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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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
竹内好：
何谓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
一、近代的含义
二、东洋的近代
三、西洋与东洋
四、重复与发展
五、优等生文化
六、人道主义与绝望
七、在场外观看的看客与奋力奔跑的选手
八、回心与转向
九、辛亥革命与明治维新
十、第三样时代
一、近代的含义
鲁迅是建设了近代文学的人。
我们无法把鲁迅视为近代文学以前的人物。
无论怎样对诸多条件打折扣我们都难以这样称谓他。
（为了避免从概念出发，这里我们将保存近代这个词所具有的暧昧性）在鲁迅那里包含了很多前近代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只能说他的文学是以包含了前近代性的形式而存在着的近代性的东西。
通过对鲁迅出现以后和那之前进行比较，这一点将清晰了然。
在鲁迅之前，虽然产生过一些先驱性的开拓者典型，但他们都孤立于历史之外。
因孤立于历史之外，他们作为开拓者未能得到历史性的评价。
使得这些先驱有可能被视为开拓者，盖始于鲁迅出现以后。
就是说，原因在于，鲁迅的出现具有改写历史的意义。
故新的人之诞生，以及与此相伴随的意识上之全面更新的现象在历史进程中发生，而自觉到这一点总是要在历史的一个时期过去之后。
二、东洋的近代
东洋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结果，或者说是这一结果引导出的后果，对此我们应给予大致的承认。
所谓近代，是一个历史性的时代，如果不在历史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就将引起混乱。
东洋在很早以前开始，欧洲尚未入侵之前，就产生了市民社会。
市民文学的谱系可以追溯到宋（甚至唐代），特别是到了明代，就某一方面而言，市民权力的发展几乎到了足以打造出与文艺复兴时期相近的自由人类型的程度（明代的市民文学深深影响了日本的江户文学），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断言这种文学与今天的文学之间不存在中介环节而直接地前后相续。
今天的文学是建立在这些过去的遗产之上的，这个事实是无法否定的，但是与此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对这些遗产的拒绝构成了今日的文学的起点。
，毋宁说，这些遗产得以被作为遗产加以承认，即传统得以成之为传统，是需要经过某种自觉的，而催生了这种自觉的直接契机，乃是欧洲的入侵。
当欧洲将其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人的意识带进东洋时，在东洋此前不曾存在过的新事物得以诞生。
恐怕欧洲并非为了这个新事物的诞生而将其生产方式等带进东洋（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但结果却变成了这样。
欧洲对东洋的入侵，是出于资本的意志，投机性的冒险心理，还是出于清教徒的开拓精神？
或者是什么自我扩张的本能所使然？
对此我并不清楚，但是，欧洲有着支撑这一切扩张理由的根本性的要素，它使得入侵东洋成为必然，这一点毫无疑义。
我感到这根本性的要素似乎与我们称之为“近代”的这个东西的本质深深纠缠在一起。
