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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理论
第四章跨文化交际理论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学者对跨文化交际理论的研究有了质的飞跃。
1983年,对于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初步探讨首次出现在《国际与跨文化交际年鉴》中。
随后,跨文化交际的理论探索渐入佳境,学者们互相借鉴、综合研究,使跨文化理论的发展突飞猛进,至今已有十几种之多,涵盖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各个方面。
本章主要就一些研究比较成型、实践性较强的跨文化交际理论作以详细论述。
4.1意义协调理论(CoordinatedManagementofMeaning,CMM)
人们常常把谈话当成生活中最理所当然的事。
其实人们在交谈时经常按照大家预期的方式说话,这是约定俗成的方式。
为了了解交谈的本质,人们常常使用意义协调理论(CoordinatedManagementofMeaning,CMM)。
该理论是由美国传播学大师W·巴内特·皮尔斯和弗农·克罗农(W.BarnettPearceandVernonCronen)提出的。
他们认为交际过程受到规则制约和指导,因此,规则在该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意义协调理论一般指个体如何确立规则,创造和解释意义以及这些规则如何在交谈的意义协调中使用。
皮尔斯和克罗农把生活比作是“没有导演的戏剧”,谈话则是这场戏剧中的主要产品。
由于没有导演也没有剧本,所以情节错综复杂,演员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获得意义,同时又不停地与他人协调着他们的剧本。
实际上,那些能够读懂他人剧本的人在交谈中能够保持前后一致;而那些读不懂剧本的人则需要协调他们的意义。
可见,对谈话剧本达成共识非常困难。
皮尔斯和克罗农这个鲜活的比喻阐明了意义协调理论的本质。
该理论是在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成果之上提出的。
4.1.1意义协调理论的前提假设
意义协调理论关注的是个人以及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并且它揭示了个体如何把意义赋予某个信息。
该理论有以下几个前提假设:
1.个人生活在交际之中。
2.人类共同创造社会实在。
3.信息传递依赖于个人意义和人际间的意义。
意义协调理论的第一个假设说明了交际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皮尔斯认为人类交际的重要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也就是我们生活在交际之中。
意义协调理论认为社会情景是互动创造的。
也就是说,正在进行社会交往的两个人共同创造了谈话的意义。
交际活动中的每个人都是人际交往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同时人际交往系统又能帮助解释每个人的行为和反应。
可见,个体创造了交谈的现实,所以每个互动都具有独特性。
西方学术界倾向于把交际看成是无色无味的思考和表达工具,皮尔斯和克罗农则与传统观念相悖,他们认为只有重新审视交际,在新的语境中理解交际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行为。
所以,首先要承认交际的重要性。
意义协调理论的第二个假设是人类共同创造社会实在。
这里所说的社会实在(socialreality),是指个体对意义和行为的理解与他人交际互动的符合程度。
在两个人交谈之前,就已经有各自的交谈经验,在谈话中,两个人从不同的起点进入交谈,交谈的结果又会产生新的社会实在。
可以说,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创造了新的社会实在。
意义协调理论的第三个假设是信息传递依赖于个人意义和人际间的意义。
所谓的个人意义(personalmeaning)指的是个人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从个人独特的经验出发获得的意义。
个人意义来源于人们过去和他人交往的经验,所以在这一点上体现了巨大的个体差异。
个人意义在交际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人们发现关于自己的信息和关于他人的信息。
