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题报告.docx
《开题报告.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开题报告.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开题报告
硕士论文开题报告
题目：
李觏伦理思想研究
专业：
伦理学
研究方向：
中国伦理学史
姓名：
王斌
指导老师：
陈晓龙 教授
导师组：
陈晓龙李育红任万明
开题时间：
2009年6月21日
一、选题缘起
（一）
李觏（1009-1059），字泰伯，人称盱江先生。
李觏为北宋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一说黎川）人。
北宋中期著名思想家。
李觏的一生充满艰辛坎坷。
他6岁“习字书”，10岁“知声律”，12岁“近文章”，14岁“先君没”，17岁“稍出游，求师表”。
他年少志大，勤奋好学，天资聪颖，才华卓绝，所有这些为他“康国济民”“愤吊世故”“警宪邦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景祐三年（1036年），他满怀报国之情，毅然告别亲人，踏上了“求荐举”的道路，企望有朝一日，能实现辅弼君主，报效国家的夙愿。
从李觏的生平来看，他的人生观是积极入世的。
他一生一直被两种抱负所驱使。
一方面，他急切地盼望能跳上政坛，一展鸿图，他对能使国家富庶百姓安居乐业的各种主张感兴趣，著文立说“以康国济民为意”，勤奋好学“，以备朝廷犬马驱指”辅弼君王建立“将以尧吾君，羲吾民”的理想社会。
当时北宋经济繁荣，社会富庶，国力强盛，四方臣服，整个民族洋溢着一股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这种催人奋进的民族精神，积极进取的时代价值氛围，孕育着李觏经邦济世的雄心壮志，他为自己生活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代而庆幸。
当然，他也觉察社会潜伏的危机。
到北宋中期，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积贫积弱”，皇室的骄奢，官僚机构的庞大，军费开支的巨大，财政的吃紧，等等，这些使李觏焦虑不安，忧心重重，他常愤嫉斯文衰敝，曰：
“坠地已甚，谁其拯之”。
于是夙夜讨论文、武、周公、孔子之遗文旧制，兼明于当世之务，悉著于篇，……曰：
“生处僻遐，不自进，孰进哉？
”他处处以“位卑难立事，任重合忧民”为志向。
李觏自视清高，与众不同，他不愿做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希望自己有所作为，能青云直上，一鸣惊人。
因此他选择了一条与学子截然不同的求仕之道。
他虽傍首皓经，秉烛夜读，潜心儒学，但却厌恶科举制度。
宋朝学子要踏入仕途，可通过考试，通过调职，以及通过荫庇，在这3条途径中，李觏想从第一种途径进入政坛，可是他对进士考试十分鄙夷，总觉得中进士之人，仅凭那一套舞文弄墨，撰词作赋的本领，实雕虫小技，今后难成干练的官员。
他打算凭借自己的才华，选择几个重要论题，撰写有分量的策论，一炮打响，一鸣惊人，然后直接参加并通过科举考试，登上政坛，实现匡助国人的人生理想。
但无情的现实把他的理想撕得粉碎。
科场失利，只得落拓不羁而归，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他又常宣称“若夫毁誉用舍，计之已熟。
誉邪，惟天下自誉之，觏不求誉也。
用邪，惟天下自用之，觏不求用也”，“庆历中，应科目罢归，乃自念亲老矣而弃去……抑又穷空无以备甘脆，非人子所宜，因决不求仕进。
”他一再重申“不求用也”“决不求仕进”，只求在学术上有所作为“方将削迹尘路……未明者明之，未备者备之，使三代之道，珠连玉积，尽在掌上，所大愿也。
”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学术研究上，传播圣人的学说，弘扬儒家精神，实现“之志将以昭圣人之法，拯王道之纲”的宏愿，政治期待的升降，人生目标的调整，导致李觏人生轨迹发生变化。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们信奉的处世格言，也是李觏的处世信条。
虽然他终生未放弃康国济民、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
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他的“兼济天下”的夙愿，没有变成现实，“州郡不肯荐，乡党不见称”“踽踽而来，癉癉而返”既然不被君王所用“，以备朝廷犬马驱指”无法实现。
1043年，李觏创办“盱江书院”，同年，南城奉诏立郡学，他出主学事，课业授徒，四方慕名求学者甚多，弟子达数百人。
仁宗庆历年间，宋代社会内忧患，危机四伏，弊端丛生，这种情况在士大夫们中激起了一股强烈的忧患意识，迫切要求改革。
范仲淹上书力主改革，倡行新政。
李觏尝客文正范仲淹门下，积极支持新政，虽然学术思路有所不同，但却以这种忧患意识作为共同的思想基础，对治学为政，明体达用形成共识。
李觏在《易论》中十分感慨地指出，“噫作《易论》者既有忧患矣，读《易》者其无忧患乎？
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自祐天之，告无不利矣。
