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docx
《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docx(7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
媒介生态学
媒介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其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与媒介之间、媒介与外部环境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并保持着某种和谐。
媒体生态的多样性,广度和深度,与媒体结合的社会和文化理论中的一部分,从而构成了媒介生态的基本样貌和研究的主要对象。
概况
研究宗旨
人类社会的普遍联系中,从媒介生态的内在机制和外在联系以及各种媒介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探索和揭示媒介生态发展与变化的本质和规律。
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涉及的媒体环境,并强调在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影响对个人和社会的媒体形式,包括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
源起与奠基人
尼尔波兹曼在其1968年的演讲中,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来做研究”(“Mediaecologyisthestudyofmediaasenvironments.”)。
这是媒介生态学这一独特的媒介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当意义的一步。
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媒介生态这一词是作为一个比喻。
中文把”mediaecology”作为比喻的翻译是”媒介生态”,而作为媒介研究学术领域的翻译则是”媒介生态学”。
但在英文中,”mediaecology”一词无论作为比喻还是学术研究的专有名词,在写法和拼法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即便当波兹曼使用的是和原本作为修辞比喻的”mediaecology”一样的拼写方式,但他于1968年首次公开将其定义为”对媒介环境的研究”,这也就明显地标志着该词从比喻转为了媒介研究中用于新的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
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麦克卢汉是首位将媒介生态一词作为比喻的学者,但波兹曼则是首位将媒介生态命名为媒介研究中一块正式学术领域的学者。
兴起
媒介生态学的起源与兴起在北美。
它之所以值得注目,原因在于它是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的一部分。
这样的社会背景极度需要新思想,也在热切地寻觅观察和生存的新方式。
实际上,大部分后来成为媒生态学经典基础的著作都体现了思考技术和文化关系的这种新思想和新方式。
技术和文化所存在的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都是由20世纪头几十年产生的。
媒介生态学与新媒体的关系
在互联网的新技术创作时代,由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相融合,信息接收、发布终端的多元化等等外部条件的影响,网络语言平民化、片断化、解构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一系列新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创作方式,正在不断地向传统规则、观念提出挑战。
一些最基础、最本源的常识性概念,正需要人们去重新思考。
媒介生态学关于”媒介作为环境”的典范内容,首先将有助于人们更好的理解这些新技术创作时代下的表达方式,以新的视角来看待正以”草根”之势兴起的网络。
自古以来,人类集体认知最基本的手段就是集体试错,从集体的失败和成功中学会如何更有效地合作、更有效地竞争。
人类试错的社会成本乃至环境成本是极其高昂的。
这可以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工业化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事实得到充分的证明。
网络技术开始颠覆人类自古以来的集体认知模式,因为这一技术为人类在虚拟空间中获得真知供了可能。
同样,在媒分生态的虚拟空间中,我们也可以按照有利于媒介生态的规则和规律,以虚拟的传播者和管理者身份进行涉及国家利益、文化安全、媒介生态的传播、运营和监测、控制的对阵演示,以了解、掌握媒介运营与媒介政策在博弈过程中的可能方案以及妥协与平衡的规律。
在这种虚拟的媒介生态空间中,通过虚拟色的互动和演练,可以检验媒介运营和制度安排的各种理论和假说,即使错了,也不必付出真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这就像当今的许多军事演习通过计算机模拟来进行一样,模拟与实战得到的数据通常相差无几。
