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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文化概论

徽商研究综述

--------学徽商兴衰，取兴盛之道

学号：

111812

姓名：

王灿灿

班级：

11市场营销3班

目录

一、徽商的起源与兴盛1

1、徽商的起源1

2.徽商的兴盛2

二、徽商的资本积累4

1、徽州商人的小本起家4

2、商品贩运与徽商的商业利润4

3、商品囤积与徽商的商业利润4

4、垄断贸易与徽商的商业利润5

5、徽商资本的组合形式5

三、徽商的经营行业6

四、徽商的特点6

五、徽商衰落的原因7

一、徽商的起源与兴盛

1、徽商的起源

（1）基本介绍

徽商，即徽州商人，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

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7，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赢得了“徽骆驼”的美称。

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

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朝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瓦解，徽商逐渐衰亡。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

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南直隶（清初改为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后安徽省江南地区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团，徽州府之外的松散的安徽各地区商人个体，一般称之为“皖商”，与徽商对应。

　　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绩溪县，江西婺源县，徽州六县指歙县、黟县、休宁、绩溪（包括现旌德一部分）、婺源（1949建国后，被划入江西）、祁门。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

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

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2）形成原因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

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

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

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

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歙县）的一半，人称“祝半州”。

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

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

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

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

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

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

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

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

尤其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

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3）徽商产生条件

　　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

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

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

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

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

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

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2.徽商的兴盛

早期的徽商从事的还只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本土盛产的茶、木、瓷土等物产输出去，以换取徽州所缺的粮布、盐等的互补贸易，经营方式上也主要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为中心的贩买贩卖，因而，在它崛起之初，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帮，但以后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明代，则是：

   经营行业上，是“其货无所不居”，以至于“倚顿之盐，乌得之畜，竹木之饶，珠玑、犀家、玳瑁、果布之珍，下至卖柴、贩脂之业，……多新安人也。

”从事的行业有粮商、布商、丝商、瓷商、墨商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盐业，茶业、木业、典当业这四大行业。

如盐业，正如明人汪道昆言：

“新安多大贾，其居盐者最豪”，万历《歙志》更云：

“邑中之以盐策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则有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者。

”茶业，据《歙县会馆》载：

“隆庆中，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

”据《续金陵琐事》载：

“万历癸丑年（1613年），新都人（徽州人）开一茶坊于钞库存街，此从来未有之事，今开者数处。

”木业，宋时，徽人就“岁联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明以后，则不仅经营徽州本土木材，更是经营着全国各地的木材，并且成帮性更强。

典当业，它兴于明代，全国各地都有，据《明神宗实录》记：

“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见在河南者，计汪充等二百十三家。

”清时扬州“库存无土著之为之，多新安并四方之人。

”

经营方式上，也不仅仅是过去一种走贩，还更有囤积、放债和垄断经营。

走贩是利用商品在地理空间上的差价以牟利；囤积是利用商品在时间上的差价以牟利；放债则是直接地以钱生钱；垄断则是要充分占领和操纵市场，构建徽商帝国。

对这几种方式，徽商把握的都十分全面和娴熟，从而达到"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

"经营地的范围，是“其地无所不至”，明张翰在《松窗梦语》中记：

“休歙尤黟，故贾人几遍天下。

”明万历《歙志》说得更明白：

“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故邑之贾，岂惟如上所称大都会皆有之，即山陬海堧，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但云大贾则必据都会耳。

"徽商的足迹遍天下，以至于早在明中叶，就形成了一句古谚"钻天洞庭遍地徽。

”

 徽商至少是在明中叶以后，就已经由一个不起眼的小帮发展成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在中国的几大商帮中，占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资产影响上，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就曾说：

“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晋商）。

”而清以后，特别是至清中叶，徽商的发展则达极盛。

特别是盐业的发展，“两淮八总商，邑（歙县）人恒占其四。

”歙人江春业盐扬州，任两淮盐业总商达四十年，富可敌国，曾两次接驾乾隆南巡，获得"以布上交天子"美誉。

   垄断经营上更加强化，牙行、行会遍地。

如乾隆时，北京仅由歙县人所开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乾隆五十一年杭州成立的“徽州木业公所”，参加者有五六百人；明时，徽商就开始在各地兴建会馆，到清时则更盛，几以遍及全国各大都会、城镇甚至小乡村等等。