”这段言论典型地表述了李觏当时的心态。
所谓“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是说以一种浓郁的人文情怀，关注社会人事的矛盾冲突，混乱失序的现实困境，焦虑不安忧心如焚，力求通过冷静的观察研究，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拨乱反正，重建正常的秩序。
他认为要挽狂澜于既倒，解民生于倒悬，振兴民族，首先必须扭转那种空谈心性，不务实际的迂腐人生，树立经世致用的人生观。
李觏反对空谈天道心性，指斥道学家侈谈人的身心性命，终日讲求象数，出入佛老，“昼读夜思，疲心于无用之说”，抨击《乐记》“例多阔大，其意汪洋，其文以旧说为陈熟，以虚词为微妙，出入混沌，上下鬼神，使学者观之耳目惊眩，不知其所取”，认为“圣人作《易》，本以教人”，这些迂腐儒对实际事务一窍不通，只会空谈性命。
李觏“尽急乎天下国家之用”，提倡“治国之实，必于财用”，注重事功，力倡经世致用，注重现时社会政治问题。
在李觏看来，只有那些有利于国家繁荣富强，民族兴旺发达，百姓安居乐业的学问，才是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才对人生具有实际价值。
李觏在《富国策》中提出“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
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
孔子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
盖城廓宫室，非财不完；差役车马，非财不具；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戍，非财不给；郊社宗庙，非财不事；见弟婚媾，非财不亲；诸侯四夷朝觐聘问，非财力不接；矜寡孤独，凶荒札瘥，非财不恤。
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
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
”在这里李觏不仅明确地指出经世致用的观点，而且批驳了俗儒的义利观。
他积毕生之精力，呕心沥血撰写《礼论》，是为了“推其本以见其末，正其名以责其实。
崇先圣之遗制，攻后世之乖缺。
邦国之龟筮，生民之耳目。
”研究《潜书》的目的是“愤吊世故，警宪邦国,遐探切喻，辞不柔伏。
”他“鸡鸣而起，诵孔子、孟子群圣人之言，以康国济民为意”。
在治学方面，李觏始终恪守面向实际，为现实服务的宗旨，为百姓呐喊呼吁。
李觏人生观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蔑视权贵，笑傲王侯。
李觏性格刚毅，倨傲不驯，有一副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的自负，他藐视君主，认为“母以有子而尊，君以有民而贵。
无子无民，母出君灭。
”决不卑躬屈膝，逢迎权贵，“唯其心志耿耿，不忍自溺于流俗。
”誓死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
腐败的封建制度，陈腐的豪门权贵，容不下李觏的狂傲，而才华横溢，不受羁勒的他看不惯权贵王侯的虚伪庸俗。
李觏鄙视媚世者，痛恨“以耿耿之心为流俗所昏醉”的媚世者，公然声明自己“不与碌碌者同泯灭”，为了追求精神生活的高度自由，为了使自己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李觏决不低下高贵的头，忍辱受屈侍奉权贵，这种对权贵的蔑视、对既定社会秩序的反抗，在讲究尊卑上下、门弟等级的封建社会，无疑具有冲击封建秩序的作用。
所以，为统治者所不容，它注定了李觏的人生理想不能实现。
李觏这种磊落傲岸的人格，虽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却赢得了广大百姓的称颂。
正如陈次公所说“：
其实如秋，其受如海，外示发舒，中以直正，其于道也，如天焉，无不覆，如地焉，无不载。
”真是“一代之名儒，后学之师表”。
李觏孤傲，却能安贫乐道。
他深知要实现自己的人格价值和人生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经过一番艰辛的磨砺，必须像孟子所说的那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只有这样世俗之人才能完成人格的突变，趋于人生的理想境界。
李觏存心高远，履行刚方，一生处畎亩之中，一介庶士。
他“蹭蹬布素，寒饿寂历中，嚅哜道腴，研讨经术，故遇合虽难而文章声价遂上齐庐陵而下启南丰也”。
他讲学乡间，躬耕食力粗衣敝履，饭粝蔬豆。
面对“饥焉而无田，寒焉而无桑”的恶劣环境，并未沉沦畏缩，而是发愤图强，废寝忘食，在艰苦的环境中，自觉锤炼意志，战胜病魔。
李觏家“耒癚不供斗之食，桑麻不足一带之衣”，生计难以维持，只得靠变卖家什度日，“虽晨夕费，
独或己出，斥汝栉卖殚尽，执劳辱殆与藏获等”，他一生虽家境窘困，生活清贫，终成学业。
他视富贵如浮云，继承了儒家的“安贫乐道”的传统遗风，钻研儒学达到“早与鸡同觉，夜与月相值，孳孳忘饮食，癟癟在文史”的境界。
他毕生追求做个像颜渊那样学道高尚的人，天上如他在《自遣》诗所说：
“富贵浮云毕竟空，大都仁义最无穷。
