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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中小学教师的思想学习活动以江苏地区为中心

解放初期中小学教师的思想学习活动——以江苏地区为中心

作者:

胡清宁

来源: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来源日期:

2006-3-3

本站发布时间:

2006-3-311:

04:

22

阅读量:

743次

作者简介:

胡清宁(1971-),女,江苏扬州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南京210093

  摘要:

1949-1952年是新中国政权巩固及国家重建的三年,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中小学教师适应新社会、初步接受改造的三年。

思想学习是中小学教师思想改造的基本形式,它通常表现为日常的政治时事学习与假期的集训与轮训,学习的主要内容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为主。

从此,思想学习逐渐融入教师的日常生活,中小学教师在思想意识领域开始了进入新社会的过程。

  关键词:

中小学教师;思想学习;思想改造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作为一个研究课题,虽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即已出现,但到目前为止,研究对象多集中于以高等学校教师为主的上层知识分子,极少涉及中小学教师(注:

到目前为止,笔者只见过王文《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一文中有很少篇幅谈及1952年中学的思想改造运动。

(详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党史资料》第66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然而,建国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对象是包括中小学教师在内的所有知识分子。

中小学教师人数众多,生活在社会的基层,对他们的思想改造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中心一环。

近代以来,江苏地区文化教育发达,知识分子众多。

1949年,江苏地区有中学教师1.29万人、小学教师8.69万人[1](pp.479,474),分别占全国同期中、小学教师人数的19.3%和10.4%.在地区特点上,解放初期江苏地区所辖的三个行政区中,苏北以老区为主,苏南是新区,南京市则因是原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中心而集中较多的中小学。

因此,江苏地区中小学教师的思想学习活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文以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整体被改造的历史为叙述背景,以江苏地区为中心,考察解放初期(1949-1952)在中小学教师中开展的一系列思想学习活动的情况,分析这一时期中小学教师思想学习的起因、基本脉络及其特点。

  一、思想学习活动兴起的背景

  1949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确立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体系。

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新政权一方面积极争取、团结、使用他们服务于新体制,另一方面,又以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去弱化直至去除他们对新体制的排拒性,以适应新社会的要求。

具体到学校中,就是对旧有教师队伍进行组织和思想清理,引导他们参加各种思想学习,尤其是政治思想学习和教育思想学习,对其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

这项工作随着江苏各地的解放,在中小学教师中快速有序地开展起来。

之所以能如此迅速有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共在其长期的根据地、解放区实践中早已摸索出吸收、改造旧知识分子,使之服务于革命目标的系统经验,形成并确立了一套基本的政策与方法。

  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更多的是着重于争取与团结。

当然,这一“团结优于改造”的方针并不排除对知识分子的教育与改造,相反,有些阶段改造的强度还特别大。

瑞金时代,在中共的干部学校及培训班中,对于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员着重其思想政治教育,而对工农学员则着重其业务知识教育。

[2](pp.120-121)这种做法一直影响了此后中共的干部教育及师资教育。

到了延安时期,中共尤其突出了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通过1942年的整风运动,使根据地的教育领域最终完全确立了“毛泽东主义旗帜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3],故其改造的方式与步骤在建国后仍被沿用。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亟需确定对新解放区原有学校及教职员的政策,为即将建立的新政权做准备。

1948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宣传部关于对中原新解放区知识分子方针指示》,提出对新解放区原有学校的教育“应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而对于原有教职员,“除个别极反动的分子及破坏分子外,其余全部争取继续教书,因误会而逃走的亦应争取回来”,可“以教育会议和假期师范讲习所等形式教育教职员”,并强调“对于旧学校的旧教职员不问是否为极反动分子便一脚踢开的态度,是不妥的”。

[4](pp.219-220)紧接着,中共中央又于7月发布指示(注:

这是中共中央在7月3日发布《中央批转陈克寒关于新区宣传工作与争取青年知识分子致新华总社电》文件之后加的一个批注。

这份文件同时发向中共中央各局、各前委。

),明确把“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作为党的重大任务,提出“要办抗大式的训练班”,对新区知识分子“逐批的”“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目的在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训练后,因才施用”。

[4](pp.225-226)那么,如何对旧有教员实施这种“短期的政治教育”呢?