所以，清中期时，徽商实际已是在中国商界中独占了鳌头，成为中国八大商帮中的居首之帮，彻底地构筑成了一代徽商帝国，其影响之大，历史地形成了一句古谚即：

“无徽不成镇”。

2、徽商的资本积累

徽州人大多出自贫下之家，当期经商之初，一般都是资本不多的小商人。

他们的资本主要都是在商业活动中积累起来的。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徽州商人买贱卖贵盘剥生产者与消费者，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他们或从事长途商品贩运活动，从商品的地区差价中获取厚利；或从事商品囤积活动，从商品的季节差价中获取厚利；或在封建政治势力的支持下，经营垄断贸易，利用垄断价格，获取厚利。

他们还善于利用贷资经营、合资经营以及委托经营的方式，把他们的资本组合起来，形成规模庞大的资本集团，以便更有效地利用资本，在买贱卖贵的活动中，牟求更为丰厚的利润。

徽州商人正是利用不等价的交换，一方面榨取农民小生产者，另一方面又从地主、官僚手中瓜分到一部分剩余产品。

使他们的资本愈积愈多，而成为一个财力雄厚的商帮，活跃于全国各界。

1、徽州商人的小本起家

徽州商人中的大多数人出身于贫下之家，他们资本不多却能以小本起家，在商业活动中逐渐发财致富。

他们的资本来源和积累同剥削田仆的制度没有关系的。

徽州的大多数商人虽然出身贫寒，其在经商之初只能从小本生意做起，但他们却有一套赚钱的本领和艰苦精神。

其中许多人都能在商品经济日趋发展的条件下，把生意越做越活，使资本越积越多。

这批商人，人数众多，经营范围之广，是徽州商帮中最活跃的力量。

2、商品贩运与徽商的商业利润

徽商的商业利润主要通过商品的不等价交换取得的。

长途商品贩运活动乃是实现这种不等价交换的一个重要途径。

许多徽州商人都是在商品贩运活动中，利用商品的地区差价获取利润而发财致富的。

许多的徽州大贾的巨量资本也的确是在这种活动中积累起来的。

3、商品囤积与徽商的商业利润

明清时期，囤积商人遍布城乡各地，囤积居奇就是商人牟利的重要手段。

徽州商人一贯把囤积居奇作为牟利生财的一个重要手段。

清朝咸丰时，徽人热衷于囤积之风优盛而不衰。

把商品囤积与放债活动结合起来盘剥农民，更是徽商惯用手法。

徽州商人非常善于囤积居奇。

他们采取了种种措施，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其盘剥对象，把广大农民小生产者的劳动果实转化成自己丰厚的利润。

4、垄断贸易与徽商的商业利润

（1）借助封建特权经营垄断贸易，是徽商牟取厚利的又一个途径。

明清时期盐的贸易是最主要的一种垄断贸易。

封建国家的盐制度保证了一部分商人经营盐业的垄断特权，使他们可以尽情地扩大盐的购销差价，获取极为丰厚的利润。

（2）借助封建特权，从事亦商亦牙的经营活动，把持市场，垄断贸易，也是徽商牟取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

牙商就是在买卖双方说合交易的居间人。

随着徽商的兴盛，徽人经营牙商的现象也日益增多。

凡是徽商得势的地方，往往也是牙商活跃的地方。

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都有他们适足于其间。

徽人之开设牙行，从事贸易居间活动者为数甚多，当时贸易的各个领域都有他们经营于其间。

徽州人之所以热衷于经营牙行不是偶然，因为这一行业可以从多方面给他们带来厚利。

5、徽商资本的组合形式

徽商起家都是小本经营，资本单薄，而徽商所从事的传统行业皆是需要大宗资本的，如何才能挟重赀以转毂四方徽商采取了灵活多样的资本组合方式，以弥补先天资本不足。

早在1958年，陈野著文《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对徽商资本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日本学者藤井宏认为是通过7种形式形成的：

（1）共同资本。

（2）委托资本。

（3）婚姻资本。

（4）援助资本。

（5）遗产资本（继承资本）。

（6）官僚资本。

（7）劳动资本。

[4]在《徽商研究》和《徽商与经营文化》二书里，对徽商资本组合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

作者把徽商资本分为自本经营、贷本经营、独资经营、合资经营和委托经营等五种。

其中，委托经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其一是商人以自有资本为主，同时接受少量委托资本从事商业的经营形式。

这种类型在当时被称作“附本经商”。

其二是被委托人以委托资金为主从事商业活动的经营形式。

三、徽商的经营行业

明弘治以前，徽商以经营“文房四宝”，漆，木，茶叶和粮食为主，弘治以后，经营范围扩大，涉足行业多种多样，以盐，典，茶，禾为最，其次以粮食，纸墨，丝绸，棉布，瓷器，还有贩卖人参，貂皮，珠玑，古玩，从事刻书出版业的；也有经营小本生意，如开饮食店，杂货店，以及肩挑背负的小贩。

