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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技巧
一、深入采访 提炼主题
记者成功的采访不是只停留在对事物的表象认识阶段，而是进入认识事物的个性和本质的深层。
要将深入采访和提炼主题统一起来，在采访过程中形成主题；在形成主题的过程中深入采访，对主题进一步提炼深化。
这时的采访，观点具体明确，挖掘的材料扎实典型。
这样可以避免在后期编辑制作时又要从提炼主题开始的事倍功半现象出现。
提炼主题时，记者首先要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形成一个采访“框架”，并对已经得到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
然后在此基础上，做认真细致的思考，把报道的事物放在“全局”的天平上衡量，求得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就能提炼出正确、新颖、深刻，既具有鲜明特点又具有时代精神的主题来。
二、简洁到位 直取实质
在采访中，经常会使用封闭性提问，即问题有明确指向，比较具体集中，问题的口子是封闭的，范围有严格的控制。
这样就能使一些有意躲闪、拖延扯皮的采访对象进退两难，不得不做出正面回答。
这通常是在一些批评性报道中运用的采访技巧。
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惜哉·文化——大火造成吉林省博物馆损失严重》这期节目中，采访刚开始时，有关部门就有意遮掩事实，想淡化损失。
面对这样的采访对象，记者用了简洁到位、一针见血的提问：
“损失大不大？
”答：
“损失不大。
”记者追问：
“损失有多大？
”答：
“损失不大。
”记者再问：
“损失有哪些物品？
”这时官员不可能不作答：
“只有图书馆的一部分藏书，大部分是儿童书籍，很多文物完好无损……”随即，记者又以相同的问题问博物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痛惜不已地说：
“损失太大了，（价值）无法估量，许多珍贵文物被烧，就连保存完好的一具恐龙化石也付之一炬……”最清彩的是，还是同一个问题，保安部门和其他官员口径统一：
“损失不大”或无可奉告，采访效果一目了然。
这种提问单刀直入，无法回避，并且观点明确、到位。
三、步步深入 层层剥笋
记者在具体采访、报道中，应做到：
面对采访对象，不是简单地挖掘事实真相，而是要以理性的目光去综合和透视，用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思维层次去驾驭事实，从宏观的认识上选择微观事实，透过对具体事实材料的深入分析，深入浅出地反映一个涉猎广泛的问题、现象，或阐释一个鲜明有力的观点。
这种透析和认识应该是多角度、多侧面、立体式的。
在采访时，要像层层剥笋一样，一个角度一个角度地剖析，一个观点一个观点地展开，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递进，着眼于触发观众对问题作深层次思考，从思想观念上给人以启示。
专题节目《难解的污染纠纷》，报道的是一个由于居住小区一楼门面开多家餐馆引发的油烟污染纠纷事件。
记者多角度多侧面对具有普遍性的这起典型纠纷进行深入调查，采访了小区居民、餐馆业主、房地产商以及环保局、城市规划局等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
居民无法在油烟缠绕的小区安居，餐馆业主认为做合法生意没有过错，开发商为了自身利益出租门面开餐馆却无实质性的法律法规约束，环保部门后期介入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规划部门在当初规划时没将一楼门面可能要开餐馆的因素考虑进去……节目主题在这些采访中逐步深入、层层递进，阐述全面，使观众对这起纠纷的根源产生深刻的思考，引导社会各相关人士、部门对类似问题进行恰当的关注和处理。
四、投石问路 以“情”为点
