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的一生三个慰安妇难得的口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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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的一生三个慰安妇难得的口述

悲惨的一生：

三个“慰安妇”难得的口述

悲惨的一生：

三个“慰安妇”难得的口述

　　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和法律学家说，在二战那场空前的劫难中，有两种罪行最令人发指，那就是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集中大屠杀和日本法西斯实施的慰安妇制度。

　　二战期间，全世界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逼为性奴隶，受害者涉及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亚洲的白人妇女;作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中国至少有20万妇女被逼充当过“慰安妇”，其中大部分被日军凌虐致死;日军在中国20多个省市设立的“慰安所”不少于1万个，中国“慰安妇”平均“慰安”日军官兵的比例是1比89。

　　中国学者苏智良说：

“'慰安妇’制度的罪恶在于它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军队运用国家力量，有计划实施的军事性奴隶行径;它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是日本侵略者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人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国家犯罪行为;它严重侵犯受害妇女的人权，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

”

以下是她们的口述：

我们为何产下日本兵后代

　　这位老太太名叫韦绍兰，今年88岁，身旁是她64岁的儿子罗善学。

看上去这对母子和当地普通的农民没什么两样，但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却一直是同村人指指点点的对象。

　　到底是什么原因，要让他们忍受这样的指摘，这对母子沉默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难以启齿的故事呢?

　　1944年秋天，在广西的侵华日军对周围农村发动了大规模“扫荡”，抢夺老百姓收割下来的粮食作为补给，而小古告村也没能逃过这一劫。

枪炮声响起，村民们各自逃命。

慌乱中，韦绍兰没有找到在田里耕作的丈夫罗讵贤，只好自己逃上山去。

　　那年韦绍兰24岁，而背上的女儿连1岁都不到，日本兵并没有杀她们，而是用刺刀逼着，把她们赶上了军用卡车。

　　卡车一路开着，直到傍晚才停下来，韦绍兰被日本兵拖下车，在她眼前的是一整排营房和一大群日本兵。

这个地方她并不认识，而她也不曾想到，这里将要发生的事情会给自己今后的人生，打上多么不堪回首的烙印。

　　这里是广西马岭，沙子岭村，这栋建筑就是当时的日军炮楼和营房，我们无法确认这里就是当年韦绍兰被关押的地方，但这里的村民，95岁高龄的何瑞珍老人曾亲眼看到过，许多像韦绍兰那样的年轻女子，被日军抓到这里。

　　说起六十多年前的那次屈辱，老人颤抖的声音里依然透着深深的恐惧。

那一次之后，韦绍兰几乎每天都要被三四个日本兵蹂躏，而直到那些鬼子发泄完兽欲离开后，韦绍兰才敢哭出声来。

　　日军强征慰安妇，是人类文明史上，黑暗无耻的一页。

作为一个从未走出山村的农家女子，韦绍兰羞愤难当，几次想要寻死，但看到身边只有1岁的女儿，她只能咬牙挺了下来。

　　每天都遭到日本兵的强暴，韦绍兰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而和她一起被抓去的女子，最严重的已经被摧残致死。

1945年的春天，韦绍兰突然有了一个吃惊的发现。

　　在日本兵营里怀孕，韦绍兰当时感到非常害怕，但是，一个新生命的萌动又给了她求生的勇气。

　　韦绍兰这一走，就是一天一夜，好在没有碰到日本追兵，她一路走一路问，终于在第二天中午回到了小古告村。

韦绍兰的出现让村里炸开了锅，大家都以为她三个月前被日本兵抓去，肯定早就死了。

　　而当形同枯槁的韦绍兰见到丈夫罗讵贤时，两人忍不住抱头痛哭。

　　回家后没几天，韦绍兰1岁的女儿就因病夭折了，由于韦绍兰和罗讵贤之前还有过一个夭折的儿子，夫妻俩都特别伤心。

这时韦绍兰告诉罗讵贤自己怀了日本人的孩子，并希望丈夫能够留下这个孩子。

　　随着韦绍兰肚子越来越大，罗讵贤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而村里人也觉得奇怪，韦绍兰怎么怀了孩子，还是在逃出来之前怀上的。

　　风言风语越传越厉害，韦绍兰和罗讵贤最后只能闭门不出，终日呆在家里，罗讵贤好几次想让韦绍兰把孩子打掉，但韦绍兰思前想后还是决定要留住这个小生命。

　　1945年夏天，韦绍兰生下了一个男孩，尽管是个才怀了7个月的早产儿，但韦绍兰依然十分高兴。

　　韦绍兰对这个孩子十分疼爱，可丈夫罗讵贤的反应却很冷淡，他没有照顾妻子坐月子，没有在家杀鸡摆酒招待亲戚，甚至都没有给这个已经出生的小孩起名字，只用当地的土名“阿告”来叫他，直到5年后第二个女儿出生。