目前,许多人只看到虚拟空间技术的娱乐价值,还没有看到它在媒介运营与制度安排的互动和演练时所带给人类社会和媒介生态的巨大知识价值。
媒介生态学与人文社会关系
媒介生态系统是一种动态的有机的和具有整体特征的运行枧制,它以信息传授和媒介买卖为基点,把不同的人、媒介及其环境联结为一种网状的结构性存在。
它不是单纯建立在个体参与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群体存在及其共同参与的基础上;它不会只考虑系统生存所必需的经济效益,还会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更深刻的社会关联性,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可以在媒介系统找到自已的需求,每一个媒介也可以在社会系统得到应有的资源,但是互动同时给它们带来的却是信息共享、群体认同、文化整合和整体利益最大化。
这是媒介生态系统与其他生态系统的重要区别。
因此,媒介要生存和发展,除了要保持各种要素之间的和谐平衡之外,还要建立起能把各种媒介生态资源产生良性循环的机制,从而使媒介生态系统的传播要素之间和资源要素之间能产生持久性静连续性的流动性的有序的良性循环。
媒介生态学其实是一种系统的发展观,要求系统内的各组成部分既能保持”共生”的关系,又能在”竞争”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既能发挥个性又能保持共性,终极目标是让系统内的各部分都能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
生态性的发展观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
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三个良性发展生态圈——”社会生态圈”、”自然生态圈”、”精神生态圈”。
其中精神生态圈居于核心地位,既是世界观,又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联系着社会生态圈和自然生态圈。
人作为客观实践的主体,打造自身的精神生态圈,既是为了更好地打造客观世界的需要,也是最终实现自我发展的需要。
因此,建设精神生态圈是出发点,又是落脚点。
媒介生态学的发展走向
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立体的多层面的研究和分析。
在媒介的微观生态层次,研究集中在以媒介为中心的具体的业务领域,包括信息生产与传播、媒介经营与管理等内部生态关系方面。
在媒介的宏观生态层次,研究集中以社会为中心的种群与群落、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媒介与政经文教系统等的外部环境关系方面。
为了保证媒介生态学的科学性,媒介生态学研究不仅要将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结合起来,还应该将微观阐释与宏大景观结合起来,既不能只止步于微观描述,也不能只偏向于宏观叙事。
缺乏微观研究的媒介生态学是空洞无物、玄妙深奥的研究;而缺乏宏观研究的媒介生态学则是缺乏方向、流于表面的研究。
只有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才能使媒介生态学作为有形有色、有血有肉的生命体在整个生态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和方向。
完整的媒介生态系统包括媒介生态因子(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的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和环境因素(社会文化、新媒体、经济等外部环境因素与媒介关联互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两方面。
媒介生态因子构成媒介微观生态,是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平衡,这种平衡能够使媒介的结构趋向完美的状态。
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平衡,还要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
环境因素构成媒介宏观生态,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态因子与媒介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即:
人—媒介—社会—自然。
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是在环境中,同时媒介本身也构成生产和传播环境。
媒介环境学
媒介环境学由尼尔·波兹曼创建。
该理论学派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出发,研究媒介在社会中的作用。
媒介环境学(MediaEcology)是20世纪30年代在北美萌芽,在70年代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传播学派。
经过三代学者的努力,它已成为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鼎力的第三学派。
探究媒介与人类社会文化的关系。