当互动的双方对彼此的解释达成一致意见时,他们也就获得了人际间的意义(interpersonalmeaning)。
人际间的意义是由参与者共同创建的,它来自不同的情景。
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所以获得人际间的意义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交谈中,人们是不假思索地获得了个人意义和人际间的意义。
以上是意义协调理论的三个假设,可见该理论关注的中心是交际、社会实在和意义。
4.1.2意义协调理论的应用
意义协调伴随着人们交谈的始终,但是却很难描述,唯一的办法是观察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
由于人们的能力和天赋所限,意义协调经常出现问题。
当人们试图从谈话信息中获取意义时,意义协调也就开始了。
人们交谈中意义协调的结果只有三种:
第一种是双发达成一致;第二种是没有达成一致;第三种是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协调一致。
而在现实中,第三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比较大。
4.1.2.1意义结构的等级
意义协调理论的学者认为,意义可以分为六个层次:
内容、言语行为、契约、情节片段、生活剧本和文化模式。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一个层次包含在另一个层次之中,内容是意义的低级层次,文化模式为最高级的层次。
高级层次的意义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低级层次的意义,同时,人们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对意义进行解释。
内容是人们接触到的原始数据,也可以说是未经解释的刺激,它包括行为、噪音、视觉刺激等形式。
内容层次是原始数据向意义转换的第一步。
言语行为是指“通过说话而执行的行为,包括抱怨、侮辱、承诺、断言和质疑等”。
言语行为传递了讲话者的意向而且指明了一个特定的交际应该如何进行。
例如,当你对爱人说出“我爱你”的时候,这几个字就是言语行为,因为这句话还充满着感情语气。
皮尔斯认为,言语行为不是物体,它们以意义的逻辑和交谈行为表现出来。
人们共同创造了言语行为。
契约是第三个层次。
它是指处于一定关系中的人对双方关系的可能与限制达成的同意。
契约对行为做出规定,是行为的指导方针。
契约还规定了关系的边界,帮助区分了我们和他们,而且它为态度和行为提供参考,比如,双发如何发言,或者有哪些话题是交谈中的禁忌。
情节片段是指有明确的开始、发展和结局的交际惯例,它描述了人们行为的语境。
人们在情节片段的强调程度上存在分歧。
不同的强调意味着对情节片段的不同表达,因此,就有同一情节片段的局内人视角和局外人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是情节片段的基础,当人们在决定情节片段该如何发展时,总是怀有各自的文化期望。
生活剧本是指一系列过去的、现在的情节片段,生活剧本是与人们的自我感觉相关联的事物。
每个人经历的生活剧本各不相同,存在很大差异。
生活剧本还包括两个人一起创造的那些情节片段。
文化模式是关于世界秩序以及与世界秩序的关系的整体图像。
在解释意义时,个人与文化的关系非常重要。
当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以各自不同的视角解释意义时,就会产生交际的障碍。
在交谈的过程中,意义层次的作用十分重要。
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互动的方式也不同,因此,人们之间的意义等级有很大差异。
意义等级的区分有利于我们理解意义协调和管理意义。
4.1.2.2影响协调过程的因素
意义协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道德感和是否可获得资源。
意义协调需要个体考虑到更高的道德规则。
道德感涉及伦理,道德规则的实质是个体在交流中表达伦理立场和观点的机会。
伦理是谈话内在的组成部分。
在交际中,每个人把不同的道德规则带入谈话中,人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朋友、恋人、员工、丈夫等。
每一种角色都享有不同的权力,同时承担不同的责任。
比如在一些文化中,男性被认为是领导者和家庭保护者的角色,这种与女性的义务的冲突,就会影响他们交谈过程的协调。
