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发展形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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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发展形势

2010年03月23日

（根据录音整理，有所节减，未经演讲者审阅）

各位领导、老师、同学们：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华侨大学，同各位交流我对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

全球新的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对全球经济的现状和全球经济到底向何处去提出了许多的问题。

今天，我就全球金融危机时代整个经济的走向提出三个基本判断，供大家参考。

    一、第一个基本判断：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对整个经济产生重创，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化的这个判断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这个判断并不是我们的判断，也不是我们这些搞经济的人的判断，这是中央的判断。

（一）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

“两个没有变”

    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央就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作出两个判断：

第一个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第二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

这是当时中央对国际国内整个大趋势的基本判断。

这个判断就成为我们当时克服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的最重要的两个基础。

    正因为这两个没有变，就使得我们能够继续按照中央既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在当下充满发展机遇的历史阶段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所以当时讲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没有变，这是一个重要的意见。

因为一旦全球化的趋势发生重大逆转，中国对外开放的环境会发生很大变化，中国能不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因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一方面是由我们自己的政策决定的，另外一方面还要看国际的大环境。

比如解放初期，那时我们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吗？

即便我们想实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全面的围堵，全面的遏制、封锁，我们想执行哪怕一条开放政策也不可能。

    所以说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如果全球化的大趋势发生很大变化，那么我们几十年成功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中央在那时候及时指出，即便产生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但是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所以我今天想讲金融危机以后第一个大的趋势，就是虽然全球遭受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化。

（二）怎么说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经济全球化。

根据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一次重要经济会议上的讲话，经济全球化有三个基本的要素：

    第一个就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因为每一次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前进，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动力。

为什么几十年来发达国家一直成为全球化的引擎，因为一些主要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

所以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基本要素就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第二个要素就是跨国公司的全球贸易和投资。

这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

经济全球化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就是因为成千上万跨国公司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而得以实现的，所以它是个载体。

    第三个基本要素就是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全球产业的大转移。

    所以什么叫经济全球化，按江泽民同志讲的这三个要素，归纳起来，经济全球化就是以科学技术为动力，以跨国公司的全球贸易为载体，而进行的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那么这次金融危机以后这三个要素发生了什么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是否发生了改变？

    1.全球的新的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仍然存在，全球的经济仍然会继续发展

    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应该说西方国家科学创新的动力并没有减弱，因为危机的重点主要是在金融领域，而实体经济并没有受到重大影响。

所以科学技术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以及资源环保的压力等问题而出现新一轮的全球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低碳科技、新能源科技、可再生资源、绿色制造、绿色房屋和环境领域的许多新技术。

而这些新技术大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所以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出现了以绿色科技、低碳科技为核心的新科技的发展。

这些技术将成为今后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的动力。

    这里我也简单讲一下为什么西方国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这么关注，对于搞低碳经济那么热衷。

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知道今后在推动整个低碳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将再次引领全球的发展。

    我们要看到事情的两个方面。

我们也是赞成搞低碳经济的，我们也是赞成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但是我们在整个参与的过程中——包括最近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很清楚地知道发达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借助这一系列新的技术来继续在全球引领经济的发展。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要表示积极的态度，因为我们不可能不参与全球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国的科学发展观也要求我们搞低碳经济，也要求我们发展新的能源，也要求我们发展绿色的经济。

但是我们也不要低估发达国家在里面的重大意图。

所以我们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气候变暖的问题上、在搞低碳经济的问题上一个核心的分歧就是发达国家必须更多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新的技术，更多地打破技术的壁垒，更多地支援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和低碳技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过分天真，在倡导绿色技术、绿色经济的同时，我们要知道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发达国家会有更大的利益，而且如果我们不经过斗争来使发达国家在转让技术的问题上、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援的问题上作出更大的努力，那么这次博弈的结果可能又是一次发达国家的胜利。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了一场非常艰苦复杂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坚持自己利益立场的时候，发达国家会说我们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表现很傲慢的重要原因。

