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改革与经济市场化管理科学完整篇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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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改革与经济市场化_管理科学论文

平。

在这种政策条件下，瑞典在确保就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经济状况仍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并于1976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政府终于下台。

但在1982年10月，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政，并吸取以往教训，采取了区别于以前的“第三条道路”的政策。

在社会保障上，“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既不是扩张政策，也不是紧缩政策，而是一种折衷的办法。

具体来说，劳动者自觉地抑制工资水平的提高，而资本家对公司的收益分配也采取限制措施，其结果是资本家通过公司收益的改善，扩大雇佣；而劳动者作为自觉抑制工资水平的回报，进一步享受到强化社会保障政策所得到的好处。

因此，瑞典虽然在各个时期采取不同的社会保障政策，但总的来说，是一个脱父权制化与脱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

第Ⅱ象限，是脱商品化与父权制化相互结合得最为典型的社会保障模式，作为社会支出对GDP比重非常高的国家，德国属于这个象限。

虽然与北欧各国相比，德国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在脱商品化上仅处于中等程度的国家，但与美国等自由主义国家相比，就显示出比较高的比重。

同时，德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具有“补充性原则”这个特征，在这个原则下，个人的需要首先是通过家庭来补充，这个措施如果实施困难的话，国家再介入。

换句话说，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家庭单位的特征比个人单位要明显得多。

并且德国实施社会保险制度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近代家庭形态的存在，家庭妇女也处于一种抚养家庭成员的地位，而这种方式是通过社会保障中家庭支付来实现的。

因此，德国的社会支出规模相当大，脱商品化也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但它仍然属于父权制国家。

第Ⅲ象限，是商品化与父权制化相互结合得最为典型的社会保障模式，日本基本上属于这个象限。

在社会保障支付方面，日本是采用了以家庭为单位这种方式。

具体来说，在设计社会保障支付水平时，把其家属的因素也考虑在内。

这种做法的一个基本理念是鼓励父权制式家庭形态的存在，并认为这种家庭形态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石。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虽然开始对其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但这种理念基本上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同时，在养老、医疗等领域，基本上采用社会保险方式。

这与欧洲各国相比，比较强调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

因此，劳动力的脱商品化程度比较低。

另外有爱尔兰，脱商品化程度也很低，但由于是一个受天主教影响非常大的国家，所以它也属于这个象限。

第Ⅳ象限，是商品化与脱父权制化相互结合得最为典型的社会保障模式，在这个象限中，美国是最为典型的。

在社会保障学界，一般认为美国虽然在经济上是“巨人”，但在社会保障方面却是一个“矮子”，美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并崇尚自由与强调个人的作用。

这种基本理念也贯穿于整个社会保障领域，美国在考虑如何来保障公民生活时，比较注重个人的作用。

因此，与欧洲各国相比，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要差一些。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社会支出规模（对GDP比重）比欧洲的福利国家要小，同时脱商品化倾向也很弱，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仅次于澳大利亚。

但美国女性的就业率则很高，而且男女之间就业机会的差距在发达国家中相对较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的脱父权制化程度相对较高。

四、社会保障模式的变化轨迹

首先来比较一下西方发达国家在这四个象限中的特征。

第一，瑞典与美国，在脱商品化这一点上是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迄今为止人们把它们看作是正反的两个国家；但在脱父权制化方面，它们又是那么接近。

另外德国在脱商品化方面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与美国相比具有一定优势，但在脱父权制化上，美国比德国更具有优势。

第二，关于北欧的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差异性，这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是来自于脱父权制化上的差异，而并非来自于脱商品化上的差异。

第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领域中，存在着英美模式与欧洲模式的对峙。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世界各国对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都进行了较大范围的改革，在这次改革中，存在着英美模式与欧洲模式这两种形式。

英美模式，是指当时英国的撒切尔首相与美国的里根总统上台以后，对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了根本性的改革，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停止公共部门的直接支付并改为间接支付（税收政策上的优惠，各种补助金等）。

而欧洲模式，虽然也实行了各种合理化措施来抑制社会保障费用的增长，但仍然维持公共部门在一定程度上的继续存在。

而英美模式与欧洲模式的对峙，在图1中表现为（Ⅰ＋Ⅱ）对（Ⅲ＋Ⅳ）。

各种社会保障模式，确实可以从商品化与父权制这两个角度来确定其特征。

但处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模式，是很难用商品化与父权制的对等来衡量的，往往商品化比父权制化更显示出它的优势。

因此，在当今世界中，（Ⅰ＋Ⅱ）对（Ⅲ＋Ⅳ）这种以商品化为基础的对立轴，要比（Ⅰ＋Ⅳ）对（Ⅱ＋Ⅲ）这种以父权制为基轴的对立轴显得更加尖锐。

这是由于资本更容易一体化所带来的后果。

而父权制是很难超越国境传播到他国，虽然经常发生失业“出口”这种现象，但父权制的“出口”是很难的。

而且，在不断加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商品化·脱商品化轴的反应则显得更加敏感。

第四，是关于社会保障模式变化的轨迹。

图2中，表示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模式变化的两条轨迹。

第Ⅲ象限是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相对应，而在现实生活中，它是社会保障模式建立的起点。