此外,一个人资源获得能力也会影响意义协调。
皮尔斯所说的资源指的是“人们用来使自己的世界充满意义的故事、形象、象征和制度”,皮尔斯认为资源还包括感知、记忆和帮助人们与他们的社会实在保持一致的概念。
协调在交际中非常重要。
有时候,与他人的协调非常简单,有时非常困难,因为人们把不同的资源带入谈话,根据自己对意义的理解来做出反应。
比如,在工厂工作了10年的职工李某,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对自己工作的这座工厂非常了解,因而他受到自己手下几名员工的尊敬。
而张某是新被工厂聘任的大学生,他具有MBA学位,从事管理工作,招聘他是看中他的管理能力,希望他的到来能够给企业带来新的活力,结果张某成了李某所在部门的领导。
可见,由于两人的资源不同,必然导致交际上的困难。
对工厂的过去非常了解,与其他员工的融洽关系,自己在此的工作经历,和对企业目标的认识,这些都是李某的资源。
而张某的资源是大学的教育背景,并因此得到了这个工作机会和工厂里少数人的信任,而他对工厂历史却一无所知。
可见,两人的资源各不相同,他们的不同经历和背景使他们在交际时的意义协调存在很大障碍。
除了道德感和资源外,意义的协调还取决于交谈的规则。
4.1.2.3意义协调的规则
意义协调理论的核心之一就是规则。
意义协调理论的建立依据是规则论的立场。
他们认为,个人管理和意义协调的方法之一是使用规则。
意义协调理论的支持者认为,规则给与人们选择的自由和空间。
一旦对话的规则确立,交际双方就在规则给与的框架内享有足够的自由空间。
交际双方在交谈中能够使用所需的规则,不仅需要具有使用规则的能力,而且还要具备举一反三的灵活应变能力,但是很难用文字描述这些交际的技巧。
交谈中的规则不仅仅是对行为加以约束和规定。
交际双方必须理解社会实在,并且根据交际的情境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协调。
意义协调者认为规则分为两类,即制度性规则和调节性规则。
制度性规则(constitutiverules)指的是在特定的语境下人们如何解释某个行为,如何通过一个层次的意义理解另一个层次的意义。
由于制度性规则的存在使我们能够理解别人讲话的意图。
比如,当你对父母、子女、恋人说“我爱你”的时候,这句话的含义并不相同。
在不同的关系中,我们采用了不同的规则,所以双方会根据关系的类型和情节片段来理解对方发出的信息。
可见,在交际中制度规则帮助人们对意义做出正确的理解。
另一种规则是调节性规则。
调节性规则(regulativerules)指人们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它们能够帮助引导谈话的发展方向。
制度性规则帮助人们解释意义,但是却不对人们行为的加以指导,而调节性规则恰恰能够对人们的行为提供指导。
可见,制度性规则与调节性规则有很大不同。
下面的小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
一对共同生活了10年的夫妻发生了感情危机。
妻子发现丈夫有了外遇决定马上采取行动,这时候她需要使用制度性规则和调节性规则。
制度性规则告诉她,她必须与丈夫沟通,因为丈夫外遇是错误的。
同时,她的丈夫必须根据制度性规则对他们之间的这次谈话做出解释,而且还要在调节性规则的指导下采取适当的行动。
两个人对此事展开的谈话,也就是他们共同创造的社会实在。
在谈话的过程中他们会发现对方的规则系统。
因为对他们来说,在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没有处理此类事情的经验,所以他们不清楚什么是制度性规则,什么是调节性规则。
在两个人交谈的过程中,他们会逐渐发现对方的规则系统,而且随着这个发现对方规则系统的过程,他们的谈话协调也可能发生危机。
两个人会使用不同的情节片段来说明这件事,而且他们也可能并不赞同对方采用的规则,不过他们能够理解谈话的内容。
4.1.3意义协调理论的批评和总结
皮尔斯和克罗农的意义协调理论试图探究交际者的内心情况以及他们如何管理意义。
意义协调理论明确地以交际为基础,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该理论涉及的范围广,既可应用于自我交际又可以应用到人际交际中,目前该理论被广泛应用到交谈、文化社群、家庭、组织等领域的研究中。
尽管意义协调理论具有许多优点,但是有些学者也对它提出了批评。
例如戴维·布伦德斯对“个体在与他人的交谈中引入独特的语言系统”提出了质疑。
戴维·布伦德斯不赞同“意义是个人内在的经验”这个看法。
他认为人们拥有共享的语言,那不是私人的产物,而是共享的象征意义的中介。
皮尔斯和克罗农认为交谈中的使用规则因人而异,而戴维·布伦德斯则认为这一观点过于宽泛并没有说明意义的社会属性。