一千八百周时国，谁及颜回陋巷中”他“性质无似不能与时世争利，捐造化之术，而甘于寂寞”，面临难危的困境却能“雅志归休，高尚其事”，表现出顽强乐观的人生态度。
病痛、挫折、磨难接踵而至，并未弱化他探索儒术追求人生真谛的热情，反而强化了他对人生理想的追求。
（二）
宋仁宗皇帝称李觏先生为：
“通于经术，东南士人，推以为冠”。
大儒朱熹曾“谓李泰伯文得自经中，虽浅，然皆自大处起议论，盖有取尔也”。
大文豪范仲淹赞他：
“实无愧于天下之士”。
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王安石也曾说：
“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与纳。
”1922年，胡适先生偶读《直讲李先生集》，惊讶地发现了被淹没了近九百年的李觏思想的卓越之处，并欣然以《记李觏学说———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为题撰文介绍李觏。
他说“李觏是北宋的一位大思想家。
他的大胆，他的见识，他的条理，在北宋的学者中，几乎没有一个对手！
……近来读他的全集，才知道他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
因此，我现在热心地介绍他给国中研究思想史的人们”。
自胡适先生发现李觏思想的重要性并热情地推荐给国内学术界以来，虽有一些关于李觏学术思想的论文论著问世，但总的来说，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是远远与李觏先生丰富的思想和重要的历史地位不相称的。
其实李觏的思想独特而深刻，他的思想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等各方面，且自成一体，具有内在的系统性：
1、他建构了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在认识论上，他坚持闻见之知的重要性；李觏还有丰富的无神论思想，对佛教的为害性揭露得很深；他的礼论、人性论、义利观都有深刻的思想；他的救弊之术、求实精神、爱民观念、强兵理论等等值得我们深入地发掘，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2、李觏德治思想包括：
第一、强调安民“必先于教化”；第二、重视德教的物质基础；第三、突出“礼”的核心地位。
李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主张，都极具进步意义，特别是他的德治思想把对老百姓的教化同解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问题结合起来，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对于我们今天贯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
3、在李觏排佛的问题上不能一概而论，仔细阅读文本，可以看到，李觏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排佛主义者，而是一个既排佛又容佛的学者。
李觏的这种方法，实拓展了儒学的空间，也扩大了佛学的空间。
儒佛相济，阳是排佛，阴容佛学，这就使李觏的思想更为丰富了。
4、在李觏的礼乐观方面，他一生尤着力于研究儒家学说特别是儒家“礼论”，形成了自己系统而有特色的礼乐观。
李觏先生的理论贡献可以慨括为：
主强国之法制，明仁礼之统一，言通变之疏达，重人事之功利，倡礼乐之教化，顺人情之自然。
（三）
李觏的伦理思想自成一体，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因此，研究李觏的伦理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认为，研究李觏的伦理思想，应该主要的包含以下五个方面才较为全面：
一是道德起源思想；二是道德规范思想；三是道德原则思想；四是道德教育思想；五是李觏伦理思想的历史影响。
同样的，对李觏伦理思想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的意义与价值，李觏伦理思想中有许多是与现代社会有关的东西，比如李觏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对物质财富的强调，义与利相统一的观点，等等，都值得我们大力挖掘和弘扬，以为今天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使传统向现代转化，与时俱进。
李觏的伦理思想以“礼”为核心，以义利双行、注重功利为基本价值导向，以礼之实施为主线，系统地分析了礼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通过礼的施行得以发展生产，教化子民，实现富国强兵之目的。
应该指出李觏一生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在北宋王朝的真宗、仁宗时期。
