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和谐发展指数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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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和谐发展指数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
走向和谐社会
——中国城市和谐发展指数研究报告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
21世纪中国走向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基础是城市、载体是城市、标志也是城市。
因此，聚焦中国的城市、城市和谐发展，实质上是要为21世纪中国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奠定基础。
一、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城市和谐发展指数
2002年我们开始研究中国城市文明、中国文明城市的测评体系。
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城市化快速推进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认识到，中国城市、中国社会要走向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迫切需要以“和谐发展”为导向，以“和谐发展”为指示，以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1、城市和谐发展是对我国城市化的历史认知与选择
关于城市和谐发展的认知与选择，我们是在反思我国城市化历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
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大体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和谐城市化的认知与选择是在城市化第四个阶段才形成的。
城市化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前的1949-1978年。
城市化水平长期低于20%。
该时期的城市政策主要受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影响，片面强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忽视城市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服务业的发展。
城市被定位为生产中心而非消费中心。
发展战略以“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为主。
该时期的城市化政策极为波动。
以“赶英超美”为目标的大跃进时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大炼钢铁，导致城市化水平在短期内迅速提高，造成“虚假城市化”（spuriousurbanization）或“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现象。
总体说来，我国城市化的第一波是以“反城市化”（anti-urbanization）为特征。
有关学者也称之为“工业化时期的控制城市化”（industrializationwithcontrolledurbanization）。
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1980年代末。
改革开放将市场机制引入传统计划经济，使我国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从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开始，农民们离开土地，进入乡村、小城镇一级的工厂从事生产劳动，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村工业化模式以及“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
无论是在以集体所有制企业蓬勃发展为特征的“苏南模式”下（1994），还是在私营企业壮大的“温州模式”下（1992），抑或是“外资驱动型”的“外向型城市化”（exourbanization）（1997）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乡镇企业都带来了小城镇的快速发展。
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方针可概括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1989年，全国共有大城市58个（其中特大城市30个），中等城市117个，小城市275个，建制镇11873个。
小城市人口占全国城市总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反之，大城市人口比重逐年下降。
进入1990年代，城市化水平持续增长。
伴随着城市空间的迅速发展和重组，第三阶段城市化（1990-2000）也随之到来。
在这一时期，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
经济发展、资金积累、居民收入都经历了快速成长的过程。
10年间，城市化水平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
同时，始于1980年代后期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也为城市空间结构重组带来了新的契机。
以此为契机，我国城市空间开始迅速发展和重组。
旧城改造方兴未艾；新区建设日新月异；高新技术园区、工业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中心商务区更是成为城市潮流。
在城市扩张和内部空间重组双重作用下，始于1980年代末期的郊区化现象日益明显。
传统上以单位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混杂的城市功能结构逐步瓦解，新的城市社区开始出现（1999）。
经济社会的多元化使得城市人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不再受行政体制的约束，为城市管治带来新的冲击。
另一方面，城市空间重组也造成了城市无序蔓延、耕地流失等问题，并加剧了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异。