但是不可否认,这个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情境中规则的重要性。
4.2言语代码理论(SpeechCodeTheory)
言语代码理论是由Philipsen在文化交际的研究中提出了基本框架。
Philipsen(1992)提出言语代码理论,即“交际行为文化层面上的不同代码。
”该理论认为社区谈话意味着交际行为的不同代码。
文化交际中交际的功能就是保持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力量的健康平衡,提供一种身份的共享感,而这种感觉能够保持个人尊严、自由和创造力。
在有着共享身份的文化交际中,维持两个次级交际过程——
(1)创造
(2)确认——的平衡可以使该功能得以实现。
因此,文化交际牵扯到社区谈话中使用的文化代码的协商问题。
社区谈话是人们协商如何“共同生活”的交流过程。
Philipsen指出“言语代码是指历史上制定的,社会中建构的与交际行为相关的概念、意义、前提和规则”。
4.2.1言语代码理论的前提假设
Philipsen的言语代码理论集中研究人们如何与他人交际。
他认为文化是影响交际行为的最基本因素。
他提出了五个前提假设解释了言语代码的基础。
1.每一个文化,都拥有自己特定的言语代码。
2.言语代码包含一系列体现文化差异的心理学体系、社会学体系及语言风格。
3.言语的意义依靠听者和说者双方使用的言语代码对交际行为的创造和解释。
4.言语代码的细则、使用规则以及前提与言语本身交织在一起,伴随着言语的始终。
5.对共享的言语代码的巧妙使用是进行预测、解释和根据交际行为的可理解性、审慎性及道德标准对语篇形式控制的必要条件。
第一个假设的提出是由于言语代码或多或少都存在差异。
Philipsen等学者通过很多独立的案例研究已经证明人类的交际活动受到文化的影响。
言语代码总是在特定的地点,被特定的一群人所使用。
当人们第一次同别人讲话时,人们经常要询问或者猜测这样的问题,“他们从哪里来?
”语言总是与特定地点相联系,例如,国家(美国英语、英国英语,或者澳大利亚英语)、地区(南方、北方)和社区。
第二个假设认为言语代码同某个文化的心理学特征密切相关。
它和人们如何看待自己有关。
换句话说,某些态度、价值观、心理状态是某些文化所特有的。
例如,某个阿拉伯人使用Musayra代码(阿拉伯人使用的言语代码体系)是为了满足阿拉伯文化对保持个人尊严的预期。
保持个人尊严是一种控制心理的价值观念,它要求人们谈话中要使用谦卑的代码,还要热情好客。
使用Musayra言语代码,就要有礼貌、富于感情而且讲话委婉,这样才能保持个人尊严,表达阿拉伯人特定的心理。
而与此相反,以色列犹太人则使用Dugri(以色列人使用的言语代码体系)来表达强烈的民族身份。
这种身份是深深地植根于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和自豪之情的。
历史上,以色列民族是动荡的被压迫的民族,但是以色列的建国最终改变他们的历史条件。
Dugri语言就是来表达自豪感的一种方式。
第三个假设认为言语的意义不是取决于文字而是取决于使用它们的人。
这就意味着要真正理解交际行为就要依靠人们的言语和人们使用的言语代码。
交际中,人们发出某些行为,别人则对这些行为作出解释。
这种解释要依靠言语代码才能够完成。
当使用Musayra言语代码的阿拉伯人客气委婉地与人交谈时,那些不使用Musayra言语代码的人就会认为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软弱而且阿谀奉承。
这样的理解必然造成交际上的障碍。
而以色列犹太人则有着粗鲁好斗的名声。
Dugri言语代码就是采用直接的方式,所以经常会听到他们说“你错了”或者“不对”的话。
对很多不了解他们使用的言语代码的人们来说,这种直接的交际方式听起来很粗鲁,而享有同样的言语代码的人们则对此非常习惯。
可见言语代码的不同经常造成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
第四个假设意味着言语代码经常显现,任何人都可以对它有所察觉。
可以通过观察文化成员的交际活动来研究他们使用的言语代码。
还可以通过某些仪式化的交际活动来发现言语代码,如打招呼的礼节。
非裔美国人与另一个非裔美国人打招呼的方式就不同于他与白人打招呼的方式。
人们会使用特定的词汇或者身体动作来表明彼此的联系和友谊关系。
通过研究这些符号形式和交际模式,人们发现文化世界是有序的而不是杂乱无章的。
第五个假设认为巧妙地理解和使用言语代码能够提高交际效果。
人们并不是像机器一样交际。
尽管人们被言语代码所包围,他们还是会反思这些代码,改变它们的典型模式。
这就意味着有可能改变或者避免代码的某些方面。
而且,情景也能够改变言语代码。
这就要求交际双方能够同时成为交际活动的参与者和观察者,努力控制或者预测他人的言语和行为。
