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观的变迁胡为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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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观的变迁胡为雄
英雄观的变迁
——从卡莱尔到普列汉诺夫再到胡克
本文认为，在论述英雄的著作中，卡莱尔的《英雄和英雄崇拜》、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胡克的《历史中的英雄》这三部著作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近代以来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对人类中所谓英雄人物及其作用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表明了人类自身英雄观的变迁。
文章具体地考察了这三位思想家各自不同的英雄观的内容，并分析了它们的合理性和缺陷，指出这三位思想家的英雄观分别代表着对英雄的三种解释模式——英雄本体论解释模式、社会决定论解释模式、社会-生物机遇论解释模式。
作者最后指出，现代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使英雄的内涵日渐丰富，人们的英雄观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生价值观也正发生着变化；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反思和研究英雄问题甚有必要。
从浩如烟海的史学及文学书籍中，可以读到许许多多有关英雄的记述或英雄的传奇故事。
而专门把英雄作为评述和研究的对象，把“英雄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则是近代以来的事。
在论述英雄的著作中，典型的可以挑出三部：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卡莱尔的《英雄和英雄崇拜》，俄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美国著名哲学家胡克的《历史中的英雄》。
这三部时间跨度百年的著作，记录了近代以来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对人类群体中的英雄人物及其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表明了人类自身英雄观的变迁。
可以说，这三部著作象征着对英雄人物认识进展的三个思想里程碑。
本文试图剖析这三部从不同视角来评说英雄的名著，以鸟瞰近代以来人类英雄观的变迁。
卡莱尔：
英雄崇拜
英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1795一1881）是英雄崇拜的宣扬者。
在《英雄和英雄崇拜》（Heroes,heroworshipandtheheroicinhistory,Landon,1846）一书中，他以散文诗般的语言展示了自己的英雄观，一种以唯心主义为基调的英雄史观。
卡莱尔在书中明白写道：
“在我看来，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
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
甚至不妨说，他们是创世主。
我们在世界上耳闻目睹的这一切实现了的东西，不过是上天派给这个世界的伟人们的思想的外部物质结果，现实的表现和体现。
可以公正地说，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
”他把伟人看成“有益的伙伴”，认为“伟人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我们能挨近他便是幸福和快乐。
这光源灿烂夺目，照亮了黑暗的世界。
”伟人“是上天恩赐我们的天然阳光”，“沐浴在这光辉中，所有灵魂都会感到畅快。
”卡莱尔从人类历史中精选出六类“外表上相异“的英雄，即神灵英雄、先知英雄、诗人英雄、教士英雄、文人英雄、君王英雄。
这六类英雄在历史上递次出现的。
神灵英雄是英雄主义的最古老的原始形式，这样的英雄被他的同类视为神。
先知英雄是英雄崇拜的第二个阶段，他被人们当作一个受神启示的人。
神灵英雄、先知英雄是古老时代的产物，其存在的前提是概念的某种精、粗陋性，在新的时代他们不会再现。
教士英雄支配着人民的崇拜，是把人们同看不见的神灵相结合起来的粘合剂。
它在古老的时代是这样，在现代乃至一切时代都是这样。
诗人英雄是一种属于一切时代的人物，一旦他产生出来，能为所有的时代拥有。
文人英雄完全是新时代的产物，只要精彩的印刷术这种现有的写作艺术存在，他就有指望继续下去，成为一切未来时代的英雄主义的一种形式，他实际上是各种英雄主义人物的总和，任何所能想象的世俗的或精神的尊严在这里都具体体现在这种人身上。
与这六类英雄对应，卡莱尔列举了如下英雄名单：
斯堪的那维亚异教的核心人物沃丁，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诗人但丁，英国诗人莎士比亚，德国宗教改革者路德，苏格兰清教改革者诺克斯，英国文人约翰逊、彭斯，法国思想家卢梭，英国君王克伦威尔和法国君王拿破仑等。