我们并不是傲慢，我们是要坚持自己的一些基本立场。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是存在的，而发达国家又是这次科学发展领头的力量。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既要积极但又要冷静。

所以这次温家宝总理在人大的报告中并没有谈低碳经济，他谈的是低碳技术。

如果没有低碳的技术也谈不上低碳的经济。

所以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在研究整个国际形势中，确实要看到在整个全球环境保护、遏制全球变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不能落后，中国人也不能离开这样一种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流，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2.跨国公司的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活动没有停止，也不会停止

    因为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次所遭受的重创主要是在金融领域，而他们的制造业并没有遭到特别重要的损失，即便是像汽车制造业遭到了一些重创。

但是由于这一次金融危机以后，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市场的空间上有了很大发展，所以跨国公司的贸易和投资活动的重点可能逐渐从西方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经济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就给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机遇。

    有些同志认为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国家向中国的产业转移会停止，甚至会出现已经转移到中国的西方国家的产业回流的问题。

我们的回答是西方国家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是由市场的力量决定的，是不可能回流的。

前一段时间，当中日关系处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当时日本向中国的投资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以20%以上的速度增加。

当时我就和日本驻华大使做了一次长时间的交流。

我问大使，中日政治关系出现了这么大的困难，为什么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热情没有减少，反而在不断地增加？

日本驻华大使说，日本企业向中国大量的转移和投资不是由政治因素来驱动的，而是由市场因素来驱动的。

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使得众多的日本企业认识到，如果不把日本的产业转移到中国来，许多日本的产业就死路一条。

这对日本的企业来讲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次金融危机后跨国公司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不会停止，这是由基本的市场因素所决定的。

因此，全球产业向中国的转移不会停止，当然也不会出现回流，因为产业转移以后，它在中国会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一个个项目、一个个产业，单独的产业回流的可能性不大，回流有时候就死路一条。

所以全球的产业向中国的大转移、跨国公司向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不会停止，这也是经济全球化所表现的一个重要趋势。

    实际上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曾经和微软的全球副总裁做过一次交流。

我说，这次全球危机以后跨国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会出现什么新的动向？

他说新的动向是，如果跨国公司在过去十年是把中国作为他们的市场重心，而过去五年跨国公司已经开始把中国作为他们的研发中心，那么从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很多跨国公司可能要把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作为他们的战略重心。

跨国公司整个的市场、研发和战略重心的转移将使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大转移的最大的赢家。

所以我们要迎接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和战略重心向中国的转移，而不是消极地认为这次全球化以后全球产业的转移会停止甚至会产生回流。

所以我们对形势作出的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完全符合中央的判断，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大的趋势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没有出现逆转。

我们也看到在去年和今年初国外对中国的投资大幅度增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明。

也就是说中央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化，而且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在以后的产业转移当中，产业转移的重点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如果说过去三十年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产业的重点主要是轻纺工业和电子工业的话，那么今后可能会出现发达国家的重化工业和高端装备业、高端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可能会跳过重化工业的阶段而直接进入到以服务为主的经济结构，我认为不可能。

中国不可能跳过重化工业的阶段，中国不可能跳过高端制造业的阶段，中国将继续成为重化工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全球基地。

对这一点我们虽然认为要大力发展服务产业，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发展高端服务产业，成为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的过程当中，是不可能跳过重化工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这个阶段的。

这实际上是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的一个基本条件。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确实取得了重大成果，我们确实成了所谓的世界工厂，但是大家知道我们制造业当中的很多核心零部件、核心技术、核心的原材料还是在西方国家生产的。

    两三年以前，我在德国参加一个研讨会，当时大家说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大家知道德国人是很直率的，有一个德国的专家说，中国是成为了世界工厂，但是我们德国和我们欧洲是制造世界工厂的工厂。