　　由于在战争中吃够了日本人的苦，村民们的反日情绪非常强烈，种种流言蜚语和鄙夷的目光压得夫妻俩抬不起头来，而罗善学一出生就被深深地烙上了“鬼子告”的烙印。

　　幼年的罗善学并不知道这些嘲笑的真正含义，他只是感觉大家都不太喜欢他，所以他没有朋友和玩伴，性格也越发孤僻，而这一切，在罗善学的弟弟妹妹出生后，变得更加明显。

　　罗善学5岁时，妹妹罗善英出生了，之后，韦绍兰又生了1男1女。

而家里每出生一个小孩，罗善学都觉得自己的日子更不好过，因为父亲似乎对待他和弟弟妹妹很不一样。

　　丈夫和儿子之间发生的事情，韦绍兰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眼看到了罗善学应该上小学去读书的年纪了，丈夫却没有丝毫送他上学校的打算。

　　最终，韦绍兰用砍柴采草药换来的钱，给罗善学交了学费，可不料，罗善学没读了几天书，又重新回到了家里，而且再也不愿意去学校了。

　　一边是与生俱来、无法选择的血缘身份，一边是想要获得别人接纳却总不能如愿的痛苦，罗善学只读了四年书就辍学了，从此变得更加孤僻、易怒、难以相处。

　　看到子女们抬不起头，韦绍兰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想到自己受了那么多委屈，还要在下一代身上延续。

　　2006年4月，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引起了广西媒体的注意：

报道称日本政府首次承认在广西桂林征召过慰安妇，并表示应该道歉。

　　这篇消息见报后，很快有读者向报社反馈，在小古告村有一位叫韦绍兰的老人，当年曾经被强征去做慰安妇，还生下了一个日本儿子。

广西媒体随即来到了韦绍兰家，但采访并不顺利。

　　经过反复做思想工作，一直避谈往事的韦绍兰老人终于勇敢地站出来，公开了自己是侵华日军在广西强征妇女充当“慰安妇”事实的受害者，而62岁的罗善学也面对媒体，承认自己的身份，这也是迄今为止第一个被公开的“慰安妇”生下的日本兵后代。

一时间母子俩成了新闻人物，他们的苦难经历和生活困境这才慢慢被外界知晓。

　　上世纪八十年代，丈夫罗讵贤因病去世后，韦绍兰就和罗善学相依为命，由于罗善学和弟弟妹妹家感情疏远，所以母子俩平时也只跟韦绍兰的大女儿还有些来往。

　　62岁的罗善学至今还是单身，现在就靠种些粮食、养些鸡鸭，维持他和母亲的生活，经济非常拮据。

大女儿一家曾经提出帮着料理耕地，资助他，但罗善学没有接受。

　　自从罗善学在媒体上公开了特殊身份后，他和母亲的境遇开始有所好转。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每个月给老人两百块钱的生活费，有几个好心人也将几百元的捐款汇给母子俩，而村里人的同情和理解也代替了原本的歧视。

　　至今，罗善学没有开口问过母亲，那段关乎他身世的细节，在他内心深处，他情愿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没想到被抓当晚我就被强奸了

见证人：

林亚金，女，81岁，黎族。

没有儿女的她，寄居在亲戚家里，到现在还下地干活儿，一年能收割四五百斤稻子。

2005年3月12日，林亚金与为她担任黎语翻译的张应勇一起飞赴日本，为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一案出庭作证。