2000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我国城市结构和功能正面临或进行着大规模、大范围的急剧变化和转换，在一般经济发展中罕见的城市超常规扩张，是我国沿海地区城市发展的普遍现象。
这些城市虽然人文历史、地理环境、城市规模与职能各不相同，但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一共同动力机制下，城市形态呈现出如下普遍的特征：
城市形态演化剧烈，空间聚集与扩散并存，水平扩展与垂直扩展并存；城市建设失控，生态压力巨大，城市环境品质下降；许多城市在大规模旧城改造中历史风貌和传统肌理遭到破坏；城市识别感不强，在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建设目标指导下出现了“千城一面”的城市形象等。
因此，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亟待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实现城市和谐发展？
如何实现可持续城市化？
2、城市和谐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需要
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的和谐发展不仅要处理好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城市人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城市与农村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
——统筹城乡发展，本质上是要解决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把城市与农村作为一个有机统一整体，把农业的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中，把农村的进步放到整个社会的进步中，把农民的增收放到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中，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快社会发展和环境建设，逐步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和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格局，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实现这一重大战略转变，既要在处理城乡关系、城乡生产力布局、城乡产业结构等方面，构建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框架，又要在我国当今城市化水平下，积极探索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路径和模式。
浦东、天津、重庆、成都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一大任务，就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破解的路径、方式或模式是多样的，但是城乡二元结构解构的根本标志是城乡“文明差异”的缩小，是城乡老百姓享受吃、穿、住、行、就学、就医和休闲娱乐等公共服务差异的缩小，是城乡百姓文明素质差异的缩小。
——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要继续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实现共同发展。
从城市和谐发展的层面看，随着近年来都市圈、都市群、都市带建设的推进，都市和谐发展就不仅仅是本城市范围内的发展，它还涉及都市区域即都市群范围之内的各种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要通过统筹区域发展以促进城市和谐发展。
一是打破地域分割，建立统一市场，重塑市场经济条件都市群内在的经济关系；二是加强对都市群发展的引导，统筹规划都市群体系、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根据都市群中不同城市的发展条件，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四是充分发挥都市群内先进地区的幅射带动作用，大力开展都市群区域内的协作和结对帮扶，积极组织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向先进地区转移，积极引导先进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使欠发达地区成为先进地区加快发展的新空间，使先进地区成为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推动力量。
根据我国当前区域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
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统筹城市人与城市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实质是坚持以人为本，以生产发展为基础，以生活富裕为目标，以生态良好为条件，尊重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积极探索以技术文明和绿色文明为特征的发展途径，选择有利于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把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寓生态建设于各项事业的发展之中，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换言之，就是要将循环经济的理念贯彻到各项事业的发展之中，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3、城市和谐发展是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的需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发展方式存在“以下三大误区”。
（1）把城市经济增长当作城市发展。
近年来，城市每一届政府都以GDP的增长作为城市发展的目标与绩效。
实际上，增长（尤其是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这已基本上成为大家的一种共识。
但是，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的观点在今天还有影响？