卡莱尔对这些英雄置以许多的赞美言辞。
他说，沃丁是灵魂和躯体上的导师、首领，一个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的英雄。
穆罕默德是一个真正的先知，所说过的话在1200年里曾是1亿8千万人的生活指南。
但丁像一颗纯洁的闪光的星，照耀着一切时代的伟大者和高贵者。
莎士比亚像太阳，世界上空的明灯，广阔、平静、高瞻远瞩。
路德是精神英雄，一个摧毁偶像的先知，他的光芒像照耀着世界长达几个世纪和时代的灯塔一样，整个世界和它的历史正期待着这个人。
诺克斯是一个勇敢的和卓越的人，一种信仰的总教士和创始人。
约翰逊、卢梭、彭斯是三个精神巨人，克伦威尔是公认的英国最强有力的人，实际上的英国国王。
拿破仑是世界上几个时代的所有人中最伟大的，等等。
从以上许多诗一般的溢美之辞可以看出，卡莱尔作为生活在19世纪的历史学家，受制于当时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环境，他在论述英雄人物及其业绩时所持的思想立场是人本主义的。
在他眼中，各类英雄都是从大自然中产生的材料，都是人，是“人和自然中神圣的东西”。
正是站在人本主义基础上，卡莱尔结束了自柏拉图以来的一切露骨的唯心主义英雄观，转而把目光从神投向人本身。
对于北欧古代神话中的主神沃丁，卡莱尔说他“像我们一样是一个人。
他有着我们的悲哀，喜悦，有着我们的肢体、特征，本质上完全和我们一样”。
沃丁之所以被斯堪的那维亚人当作主神来崇拜，是由于时间、传统以及无文字记载的作用。
传统是一个巨大的放大器，一个生前伟大的人在死后会十倍地更伟大。
在人类喜爱崇拜的心灵的促使下，在人类的记忆力和想象中会萌生出一种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没有记载，“任何伟人都会成为神话的人物”。
尽管卡莱尔也使用了“真主”、“上帝”等字眼，并说“天才”的人是天赐给大地的“最珍贵的礼物”，“英雄先知”是真主派给的，但他总是鲜明地强调：
“把伟人当作神，这是一个粗俗的大错误”，“只是在一个没有或几乎没有科学形式的世界里，人们才天真而惊奇地幻想他们的某个同类是一个神或一个用神的腔调说话的人”，而在新的时代“神灵和先知都消失了”。
把目光投向人，把英雄看作人，从人本身出发来揭示英雄的品质和特性，这是卡莱尔英雄观的一个主要方面。
在卡莱尔看来，伟人集政治家、思想家、立法者、哲学家于一身，在不同的程度上，他过去和现在都有这些专门家的气质。
英雄的最高贵、最美、最令人敬慕、最受人爱戴的品质是真诚、勇敢、智慧、道德、创造以及宽容、悔悟等等。
在卡莱尔的书中可以到处读到这样的话：
“勇敢的确是同情的源泉，也是真理和人身上一切伟大的善的东西的源泉。
”“真诚，一种深刻、伟大、真正的真诚，是一切有英雄业绩的人们的首要特点。
”“对一个人来说，悔悟是所有行动中最神圣的。
”“一个英雄具有的第一个特性”，“就是他通过万物的表现而洞察万物”。
当论及各类英雄人物时，卡莱尔这样说：
穆罕默德“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一个真实和忠诚的人”，他“完全不说假话”。
莎士比亚的美德“是勇敢、坦诚、宽容、真实”。
路德有“巨大的才智”、“深刻的诚实”，“一种非常真实的宽容”，“他的基本品质是，他能战斗和取胜，他是人类勇气的一个部分”。
诺克斯“真诚但不宽容”。
约翰逊“正是靠他的真诚”。
卢梭“有一个英雄首要的和主要的特点：
他内心是诚实的”。
彭斯有“一种高贵的、粗犷的真诚”。
“克伦威尔首先是真诚的”，“他敏锐、勇敢和果断”。
“拿破仑有一种真诚”，“有一颗敢作敢为的灵魂”。
由于卡莱尔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注重的是人类个体的品质、特性等方面，所以人的社会性活动即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活动，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科学和文化艺术活动等等根本不在他的话题之内。
卡莱尔没有能够去研究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及其变迁的根本原因，更不知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等观念为何物。
也就是说，真正的历史在卡莱尔的视野之外。
故卡莱尔所看到的历史只是一部英雄史，所看到的英雄是一个个孤立的历史火炬的接传人。
所以，卡莱尔认为“世界的历史不过是伟人们的传记”也就毫不奇怪。
卡莱尔把人类历史视为一部英雄史，把英雄视为历史的推动者，也就必然要主张英雄崇拜。
他把对英雄的崇拜归结为人类的感情。
他说：
“对一个英雄的崇拜就是对一个伟人的超验的敬慕。
”英雄崇拜是“对一个最高贵的神似的人发自内心的炽热而无限的敬慕和服从”，是人的最高贵、最神圣的感情，它影响人的整个一生，宗教建立在它之上。
人的忠诚同样是对英雄崇拜、对真正伟大者的屈服敬慕之情的抒发。
从人的感情出发，卡莱尔进而推定；“社会是建立在英雄崇拜之上的。
人类关系建立在其上的社会阶层的一切尊严，就是我们所说的英雄统治（英雄的政体）或等级制度”，“在任何地方，社会都是有等级的英雄崇拜的某种表现，”“表现着对伟大而智慧的人的敬畏和屈服。
”卡莱尔甚至认为，如果缺少真诚和信仰，时代就会变成革命的时代；同样，社会没有了英雄就会发生革命。
他把社会权贵比作钞票，代表着金子。
如果这些钞票是伪钞，不能兑现任何金子，绝望中的人民就起来呐喊，于是社会就出现了革命，出现了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呼声。