所谓近代，乃是欧洲在从封建社会中解放自我的过程里（就生产方面而言是自由资本的发生，就人的方面而言是独立平等的个体人格的成立）获得的自我认识，近代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它要求主体把区别于封建性质的自我作为自我来对待，并在历史中把这个自我相对化。
说起来，欧洲之所以得以成之为欧洲，是因为它处于这样的历史过程；而历史本身之所以得以作为历史而成立，也是因为它在这样的欧洲里面。
历史并非空虚的时间形式。
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的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
如果欧洲仅仅是欧洲，它就不再是欧洲。
通过不断自我更新的紧张，它顽强地保存着自我，历史上的诸多事实昭示了这一点。
“无法怀疑怀疑着的自我”这个近代精神的根本命题之一，正是植根于自我被置于这一紧张状态下时人们的心理，这一点恐怕是难以否定的。
欧洲在根本上是自我扩张性的（暂且不论这个自我扩张的内容是什么），一方面它作为对东洋入侵的运动而得到体现，我们可以确认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们又生出了美国这个逆种。
）这是欧洲自我保存运动的表现。
资本欲求市场的扩张，传教士自觉到扩展神圣之国的使命。
他们试图通过不断的紧张而成为自己。
欲确立自我的永不间断的运动使自己无法局限于自己之内。
为了使自我成为自我，必须甘冒失去自我的危险。
一旦获得解放的人，很难再回到以往那个封闭的硬壳中去，他只有在运动过程中才能确保自己的存在。
这正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
这个精神在向时间与空间扩展的方向上来把握自己。
就这样，进步的观念，与此相关，还有历史主义的思想，到了近代欧洲才开始建立起来，它们直到19世纪末都不曾受到过怀疑。
欧洲为了得以成为欧洲，它必须入侵东洋，这是与欧洲的自我解放相伴随的必然命运。
遭遇到异质的对象，自我才能得到确立。
欧洲对东洋的憧憬虽然古以有之（不如说欧洲自身本来是一种混沌不清的存在），而这种入侵形式的运动却是近代以后的事情。
欧洲对东洋的入侵结果导致了东洋资本主义化现象的产生，它意味着欧洲的自我保存＝自我扩张，因此，对于欧洲来说，它在观念上被理解为世界史的进步或理性的胜利。
入侵的形态最初是征服，接下来变为要求市场的开放，或者人权与信教自由的保障，以及借款、救济、教育和对解放运动的支援等，这些形式本身象征着理性主义精神的进步。
在这样的运动中产生了旨在无限趋向于完善的向上心态，以及支持这种态度的实证主义、经验论和理性主义，以等质为前提的量化观察事物的科学：
所有这些都具有近代的特征。
如果是日本的人道主义作家，大概不会这样来写“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寓言吧。
他们只会写奴才被聪明人所拯救，或被傻子所拯救，或者奴才自己起来打倒主人，自己解放自己。
就是说，日本的人道主义作家大概只会把被叫醒的感觉描写为喜悦，而不是痛苦。
在这种人道主义者的眼中，鲁迅之阴暗，是解放的社会性条件还不具备的殖民地落后性的表现。
但是，正是这种日本文学的先进性使得它不可能设想和理解，在鲁迅那一面看来，视鲁迅为阴暗落后的“先进的”日本文学却恰恰是聪明人的文学，即幻想解放的文学。
在我看来，与鲁迅相比，日本文学中的所谓阴暗的东西亦是通透明亮的。
鲁迅的阴暗来自缺乏解放的社会性条件的殖民地落后性，这一点不能否定。
但是，鲁迅拒绝幻想，憎恶聪明人，忍受着“被叫醒“的痛苦状态，摸索着与黑暗斗争。
他不是把解放的社会性条件作为“被给予”的东西来追求。
这是在过去不曾，现在、将来也不会被给予的环境中所形成的自觉。
因为抵抗，所以不能得到，因为不能得到，故拒绝得到的幻想。
如果放弃抵抗便可以得到，可是为此，对于得到的幻想加以拒绝的能力也将同时失去。