因为他知道，中国生产很多制成品的工作母机、核心原材料都是在德国,在欧洲生产的。

所以他们说自己是制造世界工厂的工厂也不为过，我们听了也不要太受刺激。

我们如果不发展中国自己的重化工业，使得我们在生产一些产品的核心原材料，特别是重化工原材料和其他一些核心原材料能由我们中国自己制造，如果我们生产汽车、造船的那些工作母机不是在中国生产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说中国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工厂。

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迎接下一轮的全球产业的转移，也就是重化工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转移，中国今后还要搞几十年上百年的制造业。

    前一段时间有些同志一提起我们搞制造业好像就抬不起头，实际上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美国制造业的整个产出比我们中国高三倍，我们所缺的就是怎么在附加值和利润方面赶上美国，而不是搞不搞制造业的问题。

我们还要长期地大搞制造业。

像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他就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那么我们成了全球经济大国，我们必然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

因为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人口众多的现实，使得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很难成为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国家，这也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所以这一次金融危机以后，像美国，大家看奥巴马总统加强了美国整个制造业的发展。

他们也知道光靠金融业，光靠那些虚拟经济是靠不住的，最后还得靠这些实打实的制造业。

我认为这是美国从这次金融危机当中所汲取的教训，光靠美国那些金融天才变戏法，搞那么多的金融衍生品，是不可能维持美国的全球经济地位的。

所以我觉得全球化的结果就是全球产业的继续转移，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高端装备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的趋势会加快。

    另外我们要培养更多的人才进入转移到中国的西方发达国家公司担任高层管理人员。

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要加强我们自己人才的培养，包括不断向国外输送人才，然后回来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总部基地的高管，我们应该树立这样一个雄心壮志。

过去我们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中国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很多都是新加坡人，或者是美籍华人，或者是我们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人。

真正来自中国大陆土生土长的作为跨国公司高管的非常少，虽然跨国公司知道在中国的高管需要懂得中国的文化，懂得中国的语言，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中国的高管在了解西方的法制文化，了解西方的规则文化方面是欠缺的。

所以怎么样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在我们的企业里面培养一批既懂管理、中国文化又懂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法治文化的人才，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开始着手，那么我们引进西方大量的研发中心，特别是管理中心，转移到中国以后，我们还是不能够控制跨国公司在中国运作的主导权，这对我们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在国外学习，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很快地回来。

特别是成为外国跨国公司转移在中国的战略中心的高级管理人才，但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他们必须学会国外的西方的法制文化，这一点是我们在接收全球化的产业转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第一个大趋势，就是虽然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但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这是因为环保、新能源、低碳经济和低碳技术为核心的新的技术将继续作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动力，跨国公司向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将继续成为全球化的载体而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

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次金融危机以后还必须坚持执行中央的对外开放的政策，因为对外开放的基本的大的环境没有发生变化。

这是我们对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第一个判断，就是全球化的大的趋势没有变化。

    二、第二个基本判断：

全球经济力量的对比虽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一）二十国集团的出现标志着全球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一次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在金融危机当中确实遭受到重创，大部分西方国家出现了负增长，而且这种负增长很难在短期内很快得到复苏，所以西方经济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这样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力量迅速增强，全球经济力量的对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力量的对比，东方和西方力量的对比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此长彼消，使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力量达到开始可以和发达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进行抗衡的地步。

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出现。

二十国集团峰会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开了两次重要的会议，一个是伦敦的金融峰会，一个是后来在匹兹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两次峰会胡锦涛主席都参加了。

二十国集团开始走向全球经济决策的历史舞台。

这是整个全球经济实力结构的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大家都知道，过去的全球经济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里，掌握在七国集团手里，就是美国和欧洲的手里，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的重大问题上基本上没有决策权，没有发言权。

这一点像我这些长期参加国际经济谈判的人是深有感触的，很长一段时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的谈判当中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

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去参观过在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总部。