中共中央同月发布的另一份指示作了回答:

可采取“暑期讲习所或教育会议等形式去集训教员”,“对他们的一些反动思想言论,则不必操之过急,也不要用法律去禁止他们这些思想言论”,而应“从思想上去说服他们”,“可用讲演会、座谈会、辩论会等方式,进行时事教育及理论上的辩论与说服”,“进而给以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逐渐改造他们”[5](p.229)。

9月,中原局提出了“争取、团结、改造、培养”知识分子的八字方针[6](p.140)。

在具体实施步骤中则提到,应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口头或文字的宣传,说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办各种较短期的学校或训练班,号召与动员他们来学习受训,一般先政治学习,后业务学习;同时强调“必须禁止采取三查、整风、审干等办法;而应采用座谈会,讨论会,辩论会,壁报等群众活动的方式,展开思想争论,解决思想问题”[6](pp.141-142)。

至此,对新解放区原有学校及教职员的政策最终成形。

  中原局的政策与方法很快被中共中央推广到其他解放区,全面实施于新解放区的教育接管与改造工作中。

江苏各地中小学教师的接管、教育、改造工作因此也得以有条不紊地层层推进。

  二、建立学习新秩序

  1949年春,全国大部分城市相继解放,负责接管的各地军管会及党的宣传部门遵循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对当地的文化教育机构实行“维持原状、逐渐改造”的政策。

  4月下旬,江苏全境解放。

该地区在解放初期由苏南、苏北两个行政区和南京特别市组成,分别受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领导,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52年底江苏建省为止。

当时,苏北区有公立中学45所,私立中学38所,教职员1764人;地方公办小学9988所,公立小学2763所(注:

地方公办小学指非国家计划内、由地方政府出资办的小学;公立小学指国家计划内、由国家财政拨款办的小学。

),私立小学120所,教职员22652人。

[7]苏南区有270多所中等以上公私立学校,8000多所公私立小学,共有教师3万余人。

[8]南京市有公立中学16所,教职员744人;私立中学59所,教职员985人;公立小学179所,教职员2214人;私立小学90所,教职员652人。

[9]三地一经解放,立即着手接管全部公立中、小学,对于私立学校则暂时允许其存在。

  由于对旧有教师的接管关系到教育接管的顺利与否,故各地在接管前都作了充分准备。

以苏北地区为例,解放前夕,华中行政办事处(注:

苏北地区的工作在解放之前由华中行政办事处领导,解放后成立苏北行政公署,撤销前者。

)即指出,新区与收复区教育工作开展的关键在于“正确的执行知识分子政策”[10];随后,又专门“抽调力量组织文教工作队(组)”指导接管工作。

对于待接管学校,一般先着重了解其政治面貌及特点,并“通过暗访,稳定一部分教职员的情绪”;在行政手续上则“拟定教师登记表、学校概况表等各类表格”,以便于接管后能迅速、系统地掌握材料;在宣传上,准备好“布告、标语,以备进城后张贴”,宣传文化政策。

苏北行署建立之后,首先对原有中小学教师进行政策的宣传,“宣传党的宽大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以打消其顾虑:

“召开教师座谈会,稳定教师情绪”;同时,“在教师中进行有重点的访问,个别谈话”,以重点突破,又选择较有声望的教师为旗帜来号召其他教师和学生,以迅速复课,并公开号召登记。

除了对部分“政治问题严重者,年龄很大,能力弱,不称职者”予以处理外,其余教师全部“量才录用”。

[11][12]教育接管很快结束,各地工作重点迅即转入下一步,组织中小学教师进行学习,实施师资改造,这是学校改造的中心环节之一。

此时,全国性的政权还未正式建立,而“学习活动”已陆续进入中小学教师的生活。

  中小学教师最初的学习活动是日常学习,包括时事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前者以学习文件和报纸为主,目的是提高教师时事政治水平;后者则以学习新的教育理论和政府的相关教育政策法令为主,目的是树立新的业务观。

这种学习,一般由各个学校根据自身规模大小成立学习委员会或学习小组,大多采取不定期听报告、进行小组讨论的形式。

初期的学习活动,各个学校大都经历了从刚开始的部署零乱、缺乏计划性到初步的有组织阶段的过程。

[13]随着暑期临近,各地教育机关开始部署利用假期来组织中小学教师集中学习,实施“短期的政治教育”,以弥补各校自己学习的不足,加强学习的导向与力度。

6月中下旬,苏北行署明确要求“各地已举办或正在筹办中的文教研究会、教师轮训班、暑期讲习会等,应成为改造与提高现有教师的主要方式”[14]。

在苏南,针对中小学教师人数较多的情况,苏南行署指示行政公署与各专员公署“分工举办暑期教育研究会”。

[8]对于集中学习,新区与老区的教师是各有侧重的。

苏北地区由于同时存在老区与新区,因此特作规定,对老区教师,“着重提高他们的文化与业务水平”,作为此后学校教育的发展基础;对新区教师,“则以培养教师骨干为主,着重于政治思想教育”[14],并在新区的集中学习中适当配备老区教师作为学习的骨干[15]。