这中间的区别，乃是因保守所以健康，与因进步所以堕落之间的区别。
日本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者们，全都堕落了。
（少数拒绝堕落的诗人则失败了。
）拒绝了人道主义的鲁迅，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他堕落。
奴才拒绝意识到自己为奴才。
他觉得自己不是奴才时，才是真正的奴才。
当奴才自身成了主人的时候，将发挥出彻底的奴性。
因为，那时他在主观上并不认为自己是奴才。
鲁迅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
还说“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
奴才成为奴才的主子，这并不等于奴才的解放，然而，在奴才的主观上，它却是解放。
如果以此衡量日本文化，日本文化的性质就会一目了然。
日本在迈向近代的转折点上，曾面对欧洲产生过绝对的劣等意识。
（这正是日本文化的优秀性使然）从那时起便开始拼命地追赶欧洲。
它认定自己只有变成欧洲、更漂亮地变成欧洲才是脱离劣等意识的出路。
就是说，试图通过变成奴才的主人而脱离奴才状态。
所有解放的幻想都是在这个运动的方向上产生的。
于是，使得今天的解放运动本身浸透了奴性，以至于这个运动无法完全摆脱奴才性格。
解放运动的主题，不具备自己是奴才这一自觉，安居于自己并非奴才的幻想之中，而欲将作为奴才的劣等生人民从奴才的境遇中解放出来，在自己完全感受不到觉醒者痛苦的状态下唤醒对方。
因此，无论怎么做也产生不出主体性来。
就是说，无法获得觉醒。
于是，便去外部寻找应该得到的“主体性”。
这种主体性的缺失，是主体并不具备自我所造成的。
主体不具备自我，是因为主体放弃了自我成为自我的可能。
，即放弃了抵抗。
从开始的起点上，这种可能性就被放弃了。
对于抵抗的放弃正是日本文化优秀性的表现。
（因此日本文化的优秀性乃是奴才的优秀性，是堕落方向上的优秀性）放弃抵抗的优秀性，因了自己的先进性而视未放弃抵抗的其他东洋各国为落后，视鲁迅那样的人为落后的殖民地类型。
以日本文化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文学是落后的，而偏偏同为未放弃抵抗的俄国文学却并不落后。
就是说，只看到俄国文学吸取了欧洲文学的一面，而无视抵抗欧洲文学的另一面。
他们无视陀斯妥耶夫斯基文学世界中顽强的东洋式抵抗的契机，至少，在陀氏的这种抵抗还没有反射到欧洲文学上来时，便不会直接映入日本文学的眼中。
陀斯妥耶夫斯基无论怎样痛苦地自我折磨，在没有体验过这种痛苦的日本文学眼里，那都是他人瓦上霜，无法成为自己内部的问题。
所以，对于为同样的痛苦所折磨的鲁迅，也根本不想进行内在的理解。
日本文学缺乏将陀氏和鲁迅共通的抵抗之契机统一起来理解的眼光。
对于从等质的角度观察事物的欧洲而言，欧洲的这一自我实现运动的趋势，是被以客观法则的形态加以理解的：
它理所当然地是一个高层次的文化向低层次文化的流动过程，它带来同化，或者造成对历史发展阶段落差的自然调节。
欧洲对东洋的入侵，使东洋产生了抵抗，这种抵抗自然又折射到欧洲自身去，但是，即使这样也没能动摇欧洲彻底的理性主义信念：
所有事物在终极意义上都可以对象化并被提炼。
他们预想到了抵抗，并洞察到东洋越抵抗就越将欧洲化的宿命。
东洋的抵抗不过是使世界史更加完整的要素而已。
在欧洲这一自我实现运动中，到了19世纪的后期，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恐怕与东洋的抵抗有关，因为这是在欧洲对东洋的入侵将要完成的时候发生的。
人们开始意识到使欧洲走向自我扩张的内在矛盾本身的存在。
通过把东洋包括进来，世界史几近完成，与此同时，以内在化了的异质性的因素为媒介，世界史本身的矛盾露出水面。