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模式的一种变化轨迹是Ⅲ→Ⅱ→Ⅰ，而另一种则是Ⅲ→Ⅳ。

附图

图2

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模式变化的两个轨迹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保障模式的变化，可以从脱商品化与脱父权制化这两个角度来评价。

进入1970年后，西方各国普遍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危机，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纷纷寻找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研究的结果认为过于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保障支付内容与支付水平导致了国家财政及企业等单位在这方面的过重负担，并已影响到国家和企业在产业领域的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各国纷纷开始改革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各国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改革措施上虽不尽相同，但其改革的基本方向都是围绕削减社会保障内容，降低社会保障支付水平而展开的。

而且虽然在各国这种改革的力度也并不完全相同，但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持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确实，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往往是随着该国经济

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完善的，如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西方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的“黄金时期”，而这个时期，由于社会保障支付内容的不断丰富与支付水平的快速提高，也被称为社会保障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清晰地认识到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即社会保障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可以阻碍经济增长。

因此，在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时，西方各国都是围绕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这个主题展开的。

在其过程中，如何解决失业或保证充分就业就成为一项重要内容。

西方各国在这个问题上，一般采取以下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限制劳动力的供应，具体来说有两种手段。

一是通过脱商品化的社会保障政策的不断实施，从而来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应，如缩短中老年人的劳动时间，通过延长教育期限来限制年轻人过快进入劳动力市场。

二是通过实施父权制化或再父权制化的社会保障政策，促使女性劳动力离开劳动力市场，重新专门从事家务劳动。

第二种方法是大力发展公共部门从而创造就业机会。

在这里，由于通过唤起人们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从而来扩大就业，因此，在社会保障政策上必然促进劳动力的脱商品化。

在这一点上，与第一种方法是相同的，但不同点在于它并没有缩小劳动力市场，也不需要降低女性的就业率。

而且，为了使女性同时可能从事工资劳动与承担家庭责任，如抚养小孩、护理老人等家务劳动可由社会来代替与承担。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促进了脱父权制的发展。

一般而言，第一种方法被视为是一种脱商品化与再父权制化相结合的战略，而第二种方法则可以说是一种脱商品化与脱父权制化相结合的战略。

并且，前者

社会保障改革与经济市场化_管理科学论文

平。

在这种政策条件下，瑞典在确保就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经济状况仍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并于1976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政府终于下台。

但在1982年10月，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政，并吸取以往教训，采取了区别于以前的“第三条道路”的政策。

在社会保障上，“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既不是扩张政策，也不是紧缩政策，而是一种折衷的办法。

具体来说，劳动者自觉地抑制工资水平的提高，而资本家对公司的收益分配也采取限制措施，其结果是资本家通过公司收益的改善，扩大雇佣；而劳动者作为自觉抑制工资水平的回报，进一步享受到强化社会保障政策所得到的好处。

因此，瑞典虽然在各个时期采取不同的社会保障政策，但总的来说，是一个脱父权制化与脱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

第Ⅱ象限，是脱商品化与父权制化相互结合得最为典型的社会保障模式，作为社会支出对GDP比重非常高的国家，德国属于这个象限。

虽然与北欧各国相比，德国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在脱商品化上仅处于中等程度的国家，但与美国等自由主义国家相比，就显示出比较高的比重。

同时，德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具有“补充性原则”这个特征，在这个原则下，个人的需要首先是通过家庭来补充，这个措施如果实施困难的话，国家再介入。

换句话说，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家庭单位的特征比个人单位要明显得多。

并且德国实施社会保险制度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近代家庭形态的存在，家庭妇女也处于一种抚养家庭成员的地位，而这种方式是通过社会保障中家庭支付来实现的。

因此，德国的社会支出规模相当大，脱商品化也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但它仍然属于父权制国家。

第Ⅲ象限，是商品化与父权制化相互结合得最为典型的社会保障模式，日本基本上属于这个象限。

在社会保障支付方面，日本是采用了以家庭为单位这种方式。

具体来说，在设计社会保障支付水平时，把其家属的因素也考虑在内。

这种做法的一个基本理念是鼓励父权制式家庭形态的存在，并认为这种家庭形态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石。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虽然开始对其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但这种理念基本上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同时，在养老、医疗等领域，基本上采用社会保险方式。

这与欧洲各国相比，比较强调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作用。

因此，劳动力的脱商品化程度比较低。

另外有爱尔兰，脱商品化程度也很低，但由于是一个受天主教影响非常大的国家，所以它也属于这个象限。

第Ⅳ象限，是商品化与脱父权制化相互结合得最为典型的社会保障模式，在这个象限中，美国是最为典型的。

在社会保障学界，一般认为美国虽然在经济上是“巨人”，但在社会保障方面却是一个“矮子”，美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并崇尚自由与强调个人的作用。