作为媒介研究领域之一,媒介环境学的独特性表现在将研究重点放在研究传播技术本质或内在的符号和物质结构如何对文化导致深远的微观及宏观的影响。
加拿大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
发展历程
媒介环境学已经走完了3代人的生命历程。
20世纪50年代以前,媒介环境学尚在萌芽,该学科的先驱和奠基人有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Geddes)、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本杰明·李·沃尔夫、苏珊·朗格等人。
50年代以后,媒介环境学渐趋成熟,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埃里克·哈弗洛克、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
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到70年代以后日趋活跃,他们有尼尔·波斯曼、沃尔特·翁、詹姆斯·凯利。
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兹、兰斯·斯特雷特、林文刚、埃里克·麦克卢汉、德里克·德克霍夫,他们多半在90年代以后登场,目前活跃在世界各地。
媒介环境学(mediaecology)这个术语由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创造,但他没有公开使用。
1968年,尼尔·波斯曼(NeilPostman,1931-2003)首次公开使用这个术语。
1970年,波兹曼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的博士点。
波兹曼认为,媒介是复杂的讯息系统,媒介环境学试图揭示其隐含而固有的结构,揭示媒介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感情的影响。
学派的创生必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
领军人物、原创思想和制度构建。
媒介环境学的创建满足了上述3个条件。
媒介环境学成熟于20世纪50年代,建制于波兹曼。
英尼斯是奠基人,麦克卢汉是旗手,波兹曼是学科制度化的关键人物。
英尼斯(HaroldInnis,1894-1952)的背景是政治经济学,他擅长加拿大经济史,在芝加哥大学获政治经济学博士,旋即回多伦多大学执教。
20年代至40年代,他已经出版经济学专著4部,成为著名的经济史家;40年代以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传播学。
50年代初,他出版《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成为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媒介理论家、传播学家。
他不幸于1952年英年早逝,留下1000余页的”传播史”手稿,可惜未刊。
英尼斯最著名的贡献是”媒介偏向论”,认为任何媒介都有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
麦克卢汉1946年从美国回到多伦多大学执教,任英语教授。
在和英尼斯短暂而有限的交往中,他们互相激励。
麦克卢汉推崇英尼斯,他说:
”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看成是英尼斯观点的注脚。
”他欣然为《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作序,在传播英尼斯的思想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有人说,如果没有麦克卢汉,英尼斯也许会默默无闻。
这一判断似乎有所夸张,但也有不无道理。
麦克卢汉的”媒介讯息论”就是英尼斯”传播偏向论”的发展。
多伦多大学学派在麦克卢汉的经营下,20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60年代扬名全球。
50年代初,麦克卢汉获福特基金会慷慨赞助,建立北美第一个跨学科研究小组,形成了一个麦克卢汉思想圈子;他和埃德蒙·卡彭特(EdmondCarpenter)主持编辑出版跨度将近10年的丛刊《探索:
文化与传播研究》,他参与持久的咖啡屋”清谈”,1963年组建”文化与技术研究所”,10余年如一日在研究所主持每周一晚上的研讨会。
60年代中期,北美的整个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为他服务,仅1966年一年之内,”报刊上介绍麦克卢汉的文章就达120篇,差不多每一种重要的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报刊都参与了这场运动。
人们以激动的心情思量,这可能是一位洞见堪与达尔文和弗洛伊德一比高低的重量级人物。
”60年代后期,他和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编辑的《预警线通讯》(DEW-LINE),把他的思想传播到学术界之外的权力圈子。
麦克卢汉共有10余部著作传世,其中的代表作有3部,分别是:
1951年的《机器新娘:
工业人的民俗》,研究工业人和广告,批判美国文化,在批评现代文化方面,他走在欧洲批判学派的前头;1962年的《谷登堡星汉:
印刷人的诞生》,论述印刷文化,提出著名的口语、拼音文字、印刷术和电子革命的媒介史分期,这个思想成为学界普遍接受的公式;1964年的《理解媒介》,论述电子人,提出”延伸论”、”讯息论”和”冷热论”等著名的”老三论”和14条媒介理论,把传播学从书斋里解放出来。
他批判工业人、悲叹印刷人、欢呼电子人,憧憬美好的未来,高扬乐观的调子。
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是加拿大媒介环境学的两驾马车、一体两面。
本世纪之前,加拿大学者和美国的詹姆斯·凯利往往不能够正确对待两人的学术地位,他们采取贬低麦克卢汉、褒扬英尼斯的态度。
重要的原因有3个:
(1)英尼斯的现实关怀胜过麦克卢汉,
(2)英尼斯谨守校园学术,是书斋型学者的楷模,而麦克卢汉却成为公众偶像;(3)英尼斯讲究学术的规范,麦克卢汉讲究华丽的修辞。
然而,在英尼斯去世后的20多年里,麦克卢汉全方位地继承并超越了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论”,把媒介环境学推向全球。
第一代多伦多学派的学者,以麦克卢汉的思想圈子为核心,以麦克卢汉研究所为组织保障,以《探索:
文化与传播研究》杂志和《预警线通讯》为宣传阵地。
4位最杰出的学者是:
埃里克·哈弗洛克、英尼斯、麦克卢汉和埃德蒙·卡彭特。
他们执教于多伦多大学,同时又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桥梁,因为他们长期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几所大学工作。
多伦多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特沃尔(DonaldTheall)、罗伯特·洛根(RobertLogan)。
特沃尔是麦克卢汉的第一位博士生,曾任特伦特大学(TrentUniversity)校长,著有两部麦克卢汉传记:
《媒介是后视镜:
理解麦克卢汉》和《虚拟麦克卢汉》。
罗伯特·洛根是物理学教授,是麦克卢汉思想圈子的活跃人物,著有《拼音字母对西方文明的影响》。
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麦克卢汉的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和现任麦克卢汉研究所所长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deKerckhove)。
德克霍夫继承了麦克卢汉跨学科研究的才干,他的著作涵盖传播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代表作有:
《字母与大脑》、《文化肌肤》、《连接智能》、《智能建筑》、《经理们的麦克卢汉》等。
纽约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
刘易斯·芒福德、埃里克·哈弗洛克、路易斯·福斯戴尔(LouisForsdale)和约翰·卡尔金(JohnCulkin)。
芒福德继承了老师格迪斯的百科全书思想,发展了人类生态和媒介环境的学说,晚期有意识地使用”媒介环境学”这个术语。
埃里克·哈弗洛克是著名的经典学者,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几所著名的大学执教,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重要桥梁。
约翰·卡尔金教授在纽约的福德姆大学执教,他自称麦克卢汉迷。
1967年,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和纽约州议会的批准,麦克卢汉应聘到福德姆大学担任施韦策讲座教授,任期一年。
纽约学派的大器晚成是在20世纪70年代。
1970年,尼尔·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博士点,扛起了媒介环境学的大旗,直至他2003年去世。
他和美国、加拿大两国的第一代媒介环境学者有很深的缘分。
他是福斯戴尔教授的博士生。
早在1955年,麦克卢汉应福斯戴尔教授的邀请到哥伦比亚大学讲学时,他就结识了麦克卢汉。
70年代以后,波斯曼创建的媒介环境学博士点发挥了成熟学派的3大功能:
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制度构建。
于是,这个博士点的三驾马车波斯曼、特伦斯·莫兰(TerenceMoran)、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ChristianNystrom)就成为媒介环境学第二代的核心人物。
波斯曼著作等身,出书20余部,他的作品《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1979)和《娱乐至死》(1985)和《技术垄断》(1992)成为第二代学者的代表作。
除了这些纽约地区的学者之外,纽约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还有与他们若即若离的詹姆斯·凯利。
凯利是著名的传播学家和传播教育学家,他继承和发扬英尼斯的思想,居功至伟;他区别传播的传输功能和仪式功能,独树一帜。
他的代表作有《作为文化的传播》。
1998年媒介环境学会的成立使学科发展有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证。
几年来,每年一届的年会规模迅速扩大,优秀成果大批涌现,媒介环境学者大展拳脚,开始问鼎北美传播学的核心圈子。
这个学会成为沟通和整合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的桥梁,成为媒介环境学发展的坚强堡垒。