人们开始自觉到，导引出进步的矛盾同时也是妨碍进步的矛盾。
于是，在这个自觉发生之时欧洲的内部失去了内在的统一。
我们大概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观察欧洲分裂的要因。
而分裂的结果，则从欧洲内部划出了与欧洲对立，并且相互之间亦对立着的三个世界。
作为物质性基础的资本之矛盾将自己导向否定资本本身的方向，而以俄国的抵抗形态表现出来。
原为欧洲殖民地的新大陆从欧洲独立出来而超越了欧洲式的法则。
它以超欧洲的形式与欧洲相对立。
第三个则是东洋的抵抗，从整体上看，东洋通过不断的抵抗，一面以欧洲为媒介一面超越它从而逐渐产生出非欧洲的东西来。
东洋的抵抗也折射到了欧洲。
所有的事物只要是处于近代这个框架之内，就无法逃脱欧洲式的视野。
每当欧洲自觉到自己内部的矛盾而产生危机时，浮现到欧洲意识表层的总是自己潜在地拥有的对于东洋式想象的眷恋。
欧洲对东洋抱有乡愁大概是欧洲之矛盾的一个形态吧。
矛盾越明显化，他们就越发不能不想到东洋。
东方主义者总是存在的，但只是到了所谓世纪末危机之际，才在欧洲如此明显地出现了东方主义者。
这个危机即是至今持续着的欧洲之分裂的危机。
欧洲虽然包容了东洋，但看上去它也感觉到有些不能包容进来的部分是保存在它的外部的。
这就是使欧洲感到不安的根源。
我觉得似乎东洋之持续不断的抵抗刺激了这种不安。
不过，欧洲是否如同我想像的那样以上述逻辑面对这些基本状况，？
这还是一个疑问。
恐怕不一定是我想象的那样吧。
。
不管怎么说，对欧洲来说东洋是自己的背面，用自己的眼睛是无法看到的。
我觉得，正像我使用理解俄国的方式（我对俄国的理解是通过二叶亭四迷（１）获得的）无法理解欧洲一样，欧洲只有通过一半是欧洲的俄国才能理解欧洲的另一半。
俄国革命是欧洲矛盾的产物，但是欧洲难道不是因为自己无法看到的另一面而对俄国感到恐惧的吗？
不也正因为如此，而使他们在对比之下承认了美国（纯粹的欧洲）的优越位置的吗？
当今，美国与苏联对立的问题，确实具有作为在欧洲内部的东西方对立这一历史遗产在深层次上之再生产的性质。
不管欧洲怎样理解这些状况，东洋的抵抗乃持续不断。
通过抵抗，东洋实现了自己的近代化。
抵抗的历史便是近代化的历史，不经过抵抗的近代化之路是不存在的。
欧洲通过东洋的抵抗，在将东洋纳入世界史的过程中确认了自己的胜利。
这种胜利被理解为是文化，或者民族，或者生产力的优越所致。
东洋则在同样的过程中，确认了自己的失败。
这失败是抵抗的结果。
不经过抵抗的失败是不存在的。
因此，抵抗的持续也就是失败感的持续不断。
欧洲一步步地前进，东洋则一步步地后退。
这个后退是伴随着抵抗的后退。
这种前进与后退，对欧洲来说被解释为世界史的进步，理性的胜利。
这种认识在不断的失败感中，经由抵抗而作用于东洋时，失败便成为决定性的。
就是说，人们于失败感中自觉到了失败。
及至在失败感中自觉到失败，是有一个过程的。
而不断的抵抗则是其条件。
在没有抵抗的地方不会产生失败，即使有抵抗，若非持续不断也不会自觉到失败感。
失败是一次性的东西。
失败之一次性这一事实，与自己处在失败之中这一自觉并非是直接相关的。
毋宁说，失败往往将自我引导到忘却失败的方向去，相对于现实中的失败，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对于自我而言再次失败，而这一失败却是决定性的。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会产生对于失败感的自觉。
对于失败感的自觉，只有通过拒绝在认识论意义上输给自己这样一种第二义的抵抗，才能得以产生。
这里的抵抗是二重的。
即对于失败的抵抗，与对不承认失败或者忘却失败的抵抗。
也即是对理性的抵抗，与对于不承认理性之胜利的抵抗。
理性的胜利是不能不承认的，但是这一点只有通过二重的抵抗才能得到承认。
欧洲所认为的理性之胜利，乃是伴随这经过东洋的抵抗而前进一步所获得的胜利。