面对封闭情绪或因种种原因不肯敞开心扉谈心声的采访对象，记者应采取“投石问路”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技巧来激发对方的兴致，促使对方谈出真情实感或事件真相。
有一些采访对象脑子里有很多东西，却有点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
碰到这种情况，记者应根据对方的身份、性格、习惯等，以适当的口吻从较细小的具体问题引导谈话就可打破僵局。
在《一个农村妇女的大学梦》专题节目中，记者想挖掘到这位农村妇女含辛茹苦将两个弟弟和一对儿女培养上大学的“秘诀”，可是这位农村妇女，面对记者的采访却一直只是高兴地笑，什么也说不出。
这时记者换了一种方式，用当地方言拉家常的口吻问：
“家里出了四个大学生，你高兴吗？
”“高兴。
”“家里经济也不太好，他们上学的费用怎么办呢？
”“我准备再多养一些鸡，再多种一些各种果树。
”“哦！
以前就靠这些补贴他们上学费用？
”“就是这样。
本来我没种过果树，为了让他们上学，我也是想尽办法。
我小时也特别想上大学，但上不了。
现在我一定要让他们都上大学，圆我的一个梦，再一个也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和姐姐的责任。
”真情的交流使这位农村妇女终于道出肺腑之言。
当然，迂回引导只是手段，应当有分寸限制，一旦感到时机成熟，就应迅速切入正题。
另外，可以以“情”为点，与被采访对象进行情感沟通，营造具有明显交流意愿的氛围,从对方感受最深或最感兴趣的方面入手，使对方有感而发，真情流露，从而与采访对象真正产生情感共鸣，达到坦诚交流的效果。
记者在专题节目《梦，圆了；路还长……》中，采访一个历经三年高考最终考取大学的48岁在校女大学生，花了大量时间做工作，这位大龄大学生也不愿接受采访。
这时记者想到她作为一名母亲和妻子所应有的人之常情：
“远离家乡来到这里上大学，想念家人吗？
”“经常想念我的丈夫和两个儿子，但这对于我来说都不是最大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我的记忆力不行，无法跟班上其他年轻的同学相比，学习起来有些吃力，必须要花比他们多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才行。
”……具有真情实感的话语，在打动采访对象，使她受到感触、自然道出心声的同时，无疑也会强烈地感染到广大的电视观众。
需要指出的是，记者去寻找、捕捉情感切入点不能建立在揭示他人隐私、展示他人缺陷和痛楚的基础上来煽动观众情绪。
情感的沟通应是充分体现对采访对象的善意理解和关怀的。
五、单刀直入 锲而不舍
在采访对象不能或不愿就记者提出的问题做正面回答，而记者又必须深入了解事实真相、获得准确答案时，单刀直入、锲而不舍的反问和追问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种采访多出现在批评性报道中。
《惜哉·文化》中，记者就以重复对方答话的方式，追问产生错误的可能性，使采访对象想回避又不得不说。
当记者问到歌舞厅是否持有有关消防部门的许可证时，市长回答：
“当然有。
”记者又问：
“您是否看到过？
”“我不可能管这么多，我的局长负责这件事。
”记者反问：
“那就是说，您根本就没有亲眼看到过。
”市长无言。
言下之意，并没有亲眼所见，却一味坚持，显然是有意庇护。
在电话采访消防部门时记者问：
“该歌舞厅是否领取过消防部门签发的许可证？
”“没有。
”记者重复追问（加重语气）：
“您是说没有？
”“从没发过。
”记者反问：
“那是不是就可以说，如果没有消防部门出具的许可证，（歌舞厅）就不能开业呢？
”对方回答：
“是这样的。
”歌舞厅在有关部门庇护下无证经营造成大火，酿成事故的原因已相当明确了。
类似的采访，根据被采访人的态度、特点和提问的内容也可采用设问、侧问、诱问、潜问、激将等技巧，令采访圆满、到位。
六、学会聆听 随机提问
面对具有较强语言表达能力和丰富知识的采访对象，记者在既定采访计划的基础上，要学会聆听，以减少对对方的干扰。
在聆听的过程中从对方回答里再寻找、提取新的问题，这也是最能体现记者采访功力的一步棋。
《东方之子》曾播出记者对作家张贤亮的专访节目。
张贤亮是我国第一个“下海”的作家。
记者就“你认为艺术创作和经商哪头更重要”、“如何既能投入地写作又能游弋商界”等问题，与张贤亮进行了“智者与智者”式的对话和辩论。