　　■我以为日本人要杀我们，没想到当天晚上就被强奸了

我是1943年被日本人抓走的，那时我们村附近就是日军的兵工厂，兵工厂周围有两个日军据点。

　　我家里有父母、姐姐、弟弟共八口人。

那年我19岁，村里人都说我勤劳又美丽。

追求我的小伙子不少，也有人来提亲，但我不愿意，打仗那个年头，太乱了。

　　大概是10月份的一个上午，我和三个要好的姐妹谭亚细、谭亚节、符亚伦在田里割稻子，突然来了几个鬼子，老远就开始鸣空枪，我们吓得躲在田里不敢出去。

鬼子太狡猾了，竟然从背后包抄，把我们都围起来了。

就这样，我们被带到日本人的据点，崖县境内一个叫什漏的村子，离兵工厂不远。

　　四个人被关在四间茅草屋里，那是逃难的村民留下的空屋。

我们四个年纪差不多，都没有结婚。

我以为日本人要杀我们，因为以前在据点附近看到过日本人杀中国劳工和外国战俘，没想到当天晚上就被强奸了。

　　那天晚上来了四个日本人。

他们两个两个地进屋，一个人强奸我，另一个人站在旁边观看。

我想哭，但一出声他们就打我，只能强忍着无声地哭。

　　10天后，我们被带回到南林据点，离家不过三里路，远远地看得见我们的村庄。

离家这么近却不能回家，父母也不知我死活，我难过极了。

　　在这里住的是铁皮屋，屋子有一个窗户，一张木板床。

每顿饭有人从窗口塞进一个饭团，吃不饱，但是每天都从窗口伸进根水管让洗澡。

日本人不给衣服穿，我们一直穿自己的筒裙。

铁皮屋的门是锁着的，只有上厕所能出去，但也有人跟着。

四个姐妹见不着面，就是看见了也不敢说话。

日本人白天晚上都来，不分昼夜。

少则一天三四个，多则一天八九个。

他们进来都带着枪，没有一个脸色和气，都是凶神恶煞的。

日本话我听不懂，他们用手比划要我怎么做，但一般都是先打我一顿耳光，然后开始强奸。

就连月经期也不放过，只叫我先洗洗下身，擦干了他们又来强奸，弄得满身是血。

　　他们给我避孕药，开始我怕是毒药不敢吃，后来看到别人吃了没死，我才敢吃。

有的姐妹偷偷含嘴里，等日本人走了就丢。

后来日本人知道了，每次都要看着我们吞下去才走。

前几年我听别人说才知道那是避孕药，那个时候每隔两三天就要吃一次。

　　■家里人找不到我，家里又没钱送礼打听，所以只能当我已经死了

我每天都想跑，但外面有铁丝网，还有岗楼，日本人站得高高的监督我们，根本跑不掉。

　　一年多后，我全身浮肿，皮肤变黄，下身有很浓的臭味。

一个当伪军的本地人担保让我出去治病，说两个月后就回来。

日本人本来就嫌我没用了，所以同意了。

1945年的6月份我出了据点。

　　两个小时的路走了一天才回到家。

母亲见到我后抱头痛哭，说：

“女儿你还活着啊。

”她告诉我，父亲在我被抓后生病卧床不起，没多久就去世了。

其实我被抓的时候村里有人看见，告诉了家里。

他们找不到我，家里又没钱送礼打听，所以只能当我已经死了。

　　母亲懂得草药，到山里捡了好些草药熬给我喝，两个月我全身才消肿，脸也不黄了。

后来我听说，那三个姐妹直到日军投降才回老家，因为没有药治，在1946年春夏间都死了。

　　过了两个多月，按出据点时的说法，我该回去了。

一个晚上，我从家里看见据点好像很混乱，日本人一车一车地走。

第二天才听说日本人被打败了，下海回国了。

　　我的事只有母亲知道，日本人警告过我不准跟任何人提起据点里的事。

母亲去世了，我还是担心别人知道，就跟弟弟离开老家，搬到了姐姐出嫁的这个村。

　　■每次有人来采访或者是看了有日本鬼子的电视，晚上就要做噩梦。

对歌是我们黎族的习俗，1950年我通过对歌认识了我丈夫。

结婚后我才告诉他我原来被日本人强奸的事，他说：

“我没听说过啊，我们已经结婚了，就不要提过去的事了。

”我们感情很好。

我怀过一次孩子，但不知道为什么孩子死在肚子里了。

结婚后一年，我丈夫就死了。

我以后也不敢再嫁人了，怕人家知道了我的事情会打骂我。

一个人也好，安静些，我认了。

每次有人来采访或者是看了有日本鬼子的电视，晚上就要做噩梦。

　　我们是从1998年开始告日本政府的。

1997年日本律师团找到我，要我告日本政府。

我说，告我愿意，但是要认强奸我的都是谁，我已经认不出来了啊。

他们说没关系。

因为我腿脚好，记性还可以，他们就让我当代表。

这次去东京法庭作证的结果我不知道，败了的话，我还要告。

　　我年轻时去过三亚，没想到东京比三亚还远。

这次去日本带的布包是我自己缝的，衣服是别人送的。

在日本天冷，人家又送了我很多衣服，回来后行李变成了几个大包。

　　日本鬼子一脚猛踩在我腰上

见证人：

谭亚栋　女，80岁，黎族。

大概是有六儿一女的缘故，她看上去比林亚金幸福得多。

　　■日本人来点名，点了我们四个人，都是未婚的女孩子。

日本人说让我们四个人以后负责舂盐我是1943年五六月份被抓的。

日本人在这里修公路，每家都要出人开山。

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所以我就去了。

