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和特殊任务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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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和特殊任务1

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和特殊任务

  内容摘要:

根据国际经验,我国已基本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

人均GDP已超过1700美元;非农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已占绝对主导地位;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超过农业;工业部门已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体系;人口的城市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的人均收入和福利远超过农村。

由于我国过去通过非平等交易等方式对农业剩余进行过度转移,造成了对农业的许多历史欠债,因此目前的“反哺”实际上是归还历史欠债,真正意义上的“反哺”将出现在还债和归还农业公平竞争地位之后。

  关键词:

工业反哺农业,条件,任务

  一、我国已基本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

  从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经验看,当人均GDP超过3500美元,非农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超过85%,非农部门劳动力就业比重高于60%、城市化率超过40%的时候,就基本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一)人均GDP已超过1700美元

  按官方汇率计算,200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人均GDP达到1703美元,一些东部沿海省市超过了5000美元。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2002年我国人均GDP就已达到4390美元。

  

(二)非农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已占绝对主导地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呈加速下降趋势。

1991~2003年,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下降了个百分点,而相同时间间隔的1978~1990年,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只下降了1个百分点。

2005年,我国非农产业(第二、第三产业之和)产值比重达到%,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只有%。

这表明我国非农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已占绝对主导地位。

  (三)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超过农业

  1978~2005年,农业劳动力比重从%下降到%,相应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从%上升到%。

1997年,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总就业的比重首次下降到50%以下。

必须指出的是,农业劳动力中有相当部分兼业从事非农活动。

这表明我国就业结构发生了转折性变化,非农产业劳动力取代农业劳动力成为就业的主体。

  (四)工业部门已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体系,工业竞争力显着上升

  经过建国后半个多世纪的快速发展,我国工业已经建立了包括能源、冶金、机械、化工、电子、航天、航空、航海、国防及各类轻工业在内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已具备了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内在能力。

1978~2003年,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由%提高到92%,而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则由%下降到8%,这表明我国工业竞争力不断增强。

  (五)人口的城市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1978~1997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从%提高到%,年均提高个百分点;1998~2005年,城镇人口比重从%提高到%,年均提高个多百分点,增长幅度将近是前者的1倍。

这说明我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符合其他国家城市化率达30%~70%即为城市化加速阶段的规律。

  (六)城市的人均收入和福利远超过农村

  虽然这两年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但仍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都还在扩大。

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

1,绝对额相差7328元。

占总人口将近60%的农村居民只购买不到1/3的消费品。

目前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总体上至少相差10年以上。

城市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福利保障体系,农村的福利保障还刚刚起步。

  从上可知,除了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这一指标尚未达到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水平外,其余指标基本达到或超过,见表1。

我国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之所以严重滞后,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割制度和存在大量农业劳动力兼职工商业(按户籍他们皆统计为农业劳动力)情况的缘故。

  总之,我国工业已形成了较好的基础,已具备自我发展的能力,城市化和城市处于快速发展之中,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表1  工业化国家或地区转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的标志与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

工业,农业,反哺-[飞诺网]

  二、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任务艰巨

  为了在非常薄弱的工业基础上加速工业化进程,我国通过非平等交易等方式对农业剩余进行过度转移,造成了许多对农业的欠债。

由于存在历史欠债,因此目前的“反哺”实际上是归还历史欠债,真正意义上的“反哺”将出现在还债和归还农业公平竞争地位之后。

由于欠债较多,因此工业反哺农业的任务较重。

  

(一)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造成的欠债

  1950~1978年,政府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大约取得了5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978亿元,财政支农支出1577亿元,政府实际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农民平均每年的净负担为155亿元。

1985年我国开始实行粮食合同定购制度,这时出现了“比价复归”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农产品涨价给农民带来的收益。

1989~1992年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而同期农业生产资料却上涨了%。

1979~1994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民那里获取了约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实际提取农业剩余净额为12986亿元,农民平均每年的净负担为811亿元,为改革前的倍,见表2。

    表2  1950~1994年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造成的欠债(亿元)

  