欧洲只有在不断的紧张之中才是欧洲。
理性则只有在前进一步的一步之中才能成为理性。
前进一步之中的理性，当然不可能在后退一步的一步中成为理性。
如果说那是理性的话，那也不会是理性的实体，恐怕是由实体反射出来的虚像吧。
假如实体露出自己的姿态来，那一定是在拒绝虚像，也就是说只有在抵抗的状态下才能展露出来。
换言之，只有在绝对的失败感中才能展露其姿态（我觉得关于理性的这个道理，也可以用来说明自由，还有意识一般。
或者进而关于意识的道理也可以用来说明物质吧。
不过对此我有些说不清楚）。
如果假定存在着既非欧洲亦非东洋的第三种视野，那么将会把欧洲前进一步与东洋后退一步（本来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作为同一个现象来观察吧。
大概这一现象会被视为类似于液体A与液体B相互混合那样的自然现象。
东西文化融和（以及其变种）的观念正是这样的。
这种观念在舍弃了价值这一点上是抽象的，不过即使不谈这一点，单是这种假定第三种视野的做法本身，就是欧洲式的思惟方式，是欧洲前进中的产物。
另一方面，因为欧洲只有在不断的紧张中才能成为欧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只有在欧洲的前进＝东洋的后退之前进过程中欧洲才能成为欧洲。
从而只有在其前进的瞬间里这个思惟方式才是妥当的。
而人们视此为真理一般，其原因在于认为瞬间将永远持续下去，瞬间永远持续这一观念来自让瞬间永远持续的努力（运动）。
就是说来自欧洲的希望自身成为自身的自我保存本能。
毋庸讳言，这对于欧洲的前进＝东洋的后退这一模式中的后退之东洋是不合适的。
这样的思惟形式如同一般的意识一样，也反射于后退的东洋。
但是所反射的是一个虚像，没有生产性。
在液体A与液体B的混合情况下，如果液体A存在着意识，那么它不会达成自己和液体B混合在一起的观念。
如果它是东洋的话，它只会感到自己的丧失吧。
三、西洋与东洋
欧洲与东洋是对立的概念，这如同近代的与封建的是对立概念一样。
本来，在这两对概念之间，大概存在着时间与空间范畴上的差异。
但我既不研究逻辑，也不研究历史哲学，那种事情对我来说无所谓。
说起来，这种概念性的理解，因而还有判断这种形式之不同的力量，乃是近代欧洲的产物，即紧张之持续的产物。
在东洋原来就不存在理解欧洲的能力，甚至也没有理解东洋自身的能力。
理解东洋，使东洋得以实现的是存在于欧洲的欧洲式的要素。
东洋之为东洋，借助的是欧洲的脉络。
不仅欧洲之为欧洲要借助于欧洲这一脉络，东洋亦只有在这个脉络里才成其为东洋。
如果让理性来代表欧洲的话，不仅理性是欧洲的，反理性（自然）也是欧洲的。
所有一切都是欧洲的。
欧洲与东洋在时空的某一点上相会，由此产生了前进＝后退的运动，或者相互混合着，如前所述，这种理解方式假定在历史之外有一个不动的观察点，是抽象的。
但是，并不能说这种抽象不是真实的观念。
在无限地一步步向前迈进的欧洲，历史之外的点亦会因为自我扩张而被囊括到历史中来，遂成为历史中的一个点。
他们通过改变历史而不断地赋予抽象以具体的内容。
抽象是思惟的冒险，却不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正如科学假说那样，通过实验能够得以证实的话，那就是真理。
也许毋宁说，因为预先设想能够得到确认，所以才产生了这样的冒险。
处于时间之外也好，空间之外也好，如果时间空间自然延伸的话，便不再是超越性的了。
因此，即使架空的东西在可能性上也就不再是架空的，在某个时刻这架空的东西将具有实在性。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与运动的方向正相一致。
（这里我所思考的是东西文化论最简单的类型，若是较复杂的东西也不过再附加一些东西而已，在原理上则是一样的。
）
因此，在前进＝后退的图式中处于后退状态的东洋，当然不会产生在前进的欧洲所产生的意象。