如今活跃在纽约学派里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有保罗·莱文森、约书亚·梅罗维兹、兰斯·斯特雷特和林文刚。
莱文森是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任媒介环境学会顾问,他的传播学名著均已在国内翻译出版。
梅罗维兹的《消失的地域》(1985)也在中国问世,是媒介情景论的代表之作。
这本书嫁接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和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戏剧分析手法,提出情景理论,成为媒介环境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思想渊源
根据我们的理解,主要的源头是:
语言相对论、城市生态学、芝加哥社会学派和英国的新批评。
媒介环境学认为,最重要、最早诞生的人类媒介是口语,这是人类媒介演化的第一场革命,所以他们要把语言作为人与环境交流的最重要的中介。
为此,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沃尔特·翁写了专著《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来研究口语、拼音文字和印刷术。
克里斯琴·L·尼斯特洛姆把学派的思想追溯到20世纪初的相对论思想及其在人类语言学里的表现:
语言相对论。
她探讨本杰明·李·沃尔夫和苏珊·K·朗格如何把相对论思想转化为媒介环境学的基石。
她说,我们认识的环境是我们的感官、符号和工具提供的现实:
”这个观点认为,人们接触的现实并非外在于人的存在,而是我们的感知、探索、表征和传播工具提供的外在现实的版本。
我把这个思想当作20世纪具有界定性的思想,而且是媒介环境学赖以建立的思想。
她把相对论思想追溯到柏拉图的洞穴寓言:
”柏拉图的洞穴寓言说明了现实的相对性、现实的社会构建的相对性以及感官偏向的相对性”
她把语言作为最重要的媒介来研究:
”语言及一切表征经验的符号系统扮演重要的作用,影响我们如何构建现实,进而影响我们在现实里如何做事……最系统、最有力地表达这个观念的并不是物理学家,而是人类语言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和爱德华·萨丕尔。
媒介环境学的另一思想源头是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生态学。
芒福德(LewisMumford,1895-1990)是一位自学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奇才,这位社会哲学家、大学教授、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评论家留下传世之作数十部,媒介环境学最为称道的代表作有:
《技艺与文明》、《城市文化》、《历史名城》、《人类的境遇》、《城市的发展》、《公路与城市》、《机器的神话之一:
技术与人类发展》、《机器的神话之二:
权力的五边形》、《都市的前景》等。
芒福德是北美最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社会批评家之一,在生态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城市发展和更新、地区规划、艺术批评和文学批评等方面,他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和媒介环境学相关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
他技术历史分期的思想;他有关技术和人类发展的技术有机理论(techno-organicism);他对”王权机器”(meta-machine)即非人性的技术垄断和国家机器的批判。
林文刚和兰斯·斯特雷特研究并吸收了刘易斯的思想,他们合作的文章《刘易斯·芒福德与技术生态学》已有中文译文。
媒介环境学者继承了芒福德强调知与行的关系,看重践行。
芒福德、英尼斯、麦克卢汉、英尼斯、莱文森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们抨击时弊、研究大众文化、关心教育改革、进行对策研究,典型的著作有麦克卢汉的《机器新娘》、波斯曼的《认真的反对》和《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莱文森的《捍卫第一修正案》。
英尼斯继承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思想。
20世纪20年代,他在芝加哥大学求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师从凡勃伦,但同时又浸淫在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生态思想和传播思想里,罗伯特·帕克、欧内斯特·伯吉斯、罗德里克·麦肯锡、查尔斯·霍顿·库利、约翰·杜威、乔治·赫伯特·米德都对他产生了影响。
胡翼青认为:
”尽管英尼斯很少引用凡勃伦和帕克的研究成果,也很少提及他们与自己的关系,但他的研究从理论到方法,却有很大一部分建立在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基础之上。
”“另一方面,英尼斯的研究在学术基调上纠正了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存在的高度理想主义的缺陷……这集中表现在他对西方文明的空间偏向的忧心忡忡。
