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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理论相关论文范文1

　　没有抽象的空间和区域，也没有抽象的区域发展战略，当讨论区域发展战略时，需要寻找驱动区域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个区域发展战略的形成，既需要宏伟构想和长远目标，也需要有坚实的驱动力量，长江经济带的建设也是如此。

本文首先讨论长江经济带所涉及区域的产业转移，然后讨论建设长江经济带的重大意义以及应该关注的事项。

　　一、长江经济带的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是近年来区域发展中的热门话题，许多的区域发展战略都以此为基础，也以此为目的，以产业转移为名的园区既存在于东部地区大都市的外围地区，更常见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产业向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转移正是促进贯通东中西的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话因与基础，这一点有实证的数据支撑。

从制造业总产值的空间结构来看，****年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总产值占全国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为24%，****年达到26%左右，****年这一比重迅速上升到了30%左右。

从不同行业来看，****年以前中西部制造业在全国所占份额增加主要来自采掘业的更快增长，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全国的比重在下降;然而****年之后，除了烟草、化工行业外，其他的制造业部门总产值的比重都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

可见，本世纪的前十多年来，在一系列区域发展政策和措施的推动下，中西地区的发展开始提速，尤其是中部地区。

整体上，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制造业占全国比重在这一期间分别提升了6.6和2.4个百分点。

　　回到长江经济带所涉及的主要省份，****年到****年间，长江中上游诸多省份的制造业在全国比重和地位出现了上升。

除东部的江苏由13.3%上升到14.3%，中游的安徽由1.96%上升到3.15%，江西由1.01%上升到2.35%，湖南由1.86%上升到3.15%，上游的重庆由1.09%上升到1.48%，四川由2.37%上升到3.22%。

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到上海的制造业比重由8.02%下降到3.73%。

龙头城市上海的制造业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增加，而诸多中上游省份制造业地位和比重的上升，这看到了沿长江流域形成一个功能互补、梯度发展经济带的前景。

　　细化的产业分析可以看得更为清晰。

首先看消费品制造业，从****年开始，产业集聚程度开始下降，出现了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地区扩散转移的趋势。

****～****年间东部地区消费品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了14个百分点，****年的比重基本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相当。

与之相对的是中部地区的消费品制造业比重大幅提高了8.3个百分点，其中提升最多的是湖北，这一期间累计提高了2.5个百分点。

其次，再看中间投入品制造业，从****年开始，出现了长三角地区的中间投入品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开始大幅下滑，由****年的27.4%下滑至****年的21.9%，下降了5.5个百分点。

开始出现向中部省份转移的趋势，其中，湖北、安徽和河南三省份额都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

第三，再看看资本品制造业，从****年开始，资本品制造业集聚度开始下降，开始由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向中西部等地区转移。

其中广东、上海和浙江三地的份额下降最多，****年与****年相比分别下降了6.4、4.7和1.9个百分点。

而长江中游地区的安徽、河南、湖南以及上游地区的四川分别提升了1.8、1.8、1.7和1.3个百分点;而与上海毗邻的江苏省，其资本品制造业占全国的份额则是一直不断提升，****年超过广东成为全国第一大资本品制造省份，因此，不仅长三角地区，而且长江中上游地区已是我国重要的资本品制造业基地。

　　如果从产业的外向度来观察，长江经济带更有其优越性,因为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产业更多地向靠近沿海的内陆地区转移。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的前二十来年，出口型产业主要是向沿海地区集聚和转移，一是因为沿海地区设立众多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区等特定对外开放区域，因而拥有比内陆省份更加优惠的贸易和生产优惠;二是这些出口型企业主要服务于国际市场，设立在沿海地区可以更好地节约物流成本或者更广义的交易费用。

本世纪以来，随着沿海地区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和土地）的快速提高，这些产业开始转移。

然而从对各行业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产业主要向靠近沿海的内陆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转移。

两方面的原因可以解释这一转移过程：

一方面中部靠近沿海的内陆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距离国际市场更近，可以相对节约物流成本;另一方面，这些地区（主要是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都相对较低。

因而那些对运输、要素成本比较敏感的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产业更多向与沿海地区接壤的中部地区转移。

　　因此,从区域发展的产业支撑角度，长江沿线无疑形成了最好的梯度。

长三角拥有良好的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基础和发展前景，而长江的中上游尤其是中部地区又具备了承接转移的优势和条件，而且也已成为重要的资本品制造业和外向度较高产业的重要基地。

总而言之，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具有良好的产业联系和产业转移的基础。

　　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举措

　　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

应该说，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或者规划是经过中央与地方多次研究讨论、在公众参与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特定区域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一些共识的表述，有助于传递信息、凝聚共识，减少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对于区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当前，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能够针对区域发展中的具体的、现实的问题，力图通过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有助于解决这些具体的、现实的问题。