抽象这一思惟的冒险，作为一种思维的形态也很难产生。
前进＝后退是瞬间的，是欧洲得以成其为欧洲（从而东洋不成其为东洋）的紧张的瞬间。
所谓瞬间，与其说意味着作为极限状态的不具有延伸的历史上之一点，不如说是历史从那里涌现的点（而不是历史的扩展）。
因此，将此称为前进＝后退的运动形式，其实是不合适的。
一切意识都将从这里产生，故前进＝后退的意象亦是后来才产生的。
也因此，这个意象本身亦是欧洲式的。
然而，说这是欧洲式的，其证明何在？
所谓欧洲式的或东洋式的，其判断的根据是什么？
真理不是普遍的吗？
我这里所论述的，如果这样诘问下去，不是要成为一种不可知论或相对论吗？
这些疑问对我来说也是存在的。
这恐怕要么与认识论的问题相关，要么是用心理学可以解决的问题也未可知。
我既不懂认识论也不了解心理学，故无法沿着这个方向深究下去。
当然，这些方面的深究是重要的，但那不是我的任务。
我只是想以自己经验上所理解的事物为基础，以文学的直感为线索，尝试去解释我所遇到的（即目前我自身的）问题。
与其说是解释，我只是在摸索问题的所在而已。
如果要被人问起真理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以现在的状况而言，即在当下我所处的环境中，我只能回答说是相对的。
我根据经验了解了这一点。
对我来说是真理的东西，对官僚或学者来说却不是真理，而在官僚和学者那里，我觉得他们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对我来说有很多并非真理。
我从经验上获得了这样的认识，而当我读到鲁迅的时候，我发现他对于同样的状况，有着比我远为准确的感觉。
通过鲁迅，我的经验内容得到了确认，并使我得到了解决问题的线索。
我正是在这样的道路上与鲁迅相遇的。
我与鲁迅的相遇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关于这件事（尽管思考起来也会成为一个线索）在此不做详述。
总之，在这里，现在我所思考的问题，以及真理是相对的这个判断，恐怕也是欧洲式的吧。
我并非真的懂得了这一点。
我在前面说过“我知道”，但那并非意指这种“知道”可以转而变成一种自我立场。
我是以知道这一行为来表示我的不知道。
我感到自己仿佛理解了鲁迅反复说过的“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句话的意义。
我认为，在无限前进着的欧洲，真理本身是不断发展的，并且只有发展的东西才是真理。
因此，我怀疑地想到，在前进＝后退这一图式中的东洋，真理作为它本身，恐怕并没有出现过吧。
对这个情况，如果作一下历史性的观察，将会看得很清楚。
在欧洲，不仅物质是运动的，精神也在运动。
精神不是物质的影子，物质也不是精神的影子，它们看上去是作为运动主体而各自进行自我运动的实体。
我觉得确实可以承认精神有自我运动。
有着不断超越自我的动向。
各种概念并非停留在概念的层面上，它们如同象棋盘上的棋子向前推进一样被推动着。
不仅棋子在前进，驱动着棋子的棋盘本身，看上去也随着棋子的前进而前进着。
棋子的移动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但停止不动的棋子也迟早一定要从停止处移动起来，绝对不会有完全停止不动的情况。
理性、自由、人、社会，无论那个“棋子”都是这样。
大概进步这个观念，就是从这样的运动中，作为运动的自我表象而迸发出来的吧。
在东洋没有过这样的精神之自我运动。
就是说，精神这个东西就不曾存在过。
当然，近代以前有过与此相似的东西，如在儒教或佛教中就曾经有过，但这并非欧洲意义上的发展。
近代以后，连这个程度的运动也没有了。
要寻找证据的话，只要看一下日本的语言历史就行了。
语言总是要么堕落要么消失的。
“文明”要变成蛋糕，“文化”则要成为公寓或炒锅。