英尼斯认为这最终将为西方文明带来灾难。
”
麦克卢汉认为,英尼斯的很多论调几乎就是帕克言论的翻版:
”人人都能在帕克以下这类言论中听到英尼斯的调子:
‘技术设备自然要改变人们的习惯,并且必然改变社会的结构和功能。
’‘按照这个观点,似乎可以说,每一种技术设备,从手推车到飞机,就其提供一种更加有效的新的移动装置来说,已经而且也应该标志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纪元。
同理,据说每一种文明自身就携带着自我毁灭的种子。
这个种子可能就是那些引进新的社会形态、送走旧的社会形态的技术设备。
’”
麦克卢汉发扬光大英国新批评的思想。
他在剑桥大学师从新批评的旗手理查兹(I.A.Richards)燕卜荪(WilliamEmpson)和利维斯(F.R.Leavis)。
这几位大师推翻了传统的文学研究,他们讲授的文学课程偏重认知、美学和社会学,这感染了麦克卢汉。
这使他学会扮演桥梁的角色,他把人文学科中的文化艺术产业连接起来,把社会科学中的主干学科连接起来,把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两大”对立”的文化连接起来。
新批评最重要的思想是注重语言的形式,而不是其内容。
这对麦克卢汉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麦克卢汉”媒介即是讯息”就是从新批评学来的。
语言和媒介的形式是”看门狗”的比方就是从艾略特学到的。
麦克卢汉说:
媒介的”内容”就像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媒介的”形式”像看门狗,撬门贼用”内容”来涣散看门狗的注意力,使人不注意”形式”。
新批评顺理成章的结论不就是把人类语言当作最重要的传播媒介吗?
理查兹、燕卜森、利维斯不是教他要特别注意语言这种技术的影响吗?
人类通过语言感知世界,语言塑造人感知世界的方式。
燕卜荪的《晦涩的七种类型》对麦克卢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如果说语词晦涩,研究语词的最好办法不是研究其”内容”(即词典中的意义),而是研究其语境效果,如果说这些效果是潜意识的,那么其他的人工制造物的效果也应该是潜意识的——轮子、印刷机等都是如此。
利维斯的《文化与环境》对麦克卢汉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因为实用的文学批评是用来培养环境意识的:
”实用的文学批评——散文和诗歌的分析——可以推及到广告的分析(分析其吸引力和文体特征),还可以将新闻体裁和大众小说相比较。
”
三个理论命题
林文刚在其文章中阐述了媒介环境学的主要特点,引文如下:
“媒介作为环境”(或”环境作为媒介”)这一概念包含了三个媒介环境学领域中相互连结的理论命题。
理论命题之一
媒介环境学假定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
相反,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physicalstructures)和符号结构(symbolicstructures)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么被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解释和塑造性的角色。
就这个可探讨的层面而言,媒介的符号形态限定了该媒介所能代表信息的代码特征,例如”模拟符号对应数字符号”(analogicvs.digitalsymbols),也限定了将符号整合在一起的结构,例如”命题结构对应表象结构”(propositionalvs.presentationalstructures)(Langer,1942;Nystrom,2000)。
同样,媒介的物质结构涉及到技术的特征,而技术则传递代码和进行编码、传输、储存、恢复、解码和传播信息的物理要求。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因为它定义了媒介环境学一种最基本典范的独特性,认为正是媒介的结构决定了信息的本质。
例如,小说读者常常对根据小说而改变的电影深表失望。
一种解释也许认为电影的编剧、导演、制作人或者演员并不胜任改变工作。
虽然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媒介环境学的第一个理论命题说明,这种解释是一种误导,因为将这两种媒介(小说和电影)所”包含”的内容视为同样的信息毫无意义。
而这一命题表明,小说和电影体现了两套完全不同的符号和物质结构或形态。
因此,纵使它们可能基于同样的来源(小说中的故事),小说和电影这两种不同媒介分别向受众(读者和观众)传递的是两套不同的信息或者说”现实”。
理论命题之二
作为第一个命题的逻辑延伸,媒介环境学同样假定每一媒介那套专门的物理和符号特征为其带来了一套偏倚或倾向(biases)。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可以参考一套由尼斯纯(Nystrom)所做的理论归纳:
由于不同的符号形态(symbolicforms)编译出不同的信息,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符号形态,所以它门便具有不同的理性或知识(intellectual)和感性(emo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