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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命运

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

  我中华民族建国于亚洲大陆,已经有五千年之久了。

世界上五千年的古国,到现在多成了历史的陈迹,惟有我们中国,不独巍然独存,且正与世界上爱好和平反侵略各国,为世界的正义公理,为人类的自由解放,共同努力于历史上空前的战争,并正向光荣的胜利与永久的和平之大道迈进。

  我们知道:

民族是自然成长的,国家是群力造成的。

我们中华民族在自然成长的过程中,由于共御外侮以保障其生存,集中群力以缔造其国家。

中华民族因其宗支不断的融和而其人口亦逐渐繁殖,乃至于强大,于是国家的领域亦相随扩张,然而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超越其自然成长所要求的界限,亦从没有向外伸张其国家武力的时候。

如有外来侵略的武力,击破我们国家的防线,占据我们民族生存所要求的〔第2页〕领域,则我们中华民族,迫不得已,激于他所受的耻辱和他生存的要求,乃必起而誓图恢复,达成其复兴的目的。

  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

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

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

在三千年前,我们黄河、长江、黑龙江、珠江诸流域,有多数宗族分布于其间。

自五帝以后,文字记载软多,宗族的组织,更班班可考。

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

诗经上说:

「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

诗经上又说:

「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

古代中国的民族就是这样构成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全体的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崇高的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决不是徒托空言的。

  秦汉时代,中国的武力彪炳于史册,而迹其武功,在北方则是为民族生存求保障,在南方则是为民族生活求开发。

中国西北沙漠草原地带的宗族,往往向中原农业地带流徙,引起或大或小的战争,当时政府对于这些游牧宗族,于其侵犯则御以武力,于其归顺则施以文治。

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北方的领域,北度沙漠,东至辽东,西达于葱岭。

同时,逐渐开发东南的农业,因之而西南的高原地带,与中原的经济已有密切的联锁。

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南方的领域,南至于南海,东至于吴越,西南至于交趾。

由于生活的互赖,与文化的交流,各地的多数宗族,到此早已融和为一个中华大民族了。

  三国时代,中原虽陷于割据分争,然而三国政府仍各为民族的生存,继两汉的余绪,或整顿边陲,〔第3页〕或开发荒僻。

西晋遭五胡之乱,汉族南渡,黄河流域为匈奴鲜卑诸族所割据。

然而此诸宗族,皆渐趋于汉化。

故苻秦与元魏,虽统一黄河流域的时间有短有长,莫不袭中国的衣冠,行中国的政教。

隋唐大统一的局面,实为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民族融和的总收获。

这个时期,民族之内,宗支之繁多,文化之丰盛,举葱岭以东,黄海以西,沙漠以南,南海以北,所有全领域的宗教、哲理、文学、艺术、天文、术数、法律、制度、风俗、民情,亦已网罗综合而冶于一炉。

  宋代的国防,不足以保障民族生存的领域。

契丹(辽)与女真(金)都是中国北部与东北方面生活未能完全同化的宗族。

他们乘宋代民风委靡,政治纷乱,军事衰颓之际,并吞四邻各宗族而成为强悍的势力。

他们虽先后入据中原,然他们仍先后浸润于中原的文化之中。

蒙古的兴起,与契丹女真,事同一例。

成吉斯汗马蹄践踏的版图,超越了中华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领域以外,然而自忽必烈称帝以后,中国固有领域以外的部分即与中国的国家组织分离,因而忽必烈以下的宗支,独同化于中华民族之内。

满族入据中原,其宗族的同化,与金代相同。

故辛亥革命以后,满族与汉族,实已融为一体,更没有歧异的痕迹。

  由于上述,可知中华民族意识的坚强,民族力量的弹韧,民族文化的悠久博大,使中华民族不受侵侮,亦不侵侮他族。

惟其不受侵侮,故遇有异族入据中原,中华民族必共同起而驱除之,以光复我固有的河山。

惟其不侵侮他族,故中华民族于解除他互相轧轹互相侵陵的痛苦与祸患的同时,能以我悠久博大的文化,融和四邻的宗族,成为我们整个民族里面的宗支。

简言之,我们中华民族对于异族,抵抗其武力,而不施以武力,吸收其文化,而广被以文化。

这是我们民族生存与发展过程里面最为显?