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还那么容易接受罗斯托关于加快“资金积累”、“做大蛋糕”实现增长的发展理念？
甚至唯GDP，把GDP当作考核干部的政绩？
主要在于不少领导干部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把增长看作是城市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结果，唯GDP、唯增长式的城市发展方式，给城市带来了发展的“经济病”、“社会病”、“生态病”，城市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2）把城市改造、城市规模扩大当作城市发展。
城市发展与城市的改造、规模扩大密切相关，但是缺乏科学合理规划的城市成片改造，结果造成城市特色危机。
一是城市视觉污染。
为突出与众不同的个性，不少城市的设计师过分关注单个建筑，往往将自己的作品打扮得五颜六色，却不考虑和周边景观色彩的协调性，很多城市逐渐被涂抹成了难看的“大花脸”。
还有不少城市、尤其是一些中小城市，为了改变自身形象、打造“标志性建筑”、彰显“现代性”，盲目地贪大求洋或互相攀比；部分城市甚至有变成城市建筑色彩“实验场”的倾向；此外，城市建筑大量采用人造色彩替代原有的自然石材、木材等材料的颜色，时尚涂料一次次地“抹”去了天然之色，也“抹”去了传统文化的底色。
二是城市风格缺失。
城市风格，不仅要在现代高技术社会条件下提供人们身体的栖息场所，更要为灵魂的栖居建设一个人性化的空间。
中国一些城市历史延续下来的街区空间布局，遵从着中国儒道的阴阳相易的哲学观，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
从古代的太极图中便可寻找它的阴阳、乾坤、有无、刚柔的对立统一与互为转化。
在体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空间布局中，阴阳互易强调形象与背景、物质实体与非物质虚空的相互依存与转换。
在虚实相依的互为依赖与转化中，虚实交融，主次有序，各具功能，组成了整个空间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道路与两侧实体建筑及整个滞留空间形式和谐统一，从其色彩、材料和建筑格局上都极具整体性、政治性和特有的文化属性。
但在中国某些现代城市街区中，已经很难找到传统城市空间那充满人性的、动人的有机结合体。
城市街道两旁钢筋水泥建筑使城市在异化，人成为建筑的附庸，城市空间被庞大的建筑挤得七零八散，没有和谐，没有人的自主性。
整个街区只剩下具有一定秩序、组织关系和完整性的建筑实体，自然的、和谐的空间被排斥在城市之外。
从目前的中国城市看，汽车道、停车场、步行道、广场、绿地、游戏场、运动场、花园等公共地段成为禁入或不适宜活动的空间，与社会交往不甚相宜的空地、公共空间的意义被扭曲了。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的城市现代化迅速改变了历史延续下来的城市的空间结构。
在大多数情况下，城市成为郊区的对立面。
汽车化一方面使城市不断向四周无序蔓延，另一方面也冲击着传统的城市街道空间，正在摧毁历史城市的结构。
汽车成为城市空间的主导，行人要战战兢兢、气喘吁吁地小跑着走过马路。
以人为本变成以车为本。
长此以往，我们的城市还将是美好的吗？
这样的城市化真是我们的理想吗？
同时，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新兴起的大量的房地产楼盘，对新型楼盘小区的居住者来说，具有某种空间占有性，可是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它是一个个的封闭式空间，这种封闭的空间越多，城市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空间就会越少，这是中国城市公共空间布局和建设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任何违背人性的想法、做法，都是与城市风格追求的终极目的相违背的。
我们向往和憧憬一个城市，很大程度上是为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格所吸引。
在巴黎，我们时时为其高雅浪漫的拉丁气息的风格所陶醉。
在罗马的黄昏，目睹台伯河的静静流淌和即将为暮霭所吞没的古罗马废墟，我们为其载满历史苍茫感的风格而感动。
在威尼斯，你处处可以呼吸到刚朵拉小舟挟着亚德里亚腥湿海风扑面而来的热情。
维也纳的一草一木都洋溢着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风格。
在伦敦，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源于英国文化传统的绅士风格，甚至那满街的出租汽车，虽有着现代的发动机，却保持着19世纪的老式模样。
我们怎么能想像，打乱了北京中轴线城市布局，没有了故宫和四合院，这些概括了京城从庙堂到民间极具风格化的居所，北京城还会有吸引中外游人的风格魅力？
三是城市文化自觉精神缺失。
在国内182个以国际大都市为目标的城市中，对国际大都市文化建设普遍缺乏“文化自觉”的意识，缺乏对“文化自觉”境界的追求，其主要表现是：
①重城市经济，轻城市人文精神。
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城市如何调整经济结构，以增强竞争力，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
但不少城市对作为城市综合竞争力核心的文化、文化精神的认识是不足的。
城市文化竞争力包括城市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城市的文化产品、文化市场、文化服务、文化管理体制，以及文化教育、文化形象、文化精神等等。
可以说，城市人文精神是城市文化的灵魂，渗透于城市文化的“硬件”与“软件”之中。
②重城市文化“活动”，轻城市文化“内涵”。
目前，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除了主办国际旅游节、国际文化艺术节、国际会展、国际会议等等之外，城市文化活动出现了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是城市文化活动的“日常化”。
城市文化进社区，社区文化活动天天演、周周演，这些都给大城市的文化建设，丰富市民文化生活，陶冶市民情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文化自觉”的意识要求我们更注重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品质，而不是年年有多少文化活动。
另一种倾是城市文化活动的“娱乐化”。
随着休闲娱乐时代的到来，城市市民普遍关注休闲娱乐活动，追求文化的“娱乐化”。
但是文化的“娱乐化”决不是文化“恶搞”。