在淡淡的火药味中人们能感受到心与心的“不设防”的交流，也感受到了记者的智慧、幽默、善意和温情。
一个个问题总是源于不断展开的谈话内容，完全激发了采访对象的交流愿望，看后使人感到对话自然、和谐，不机械生硬。
总之，成功的采访会为节目锦上添花。
其中所要用到的一些技巧，是要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学习和摸索才能掌握的。
只有善于总结，勤于积累，根据不同情况灵活应用各种采访技巧，才能出色完成采访任务。
电视节目主持人，（采访技巧）：
一、突发性事件的现场报道新闻节目主持人应该体现出更高的“人文关怀”
关于新闻采访，学界给出的定义五花八门。
其中，美国学者肯·梅茨勒教授给出的定义颇具代表性：
“代表背后的观众，双方以对话的形式来交换信息，以达到任何一方都无法独自达到的知晓程度。
”
按照这个定义，记者与采访对象一问一答，是采访的基本形式。
显然，这是就常态采访而言的。
特殊情况，譬如特大灾难的采访，被采访对象生命极度虚弱、抢险人员非常忙碌、地震经历者“往事不堪回首”，不仅给记者的采访增加了难度，而且是对传统新闻采访定义的一大挑战。
在肯·梅茨勒教授看来，信息的交换和流通才是采访的最终目的，记者不是简单的问话机器，而是在代表背后的读者和观众采集信息。
在汶川特大地震的新闻采访过程中，有些采访方面的败笔，遭到舆论的批评。
首先来看“越位式采访”：
（一）越位式采访
“越位”一词本是足球上的专业术语，后被借用到其它领域。
本文作者认为，所谓越位式采访，系指记者的采访活动超出了新闻伦理的底线，记者以一种不恰当的角色，强行索取信息。
越位式采访现象，通常存在于在特大自然灾害的特殊环境下。
特大的自然灾害之后，抗灾抢险重于一切。
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和抗灾抢险的时效，成为一对“冤家”。
个别记者为完成报道任务，在采访时有所越位，其自己未必意识到这种采访的危害。
惟其如此，越位式采访更应引起重视。
且看两个地震新闻采访的例子。
有一个女孩儿刚刚从废墟里被救出来，说不出话来。
医生说她有心力衰竭的迹象，需要马上急救。
这个时候，某电视台的记者居然把话筒对着女孩儿反复问：
“你现在有什么感想？
”以人为本，其最精神内核是尊重生命。
是被采访对象的生命重要，还是新闻信息的采集重要，与其说是媒体和记者的选择，不如说是受众的选择。
“当采访工作与人的生命权发生冲突时，应放弃新闻工作者一贯坚持的‘新闻本位’的新闻价值观，这时新闻工作者的人文关怀应集中体现在对大众生命权的负责上。
”同理，受众的知情权可以稍稍延后，而被抢救出来的女孩的生命安全，刻不容缓。
记者的采访和医生的救治“争分夺秒”，所获取的新闻信息越多，对被采访对象的生命威胁越大。
CCTV记者许波在直播时进入手术室，采访采访即将要进行手术的已消毒完毕的医生，将其手术衣污染，医生怒不可遏，喊道：
“你把我搞脏了！
”许波依然不走，继续问医生已躺在手术台上麻醉好的病人的伤情如何……徐波代表的是亿万电视观众和电视直播的正常进行。
站在记者的立场，其采访无疑非常敬业。
怎奈这种采访的“成功”，牺牲的是手术医生的手术时间和病人的生命。
这样的采访活动，已然越位太多。
除此之外，越位式采访，还表现在对抢险的军人和志愿者的现场采访。
有位被采访的军人大声说：
“我不想说。
”这个有声的抗议，无疑是对越位式采访的抗议。
越位式采访，表面上看记者也是在代表其背后的受众提问，实质上是记者自私的表现。
新闻采访，当坚持“有所抢，有所不抢”的原则。
（二）极限式采访
新闻采访是记者为收集新闻素材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工作，是了解新闻事实的重要手段之一。
衡量一个记者的标准，首先看他（她）会不会采访。
采访有度的要求。
这个度，又是多维的，既包括记者提问的时间限度，也包括话题的范围限度，还包括被采访对象能够容忍的限度。
适度的采访，采访与被采访者之间可以达到最佳的状态，进而取得较为理想的采访效果。
超出这个度量的范畴，属于极限式采访，受伤害的往往是被采访者。
在大地震采访中，极限式采访的例子屡见不鲜。
某电视台曾播出一则报道。
记者问一个被压着的男子:
“你是哪点遭压到了呢?