的特质〔第4页〕与特征。

  就民族生存的领域来说:

我们中国国家的领域,以民族生存所要求为界限,亦即以民族文化所维系为界限。

故我们中国在百年以前的版图,一千几百万方公里之内,没有一个区域,不是中华民族生存之所必需,亦没有一个区域不是中国文化之所浸润。

版图破碎,即为民族生存的割裂,亦即为民族文化的衰落。

故全国国民必引为国耻,非至于河山光复,不能停止其雪耻救亡的运动。

  在中国领域之内,各宗族的习俗,各区域的生活,互有不同。

然而合各民族的习俗,以构成中国的民族文化,合各区域的生活,以构成中国的民族生存,为中国历史上显明的事实。

这个显明的事实,基于地理的环境,基于经济的组织,基于国防的需要,基于历史上命运的共同,而并不是全出于政治的要求。

  以地理的环境而论,中国的山脉河流,自成完整的系统。

试由西向东,加以鸟瞰:

由亚洲屋脊之帕米尔高原,北路沿天山阿尔泰山脉以至于东三省,中路沿昆仑山脉以至于东南平原,南路沿喜马拉亚山,以至于中南半岛。

在三大山脉之间,有黑龙江、黄河、淮河、长江、珠江诸流域。

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即在这几个流域之间,没有一个区域可以割裂,可以隔离,故亦没有一个区域可以自成一个独立的局面。

  以经济的组织而论,在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统之下,各个区域各有其特殊的资源与特有的土壤,所以各区域的生活,或为狩猎,或事游牧,或进于农工,或宜于矿冶,或专于鱼盐;其分工基于自然的条件,其交易出于生活的必需。

故远在铁路轮船发明使用之前,彼此之间,商业往,即至为繁密。

此经济共同生活,亦即为政治统一以至于民族融和的基础。

  以国防的需要而论,上述的完整山河系统,如有一个区域受异族的占据,则全民族全国家,即失其自卫上天然的屏障。

河淮江汉之间,无一处可以作巩固的边防,所以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无一处不是保卫民族生存的要塞。

这些地方的割裂,即为中国国防的撤除。

更由立国的资源来说,东北的煤铁与农产,西北的马匹与羊毛,东南的钢铁,西南的钨锡,无一种不是保卫民族生存的要素。

这些资源的丧失,亦即为国基的毁损。

  至于各宗族历史上共同的命运之造成,则由于我们中国固有的德性,足以维系各宗族内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特性。

四邻的「朝贡」,中国常答以优厚的赐与,从没有经济侵略的企图。

四邻的战争,中国常保持「继绝世,举废国」的大义,从没有乘人之危以并吞其领土的政策。

所以四邻各宗族,其入据中原部分,则感受同化。

其和平相处的部分,则由朝贡而藩属,由藩属而自治,各以其生活的需要与文化的程度为准衡。

并且每一藩属内附与同化的过程,常各有长期的历史。

即如蒙古,由周代的玁狁,秦汉的匈奴,已开内附与同化之端。

自此以后,突厥之在初唐,契丹之在晚唐与两宋,蒙古之在明清,皆迭有内附与同化的历史。

新疆则春秋时代,秦国称霸西戎,继之以汉代之通西域,唐代之定天山,而成之以元清两代的开拓。

这两个区域,归化中国的期间,皆绵互至二千余年之久。

西藏则自吐藩改宗佛教,内向隋唐以来,元代则隶于宣政院,清代则隶于理藩院,其向化亦超过一千三百年以上。

至于东北,则比其它边区之内向更早,肃慎的内附,始于周代。

汉族的开发,盛于两汉。

中经隋唐宋元明,都是汉族与东胡共存的区域。

迄于清代,则农工商业的经营,更全赖汉族的努力,即满族亦同化于〔第6页〕中华民族之中。

台湾、澎湖列岛本是汉人开发的区域,屹峙东南,久为我们中国的屏藩,迄至明末,乃为荷兰人所侵据,而终为我郑成功所收复,其事迹真可歌可泣。

中国对于中南半岛各宗族关系更深。

存亡继绝的义师,济弱扶倾的战役,真可谓「史不绝书」。

总之,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即为各宗族共同的命运的记录。

此共同之记录,构成了各宗族融合为中华民族,更由中华民族,为共御外侮以保障其生存而造成中国国家悠久的历史。

  这一部悠久的历史,基于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复发扬中华民族崇高的文化。

我们知道:

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

在这八德和四维熏陶之下,中华民族,立己则尽分而不渝,爱人则推己而不争。

义之所在,则当仁不让,利之所在,则纤介无私。

不畏强梁,不欺弱小。

积五千年的治乱兴亡,以成就我民族明廉知耻,忍辱负重的德性。

惟其明廉,故能循分,惟其知耻,故能自强。

循分故不陵侮异族。

自强故不受异族的陵侮。

惟其忍辱,故民族的力量是内蕴的而不是外着的。

惟其负重,故民族的志气是持久的而不是偶发的。

由此种德性的推演,故中华民族的各守派及其国民皆能为大群牺牲小体,为他人牺牲自我,而养成其自卫则坚忍,处世则和平,更进而以「存亡继绝,济弱扶倾」的仁爱之心,行「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忠恕之道。

所以五千年来,东南亚各民族或内附而同化,或相依而共保,或独立而自存,各顺其民志民心,各随其国情民俗,各发展其文化之所长,以贡献于人类共同的进步。

  近百年来,中国国势陵夷,民气消沉,开五千年从来未有的变局。

中华民族生存所要求的领域既忍〔第7页〕受割裂的痛苦,而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与压迫,更斲丧我国家民族的生机。

纵观我五千年悠久的历史记录

  ,国家的兴衰与民族的存亡,虽相乘而迭见,然而这一百年间,国家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伦理、与心理各方面,无不颓风外暴,危机内伏,几将毁灭我再生的基础,杜绝我复兴的根源,实为历史先例之所无。

若非由我国父倡导三民主义,领导国民革命,则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命脉,必已在日寇蚕食鲸吞之下,为朝鲜之续。

幸赖我先知先觉的国父鹰扬其大仁大智凝结而成的武勇,以中国的自由平等为目的,唤起民众,奋斗至四十年之久,乃纳全国国民一致的要求于正轨;并在弥留之际,确定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中国国民革命的第一个目标,复将这个未竟的大业,留给我们后死的同志,和全国的国民,继续奋斗,迄于今日,终获初步的成功。

于是民族复兴之机,国家再生之望,摆在我们全国国民的面前。

中正身当我中华民国独立自由重新发轫之初,抚今思昔,策往励来,特陈述我国家民族百年的经历,指出我国家民族今后的方向。

尤望我全国国民深切认识我中国的命运,担在我全国国民的双肩,而决于战局发展的今日,绝没有瞻顾徘徊的余地,更不容有盲从倚赖的心理。

愿我全国同胞共同体察而力行之。

第二章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

第一节清代政治社会与学术的衰落及其对内政策根本的错误

  我们中国百年来国势的陵夷,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

不平等条约订立的经过,全〔第8页〕为中国国耻的记录。

而国耻之所由招致,又必须追溯于满清一代政治的败坏,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落。

  满族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能够征服中国呢?

明朝的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民心涣散,流寇横行。

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

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

  国父说道:

「自顺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国,明朝的忠臣义士在各处起来抵抗,到了康熙初年,还有抵抗的。

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满清征服。

」又说:

「在康熙雍正时候,明朝遗民排满之风还是很盛。

所以康熙雍正时候,便出了多少书,如『大义觉迷录』等,说汉人不应该反对满人来做皇帝。

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说:

『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满洲人虽是夷狄之人,还可以来做中国的皇帝。

』后来到了乾隆时代,连满汉两字都不准人提起了。

凡是书中关于宋元历史的关系和明清历史的关系,都要一律删改,所有关于记载满洲匈奴鞑靼的书籍,一概定为禁书,完全把他消灭,非特不准人民阅读,而且不准人民收藏。

」但是比之于日寇今日统治朝鲜,其手段的毒辣,犹有小巫见大巫之别。

朝鲜亡国到现在不过三十余年,而其国内的人民早已为日寇的奴化教育所麻醉。

凡是朝鲜原有的历史文化,都已毁灭无余,不许朝鲜人存留一点民族意识。

所以朝鲜人至今听到「韩国」这个名词,亦不知其意义了。

我们看见了现代帝国主义者对于他所灭亡的国家民族,手段之迅速,祸患之惨酷,实在寒心。

  在满清这样一面奴化,一面残杀之下,中国固有的优良学风,乃为之大坏。

当明代开国时期,所提〔第9页〕倡的朱学,到他中叶,这一派的学术,发生了流弊。

一般学界中人,应科举者固然是寻章句,作八股,讲义理者,亦不过造语录,看话头。

王阳明倡「知行合一」的学说,要矫正这种弊病;到他晚年,更提倡「致良知」,使学者从烦琐的文体与支离的思想解放出来。

这一派的学说不久也流于空谈无实。

张江陵当政,又提倡「实学实用」的学说,兼救朱王两派末流的弊端。

到了明清之际,虽有王学的狂禅,东林的虚矫,然而科学的研究,如李之藻、徐光启、宋应星等于天文历数,农政工艺,莫不实事求是,精益求精。

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李(二曲)、颜(习斋)、傅(青主)诸大儒,更是性理与经济兼通,思想与实行并重。

民族主义与民权思想的推衍,尤招满族之忌。

几回文字狱之后,经世之学遂衰。

到了干嘉年间,考据之学兴起。

考据之学,本由黄顾开其源,在黄顾本人,这种学问实在是经世之学的一个部门,离开了经世的大义,便失去本来的价值。

干嘉的学者,舍弃他们实用的精神,专求学问于名物字句,其流弊所及,竟使学问既与人生脱节,亦与政治分离。

一般学者于支离琐屑的学风之中,复误解「中庸」的道理,养成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风气,造成曾涤生所谓「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

  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法令的精密,犹能远绍汉唐的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

此二百六十年间,正是欧美现代各国,脱离中古黑暗时期,开国创业,发愤图强的际会。

假使满清对国内汉满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视同仁,认识我五族在实质上本是整个的一体,使各宗族不分宗教职业阶级男女,皆一律平等,更扶助边疆各族,培植其自治能力,保障其平等地位,则中国必〔第10页〕能与欧美现代各国,并驾齐驱,以自致于康乐富强,决不致遭受此百年来不平等条约束缚之耻辱,亦不致任日寇为祸于亚洲,乃可断言。

但这是时代与思想的关系,我们非所望于当时的满清能施行这样政策,固不可求备太苛。

无如满清不惟见不及此,而且他专用一种残杀与奴化的政策,来统治各宗教。

所以满清二百六十年之间,我们全国人民未见一日光明的景象。

虽乾隆时代号称郅治,然而满大臣之当国者,如和珅之流,私心自用,贪婪成风。

自此以降,一般满官,大抵贿赂公行,诛求无厌;而投效满清为奴才的汉官和学者,又相习于崇尚虚文,不务实际,敷衍粉饰,聊以自保。

尤其是一般寡廉鲜耻的豪猾,更不惜认贼作父,以编入「汉军旗」为荣幸,倚势横行,鱼肉同类。

所以社会的黑暗,学术的败坏,皆日甚一日。

而其对待各宗族的手段,更言之痛心,令人发指。

就是满清一代在各宗族之间,专施其挑拨离间的毒计,使之互相轧轹,和自相残杀,而彼乃在各宗族相克相制的状态之下,坐收渔利,维持他满清皇室的地位。

所以他对于蒙古西藏,利用「喇嘛教」,以消灭其尚武的精神,甚至想绝灭其宗族的人种。

他对于汉回各族,则从政治与宗教制度上讲求箝制的方法,其中以旗兵控制国内各宗族的手段,最为显著。

然旗兵最大的缺点,亦就在于兵民之间,在宗族上有鲜明的界限,在生活上也有悬殊的距离。

清廷以为汉人纳税以奉养旗兵,旗兵习武以镇抚各族,认为惟一的良策。

殊不知兵农既分,则旗兵流于游惰。

满族固举族皆兵,然其风气之所趋,乃到后来举族皆成为浮食的游民。

到了太平天国时代,旗兵与绿营皆腐败无能,于是湘勇淮勇遂为地方军队的滥觞。

  满清政府这种害人自害的对内政策,相沿至道光同治之间,遂致立国的精神沦没,开国的遗规失坠〔第11页〕,政治解纽,国防废弛,瓦解土崩,大势已成。

于此时期,中国在列强侵略之下,遂造成了「不平等条约」,继续不断有加无已的国耻,卒使我国势日蹙,而满清皇室的本身,亦难免于覆灭。

我国父看了满清这种对内政策,足以致国家民族于灭亡,所以自兴中会至同盟会,即以此为革命的唯一对象。

比及辛亥革命成功,我国父首先宣布「五族共和」的大义,以解除国内各宗族的轧轹,而致之于一律平等的境域。

由此以至于今日,我国民政府仍一本我国父的遗教,以及中国国民党历次宣言,一扫满清对内的卑劣政策,务使国内各宗族一律平等;并积极扶助边疆各族的自治能力和地位,赋与以宗教、文化、经济均衡发展的机会,而增强其向心力与团结力,对于整个国家与中央政府,共同爱戴,一致拥护,和衷共济,休戚相关;俾我中华民国,日益富强康乐,而三民主义亦得发扬光大于世界。