2006年初以来在城市大众文化中出现的文化“恶搞”，从2006年初的《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到年末的《满城尽是加班族》，从《红楼梦》到《闪闪的红星》；从“中央一套”、“爱戴”牌安全套、“姚明”牌卫生巾到“国学辣妹”，进而在网络中产生“孔子与章子怡谁更能有效地代表中国文化”的讨论；从虚拟世界到现实世界，从网上到网下，从娱乐影视到红色经典，如火如荼的恶搞现象大有营造一种新文化时尚，甚至派生“恶搞学”的趋势。
这实际上已背离了大众文化“娱乐化”的本质，成了缺失健康审美情趣、情操陶冶的“泛娱乐化”。
③重城市“形态”，轻城市文化“神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一些城市的城市化与再城市化，城市的高楼、标志性的文化设施在崛起，新的城市景观在形成，一些具有欧陆风情的“意大利花园”、“罗马广场”、“西班牙建筑”开始进入市民生活。
当我们在感慨城市建设伟大成就的同时，你是否想过，崇尚欧陆风情建设是否表明对我们自己文化缺乏自信心，缺乏“文化自觉”意识？
为什么世界上还找不到哪个国家盖的楼房、小区叫“颐和园”、“紫禁城”？
城市文化建设是否更应重视文化精神？
实际上，世界上的国际大都市，无论是巴黎、伦敦、纽约、柏林，还是莫斯科、悉尼、东京，都可从中捕捉到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不同神韵、不同神态、不同精神。
（3）把提升城市竞争力作为城市发展的本质。
城市的本质是文明、和谐，是让生活更美好。
但是近年来国内外过度强调城市竞争力的研究和宣传，导致了城市发展比拼“经济总量”，扩张“城市规模”，提升“城市现代化速度”（诸如“率先现代化”），开展“最具竞争力城市”、“百强县”等城市排名、城市竞赛，形成了一股“唯城市竞争力”的思潮与倾向。
我们并不否认城市发展本身内蕴着“竞争力”。
城市竞争力是城市之所以能发展所内蕴的一种“内驱力”或者说一种“动力”，是一城市区别于另一城市的一种“活力”，是一城市能否持续发展的“和谐力”。
“内驱力”、“活力”、“和谐力”是城市竞争力本源意义上的“三种力”。
偏离了本源意义上“三种力”的和谐统一，只讲驱动城市发展的资本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企业竞争力，或只讲体现城市活力的城市“创新能力”、“学习能力”、“集约能力”，结果自觉不自觉地会导致“唯城市竞争力”。
“唯城市竞争力”如同以往我们批判过的“唯生产力论”一样，由于它片面地强调“城市竞争力”，忽视城市发展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城市发展中的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结果造成不少城市历史文脉的断裂、社会空间的缺失、生态赤字（土地资源缺失和流失、空气和水的污染等等）。
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城市、绿色城市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的确立，是对城市竞争力内蕴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力”的新发现，是对“唯城市竞争力”价值取向带来的种种新城市病的反思和纠正。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
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每年将以1.5%左右的速度增长，每年将有1500万左右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21世纪中国的可持续城市化，必须以文明和谐发展为价值导向，以“文明和谐范式”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新范式。
我们今后每二年发布中国城市和谐发展指数，就是试图在引导中国城市走上一条文明、和谐的可持续道路提供一种较客观合理的评价工具和指示器。
二、评价中国城市和谐发展的理论基础
对中国城市和谐发展的评价，我们从对中国城市和谐发展的定性研究入手，即先弄清和谐发展的基本特征，然而进一步形成构建评价中国城市和谐发展指数的原则和方法。
1、城市和谐发展的基本特征
城市和谐发展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以下三大特性：
（1）发展的全面性
与“城市经济增长即是城市发展”的观点相反，城市发展的全面性强调的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性。
社会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社会经济有机体中的任何一个层面或环节如若脱离其他层面或环节的有效支援就无法存在与发展。
因此，城市发展是城市社会经济各个层面、各个环节的协调并进，是社会经济有机体的整体推进。
城市社会经济有机体中任何一个层面、任何一个环节的迟滞、或单方面突进（唯GDP），都会影响到整个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唯GDP”、“唯城市竞争力”等片面发展方式造成的种种消极后果，正是对违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全面性而影响城市和谐发展的一种佐证。
（2）发展的协调性
城市和谐发展强调自然、经济、社会复杂关系整体的协调发展。
其一，努力把握城市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
通过对城市的认识、解释、反馈、推论等方式，寻求城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及其关系的合理性存在。
此外，我们应把城市当代人的发展与人类需求的不断满足同资源消耗、环境的退化、生态的胁迫等联系在一起，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调控和协同进化；其二，努力实现城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不仅要通过舆论引导、观念更新、伦理进化、道德感召等人类意识的觉醒，更要通过政府规范、法制约束、社会有序、文化导向等人类活动的有效组织，去逐步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包括代际之间关系）的调适与公正。
（3）发展的可持续性
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城市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城市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人类社会一代一代地持续发展。
城市和谐发展，尤其要处理好二大关系：
一是城市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作为制约中国城市未来发展的三大因素：