（１）就是公寓也会从钢筋水泥的堕落为木造的，而决不会由木造的向钢筋水泥的进展。
新的语言源源不断地产生（语言的堕落需要新语言的不断创出，同时新语言的创出又促成了语言的堕落），但因为本来没有根基，故看上去仿佛是新语言的诞生，实际上并没有产生。
生长、结实，由于内容的沉实而自然地导致裂变，新的萌芽从中生出，这样的语言在日本曾经有过吗？
当然，既不堕落也不消失的语言也不是没有，可是仔细一看，这样的语言乃从另外别的地方获得了营养，它只能生存于营养的供应尚未中断的期间，这种语言本身并不具备生产性。
语言是意识的表象，故语言没有根即意味着精神本身并非是发展着的，这也就意味着文化成了没有生产性的东西（因此也就不是文化），不是这样吗？
不过，提出这样的疑问，并不意味着我有答案。
我的疑问已经过时了。
很多人已经做了回答。
有的说有根，有的则说没有，说有根的人会举出各式各样的实体一样的东西说那就是根。
如果按照他们讨论的逻辑去理解的话，会让人觉得有道理。
可是，在我看来，他所说的根并非活的。
主张没有根的人试图从别的地方移植来各种各样的根。
而在我看来，移植过来的根培植活了的例子还不曾有过。
因为移植是不成功的，故又有人要从培植土壤开始做起，可是我觉得，那土壤也只好从别处搬来，在搬来的土壤上还没有生出根芽来。
四、重复与发展（略）
五、优等生文化
对于他们而言，学问也好文学也好，总之，文化这一人类精神的产物，是作为应该追求和把握的东西，作为存在于外部世界的东西，而进入他们的观念世界的。
在致力于把握这个存在于外部世界的东西方面，他们从来都是非常热心的。
赶上，超过，这就是日本文化的代表选手们的标语。
不能输给别人，哪怕只是一步，也要争取领先。
他们像优等生那样地挣得分数。
事实上他们也正是优等生，学校时代的优等生毕业后成为日本文化的代表选手，并以优等生制度和优等生精神教育下一代。
因此，日本文化在结构上是一种优等生文化。
秀才们集中于军官学校和帝国大学，而这些秀才支配着日本。
蠢才们抱有一种劣等意识，因而其秀才情结在秀才之上，所以很难在秀才面前挺起腰来。
日本的私立学校比官办学校更官学化。
福泽谕吉的传统在他生前就已经丧失殆尽。
就这样，反映着等级制之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金字塔型优等生文化得以成型。
金字塔的顶点不断伸展，秀才们意气风发。
日本的军备世界第一，日本的纺织业世界第一，日本的医学世界第一，日本的民族性在世界上最优秀。
自己作为构筑起这些优秀文化的日本文化代表选手，与作为劣等生的人民在价值上完全不同，自己是被选拔出来的。
顺理成章，指导落后的人民是自己的使命。
指导落后的东洋各国也是自己的使命。
这就是优等生情结的逻辑推演。
所以主观上他们是正确的。
于是，进一步产生了下面这种反映优等生心理的独断性结论:
我们之所以优秀，是因为接受了欧洲文化，因此落后的人民当然会接受我们的文化施舍，也必须接受。
他们这个结论在主观上不用说也是正确的。
他们认为如果落后的人民拒绝接受，那是人民愚蠢，是人民没有接受优秀文化的能力，是人民的保守顽固所至。
这种指导者意识不仅存在于军人政治家那里，也存在于工人运动之中。
不仅军人政治家要引导人民，解放运动本身也在引导人民的方面体现了这种优等生心理。
同时，这种状况又与下面这些现象相关联，反映着日本文化的优等生性格:
日本的帝国大学在思想上反倒是最激进的；学生运动的斗士会成功地当上舆论检查制度的官员；，左翼出身的人可能成为右翼团体的中坚力量，在战争中协助侵略，等等。
日本法西斯的根源也就存在于这种一揽子包括了左翼右翼在内的日本文化结构之中。
日本文化是优秀的，确实，一点不错。
优秀的选手们尽心尽力地构筑起来的，岂有不优秀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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