”被压男子:
“全身都遭压到了。
”（只露出个头）记者:
“那么，你现在还能呼吸不呢？
”男子:
“还能微弱呼吸，你快点喊人来救我嘛。
”
记者希望被建筑物压住的幸存者提供有价值的新闻信息，而被困者希望记者能够通知救援队尽快解救自己。
当事记者的采访，是建立在被困者的险情尚未排除的情况下。
再问被采访对象还能否呼吸，已经纯属多余。
不停地和被采访对象交谈，记者耗费得起时间，被困者却实在不敢恋战。
一句“你快点喊人来就我嘛”，显然是被采访者终止采访的“逐客令”，从一个侧面表明极限式采访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再看一个极限式采访的典型例子。
在水泥板下埋了72小时后的陈坚，身体已经严重虚弱。
四川电视台某记者却不停地和他说话。
为了配合直播，还拨通直播间的电话连线让陈坚说话。
记者的现场煽情，使陈坚的情绪一直处于非常亢奋的状态。
当他被救出时，体力已经消耗殆尽，最后离我们而去。
陈坚离开人世后，网上对采访他的记者批评很多。
在记者看来，和陈坚聊天，鼓励他活下去，是在尽起码的人道主义义务。
然而，因为记者缺乏医学常识，导致动机和效果无法统一。
究其原因，在于当事记者为挖掘新闻，不惜耗费身体极度虚弱的被采访对象的有限的精力。
最终，虽然记者和陈坚的对话被当作宝贵的视频资料广为传播，而受众分享这一信息的代价是陈坚的生命。
超出生命极限的采访，显然是地震采访中最大的败笔。
极限式采访是新闻记者的禁区，不能涉足。
这是因为，“人的一切权利，包括劳动权和休息权，均以生命权作为前提。
生命的神圣性应当是全社会的共识，所有人都应当尊重生命、敬畏生命。
请自我检查一下我们的报道，有没有对生命的轻视倾向，有没有对死亡的麻木？
不论使用多么**的语言、多么富于情感的语言来描写死亡，在和平时期，任何东西都没有任何理由凌驾于人的生命之上”。
（三）求真式采访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
采访活动收集信息，同样以信息的真实性为前提。
但信息的真实，需要记者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去伪存真，进行甄别，而不能苛求被采访对象说实话。
在特大灾害采访中，为了追求采访信息的“绝对真实”，记者刻意“求真”，可能显得相当残酷。
事实上，任何语言都有禁忌。
作为记者的提问，言语的得体与否，关系到采访的成败。
“求真式采访”，即是记者直接要求被采访者说如实以告。
这种采访，流露出记者对被采访对象的不信任感，容易形成对方的逆反心理。
如果被采访对象是受害者，再不依不饶，穷追不舍地追问，只能表明采访者的采访水准有待提升。
四川台一位女记者采访一个男孩。
当时，这个男孩的哥还被压在废墟里。
她问男孩：
“哥哥还会回来吗？
”男孩回答道：
“会回来。
”记者继续追问：
“说实话。
”也许，除了这个出镜的记者，没人希望这个男孩回答自己的哥哥不会回来了。
记者的“较真”，不仅违背了这个男孩正常意愿，同时也伤害了电视观众的感情。
莫非，只有被采访者告诉记者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哥哥不会回来，让他再痛哭流涕、悲痛欲绝，才能达到当事记者采访的目的？
现实生活中，有时候，过于“求真”，近乎迂腐。
记者的求真采访，也当避讳追求这种低级的“真实”。
成都电视台某记者到都江堰聚源中学采访收到保险公司3万元死亡赔款的家长们。
该记者竟然问一位家长收到赔款时的心情如何，高兴不高兴？
此外，一位老太太家里的平房倒塌，收到保险公司500元赔款。
那个记者又去问别人，这笔钱作用大不大。
地震给灾区人民造成的物质和精神的伤痛，是任何金钱都无法弥补的。
保险公司及时赔付受灾者相应的损失，3万元的意外死亡赔偿金，对家破人亡的学生家长而言，是一种有限的补偿。
试问，有哪个父母愿意以这笔钱换取自己孩子的性命？
高兴之说，显然是记者臆测的“真实”心情。
后一个例子，500元的财产损失赔偿金，和老太太家的平房倒塌相比，仍不成比例。
这笔钱的作用肯定有，对修缮房屋，还是杯水车薪。
记者的这种“求真式采访”，渴望被采访者满脸喜悦地告诉他们很高兴，可见是步入了误区，因为这种采访本身就已经陷入了一个“真实的误区”。
（四）逆向式采访
特大地震造成将近7万人死亡，近两万人失踪，许多人家破人亡，抱憾终身。
精神方面的创伤，在很长时间里难以愈合。
这对地震采访提出了更高要求，记者不能强迫被采访者回忆地震遇险期间的特殊经历。
每一次回忆，对于包括采访者在内的人来说，是在欣赏一个惊险的故事，而对被采访者来说，则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这种专揭伤疤的采访，需要被采访者按照逆时针方向去叙述悲剧发生瞬间的遭遇。