4.2.2言语代码理论的应用
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Philipsen的言语代码理论。
飞机上的乘客们对飞机上提供的食物非常不满意。
其中的两个乘客,他们都是非裔美国人,对乘务人员表示对食物的不满。
但是乘务人员不懂得他们使用的言语代码,所以没有理解他们的意思。
就在这时,另一个乘客,一位白人女性,主动为飞机乘务员提供帮助。
她表示自己懂他们使用的语言。
然后,三个人就开始交谈,他们的谈话对飞机上的其他乘客和机组人员毫无意义。
这个例子很好地解释了文化影响人们交际的方式。
生活在同一文化中的人们,通常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和行为方式,例如,他们的服饰相同,对食物的品位相同,对事物持有很多相同的态度,他们在交际方式上也具有相似的倾向。
某一文化社团的成员们共享语言使用和解释的一套规则。
这就意味着人们使用语言(如词汇的选择、俚语、口音和句法等方面)、理解和解释语言的含义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人们的文化成员身份。
例如,下面的一段对话。
JESSE:
Yea,I’mthinkin’’boutgettingsomenewink.
GENE:
Really,whereyougonnaputit?
JESSE:
Oh,Idon'tknow.I’vestillgotsomecleanspot.
这个对话让人难以理解和困惑。
这里的“getnewink”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Gene对把它放在哪里如此关心?
而“cleanspot”又是指什么呢?
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之间对话的文化功能又是什么?
难道是Jesse想给自己的墨水笔买瓶墨水,而Gene认为Jesse脏乱的书桌上根本没有地方放它?
其实,这段有趣的对话是发生在两个注重文化禁忌,热衷于使用委婉语的人之间的,他们都生活在某个重视禁忌,而且使用特定谈话规范的文化中。
如果你是该文化的成员而且了解他们使用的“言语代码”,那么你就能轻松地参与到此类谈话中。
你也会知道他们所说的“newink”其实是指“新的纹身”,而“cleanspot”指的是身上没有纹身的地方。
你也就会理解该文化成员们如何从使用独特的交际代码来获得个人身份的满足感。
Jesse和Gene在使用言语代码交谈,如果你也懂得这套言语代码,你就能理解和参与到对话中。
下面我们来分别描述一下以色列犹太人使用的Dugri和阿拉伯人使用的Musayra言语代码体系,以便我们能对言语代码有更深刻的认识。
以色列犹太文化和阿拉伯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出现了不同交际规范。
人们把阿拉伯交际系统称为Musayra,是“协调”或者“与……相处”的意思。
这种交际方式要求人们在交流中要与他人发展和谐的关系。
Musayra的产生源于阿拉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尊敬、友善和集体主义。
一个使用Musayra代码的阿拉伯人在讲话时要礼貌、委婉、客气而且避免与他人发生对抗。
而Musayra这种语言包含四个交际特征。
第一是重复,交际中有很多格式化的重复表达方式。
重复的使用主要是恭维和赞扬别人,这是为人和群和努力协调的表现。
重复还用在议论性的文体中,通过重复某些表达方式达到对别人的观念施加影响的目的。
讲话方式委婉是Musayra的第二个特征。
通过委婉的方式,人们可以在交谈中轻松地转变立场,与他人达到协调。
讲话方式委婉是礼貌的表现,可以保全面子。
语言详尽是该语言的第三个特征,语言非常富于表现力。
它能使交谈双方的联系加深,巩固双方关系。
该语言的第四个特征是注重情感表达。
这使得双方可以互相达成认同,保持和发展彼此的关系。
这与以色列犹太人使用的言语代码形成了鲜明对比。
以色列犹太人采用直接的、注重语用功能的、而且武断的交际方式。
人们把这种语言代码称为Dugri,是“直接讲话”的意思。
与Musayra完全不同,Dugri把“直入主题”作为最重要的交际目标。
情感的沟通和礼貌则屈居次要地位。
阿拉伯人在交谈中注重保全对方的面子和正面形象,而以色列犹太人在交谈中则注重自己讲话的直接明了。
Musayra和Dugri是言语代码的最好实例。
4.2.3言语代码理论的批评和总结
Philipsen认为“每一次社区谈话都在交流行为中留有不同的文化方式与文化内涵的痕迹”。