其次也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区域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塑造能够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重点区域，一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差距的缩小。

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在这些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发展战略的层次上看，长江经济带的建设首先有利于更好地塑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推动重点区域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竞争和国家分工，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实力和产业基础最为雄厚地区，但也面临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把一些产业转移到其它地区，例如长江的中上游地区，会更全面深入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

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其次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梯度发展格局，缩小区域差距。

长期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东中西梯度发展的形势，区域之间的落差大，不同发展梯度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不强，长江沿线省份的情形也与此类似，应该说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正好可以弥补这个方面的欠缺。

第三，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有利于积累如何建设这种贯穿东中西不同发展梯度的区域经济的经验，包括在合作体制、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移等多个方面的经验，并为其它类似的经济区域参考借鉴。

　　从解决区域发展现实问题的角度，长江经济带的建设首先需要解决长江水资源的综合利用，即必须兼顾能源、航运、灌溉、工业和生活用水等多用途的平衡，还需要重点考虑长江流域的污染防治和综合治理，促进包括航运、铁路、航空、公路等在内的沿长江综合运输体系的完善。

此外，探索流域内各区域的合作机制，促进产业更顺畅地转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由此，不难明了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有长远的谋划和考虑。

首先，应该有一个立足长远、总体安排的规划。

在这个规划中，需要对发展的重要事项作出安排，包括发展的目标、重要资源的配置原则、重点地区、重大工程和工作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

但应该清楚的是，长江经济带范围广、事务的专业性强，不可能在一个规划内对那些专业性强的事务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划，而应该重在原则、机制和制度的设计。

其次，加强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

长江是一条黄金水道，但这条黄金水道自身也受到了桥梁、水利大坝等因素的制约，在这次长江经济带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对此有一个整体安排，并在具体的专项规划中做出明确的规定。

第三，明确重点区域和重要支点城市的功能。

例如像长江流域太湖、巢湖、鄱阳湖、洞庭湖等重要湖泊的生态治理，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重要支点城市的建设，乌江、嘉陵江，岷江、雅砻江、汉江等重要支流的水土保护，皖江、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转型重点地区，这些区域和城市要有具体和明确的职能。

第四，探索新的区域合作机制。

包括税源的划分机制、资源使用的购买和补偿机制、产业转移的对口协商机制、政绩的分类考核机制、政府机构的交流机制等。

只有建立和理顺区域合作机制，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才可能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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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以及未来较长时期城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思路，****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了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要求。

根据国家统计局监测数据，****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超过2.6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超过1.5亿人。

在现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绝大部分农民工尽管在职业上实现了非农化，但在户籍身份上尚未实现非农化，无法平等共享城镇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呈现显著的“半城镇化”特征。

　　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明显滞后，其症结在于没有处理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摊问题。

所谓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是指使农民工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化转化并顺利融入城市社会所必须投入的最低资金量，其分摊机制能否理顺决定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成效。

结合国外城镇化发展经验以及国内各地探索，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围绕其成本分摊问题重点处理好如下五大关系。

　　第一，处理好政府分摊与市场分摊的关系。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一般包括因新增城镇人口而产生的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文教体卫等公共设施的投资，养老、医疗、失业、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费用，就业培训、文化保健、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支出，以及为适应城市工作技能、生活方式需要而新增的成本。

其中既包括政府需要承担的公共成本，也包括企业、个人需要承担的市场成本。

然而，已有的政策研究，往往把企业、个人承担的市场成本与政府承担的公共成本混为一谈，客观上夸大了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财政支出压力。

以医疗保险为例，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一般由雇主或单位按工资的12%缴纳，个人按工资的2%缴纳，各地政府只承担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经办费用和弥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用缺口，只有当农民工随迁子女、父母等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时，才需要当地公共财政予以缴费补助，而目前一些研究将所有缴费补助都算在了当期成本中。

因此，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亟需正确理清政府、企业、个人在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上的分摊责任，既要避免夸大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规模，也要避免向企业、个人甩包袱的倾向。

　　第二，处理好中央分摊与地方分摊的关系。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福利保障的系统工程，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庞大的公共财政支出。

一方面，在现行财税体制下，财权向中央上移、事权向地方下放造成了地方政府无力承担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公共支出;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是以户籍人口的公共需求为基础调适，尚未建立起针对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跨区流动的转移支付调整机制。

因此，为了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亟需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中的支出责任。

一是根据公共支出的外溢性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摊责任，中央政府承担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保险、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全国统筹部分，地方政府承担公用设施建设以及卫生健康服务、就业创业指导等地方性公共事项。

二是根据农民工群体的跨区性优化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摊责任，中央政府重点解决跨省流动农民工的市民化成本，地方政府重点解决省内流动农民工的市民化成本。

三是建立健全与居住证人口数量挂钩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点考虑中央转移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