可以说，徽商无业不营。

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以盐、典为主；绩溪人多饮食业和茶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两县以经营粮食，布匹，茶叶，钱庄，南北货为主。

四、徽商的特点

 徽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从中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风流数百年，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积淀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亮丽风景，是现代商业运作的典范与楷模。

徽商文化是中国商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商业文化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从商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和最佳教材。

徽商最基本的特性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

据史籍记载：

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

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人之多。

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

在湖北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而且，还在江滨建设有“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之用。

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雄居广大市场。

那么，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呢？

研究徽商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时，人们就会发现其核心就在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经营理念。

●遍布全国，与晋商齐名，到处有徽商足迹。

●经营品种广泛，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文房四宝）。

●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小本经营、由小到大。

●资本雄厚。

如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所销之盐占淮盐的1/2以上。

●清乾隆末年，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银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叶为第一位。

●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朝的国库存银仅7000万两。

●经营之道。

信守的经营理念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信誉。

●获利致富后回报家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

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扬州徽商捐大米6万石，2000万两银子。

五、徽商衰落的原因

●封建保守性是其衰亡的内在原因

徽商的封建保守性主要表现在她始终恪守程朱理学，把“业儒入士”作为其终极关怀。

徽商在经营过程中，过分的依附于封建统治者，在经营上也主要依靠从封建统治政权中攫取的垄断特权牟取暴利。

同时，徽商不是把从商业经营中获得的巨额利润投入到新的生产领域，比如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领域，而是用来购买土地，修建房舍，结交权贵上，使得徽商的主要经营范围始终局限在盐、典等封建性质浓厚的产业。

这些产业随着封建政权危机的加剧，其商业风险也会不断增加。

封建保守性使徽商丧失了与时俱进的精神，也失去了徽商创业时的开拓进取精神，徽商最终成为了封建制度的随葬品。

●清末盐法改革和战乱是其衰亡的客观原因

道光十二年，清政府在两淮行盐区实行了盐法改革，核心内容就是“改纲为票”，即原先在两淮实行的“纲盐制”改为“票盐制”。

从根本上取消了业盐两淮的徽州盐商的垄断特权，这最终使得盐商一败涂地，进而促成了徽商的衰落。

徽商失去了淮盐的垄断经营权，也就失去了财富的最大来源，徽商从此开始衰落。

与此同时，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这对徽商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陈学文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对鄂、赣、皖、苏、浙等长江中下游徽商经营的主要地区造成的破坏，不仅使徽商财货遭受巨大损失，而且使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几乎完全瘫痪，徽商的家园也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更为严重的是给徽商带来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大量徽商背井离乡，无心经营商业。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加重了对商人的压榨，使得处境已经十分艰难的徽商和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更加难以维持下去了。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是其衰亡的间接原因

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冲击了徽商所经营的布、茶等传统的优势产业，抢占了徽商最大的市场——长江三角洲。

葛剑雄在其发表的《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一文中指出，1843年，上海开埠通商，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对周围市镇有巨大的辐射作用，大批官僚、地主、富商迁往上海，使徽商的传统市场以及客源不断萎缩；同时，官盐经销制度的废除和海运的发展，使得徽商奉为支柱的产业破产，扬州的交通地位下降。

蔡存玲也认为，鸦片战争后，国门被破．列强入侵，中国社会经济开始发生变化。

天朝大国的迷梦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被粉碎，这是近代中国的一大变故。

来华的各国洋商，其技术求平和管理经验在徽商之上，又有不平等条约保护，逐渐成为徽商的可怕对手。

这时候，徽商的封建保守性严重的阻碍了徽商对时局变化的有效应对，徽商无法应对洋商和浙江丝商对其市场的冲击，从此一蹶不振，迅速走向衰亡。

徽商成功的根本原因是贾而好儒，亦商亦儒；同样的徽商失败的根本原因也跟徽商的这一特点密切相关。

贾而好儒，亦商亦儒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能使徽商保持与封建政权的密切关系，从而获得其他商帮无法获得的特权，同时还能够提高徽商的素质，使其在商业竞争中更具竞争力。

但是，当封建统治到了自身也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时候，徽商继续坚持其一贯的做法，坚定不移的依附封建政权，不遗余力的维护封建统治，其结果还是难免摆脱随着封建统治的覆灭而衰亡的命运。

徽商始终坚持把程朱理学作为其价值观的核心，始终以将子弟培养成封建官僚为教育目标，这样做的后果是，不仅徽商自身没有了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而且他们子弟的思想观念也更加的封建和保守。

当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兴起，社会环境发生改变时，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适应这种环境，徽商的辉煌也就画上了句号，徽商创造的商业奇迹也无法继续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