　　我是第一批修路的劳工，但只修了一天路。

第一天在工地砍山开路的时候，日本人来点名，点了我们四个人，都是未婚的女孩子。

日本人说让我们四个人以后负责舂盐，就是把粗盐舂细给日本人吃。

　　我们干了一天盐活后，把细盐送到据点。

据点的日本人要我们一起出去打斑鸠，四个日本人就把我们四个先后带走了。

　　进山后，我跟着的那个日本人叫我钻进草丛中找被他打中的斑鸠。

他从背后突然抱住我，就把我强奸了。

我还记得那个地方是在靠近兵工厂的山沟里，小溪旁边有块平地。

我想跑，但是他有枪。

我挣扎的时候，脸被抓破了，他一脚猛踩在我腰上，腰到现在还疼。

　　那天以后我们四个就被关进据点了，四个人睡在茅草房里一张木板床上。

白天晒盐、煮酒，给日军洗衣服、搞卫生。

晚上，日军随叫随到，被叫去的姑娘按指定到“顺民”住的房子里。

他们不准我们叫喊，不准反抗，否则就拖出去打。

打的时候，他们让我们像牛一样趴在地上，腹部下面放把刀，刀刃朝上。

所以，背上挨打的时候，我们四肢还必须用力撑着，要不然就会受伤。

　　如果表现不好，就把我们锁在“顺民”屋里，一关就是五天，每餐饭只有一口稀粥。

常要我服务的是个留人丹胡子的日军，听翻译说是队长。

他很凶，稍不中意就打我。

有一回，我因为不顺从被关了五天，刚放出来人丹胡子就来发泄。

我哭喊反抗，他又把我关了七天，七天里人丹胡子每天都来奸污我。

　　跟我一起被抓的亚迈跑了，又被抓回来。

日本人毒打她，还让我们三个人出去看。

亚迈内伤严重还继续服务，日本战败后她就死了。

　　■日本人叫我们都出去到院子里，结果我们看见亚娣头被砍掉了，肚子也被剖开了，肚子里的胎儿还在动

我们四个人中有一个是当时就被杀了的，她叫李亚娣，只有17岁。

不知道怎么回事，她怀孕了。

有一天，日本人叫我们都出去到院子里，结果我们看见亚娣头被砍掉了，肚子也被剖开了，肚子里的胎儿还在动。

翻译官对我们说：

“你们都看好了，怀了孕就是这个下场，给你们的药一定要吃!

”我们在几米远的地方看着，吓得不敢靠近。

同时被杀的还有一个女人，日本人说她是游击队员，但我们听说就是附近村里的女人。

她结过婚，也是跑了又被抓回来的。

　　日本人每天都要奸污我们，除非是日本女人来了。

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这个：

每个月他们都要从三亚拉来五个日本女人，在这个据点待两三天，这两三天里我们就放假了。

我见过那些日本的慰安妇，二十岁左右，涂口红，穿长裙，很漂亮。

她们行动自由，整天嘻嘻哈哈的，还主动跟我们说话，但我们听不懂。

　　■现在我跟五儿子一起住。

晚上经常做噩梦，梦见日本人又来了，我一叫喊，孩子们吓得赶紧过来看我

在据点里面我根本不知道究竟待了多长时间。

偶尔白天放风的时候听人说现在几月了，才知道日期。

到日本投降前我已经小腹剧疼，下身恶臭，流些白的、黄的东西。

　　有个晚上听见汽车不停地响，第二天一看，日本人少了很多。

突然一下就没有人管我们了，我就自己回家了。

　　我是在日本投降一年后结的婚。

丈夫是同村的，倒插门到我家。

他知道我的事，但比较宽容。

现在我跟五儿子一起住。

晚上经常做噩梦，梦见日本人又来了，我一叫喊，孩子们吓得赶紧过来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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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采访手记

并不是所有经历了苦难的人都愿意回忆过去，特别是那些曾经被侵华日军称为“慰安妇”的不幸的女性。

　　从北国寻遍南疆，3月底，在海南省三亚市保亭县退休干部张应勇的帮助下，记者终于在保亭县找到两位愿意接受采访的黎族老人。

　　1940年，日军以一个中队的兵力占领保亭县，下设10个据点，每个据点驻一个小队。

日寇的侵略打破了五指山下的平静生活，也从此把饱受蹂躏的惨痛记忆印在了一个个黎族、苗族女子的一生。

　　退休前在保亭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的张应勇，是从1993年开始关注慰安妇问题的。

那时，他从旧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名单，记载着23个被侵华日军掠为“慰安妇”的保亭女子。

根据名单走乡串户，张应勇找到并确认了其中的八个人。

张应勇第一次见到她们时，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曾是“慰安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