这是中国国民党革命的一贯精神,亦即是中国国民党对内政策的唯一使命。

第二节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与国民的反应

  中外的不平等条约以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历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为开端。

南京条约是鸦片战争的结果。

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第一个国耻」。

南京条约就是这第一个国耻所造成的。

由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的国际关系,可以分成三个时期来说明。

  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可以说是「第一个时期」,天津条约又是这个时期里面的一个关键。

这个时期,列强在中国开辟通商口岸,以通商口岸为基点,设立各种的特权。

他们最初开辟的通商口岸是广〔第12页〕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就是所谓「五口通商」。

他们取得的权利是他们的人民在领事裁判权之下,居住贸易,反客为主,并在协议关税之下通商往来,漫无限制。

其后英法等国,在他们各自企图扩张商业势力的地点,增开商埠,又利用满清外交官吏的愚昧,增取特权。

每一国在他和中国订立的条约里面设定一个新特权,其余各国便援引「最惠国条款」的恶例,同享这个新特权所给予的利益。

条约里明白规定的特权,又可以由他们在文字上的解释,加以扩充,或由他们造成「既成事实」,强迫中国承认,由此演出更有力的特权。

即如租界,在中外条约上本没有什么特权的明文规定,后来变成了喧宾夺主的怪象,却是由领事裁判权扩充而发生出来的。

  何以说天津条约是这一个时期里面的一个关键呢?

南京条约订立之后,列强在不平等条约之下,对中国通商,以广州一口为最繁盛;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经济上思想上的影响,以两广为最深,民众的反响,亦以两广为最烈。

广州的民众,反抗开辟商埠,反抗外轮进口,情绪至为激昂。

南京条约订立后九年,为道光三十年(公历一八五○年),洪秀全就在广西的金田起事,由广西发展到长江流域,几至于颠覆满清。

正在这个时期,英法联军,袭击广州、攻略天津,进扰北平。

清室昏愦,在联军强制之下,而订立了这个天津条约。

在此以前,清廷对外来的压迫,一本其传统的自大心理,藐视外国,以反抗洋人为惟一的外交政策。

但是到了这个时期,清廷在国内民族革命,与列强的压迫之间,加以权量,乃渐趋媚外,于是与列强所订的条约,多已含有自动让与的作用在内。

而汉族的士大夫对于列强的认识,于此也有重大的变迁。

在此以前,他们对于列强抱有自大的心理,亦与清廷相同。

到了此时,其大多数还在〔第13页〕浮夸蒙昧之中,鄙视洋务,不值一顾。

而其一部分人士看出了西洋枪炮轮船的厉害,渐怀戒惧之心,乃主张模仿西洋,盛倡「格致」。

当时平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就是此后清廷新政的先驱。

然而所谓洋务,初不过设工厂来仿造西洋枪炮与交通的工具,设学校来教习西洋的语言文字。

而通晓语言文字,既不能算是外交人才,无整个计划之制造轮船以至修海防,筑铁路,亦不过震于西洋之「船坚炮利」,并非为全部国防计划与国民经济打算。

但是他们所筹的新政经费,多为皇室任意挪移,以恣其穷奢极侈之私欲。

所有官员亦相率视新政为肥缺,舞弊营私,以图自饱,「海军衙门」在实际上忙于颐和园的内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成了有力的王公大臣挂名分肥的处所。

到了甲午中日之战,竟至一败涂地。

于是李鸿章奉命亲赴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加重了一个国耻。

二百余年来满清上下积累而成的衰风敝习,遂暴露于天下。

而日本军阀对中国的蔑视,对亚洲的野心,亦即由此而起了。

  综观这个时期的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之后的各约共为一期,英法联军之后的各约又为一期。