世界贸易组织的总部的一楼是所谓的谈判间，它的谈判间的格局是非常奇怪的，整个一楼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咖啡厅，喝茶喝咖啡的地方，而这个大的咖啡厅的周围是大大小小的谈判室和一个大会议室。

我在日内瓦谈判的十年当中参加了很多次多边谈判，所谓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穷哥们参加谈判，实际上是不参加谈判，是在那里等谈判的消息。

每一次重大的谈判你都可以看到，在大的咖啡厅里面坐着来自非洲、来自亚洲、来自拉丁美洲的这些穷兄弟们。

而真正的谈判是在咖啡厅周围大大小小的谈判间里进行的。

当时我们在日内瓦看到非常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正在喝着咖啡或者喝着茶的时候，突然哪一个谈判间的门打开了，一个世界贸易组织的代表，美国、欧洲或者日本的代表走了出来。

然后向大家宣布：

女士们先生们，报告一个好消息，经过激烈的谈判，协议第八条第九款达成了共识。

如果这个协议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咖啡厅的穷兄弟们会热烈的地鼓掌，这就是谈判。

发达国家谈判，发展中国家等消息等结果就是谈判。

    当时我们和美国谈判开始的时候，美国人一上来就把他们的谈判底线讲出来，美国代表团的立场是一、二、三、四、五。

除了第三条第二款可以有谈判的余地以外，其他都没有谈判的余地。

美国人从来都是这样谈判的，给你一点点小小的谈判空间，其他主要的条款都没有谈判的余地。

但是他不知道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

我当时非常地生气，我就跟美国人讲，如果在这些问题上都没有谈判的余地，那么要我们这些人来干什么呢?

是来听取你们美国代表团的立场，然后跑回北京，第二天来告诉你，亲爱的美国代表，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谈判立场吗？

这就是谈判吗？

所以当时我们和美国人谈判开始进行得非常艰苦，说老实话从某种意义上不是进行实际上的谈判，而是打态度，就是美国人必须把态度纠正过来。

所以在整个国际经济领域当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完全不平等的。

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感到，如果今后坚持以七国集团为基础来作为全球谈判的一个平台的话，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从七国集团的基础上增加了十一个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土耳其以及南非一些国家。

二十国集团的诞生标志着全球经济结构的一个根本性变化，也标志着由于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

全球经济谈判的格局发生了好的重大变化，这应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二）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经济格局没有发生变化

    但随着二十国集团的出现，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提出了两国集团，即中国和美国来主导谈判，来主导二十国集团。

像我们这些过去经常谈判的人，听到两国集团的提法以后，心里也很得意。

咱们中国也总算有这一天，和老美平起平坐来主导整个世界经济的谈判。

但是中央对这一点非常地清醒，很快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温家宝就向奥巴马提出来，中国不赞成这样一个概念。

当时温总理说：

第一、我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没有这个实力和美国来主导全球性的经济谈判；第二、我们中国从来不结盟，我们不希望和美国结盟来主导全球的谈判；第三、我们希望经济的决策过程是一个非常民主化的决策过程。

    我们在参与二十国集团的活动以后，就否定了两国集团的提法。

这实际上也就说明在参加全球经济的活动中，我们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仍然知道中国是不能当这个头的。

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小平同志对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指示就是我们绝不当头，当然也更不能称霸。

那天看了温家宝总理对奥巴马总统讲我们中国不赞成提出的概念以后，我回去翻了一下小平同志的一些讲话，特别是八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中国出面来当这个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头，去和西方国家进行谈判。

当时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我们绝对不能当这个头。

我给大家念一段小平同志当时在会见外国的一个代表团的时候讲了这样一段话，小平同志讲：

“这个我不赞成，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的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不够，当了头啥子好处都没有，许多主动权都丢掉了。

”小平同志当时讲这个是很客观的，我们没有这个力量。

如果我们当了这个头，我们很多的主动权都会丢掉。

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接受了两国集团的概念，那么这次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上，我们将有多么地被动，所有的要求都会向中国和美国提出来，因为中国和美国在碳排放方面是全球最大的，当然我们和美国的碳排放在量上是不可相比的，从历史的角度讲也完全不利。