群体成员参与社区谈话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但是每一个社会谈话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特点。
他还认为“交际是在个人和社区生活中使文化的功能得以实现的具有启发性和实践性的资源”。
社区功能包括“个人如何作为社区成员来生活”。
说交际具有“启发性”是因为社区的新生儿与新来者都要通过交际活动来学习本社区具体的文化方式与文化内涵;说交际具有“实践性”是因为交际活动允许个人参与到社区谈话中去。
Philipsen等人(2005)总结出了言语代码理论,并进行了实证研究,侧重于影响我们交际的文化和代码。
这些学者认为我们运用文化和言语代码以使自己和他人的交际有意义;我们的文化和言语代码影响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言语代码的“修辞力度”的大小取决于我们如何连贯地、合法地、艺术性地运用代码。
尽管言语代码理论为跨文化交际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还是有学者对它提出质疑。
有的学者认为言语代码理论过于泛泛,没有考虑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等因素。
而且Philipsen没有讨论人们如何看待和感受他们每天所要面对的不同情景。
但是Philipsen提出的很多观点还是得到了人们的认同。
每个文化的成员都共享一套区别于其他文化的言语代码和交际方式。
这些代码对同一个言语社团的人们来说是沟通的桥梁,而对其他言语社团的人们来说则是沟通的障碍。
尽管言语代码相对比较稳定,但是他们还是会发生变化。
在某些情境中言语代码并不能预测交际行为。
了解言语代码是对话和谈判的前提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丢失词语的文化内涵。
词语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从构成言语代码的符号中获得意义。
4.3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Theory,FNT)
在中国,留美人类学家胡先缙女士首先将面子研究带入社会科学探讨的领域。
她将“面子”和“脸”区分开来,其中,“面子”代表社会对个人名誉和地位的肯定;“脸”代表个人对自己道德品行的判断,虽然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却无法分割。
这种说法有助于我们认识面子构造的复杂性,但是这种划分却受到后来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与其简单地划分“面子”与“脸”,不如视面子本身为一个复杂的混合物,这个混合物有多种面孔、多项功能,这种看法相对科学。
最早系统地探讨面子的学者是美国社会学家高夫曼(Goffman),他通过戏剧做比喻,认为人们与他人进行交往时总希望利用一定的手段和技巧给他人留下特定的印象,这就好比演员在表演过程中,利用合理的演出技巧操控观众对自己的看法。
因此,所谓面子,就是人们在与他人的交际过程中,展示出的一种外在的“自我形象”(animageofself),这种“自我形象”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自我形象”是他人眼中的“我”;第二,这个“我”是可以操控的。
人们都有管理和维持“自我形象”的自然倾向,人们都注重自己的面子,这种关注是影响我们日常交往行为的主要心理因素。
从高夫曼的观点,我们可以知道,面子来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活动,一个人有没有面子,取决于其他人怎样看待他/她,和他/她觉得其他人会怎样看待自己,这种面子(“自我形象”)只有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形成。
面子又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积极建构起来的东西,其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己/她自己如何做面子给其他人看。
近年来,学者们较多关注的是StellaTing-Toomey于1998年提出的面子--协商理论,这是一种多元化的理论。
该理论认为面子的建构必须是双方协商的过程,成功与否取决于交际双方的努力。
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积极建构自己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