而在革命的日子里，英雄崇拜便停息了，这是一个否认伟人的存在、否认对伟人渴望的时代。
然而，革命过后，作为永恒基石的英雄崇拜可由时代重新确立起来。
英雄崇拜，“在一切倒坍的东西中间这是唯一有生命力的基石。
这是近代革命史上的一个固定点，否则历史就会无根无基，不着边际”。
卡莱尔认为，各个时代总是在召唤他们的伟人，如果天意还没有委派伟人来，时代召唤时伟人没有出现，那召唤声音最大的时代就不得不走向混乱和毁灭。
而任何时代只要能找到一个非常伟大、智慧和善良的人，它就不会走向毁灭。
在世界历史的任何时代，伟人是他的时代的必不可少的拯救者，是离开了它干柴就不会燃烧起来的火光。
具有直接来自上帝之手的自由力量的伟人，有真实地觉察时代需要的智慧，有领导它走上正确道路的勇气，从而使时代得到拯救。
总之，卡莱尔的论纲是：
“只要有人存在，英雄崇拜就会永远存在。
”
普列汉诺夫：
伟人并不能拨动历史表针
俄国的普列汉诺夫（F·B·PnexaHOB，1856—1918）是真正开始解释个人在历史上作用问题的哲学家。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英雄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作出了正确的说明。
他在1898年写成的著作《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影响过许多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尤其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肯定。
普列汉诺夫著作的核心论点是：
任何伟人都不能拨快历史的表针，伟人的活动不过是历史必然过程中的自觉和自由的表现。
伟人在历史上所具有的意义，在于这些人物头脑和性格上的特点能改变某些个别外貌、局部后果，但不能改变历史事变的一般方向。
普列汉诺夫从“自由是已被意识到了的必然性”的哲学观点出发，从生产力发展是人类历史运动的终极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人类社会关系的历史变迁原理出发，来说明伟人的历史作用。
他认为，时代的一般性质对于伟大人物来说是一种“经验上既定的必然性”，而对必然性的认识能同最坚毅的实际活动相容。
个人的作用总由社会组织来决定，历史事变是在社会规律作用着的必然性影响下发生的，不只是由人们自觉的行为所决定。
普列汉诺夫从驳斥自己的论敌入手来展示自己的观点，他把论战矛头指向两种彼此对立的不正确观点。
一方面，他既批评俄国民粹派理论家卡勃利茨认为理性与情感是社会进步因素的“因素”论，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把一切因素包括经济因素都同等看待的折衷主义，批评卡列也夫及所有主观主义者尽量抬高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观点的新因素论；另一方面，他又批评那些反对主观主义而“走到了另一极端”的学派的观点如法国的卡尔·兰普勒赫特认为历史科学要注意到全部历史生活，不仅应当注意到伟人的活动和政治历史的“万有史观”；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基佐、米涅、梯叶里及后来的托克维尔等人把历史看作一个规律性过程，但未予以正确回答伟人作用的观点；以及圣博甫关于人类意志的“突然决定”论的偶然因素论。
普列汉诺夫在批评卡勃利茨的因素论、米海洛夫斯基的折衷主义以及卡列也夫的新因素时，注重澄清的是这么一个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并非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一切“因素”，根本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替无为主义、替宿命论作辩护。
普列汉诺夫指出：
唯物主义并不取消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由，甚至宿命论也不仅不会妨碍坚毅的实际行为，而且相反有时还是这种行动的一种心理上的必要基础。
他以穆罕默德信徒在很短一个埋藏内征服了从印度起到西班牙止的广大地带为例来说明问题，认为“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我自己的活动是否为必然事变链条中必要的一环。
如果是的话，那我的犹豫就会更少，我的行动也就会更加坚决。
”在这种前提下，“缺乏意志自由反映在他的意识中就是认为不能不如他所作的那样去作。
”正像除疯人院之外不会“产生出一个促进月蚀的政党”一样，人们的“无为主义”不过是拒绝那种无谓的即无益的行动。
普列汉诺夫进而论证了自由与必然性的统一。
他说，对必然性的认识完全能同最坚毅的实际行动相容，至少迄今历史上的情形常常如此。
自由是与必然性同一的，二者彼此并不对立；受必然性拘束而“缺乏自由，同时也是自由最为充分的表现”。
本着自由是已被意识到了的必然性这一原理，普列汉诺夫认为一个人的自由活动已成为必然性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时，就会成为伟大的社会力量，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阻碍他。