(二)征税起点不公平和征税强度不同造成的欠债

  虽然我国针对城乡企业和居民都征税,但城市和农村一直实行两套不同的税制,城乡之间的征税起点和征税强度是不同的,广大农民的税负长期高于城市居民。

针对城市的征税主要面向企业,一般根据企业效益的好坏而征,而针对农村的征税主要面向农民个人或家庭,一般根据农民使用土地的多少而征,效益好坏不是主要考虑因素。

针对市民的个人所得税有一个月收入800元以上的征税起点,但针对农民不存在征税起点。

在农业税未取消前,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专门面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总税率达%。

农业税是在两大领域课税的税种,即对农业粮食生产课征以实物为主的农业税,对农业特产品实行按实际收入征收现金的农业税,并规定农业特产品若干项目在生产销售和收购两个环节课税。

  (三)非税负担过重造成的欠债

  在农村税费改革前的很长时期,农民除了承担较市民更重的税收负担外,还承担很多非税负担,如“三提五统”(即村提留和乡统筹,其中“三提”是指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是指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卫生事业费、教育费以及村干部提留费)和各种针对农民的乱集资、乱罚款和乱摊派等。

在各种非税负担中,有的是各种名义的“合法收费”,有的则完全是不合理的额外负担,它们构成了农民负担的主要方面。

据统计,仅中央一级的机关和部门指定的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收费、基金、集资等各种文件和项目就有93项之多,涉及到24个国家部、委、办、局;而地方制定的收费项目则多达269项;还有大量的无法统计的“搭车”收费项目。

  (四)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欠债

  虽然我国财政收入同时来自城乡,且农村承担了相对较重的纳税责任,但财政支出大部分年份80%以上用在只占总人口20%~30%的城市,而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村只能获得国家财政支出的不到20%,最低的年份财政支农资金只有%。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对农业支出的绝对量在不断增加,但财政农业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则呈下降趋势。

1978年,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占全国基建总投资的%,是历史上最高水平,当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其后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到2001年只有%。

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基本由国家来提供,而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则要由农民自主解决,国家只给予适当补助。

由此造成农村的水、电、路、通讯、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长期严重滞后于城市,城乡居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差距很大。

  (五)农村资金过多转移造成的欠债

  包括邮政储蓄在内的各种金融机构都在农村设有分支机构,都从农村吸收存款,但大多没有取之于农村而用之于农村,而是通过金融机构内部渠道将农村资金转移到城市,这意味着农民用自身的资金支援了城市发展。

1953~1990年间,通过农村信用社存贷差转移的农村资金共亿元,其中“一五”时期是亿,“四五”时期上升到亿元,“五五”时期进一步上升到亿元。

据测算,目前农村每年外流资金数量在6000亿元左右。

邮政储蓄基本是只存不贷,属于较典型的资金转移渠道,大约60%的邮政储蓄是从农村筹集而来。

  (六)城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造成的欠债

  我国大致有十多种各种形式的福利保障待遇,如养老、医疗和劳保等,但由于我国实行城乡二元福利保障制度,这些福利保障待遇大多只对市民,不对农民。

即在城乡福利保障等公共品分配中,农村和农民处于明显不利地位。

长期以来,占总人口7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仅占全国社会保障费总支出的不到20%,而占总人口30%左右的城镇居民却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的80%以上。

近年来,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已经成为长期贫困的首要因素。

1998年全国农村居民中的%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障,2000年农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元,仅为城市的1/4。

  (七)农村土地收益转移造成的欠债

  我国有两种土地所有制:

城市土地实行国有制,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只有在作农业生产用途时事实上归农民集体所有,一旦转为非农用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就变成了国有。

土地农转非时的增值收益,90%以上通过种种渠道变成政府收入或转移到国内外土地开发商手中,本是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反而只能得到不到10%的利益。

有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20%~30%,高的80%来自于土地的增值收益。

据粗略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土地所有权收益流失至少在两万亿元以上。

  (八)承担较多无偿劳动造成的欠债

  长期以来,农民要承担比市民多得多、每年约25天左右的无偿劳动,如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商品,是公民的私有财产。

我国宪法也规定,为了公共利益征用公民财产应该给予补偿。

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农民要完成一些相当于“劳役”的无偿劳动,农民必须自带工具和粮食,去从事河道修理或者道路修筑等劳动,尽管有时每天可以挣得一些工分,但这种工分是不能向政府兑现货币的,有时连工分都没有。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工程不再无偿派工,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派工的现象仍然存在。

直到21世纪初,一些地方才正式取消了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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