人口、资源和环境，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一方面，环境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正是膨胀的城市人口和人的无限度索取才导致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环境的退化，而环境的退化又给城市人口、生活、工作以及人口素质的提高带来了种种问题。
所以，解决城市发展的环境问题必须解决人的问题。
另一方面，人口的问题说到底也包含着环境的问题，只有当城市人口的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城市人口素质得到普遍提高之后，城市发展环境的退化等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所以，城市人口、资源和环境是一个关联的整体，而城市人口是关键和核心。
因此，确立以人为中心，城市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的和谐关系，实现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
二是城市资源、环境的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中国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之所以变得如此尖锐，落后的发展观念和模式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许多地区、许多城市一直把经济发展的价值与环保的价值看成是两个系统的价值，并把经济发展凌驾于资源与环境保护之上，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保护相分离，“先发展，后保护”成为一种取向和价值模式。
正是在这种模式的影响下，以牺牲城市发展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要改变这种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的是要处理好城市环境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建立新的模式。
处理好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际上是要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的、新型的关系，既要把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尽可能地避免因城市经济发展给环保带来的负面影响；又要通过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增加对环保的投入，提高环保的水平和资源的利用水平，从而根本改善目前中国城市发展中尖锐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形成城市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机制。
2、构建城市和谐发展评价体系的原则和方法
要科学合理地构建城市和谐发展评价体系，还需进一步研究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如何设置城市和谐发展的评价维度。
是根据指标的性质、类别来设置，还是从城市文明和谐的本质需求来设置。
二是如何选指标。
是选择具有国际、国内可比性强的指标，还是选择具有中国特色、城市特点的指标；是着眼于特大城市、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的和谐发展的指标。
三是如何确定城市和谐发展的基准值（标准）。
尤其是对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发展的首次评价，在既无其他同类城市、区域文明和谐水平的参照，又无历史延续、无前期评价结果的情况下，要确定城市和谐发展评价指标的基准值，难度较大。
四是如何使城市和谐发展评价指标成为对中国城市和谐发展现状与走势的准确判断，同时转化为引导中国城市走向和谐发展的内在约束。
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可归结于如何研究与设计“城市和谐发展评价体系”的原则与方法。
（1）建构城市和谐发展评价体系的原则
城市和谐发展评价体系的构建应突出以下五大原则：
——科学性。
符合科学性的原则有三点要求：
一是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具有内在的逻辑性。
二是评价指标体系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
如“中国城市和谐发展评价体系”的建构，我们在关注“评价体系”普适性的同时，更重视“评价体系”的中国特色、区域特点。
三是评价指标选择、评价标准确立、评价方法和路径选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导向性。
城市和谐发展评价体系是对提升城市和谐发展方向的引导。
因此，指标的选取、权重的形成均应客观、科学、合理，以从整体上发挥“评价体系”的导向功能；同时，城市和谐发展评价体系又能引导我们在原有基础上发现新的薄弱环节、新的差距，从而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提升城市和谐度。
——可比性。
一是“评价体系”的指标不能交叉重迭，否则就无法比较；同时，指标又要反映城市和谐发展中共同的东西，只有在相对一致的条件下，才能比较两个具体评价对象在这一方面量的差异。
二是对不同城市、不同区域文明和谐发展水平进行横向比较，除指标的口径、范围必须一致外，一般用相对数、比例数、指数和平均数等进行比较。
三是城市和谐发展的评价还关注城市和谐发展水平的纵向比较，以便对城市和谐发展进行跟踪研究，发现提升城市和谐发展的轨迹。
——操作性。
指数的数据可采集、可采信、可量化，并可长期跟踪研究。
——前瞻性。
城市和谐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既要有一些具有前沿性、引领性的指标，如人文素质、社会公平、环境质量等，又要留有一定的空间，能预测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解决影响城市和谐发展中的问题，能预测不同时期城市和谐发展的新需求，并将其转化为指标考评。
（2）构建城市和谐发展评价体系的方法
城市和谐发展评价体系的方法涉及两大层面：
一是设计与架构城市和谐发展评价体系所运用的方法；二是采集城市和谐发展评价体系各类数据所运用的方法。
①架构城市和谐发展评价体系的方法。
第一，指标的挑选建立在效度（即评价指标反映评价对象客观要素的准确性程度）、信度（即指标数值在评价体系中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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