这个时期，北宋王朝的统治相对来说虽然比较巩固，社会经济也有所发展，但长期的和平局面使得统治者忘了居安思危而沉缅在声色犬马之中，于是统治阶级日趋腐朽，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危机不断加剧，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在这样的社会现状面前，自称是“未得仕进”、“草野之人”的李觏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主张“平土”、“均田”、“富国”，抑制兼并，注重生民的实际利益，倡导公利，提出“义利并行”的价值观，强调礼的实施和作用，体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本色。
可见，李觏的伦理思想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是占有一定的地位的。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目的
李觏是北宋时期革新运动中一位有见识的思想家，他的伦理思想与他的政治、经济、哲学等思想一起共同建构起了其思想的体系。
他的伦理思想是对该历史时期社会状况的反映，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分析、批判和总结，是对“庆历新政”的理论论证，被人誉为“医国之书”。
李觏的伦理思想同样也是为此目的而作的。
除此之外，李觏的某些伦理思想又突破了传统的成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因此对李觏的伦理思想进行探讨，不仅可以揭示李觏思想与当时社会状况之间的联系，也可以进一步认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
（二）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宋代的思想文化，无疑是极具特色的一段源脉、流程。
在宋代灿若群星的思想文化名人谱系中，李觏虽非最耀眼者，但其行践于思想，亦自呈光彩。
在沉寂了近九百年后，至1922年，胡适先生发现并表彰了李觏的卓越思想，称他是王安石的先导，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
自胡适先生发现李觏思想的重要性并热情地推荐给国内学术界以来，虽有一些关于李觏学术思想的论文论著问世，但总的来说，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是远远与李觏先生丰富的思想和重要的历史地位不相称的。
截止的现在，对于李觏思想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围绕他的哲学、政治、宗教等思想，而对于他的伦理思想做系统研究的几乎没有，相对于学术界对其他思想家的伦理思想的研究，特别是相对于李觏先生如此重要的地位，现在的研究水平与量都显然不够。
本文试图通过对李觏伦理思想系统的研究，来揭示他的伦理思想在整个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
强调礼的作用，注重生民的物质利益，其思想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对今天的社会经济生活也有一定的意义。
三、文献综述
据文献统计，自从上世纪初胡适先生提倡研究李觏思想以来，至2002年已有80年，共发表论文50篇，著作4部。
2002年后，研究李觏思想的论文和专著渐渐多起来，但是大多都是围绕着他的哲学、政治、宗教等思想进行研究。
专门研究李觏的伦理思想的特别少，在近几年出版的多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多数都涉及到了李觏的伦理思想，但是相对写的简落且不成系统。
所以对李觏的伦理思想做全面而由系统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和有意义。
下面就将近几年针对李觏的伦理思想的论著和论文做一下综合的综述：
1、姜国柱在《李觏思想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用八章全面论述了李觏的思想：
（1）李觏生活的时代、生平和著作。
（2）李觏的礼论。
（3）李觏的易论。
（4）李觏的经济思想。
（5）李觏的政治思想。
（6）李觏的人性论和道德观。
（7）李觏的无神论。
（8）李觏思想的源和流。
该书是目前国内研究李觏的思想比较全面的著作。
关于李觏伦理思想的论述则分散在第二、四、五、六章中。
2、陈瑛主编的1985年4月年出版的《中国伦理思想史》一书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李觏的伦理思想：
（1）礼生自“人之性欲”的道德起源论。
他们认为，“礼”是李觏学说中的最重要的概念。
他讲的礼具有广泛的内容，举凡衣食住用物质生活、政（政治）、刑（法律）制度，仁义道德，都包括在其中，而道德则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因此，他所讲的礼的起源，实际上也包括了对道德起源的理解。
李觏认为，包括道德在内的礼，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适应人类物质生活与情欲的自然要求而产生的。
李觏在讲“礼”的起源时，虽然讲了许多礼节性的内容，但是，他讲的这些礼仪器物之内就体现着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