这些规定明显是沿用了战时中共干部教育中的做法。

  对新区来说,暑期集训培养教师骨干,为的是创造新榜样,以此带动今后学校的日常学习。

在苏南,行署明确指出举办暑期教研会的目的是“培养骨干”,“准备逐步改造苏南教育工作”[16],因此要先“动员集中一部分较为优秀的教育人员,进行短期学习”,并强调要通过学习活动发现和培养带头分子和模范人物,然后“以他们为骨干逐渐建立经常的学习制度和学习组织”,从而有计划地、逐步开展初步改造工作。

[8]当年暑假,苏北的南通、扬州、泰州、淮阴四个分区均举办中学教师暑假研究会议。

盐城分区的中小学则以校为单位,进行暑期学习。

[13]在苏南,由行署、无锡市府及四个专署分别举办六个暑期教育研究会,共有公立、私立大中小学教师4500余人参加学习,占该区全体教师的15%[17];对于大多数未能参加集中学习的苏南教师,行署则组织他们开展暑期自学运动,并规定了两项办法进行读书与调查研究。

[18]南京市也举办大规模的暑期讲习会,吸收中学教师1034人、小学教师2106人、社教人员120人,共3260人(其中包括一部分私立中小学教员)参加学习。

[19]中小学教师初期的暑期集中学习在方式上较为简单。

在南京市,暑期讲习会采取自学为主、听讲为辅的方式。

学习内容涉及“学习态度”、“知识分子改造”、“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人生观”等问题。

[19]这时的学习只对所要学的内容大致了解,不在深度上作要求。

  总之,从被接管到建国前这段时间,中小学教师思想学习的方式与方法是比较温和的,整个师资改造工作的最大目的在于让新解放区的中小学教师大致熟悉通过学习来改造自己的基本方式,使学习逐步进入生活,从而建立起一种思想学习的秩序,为以后进一步学习改造奠定基础。

  三、学习活动制度化

  1949年10月,新中国正式成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与任务,同时指出要“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

因此,思想学习活动在建国后继续在各地中小学教师中进行。

  12月,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新区教育工作的关键,是争取团结和改造知识分子”,“新区学校安顿后的主要工作,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教师和青年学生中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而完成此项工作最有效的武器就是理论学习[20](pp.91-92)。

实际上,钱俊瑞只是重申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教育经验(注:

1949年8月,毛泽东曾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野战军前委转发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教育经验总结,并建议传播和仿效。

华大第一期学员主要是旧公教人员和青年学生。

该校基本教育方针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结合学生思想实际”,“把学校作为‘思想战场’或‘政治工场’来办事”,因此学习以“系统地进行马列主义最基本的理论与思想教育为中心”,强调“理论学习作为改造思想的武器,把改造思想作为理论教育的直接目的”。

教学中形成一系列经验,如要在短时间内改造成份与思想都极为复杂的旧知识分子,“必须把一切教育力量都集中起来,环绕改造思想的中心任务”,“而改造思想的基本关键,就在于建立正确的人生观”:

“提倡忠诚老实”、“自动坦白”:

“在学完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后,需要来一次思想的清算运动”,“以便进一步地巩固已得成绩”,这“实际上是整风的一个新形式”。

)[21](pp.406-409)。

作为整风的新形式,华大的经验从此在教师的思想学习活动中大为推广。

  次年6月,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办各种训练班”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22](pp.22-23),要求教师们利用假期“学习时事政治和马列主义基本常识,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教育工作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我教育”[23](p.38)。

由于毛泽东一再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是“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24](p.28),因此,这一延安整风时期改造知识分子最为有效的方法正式开始被广泛运用于教师的思想学习。