但既往所有的哲学家和史学家，包括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对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没有给予一个确切圆满的回答”。
他们既不懂得历史事变的进程是在一种隐藏的、如同自然界中自发势力那样盲目地而又依照某些确定不移的规律作用着的必然性影响下发生的，亦不懂得偶然成分的作用，即伟大人物的个人特点能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
为了说明“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的头脑和性格上的特点，虽然也能改变各个事变的个别外貌以及各个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他们终究不能改变由别的力量决定的事变的一般方向”这种论点，普列汉诺夫列举了历史上一些“偶然性”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例如，法国七年战争（1756—1763，普鲁士、英国、葡萄牙同法国、奥地利、俄国、萨克森、瑞典进行的战争）时期，由于好色成性的法皇路易十五的宠妃彭帕杜尔夫人的影响，法国在亚琛和约中一无所得，最终丧失了最好的殖民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国的经济发展。
又如，七年战争时期，奥、俄联军包围了普鲁士的腓特烈的军队，但俄军总司令布图林优柔寡断。
结果使腓特烈转危为安，逃出困境。
假如当时担任指挥职务的不是布图林而是苏沃洛夫那样的人，普鲁士的历史进程也许会成为另外一种样子，再如，米拉波由于感染疫症而死亡，影响到法国革命后的发展进程，等等。
在列举以上诸例后，普列汉诺夫试图以必然性为背景对之加以说明。
他说，偶然性是相对的东西，它只会在各个必然过程的交叉点上出现。
七年战争中的偶然现象对于法国、普鲁士等国后来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终归由两种势力的合成力决定：
一方面是当时普鲁士的社会政治状况，另一方面是当时影响了普鲁士的那些欧洲国家的社会政治状况。
个人“对社会命运发生重大的影响”“是由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对其他社会的关系决定的”。
历史事变的进程，如法国革命并不因某些偶然性而发生相反的结局，当时种种巨大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关系的特性决定了法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而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生产力的状况。
通过一番论证，普列汉诺夫把伟人的特殊作用归结为在必然过程交叉点上出现的偶然性之后，又将其归结为生产力的状况。
而“生产力的状况所取决于个别人物的个人特点的地方，至多也不过是这种人物对于从事技术改良、技术发现和发明的能力的大小。
”从“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社会关系出发，以是否能够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来判定伟大人物的个人作用这是普列汉诺夫论述问题的重要理论支点。
他说，伟大人物个人特点能决定在经济关系基础所产生的那些社会需要或阻碍这种需要的满足，但这种个人特点的作用是局部的、外貌上的、有限的。
例如即使米拉波、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这些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头脑和性格上的特点，也能改变各个事变的个别外貌以及各个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他们终究不能改变由别的力量决定事变的一般方向。
普列汉诺夫看到了伟人力量与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的紧密联系。
他确切地指出：
在讨论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时，人们“差不多总是发生一种错觉”，即把业已成为伟人的力量看成独一无二的力量。
由于社会需要而使某一有才能的个人成为伟人后，社会组织就堵住了其余一切有才能的人的成功途径。
于是，人们就把业已成为伟人的力量，加以夸大，将其看成唯一的力量，并把提出和支持了这一力量的全部社会力量统统归到他一个人名下去。
普列汉诺夫以人类智慧发展史来说明问题。
他说，尽管在人类智慧发展史中，因某一个人物获得成功而妨碍另一个人物获得成功的情形要稀少得无比，但是人们在这方面也不能完全避免上述那种错觉。
因为当一定的社会局势在其精神代表人物面前提出某种任务的时候，这些任务在杰出人物尚未把它们解决以前是始终引起注意的；而当他们一旦解决这种任务，杰出人物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别的对象上去当一个杰出人物A已把任务X解决时，从而他就把杰出人物B有注意力引开并转向另一个任务Y。
如果A还没有完成任务X就不幸死去，这个任务就会由B或C或D去担任解决，故社会智慧发展的线索依然完整无缺。
可见，某一伟人并非不可代替的独一无二的力量。
普列汉诺夫进而指出了伟人产生所需要的社会条件。