李觏把礼的起源从抽象的、神秘主义的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把它与人们的物质生活、社会秩序联系起来，企图使它成为符合实际生活的理论，这里有合理因素。
而且，这样一来，人们的自然的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就成为合理合法的了。
因此，统治者应该予以满足，而不是加以抑制。
这就为推行政治和经济上的变革作了论证。
李觏既然认为礼是来源于人类自然欲望的需要和维持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的需要，那么，他自然也就接触到了道德对人们社会生活的作用。
在他看来，道德思想可以调节人们的物质生活，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贯彻封建纲常名教，这对地主阶级“治国平天下”有着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李觏已经初步地接触到了道德作用的特点问题。
第一，他认为，道德观念必然要渗透到政治、法律等其他一些领域中去，并凭借着它们去发挥作用。
第二，李觏认为，道德发生作用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在他看来，“性不能自贤，必有习也；事不能自知，必有见也。
（2）“食不足、心不常”的功利主义倾向。
李觏肯定了人们对利、欲要求的合理性，反对汉代以来“重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非功利主义倾向。
仁义与利是统一的。
仁义不能脱离物利，物利制约着仁义。
没有衣食财富，就没有礼义。
他反对“贵义而贱利”的“儒者之论”（《富国策》第一）应该指出，李觏这种功利主义观点，仅仅是一种倾向或萌芽。
它虽然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实际要求，但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剥削与统治，这就不能不使他的功利主义受到局限性。
有时他也把物欲看作有害的东西。
（3）“礼含诸德”的道德规范体系。
李觏认为，“礼”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他在《礼论》一文中指出，礼是“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也。
礼好象是一个人的全体，而乐、刑、政相当于人的手足肢体，仁、义、智、信则相当于人的筋骸，礼包括乐、刑、政、仁、义、智、信。
在礼的七种因素中，它们的关系又是怎样呢？
李觏认为，仁、义、智、信是礼的“别名”，也叫“礼之道”，是“无其物”的观念；而乐、刑、政，是“礼之用”，仁、义、智、信贯彻于其中，并在其中体现出来。
在他看来，礼的主要含义为仁、义、智、信。
李觏对仁、义、智、信的具体内容，作了详细的论述。
在其论述中，表达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客观上反映了一些劳动人民的愿望。
李觏讲礼，有一点很突出，就是他批判了“礼不下庶人”的传统观念。
他巧妙地辩解说，《曲礼》上讲“礼不下庶人”，只是指的“货财而已耳，谓人贫富不均，不可一以齐之焉”。
庶人因为穷，不能象富人那样尽礼。
而礼却是“无不备，无不至”的，庶人丧祭也有其“礼”（《礼论》第六）。
显然，其用意也是为他所代表的中小地主阶层争夺权利制造理论根据。
3、朱贻庭主编的2003年出版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一书中着重从三方面阐述了李觏的伦理思想：
（1）人性论及其内在矛盾。
他们认为，李觏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认为与万物之生一样，人亦“感阴阳以生”（《庆历民言》），但人有忧郁一般自然物的特性，即道德性。
同时他在吸收唐韩愈的“性三品”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人之性三”、“人之类五”的观点。
但是，李觏毕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在讲人的道德之性的同时，又肯定了人之情欲的自然合理性，这实际上是李覯人性论的另一侧面，从而使他的人性论带有某种自然主义的色彩，并构成了李觏人性论的内在矛盾。
（2）《礼论》中的道德观。
他们认为，关于“礼”的理论，是李觏伦理思想的中心内容，并撰有《礼论》7篇。
李觏论礼，不拘泥于训诂、旧注，体现了宋儒重义理的学风，“诵味经籍”而“思之熟矣”，在“礼”的内容、结构，以及道德与上层建筑其它部分的关系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从而发展了自荀子以来的儒家“礼论”。
李觏论礼，是指封建的等级制度，但他又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制度，其涵盖面极广，几乎包括了行政、法律、艺术、道德及生活方式等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所有方面。
在《礼论》中，他集中地论述了礼与乐、刑、政以及仁、义、智、信的关系。