  在上述精神指引下,各地进一步推动中小学教师的学习活动,并使其逐步制度化,学习的力度与要求相比于建国前有很大提高。

建国前的学习主要是号召、动员、组织教师参加学习活动,对学习的内容、时间没有特别强调的指标,只是让教师大致了解中国共产党、中共革命及其文教政策。

而此时,教管部门开始设定明确指标。

为加强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1949年秋季学期开学后,南京市即规定全市各中小学教职员每天至少要进行一个半小时的学习,同时要求中学以校为单位、小学以区为单位成立专门的学习小组[25]。

此后,该市还开办一系列中小学教师轮训班,制度性地分批抽调教师进行短期集中学习,以改造思想,提高政治认识。

[26](p.178)

  1950年上半年,苏北行署以新区大部分教师“不习惯于展开思想斗争,进行自我批评”,“缺乏系统化和基本理论的学习”为由,要求“凡在职的中小学教师,均须自觉的进修”,“应有计划地学习中国革命问题、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提倡并鼓励教师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此时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还只是“提倡并鼓励”,这正是钱俊瑞在全国教育会议上向全国教育系统提出的倡议[20](p.91),一年之后,这些内容成为必修课目)。

此外,行署还对学习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在方法上,要求个人和集体均必须先订出学习计划,然后听报告、讨论、总结等,为督促学习的自觉性,规定在“必要时可抽查笔记,举行测验”,并“举行教师进修成绩展览会”。

在组织方面,更是突出了严密性与计划性,在中学中,要求以一校或数校为单位组织教师学习委员会,再分设数量不等的小组,将各科教师都组织进去;在小学中,则根据情况,分别成立教联和教联小组。

而学习的目标也很明确,即要“在1950年内基本上达到克服纠正过去的偏见、曲解、谬论,确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工农群众忠心服务的思想立场”。

[27]至此,中小学教师的思想学习活动已具有了较强的计划性、组织性,也越来越具“规范性”。

学习活动逐步内化为教师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一种习惯。

而随着学习活动制度的建立,学习的内容越来越深入、强度也越来越大。

  四、思想意识领域的进一步学习改造

  进入1951年以后,随着国内形势趋于稳定,新政权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新意识形态建立方面,在全社会多次发起思想批判运动,与此相联系,中小学教师主题式学习活动高潮迭起。

  1借《武训传》的批判清除“改良主义”教育思想1951年5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始之后,教育部迅速作了专题指示,要求把这一批判“普及到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以“澄清教育思想上的混乱状态,提高全体教育工作者的政治思想水平”,并且“重点应放在检讨自己的思想”。

[28](p.5)随后,江苏各地中小学很快落实教育部指示。

6月5日,苏北行署完全按照中央的口径提出展开《武训传》批判与讨论的要求,并指明这是一个事关思想原则的重大问题。

学习采用座谈会、阅读文件、小组讨论或在刊物、报纸上发表意见等多种形式,最后以自我批评、自我检讨、清算自己反动的教育思想作总结。

[29]由于学习是以一系列指定材料(注:

包括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及《人民日报编者按语》、《不足为训的武训》、《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等。

)为基础的,而讨论与批判也是以预设的定论来主导的,批判讨论的结果往往就走向无限上纲上线、否定一切。

陶行知、陈鹤琴等教育家的思想被认定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最终被全盘否定。

新中国教育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

钱俊瑞在《学习和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思想》[30]一文中作了清楚的阐释。

为了贯彻这一指导思想,于是,学习进入下一阶段,着重进行中共党史的学习。

  针对教师水平不一的情况,学习中共党史采用了不同的学习材料。

在苏北,中学教师和水平较高的小学教师,以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及陈伯达著《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为学习的基本材料;而水平较低的小学教师,则学习《中国共产党简史》。

但是,学习的目的都一样,就是要让教师们“通过对党史的系统学习”,“更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进而澄清教育阵营中的混乱思想特别如‘不关心政治’、‘超政治’、‘超阶级’等错误思想”。

在学习力度上,也比之前有较大提高。

除了继续规定有组织地自学、听报告、讨论等学习方式外,加强了对学习效果的检查,如开会总结、定期提交总结汇报、定期抽查笔记、定期进行考试等。

而每周的学习时间,须确保有6个小时。

[31]自此,中共党史开始成为中小学教师日常学习的中心内容。

  2学习毛泽东思想,去“反动遗迹”

  如果说批判武训只是针对教师队伍中存在着的“不关心政治”、“超阶级”等错误思想,那么接下来的学习运动要解决事关反动与否和阶级立场的问题。

  1951年秋,思想改造学习运动逐渐在全国高等学校中展开。

10月下旬,毛泽东重申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32](pp.49-50)11月末,为配合当时正在全国展开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指示要求在一至两年内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在所有大中小学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再以此为基础“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动分子”,“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