前一期的各约,重要的有道光二十二年中英南京条约,道光二十三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即所谓虎门条约,道光二十四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道光二十七年中瑞挪条约,咸丰元年中俄塔尔巴哈台通商条约。

列强依这些条约取得各种的特权,要目如左:

  甲、领事裁判权

  (子)纯粹外国人案件,中国官员不得过问。

  〔第14页〕

  (丑)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民事案件,由外国领事馆先行调处,调处不成,则由中国地方官与外国领事官「会同审理」,公平讯断。

  (寅)中国与外国人之间的刑事案件,中国人由中国地方官按中国法律审断,外国人由其各本国领事官按其各本国法律审断。

  列强既在中国设定领事裁判权,则中国的司法权为之破坏,国家主权亦因而毁损;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之间,交易往来,更不复有平等的地位。

所以国计民生两方面,皆受了致命的打击。

  乙、关税协议权

  (子)进出口之外国货物,除茶叶木材金属香料等值百抽十外,其余一律值百抽五。

  (丑)外国商船进口,百五十吨以上者每吨征船钞五钱,百五十吨以下者每吨一钱。

  自关税协议之后,中国的经济财政权于有形无形之中,完全操在外人之手,人民生计为之凋敝,而国家的命脉亦因而断绝了。

  后一期的不平等条约,重要的有咸丰八年(公历一八五八年)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咸丰十年中俄续约,咸丰十一年中德天津条约,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中葡天津条约,同治二年中丹天津条约,同治三年中西(西班牙)天津条约,同治四年中比北京条约,同治五年中义北京条约,同治八年中奥北京条约,同治十三年中秘华盛顿条约,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光绪六年中美条约。

光绪七年中巴天津条约。

列强依这些条约,增辟了沿海沿江多数的〔第15页〕商埠,并增取各种特权,要目如左:

  甲、领事裁判权

  列强在这些条约里面,除重申前述之领事裁判权各点之外,更确定下面两种特权:

  (子)观审权

  南京条约以后各约所谓「会同审讯」的一句话,原由于满清官员翻译约文的误译。

到了天津条约订立之时,列强即凭此误译,确定其观审权:

凡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民事刑事案

  件,外国使领官派员观审。

  (丑)会审权

  同治七年,上海地方官与英美领事议定「洋泾?

设官会审章程」。

自此以后,不独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民刑案件由「会审公廨」会审,即租界内纯粹中国人之间的民刑案件亦归「会审公廨」会审,以后各国纷纷援例,而有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廨」,汉口「洋务公所」,哈尔滨「铁路交涉总局」,鼓浪屿「会审公堂」,都是这样的畸形的机关。

自列强驻在中国的领事官员取得了观审会审特权,于是外人不独消极的回避中国的法律的管辖,亦且积极的干涉中国的司法;不独消极的不受中国法院的审判,且积极的审判中国的人民了。

  乙、租界

  〔第16页〕

  在这个时期,各地的租界先后划定。

除上海公共租界于道光二十五年划定,上海法租界于道光二十九年划定外,如光绪八年划定营口英国租界,咸丰十一年划定汉口英国租界,九江英国租界,镇江英国租界,厦门英国租界,广州沙面英国租界和法国租界,同治五年划定烟台公共租界。

  领事裁判权本来是对人的,不是对地的。

自租界成立之后,外国的领事裁判权乃适用于其所划定的地域,不啻在中国领土之内,设立了多数的国家。

  丙、军舰行驶停泊权

  外国军舰行驶停泊于中国沿海及内河各口岸,以前的条约原无明文,然而强曲解条约文字,已有行驶停泊的事实。

天津条约以后的条约则有定为明文。

  自外国军舰自由行驶停泊于中国沿海及内河之后,中国不复有海防的存在,而通都大邑无不在帝国主义者「炮舰政策」之下了。

  丁、海关税务管理权

  天津条约之前,上海海关已有外人管理之事实。

天津条约以明文规定中国海关得邀请英人帮办税务,由此中国海关以英人为总税务司。

至同治三年清廷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颁布「海关募用外人帮办税务章程」,许总税务司募用外国人,于是各口的税务司都用外国人充任。

  自外人直接管理我们中国的海关,不独税率受列强的支配,即税款亦受他们的支配;不独进口〔第17页〕的外货受其庇护,即出口的国货亦受其检查和限制了。

  戊、协议关税权

  天津条约及其后各约重订中国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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