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两国集团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在全球所有的主动权都丢掉了。

    所以从这样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经济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增长，而且在全球的影响力有了很大改变，但我们要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

有些同志认为，这次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当中受到重创，我们是最大的赢家，中国可以扬眉吐气地说话了。

但是我们还要清醒的看到，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体系，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发生重大的变化，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经济的格局也没有发生变化。

这次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很多同志都认为美元肯定大幅度贬值，美元一定会遭到重创。

最后结果恰恰相反，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美元对全球的汇率不仅没有贬值，而且大幅度增值，美元的地位得到加强。

为什么呢？

主要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美国大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运作，所以这次美国本土发生了重大问题以后,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子公司纷纷把美元调回国内，来支撑他们母公司的经济地位，这是从美国的公司来讲；另外一个方面，全球的中央银行的管理者都在考虑手上的外汇储备到底买什么样的资产?

最后大家斟酌的结果，大多数还是选择了美元市场，还是选择了买美国国债。

西方的一个经济学家讲，这次金融危机就像所有的人都掉到水里，大家都在找一根救命的稻草，找来找去还是美国的那根稻草。

这就使得这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元的地位加强了，特别是试图和美元进行对抗的欧元遭到了重大的挫折。

    过去很多年来，像我们这些人对欧元都抱有很高的崇敬，欧洲人确实不简单。

他们丢掉了自己的货币发行权，丢掉了自己决定银行利率汇率的权利，最后搞了一个欧洲货币。

应该说欧洲这些政治家是很有思想很有远见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形成一个可以和美元对抗的全球货币，但是历史的进程是复杂的，这次较量的结果是美元胜利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元从此会走向衰落。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次经济危机以后由于美国的全球经济实力，他们还是保住了美元的中心地位，这一点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从国际贸易来讲，由于美国的出口产品很多都是不可替代的，也都是一些高科技产品。

而不可替代的出口产品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不像我们中国的很多出口产品是可以被别的国家替代的。

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出口的又是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所以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也强化了。

    （三）中国要真正成为贸易大国，需做两件事

    如果要真正成为全球的贸易大国、贸易强国，中国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中国必须成为一个贸易的进口大国。

以前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在贸易当中始终称王称霸，最后我搞明白了，因为美国是最大的进口国。

在全球贸易的经济体系中，谁进口得多谁就有发言权、谁就是老大，所以中国在国际贸易当中必须强化进口，不能把钱砸在自己的手上。

怎样使中国成为进口的大国，是我们对外贸易中要研究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实际上为了使我们的产业升级，我们需要大量地进口国外高端的设备和技术，我们现在必须打破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限制。

    第二，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出口不可替代产品的大国。

当然我们要继续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但是要逐步生产一些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不可替代产品，这样才能使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得到加强。

美国是最大的贸易强国，第一、他是全球的最大进口国；第二、他的出口产品又是基本不可替代的，具有核心竞争能力的产品，这就使得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没有受到真正的威胁；第三、美国的优势还在他人才的优势，美国的人才优势是他上百年来实行的非常宽松的移民政策所决定的，由于他宽松的移民政策和相对自由的国内教育体系使得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都到美国去了。

我们看到，美国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当中仍然处在中心地位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人才战略，他的开放的、包容的人才战略，和他崇尚自由竞争、崇尚学术自由的这样一个体制。

    最近大家一直在谈学校改革的问题，谈学校去行政化的问题。

学校的校长书记是不是还应该有行政级别，好像有很多的争论。

我当然赞成去行政化，我认为学校的校长书记不应该因为他是一个副部级或者正厅级干部而受到人们的尊重，而应该是他的学术地位，他的权威、影响力而受到尊重。

有人提到如果我们的校长没有副部待遇就见不到省长书记，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体制很悲哀的一种描述。

如果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