在《礼论》中，李觏还论述了礼、乐、刑、政与仁、义、智、信的关系，认为礼、乐、刑、政是“法制”，并“有其物”，即各自通过物的形态而存在。
关于礼和道德的起源，李觏也作了探讨。
它们的起源，首先是“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礼论》第一），所谓“人之性欲”，是指人对衣、食、住、用的物质需求。
李觏完全否定了天命论的说教，把礼和道德的起源归之于人类社会生活自身，特别肯定了人的物质需求（虽然把它说成是“性”即生而有之的）对于礼之起源的前提条件，确是对荀子“礼起源论”的继承和发挥。
（3）“利欲可言”、“循公不私”的功利主义思想。
他们认为，在义利之辨这一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基本问题上，李觏一反儒家“贵义贱利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利欲可言”、“循公不私”的功利主义价值观。
与理学相比，这是李觏伦理思想的特色，直接反映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品格。
但是，李觏同时又强调对利欲要“节以制度”，尤共着力反对唯利无义、损公利私的极端功利主义；认为讲利必须遵循“循公而不私”的要求，这就形成了李觏功利主义思想的一个鲜明的特征。
李觏肯定功利，但又不轻视道义，只是反对脱离一定利益内容的虚伪空泛的道义，同时也排斥违反道义的极端利己主义的私利。
李觏的这一义利的私利公私观，实质上是北宋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价值观，在王安石的伦理思想中，以不同的特点显得更为突出。
有宋一代的功利主义思潮就是由李觏所始倡的。
4、沈善洪、王凤贤在2005年《中国伦理思想史》一书把李觏和王安石的伦理思想放在一起来讲的，关于李觏的伦理思想主要有：
（1）关于礼的地位。
李觏认为礼是“人道之准，世教之主”，通过礼的论述，为“人道”找出一个“本根”，使人“学之而不失”。
（2）关于礼的内涵。
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婚丧祭祀等等，是礼之大本，就是说，人际宗法等级关系及其生活方式是礼的本根。
乐、政、刑是礼之大用，是礼之三支；乐、政、刑之所以是“礼之三支”是因为乐、政、刑“同出于礼而辅于礼者也”。
仁、义、智、信是礼之大旨，是礼之四名。
礼与乐、政、刑的关系，礼与仁、义、智、信的关系，犹之身体与四肢筋骸的关系，礼包括了乐、政、刑、仁、义、智、信七者在内，犹之人的身体包括了四肢筋骸在内一样。
（3）关于礼的起源和根本。
他认为礼的产生就是顺应了人类物质生活的自然需要和欲望而产生的。
他说：
“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
”（李觏集·礼论第一）
（4）关于仁义礼智和乐刑政的关系。
李觏区分了道德与法制的不同特点，并对两者的关系作了明确的概括，认为法制（礼乐刑政）必须通过道德（仁义智信）的作用才得以存在和实行，而仁义智信也需要通过“有其物”的礼乐刑政方能得以体现和发扬光大，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就是，道德是法律行政制度得以推行的精神保障，而法律行政制度又是道德实践的物质前提或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缺一，李觏的这一观点，显然是对封建社会上层建筑诸因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总结，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5、赖井洋在《试析李觏的伦理思想》[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中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李觏的伦理思想：
（1）礼的道德起源论。
首先，李觏以人的属性为出发点分析出“礼”（道德）产生的基础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物质利益的需求，即顺应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产生的节文，也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关系而产生的节文。
其次，礼起源于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本身，是构成社会行为准则的重要部分，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
（2）李觏总结和吸取了前人关于义和利的争论观点及有关的思想材料，一反儒家的“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传统思想，主张公利，注重民利，提出了义利双行的义利观，以作为社会经济生活及各方面的价值导向。
（3）李觏十分强调礼的实际应用：
首先，提出“平土”“均田”，做到“人无遗力，地无遗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