而且事情远未结束。

经过一系列的冲突之后，井商水夫们算是和自来水公司结下了“梁子”，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926年6月，京汉、京绥铁路工人罢工，致使京西门头沟煤炭无法运进北京，造成北京煤荒。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自来水公司生产设备都是以燃煤为动力，结果煤炭供应短缺，自来水生产大受影响，出现了水流不畅、断水、水质下降等问题，也引发一些用户抱怨。

这种局面对井水业者不啻为天赐良机。

曾被自来水公司斥为“组织涣散”、“乌合之众”的井商组织“水业公会”遂再度发难，凭借其送水夫网络，向住户宣传施压，要求住户放弃自来水，改用井水。

　　6月7日，前门外精忠庙某户正在安设自来水管，被水夫郑玉文看到，便上前阻拦。

安水管的工人上前与其理论，郑某不问三七二十一，抡起扁担就打。

吵闹又引来了郑某的两个同行，一并加入战团，结果3个水夫合力打倒自来水工人8名之多。

事后外左五区巡警将肇事水夫郑玉文等三人带去究讯，并转送地方检察厅候审。

消息传到水业公会，当天井商代表就到区署要求保释肇事水夫。

结果话不投机，协商未成。

于是6月8日，北京城井商水夫举行全体罢工。

“至昨早内外城各住户皆未见送水，至午后始知水夫罢工，是以多用木桶瓦盆等，赴自来水各龙头处取水，男女络绎不绝”。

（《晨报》）另一方面，水业公会致函京师警察厅、京都市政公所等机关，要求“暂令该（自来水）公司停业，而京师用水纯由水井负责供给，否则绝不开工”。

同时全行提价，“每一担水增价二枚，共合铜元五枚”。

面对水业公会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和提出的无理要求，警察厅采取断然手段，当天“下通令饬内外城各区署，传知井业各家，即日供送各户之水，否则严办”。

同时“令水井业，不准更增水价，仍按每担三枚”。

由于市政当局的强力介入，水井业者于罢工一日后恢复供水，并“恢复未罢工前之原状”。

井业罢工虽未达到其全面打击自来水公司的目的，但对城市秩序和自来水事业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四、余波未息的博弈

　　1928年北洋政府瓦解，“改朝换代”之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市。

但自来水公司与井水业者的博弈依旧激烈，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1928年市公用局的一份报告称：

“本市井水井主暨水道主，因与自来水公司利害冲突，多方把持，往往唆使水夫殴打安设水管工人，发生诉讼已非一次。

公司受此牵制，对于扩充水管一事，自未能放手进行。

”（《北平特别市公用局1929年度施政大纲》）当年8月23日，前门外大马神庙因水夫阻拦工人安设自来水管，爆发冲突。

前来为住户安管的自来水公司4人被数十水夫打伤，警察10余人排解无效，又增派警察多人方将水夫“壮汉十六七人”捉获，被打者“均是遍体鲜血”，被警察抬走（《顺天时报》）。

这一事件使刚刚平静的供水之争再趋激烈。

　　事后，面对自来水公司的指责和社会舆论对暴力行为的普遍不满，井水业者也向地方当局提出了申诉。

这次出面的“主角”是代表水夫——井水业工人的“水行工会”。

尽管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整体已经转向保守，但不少地方的基层国民党组织和党务人员仍带有很浓厚的“革命”色彩。

北京就是如此。

1928年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就以“革命者”的姿态，迅速指导组建了北平市总工会和十数个行业工会，还掀起了几次有模有样的工人运动，从工厂主、资本家手里争来不少权益。

所以，这次由代表工人的水行工会出面交涉，可谓名正言顺，合理合法。

而且打起“劳工权益”、“贫民生计”的大旗，也容易博得各界同情和关注。

　　水夫们的“劳工”路线果然奏效。

他们的申诉书通过市总工会，呈递到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

作为工会的“保护人”，市党部又出面与北平市政府协商交涉。

在市党部民训会致市政府社会局的公函中，明确表达了对井水业从业者的支持和维护：

“自来水为改良市政应行推广之公用物，不应由水行工会加以阻挠，亦不待多述。

惟水夫万余人，应如何使之改业谋生，则问题重大，不容漠视。

若徒压迫水夫，不根本为之谋一出路，即非本党党义所许，且恐酿成纠纷，牵动全市秩序。

贵局……务系将市上所有挑卖饮水之万余水夫，预筹一谋生之道，以去此种争执之祸根，而准工人生存。

”（《益世报》）而为了稳定社会局势，避免激起更大事端，地方行政机关当然也倾向于折中处理。

最后，经社会局、公安局、市商会联合调处，自来水公司“为救济水夫失业起见，每户贴洋三十元”了结此事。

之后市公用局进一步计划“拟每安设水管一具，由（自来水）公司酌给水会津贴，作为救济水夫失业资金，一面由水夫代销自来水若干，以资补偿”。

至此，持续数年之久的北京井商、水夫与自来水公司之间的激烈利益争夺与冲突才算大体平息，而个别水夫“聚众滋事，阻止安管”之事，直至30年代中期仍“犹有此风”。

　　20世纪以来，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作为新兴公用事业的自来水，逐渐发展并取代井水，也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和必然方向。

当时官民各界对此也很清楚。

1923年12月北京《晨报》上就评论：

“大凡有新的事业产生，旧的总难免受其影响，不能专顾旧的，凡使新的——便利的不能举办，这种谁也知道的。

”更何况水夫这种传统利益集团，固守垄断地位，服务态度及质量恶劣，品质低下，早应加以限制和取缔。

然而，北京自来水发展中的纷争与曲折，又分明彰显了社会“新陈代谢”的复杂性、真实性。

数千底层水夫，连同其家人眷属，挣扎在贫困线上，他们的怨气、怒气，他们的生计、生命，都不是一句“除旧布新”或是“现代化”就能简单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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