这样的采访，可以称作“逆向式采访”。
逆向式采访，同样是一种变相的噪音。
在地震中,女**蒋敏失去了父母和女儿。
在接受CCTV时,某记者问她在地震中是否失去了亲人？
怎么能在痛失亲人的情况下，还在拼命工作？
最后的问题竟然是：
“你在救助这些灾民的时候，看到老人和小孩，会不会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女儿？
”女**被问的离开帐篷，悲伤的话都讲不出，很快昏倒。
时光不能倒流，有些伤心的事，也不愿轻易回想，毕竟人更希望看到光明的未来，而不是生活在对往事的痛苦回忆之中。
而采访蒋敏的那个记者，问蒋敏会不会触景生情，恰恰是以逆向的采访问题，勾起她对失去的亲人的联想。
蒋敏的昏倒，给地震采访的逆向式采访亮起了红灯。
但是，这类采访模式，并非孤例。
重庆卫视播出的《妈妈不哭》专题，主要是采访一些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和在地震中刚刚生下小孩的母亲。
有位女记者去采访一位在地震中流产的高龄产妇。
记者：
您在这次地震中失去了孩子吗？
产妇：
是的。
记者：
你想过为你的孩子取一个什么名字吗？
产妇：
没有，我不想想这么多。
（画外声：
因为是高龄产妇，她已经不能再生育了）
记者：
你老公是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
（画外声：
流产的是男孩）
明明是希望妈妈不哭，该节目的实际效果则背离了专题名称，不把被采访对象问哭不会罢休。
因为地震，导致孕妇流产。
记者的采访，追问被采访对象是否给孩子起过名字，问她的丈夫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每一句提问，都迫使这位妇女回想起过去曾经的憧憬和幸福。
显然，逆向式采访不适用于特大地震之类的灾害性采访。
公众人物（采访技巧）：
近年来，娱乐圈、体育圈都流行一种“泛娱乐”的现象。
在这种大环境下，公众人物和记者的关系越来越微妙：
既希望记者给自己做宣传，又不愿意自己的生活过度曝光。
因此，这个特殊人群往往会因为职业或者个性以及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对记者采访产生抗拒心理。
打开他们的心理缺口，获得第一手的采访资料，是记者工作的第一步。
经过多年的工作实践，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在采访公众人物的过程中，运用适当的心理战往往会得到事半功倍的结果。
公众人物心理状态分析
俗话说：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要应对采访对象的抗拒心理，首先要掌握他们抗拒的源头。
在娱乐圈、体育圈里，公众人物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学会接受采访。
不过，在与媒体接触多了之后，他们又担心媒体的介入会影响他们所代表的一种固有形象，从而对采访带有一种戒备的心理，或制造假象来混淆采访的真实性。
一位社会学家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人在社会的舞台上具有两面性，所以人会有不同的表现。
通常在公众面前具有表演的一面，他会把最为人性理性的一面表现出来。
即使退出舞台之后，这也已成为一种习惯。
”
公众人物有其共同的心理外在表现。
在这一人群中，又可分为不同的小群体。
按其身份分，可以分为政界、娱乐界、体育界、科技文化界以及普通人因为某件事而出名受关注的，等等。
其中，他们又会因为身份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采访表现特点：
一般而言，领导人物善于归纳和分析，谈话较有条理，却也容易打官腔，摆架子；娱乐界人士善于言谈，言语流畅，较为热情，却极容易模式化回答，“无可奉告”，“对此媒体可能有些误会”都是常见的推托与掩饰；科技人员、专家学者态度严谨认真，讲话讲究分寸，而这个分寸极有可能演变为过度谨慎而不吐实情……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文化程度都会使采访对象呈现出不同的采访表现。
在娱乐、体育新闻采访中，这种情况多出现在敏感新闻、负面报道以及绯闻上，当记者向当事人求证时，往往能感受到他们强烈的抗拒情感。
比如“谢霆锋顶包案”期间，当事人以及其经纪公司都拒绝接受采访，直到现在，谈及这方面问题，谢霆锋也是采用回避政策；再比如，“菲鹏恋”的问题，当事人一直不愿接受媒体采访……