这种基本理念也贯穿于整个社会保障领域，美国在考虑如何来保障公民生活时，比较注重个人的作用。

因此，与欧洲各国相比，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要差一些。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社会支出规模（对GDP比重）比欧洲的福利国家要小，同时脱商品化倾向也很弱，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仅次于澳大利亚。

但美国女性的就业率则很高，而且男女之间就业机会的差距在发达国家中相对较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的脱父权制化程度相对较高。

四、社会保障模式的变化轨迹

首先来比较一下西方发达国家在这四个象限中的特征。

第一，瑞典与美国，在脱商品化这一点上是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迄今为止人们把它们看作是正反的两个国家；但在脱父权制化方面，它们又是那么接近。

另外德国在脱商品化方面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与美国相比具有一定优势，但在脱父权制化上，美国比德国更具有优势。

第二，关于北欧的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差异性，这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是来自于脱父权制化上的差异，而并非来自于脱商品化上的差异。

第三，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领域中，存在着英美模式与欧洲模式的对峙。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世界各国对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都进行了较大范围的改革，在这次改革中，存在着英美模式与欧洲模式这两种形式。

英美模式，是指当时英国的撒切尔首相与美国的里根总统上台以后，对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了根本性的改革，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停止公共部门的直接支付并改为间接支付（税收政策上的优惠，各种补助金等）。

而欧洲模式，虽然也实行了各种合理化措施来抑制社会保障费用的增长，但仍然维持公共部门在一定程度上的继续存在。

而英美模式与欧洲模式的对峙，在图1中表现为（Ⅰ＋Ⅱ）对（Ⅲ＋Ⅳ）。

各种社会保障模式，确实可以从商品化与父权制这两个角度来确定其特征。

但处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模式，是很难用商品化与父权制的对等来衡量的，往往商品化比父权制化更显示出它的优势。

因此，在当今世界中，（Ⅰ＋Ⅱ）对（Ⅲ＋Ⅳ）这种以商品化为基础的对立轴，要比（Ⅰ＋Ⅳ）对（Ⅱ＋Ⅲ）这种以父权制为基轴的对立轴显得更加尖锐。

这是由于资本更容易一体化所带来的后果。

而父权制是很难超越国境传播到他国，虽然经常发生失业“出口”这种现象，但父权制的“出口”是很难的。

而且，在不断加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商品化·脱商品化轴的反应则显得更加敏感。

第四，是关于社会保障模式变化的轨迹。

图2中，表示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模式变化的两条轨迹。

第Ⅲ象限是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相对应，而在现实生活中，它是社会保障模式建立的起点。

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模式的一种变化轨迹是Ⅲ→Ⅱ→Ⅰ，而另一种则是Ⅲ→Ⅳ。

附图

图2

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模式变化的两个轨迹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保障模式的变化，可以从脱商品化与脱父权制化这两个角度来评价。

进入1970年后，西方各国普遍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危机，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纷纷寻找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研究的结果认为过于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保障支付内容与支付水平导致了国家财政及企业等单位在这方面的过重负担，并已影响到国家和企业在产业领域的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各国纷纷开始改革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各国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改革措施上虽不尽相同，但其改革的基本方向都是围绕削减社会保障内容，降低社会保障支付水平而展开的。

而且虽然在各国这种改革的力度也并不完全相同，但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持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确实，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往往是随着该国经济

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完善的，如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西方各国在经济发展上的“黄金时期”，而这个时期，由于社会保障支付内容的不断丰富与支付水平的快速提高，也被称为社会保障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清晰地认识到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即社会保障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可以阻碍经济增长。

因此，在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时，西方各国都是围绕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这个主题展开的。

在其过程中，如何解决失业或保证充分就业就成为一项重要内容。

西方各国在这个问题上，一般采取以下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限制劳动力的供应，具体来说有两种手段。

一是通过脱商品化的社会保障政策的不断实施，从而来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应，如缩短中老年人的劳动时间，通过延长教育期限来限制年轻人过快进入劳动力市场。

二是通过实施父权制化或再父权制化的社会保障政策，促使女性劳动力离开劳动力市场，重新专门从事家务劳动。

第二种方法是大力发展公共部门从而创造就业机会。

在这里，由于通过唤起人们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从而来扩大就业，因此，在社会保障政策上必然促进劳动力的脱商品化。

在这一点上，与第一种方法是相同的，但不同点在于它并没有缩小劳动力市场，也不需要降低女性的就业率。

而且，为了使女性同时可能从事工资劳动与承担家庭责任，如抚养小孩、护理老人等家务劳动可由社会来代替与承担。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促进了脱父权制的发展。

一般而言，第一种方法被视为是一种脱商品化与再父权制化相结合的战略，而第二种方法则可以说是一种脱商品化与脱父权制化相结合的战略。

并且，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