[33](p.526)于是,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对象由一开始的高校教师转向了人数更多、范围更广的中小学教师(注:

据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记载,有75%的中等学校教职员、绝大多数小学教师卷入这场运动。

)。

1952年元旦前后,南京市、苏南、苏北区分别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习委员会”,作为运动的领导机构。

[34](p.85)与此同时,各地纷纷订立详细的学习计划。

为“清除学校中的反动毒素”,南京市教育局把“组织教职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定为1952年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同时确定了先中学,后小学;先公立学校,后私立学校;先在职学习,再暑期集中学习的思想改造学习部署。

[35]在苏北,行署文教处甚至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寒假就举办中学教师政治学习班,以及时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为1952年全面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打下基础。

[36]为此,行署于寒假抽调了苏北区50个中学的校长、教导主任和教员139人,集中到扬州师范学校进行为期45天的初步的思想改造运动学习。

[37]在学习运动初期的计划中,总的学习模式已基本成形,整个学习基本定为三个阶段,依次为思想动员阶段、思想检查阶段与总结阶段。

[36]3结合“三反”学习,“洗澡”“过关”

  1951年底,“三反”运动在全国兴起。

次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要求各级学校的教师“均应参加三反运动的学习,其有贪污浪费行为者亦应坦白”,并提出要“使这些人物在群众斗争中洗洗澡,受受自我批评的锻炼”。

[38](p.49)不同于前几次学习运动纯以思想意识为着眼点,这次主要从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挖掘出资产阶级思想本质并加以根除,从而使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强度大大提高,改造方式亦日趋激烈。

学习的首要目标也随即转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确立无产阶级思想在学校中的领导地位。

中小学在学习中采取放手发动群众帮助教师进行思想检讨的办法,以实现“洗澡”和“过关”,这实际上是中央推广的北京高校的做法[39](pp.117-118),只是在程度上没有高校激烈。

就中、小学本身而言,对中学教师的要求要高于小学教师,中学中运动的激烈程度普遍高于小学。

  南京市的中小学校较早进入“三反”运动学习。

该市中等学校教职员于1952年初揭露了许多贪污和浪费的事实之后,市文教局决定于4月中旬至7月15日继续在职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完成三个单元的层层深入的学习,以彻底地批判存在于个人身上各方面的资产阶级思想。

[40]而在7、8月间,该市又组织22所中等学校和试点小学的教职员进行分期分批集中学习。

[41](pp.280-281)在苏南,行署教育处于上半年在全区的中小学教师中组织“三反”、“五反”学习,并以无锡师范为重点,创造经验。

[42]到暑假,又组织了全体中等学校教师共3733人(个别老弱及有婴孩的女教师未参加)及其他一些相关人员进行为期42天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学习。

[43]在学习步骤上,三阶段式学习几成定式。

一般先是进行学习动员,学习“三反”政策精神;然后从挖校内的贪污分子着手,展开“打虎斗争”,但其目的不在于弄清贪污问题本身,而在于暴露事实,进而转入全面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于此阶段每名教师均须经历批评与自我批评。

先是分清是非界限,解决大多数人的问题,而后在此基础上,发动大多数人来分清敌我界限,解决少数人的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发动教师忠诚老实地交代清楚政治、历史问题,着手组织清理工作,以达到教师思想改造的目的——在教师中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最后,以全体教师写学习总结来巩固思想改造的成果。

对于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则加以适当提拔,作为此后改革学校的骨干。

[44][45]从最后的结果来看,这场运动基本上达到了发起者所期望的效果。

以苏南为例,行署认为,经过这次运动,全面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使大多数教师转变了立场,大大提高了党和政府在学校中的威信。

运动之后,有80多人申请入党,约占学习总人数的2%,有655人要求做党的宣传员,约占学习总人数的17.5%.绝大多数教师都表示要“痛下决心,彻底改造”,要“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教师”。

据苏南区统计,在全体教师中得到基本改造的(立场转变,思想界限划清,口服心服)约占70%;得到初步改造的(立场还未完全转变,但已前进了一大步)约占25%左右;没有得到改造的(立场未还变,很少进步或原封不动)约占3%-5%.[45]显然,这个结果基本上“符合”了上级规定的“过关”要求(注:

1952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高等学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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