了解这些对象的心理状况无疑是采访获得成功的一块奠基石。
只有深入地了解这些基本情况，才能真正叩开那些“困难”对象的心房，从而成功地完成采访任务。
记者心理因素的影响
其实，在与采访对象的交流过程中，记者本身的性格、兴趣、情感等心理因素往往也会直接关系到采访的深入程度，进而影响到采访的成败。
因而，记者对自身也应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1.性格。
人的性格有互感作用。
记者与访问对象的性格投合就会受到欢迎，就会促使对方推心置腹地谈话。
反之，性格迥异，双方的隔阂就会增大，访问的难度也就自然增大了。
因此，每个记者都应对自己的性格有全面清晰的认识，扬长避短，使采访获得更大的成功。
2.兴趣。
记者与访问对象能否对所谈的话题产生共同兴趣，往往是访问顺利与否的关键。
有了共同兴趣，双方关系融洽，就能倾心交谈。
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点是多方面的，包括思想、感情、知识、经验、爱好习惯等。
只要找到一点，就可以产生共同语言，打开搞好采访的通道。
比如采访林志颖，和他聊赛车他会和你说个不停；采访任达华，和他聊摄影，他会跟你讲许多有趣的故事；采访梁朝伟，跟他讲大海，聊演戏，他的沉默寡言会一扫而光……
3.情感。
采访中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情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记者同采访对象情感一致，就会产生心理上的共鸣，从而缩短心理差距，使对象在最大限度上与记者合作。
反之，情感相左，记者与对象就会感到“格格不入”，采访就很难顺利进行。
要达到情感一致和心理上的共鸣，在短时间内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这就要求记者想方设法同对象熟悉起来，建立起友谊。
打一场心理游击战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了解了在采访明星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遇到的困难。
下面，笔者联系实际工作情况作一些案例分析。
1.“强势效果”。
在记者的采访中，会碰到一种被控制的情形。
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采访个性太强、习惯生活在自我世界中的公众人物，或者正当红的公众人物时，他们往往在气势上就给人一种压迫感。
姜文就是一个例子，和他打交道的大部分记者，都会对他产生“怕”的感觉，生怕在他身边说错了话，被他顶回去。
面对记者的提问，他经常会用“你觉得呢？
你认为呢？
”做为回答。
采访这类公众人物时，首先要克服自身的畏惧情绪，不打无准备的仗。
多了解他的作品、为人，摸清楚他在意的东西、得意之处、甚至失败的记忆等，要做到开口就让他觉得“你和别的记者不同”。
这种强势效应往往会激励被采访人的情绪，毕竟“两强相遇勇者胜”。
2.“温情效应”。
在采访过程中，适当地采用温情效应，也往往会得到惊喜的结果。
最简单的温情效应是和公众人物拉“老乡”关系。
很多公众人物会对家乡的记者另眼相看，心理防备也会相应减弱。
2002年武汉籍歌手高峰在北京病危的系列报道，记者就是得益于“温情效益”。
当时，高峰已经住进了隔离病房，除了亲人和少数几个朋友外，没有人能见到高峰。
作为武汉地区唯一来的媒体，在病房外死守了4天几乎毫无进展。
眼见其他媒体逐渐放弃，记者想到了变通的办法：
人进不去，能不能递条子进去，哪怕得到高峰的只言片语，也是最大的成功。
当时，记者坐在病房门外，用采访本上的纸给高峰的父母写了一封短信，大意是：
我是来自家乡的媒体，带来了家乡人的慰问。
我们只想知道，这个从武汉走向全国的武汉伢，现在好不好。
没过多久，高峰的父母就回信给我了，除了感谢家乡人的关心，还说明了高峰的近况。
当天夜里，高峰去世了。
这张纸条就成了高峰父母唯一一次和媒体正面接触。
3.“迂回战术”。
当某个公众人物处于敏感时期的时候，对记者来说这既是出新闻的阶段，也是采访最艰难的阶段。
如果采取“正面强攻”不行，我们可以采用迂回战术，以期达到效果。
笔者今年在香港国际电影节采访期间，当时，黄秋生因为“炮轰元华”而处在风波中心。
在采访黄秋生时，开始他的态度很不合作，对媒体有很强的敌意。
在他看来，这场风波都是香港媒体“断章取义”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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