这条件主要有二：
第一，他所具备的才能应当使他比别人更加适合时代的社会需要。
如果拿破仑所具备的不是他那种军事才能，而是贝多芬的音乐才能，那他就不会做皇帝。
第二，社会制度不应阻碍具有恰合当时需要并，于当时有益的特性的那个人物施展其能力。
如果法国旧制度再延续75年，拿破仑也许终身不过是个不大著名的波拿巴将军或上校。
指出这两个条件后，普列汉诺夫又回到自己的观点上来说明问题；每一个真正显出了本领的杰出人物，即每一个成了社会力量的杰出人物，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
因此杰出人物只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个别外貌，却不能改变其一般趋势；他们自己只是由于这种趋势才出现的，没有这种趋势，他们永远也跨不过由可能到现实的门槛。
他由此展开说：
凡是有便于杰出人物发挥其才能的社会条件的时候和地方，总会有杰出人物出现，总会有几十个杰出人物以一两个天才人物为中心应运而生。
总的来看，普列汉诺夫是在“一般规律”的命题和“个人活动”的命题这种二律背反的形式中寻找出路。
他反对把人的本性看作历史运动的终极的和最一般的原因，而认为应该承认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运动的终极的和最一般的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人类社会关系方面的历次变迁。
伟人的特点及其他偶然性作用只是个别原因，只能使历史事迹具有个别外貌。
普列汉诺夫结论说：
“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日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
……伟大人物确实是创始人，因为他的见识要比别人的远些，他的愿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
他把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所提出的科学任务拿来加以解决；他把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过程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指明出来；他担负起满足这些需要的发起责任。
”他“所以是个英雄，并不是说他能阻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不自觉进程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
他的全部作用就在于此，他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此。
”任何一个伟大人物都不能够强迫社会去接受已经不适合于这种生产力状况的或者还不适合于这种状况的关系，他不能徒劳无益地移动历史的表针、即使俾斯麦在他权势最高的时候也不能把德国倒转到自然经济时代去。
社会关系的自然进程定会把伟人一切反对它的努力化为乌有。
伟人是最能帮助解决伟大社会任务的人物，说他能够创造历史，是因为他知道社会关系因生产的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化的方向时，能够去影响社会心理的变化。
但不能把伟人与时代“缓慢变动”和历史事迹对立起来，尤其不能夸大伟人的作用。
“伟大”这个概念是相对的概念。
从道义方面说，每一个如圣经上所说愿意“为朋友舍命”的人都是伟大的。
胡克：
英雄属于事变创造性人物
美国著名哲学家悉尼·胡克（SidneHook，1902一）的《历史中的英雄》（TheHeroinHistory,AStudyinLimitationandPossibility,TheJohnDayCompany,NewYark1943）是一部试图正确解释英雄人物的杰作。
该书可以说是对近代以来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探讨英雄问题做出的一个较好总结。
其卓越之处是把英雄区分为事变性人物和事变创造性人物，并从社会一生物机遇论出发具体探讨了事变创造性人物是在怎样的社会条件下成其为英雄的。
在书中，胡克以反对英雄史观、诸难社会决定论以及介乎这二者之间的折衷观点来展开自己的思路。
他首先批评了“卡莱尔之后英雄史观的最极端的主张者”美国学者菲德烈·亚当·伍德，指出伍德在《帝王的影响》一书中夸大帝王们的历史作用的“论点当然和英雄史观相符”，把帝王看作在本质上是生物的创造物（王族是“人类的亚变种”，“在智能方面断然强于平常的欧洲人”）的理论亦很难自圆其说，是一种“相当奇怪的‘配子’（即精子和卵子）史观”；其论证是浅薄的和先验的，所引的具体证据也不适当。
“伍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奇妙的狂想”不足以证实“世界上的事业是由少数几个极伟大的人所开创和指导的”，更无从说明“一个时代转变为另一个时代”的决定性原因。
继而，胡克以较大篇幅评述了与英雄史观相反的思想——社会决定论。
他认为社会决定论的立论是：
英雄活动所造成的事变决定于历史规律。
或者说决定于英雄人物出现时的社会需要。
胡克主要探讨了黑格尔、斯宾塞和“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这三种各具特色的社会决定论。
他首先指出，黑格尔的社会决定论是唯灵论的，其全部哲学不外是处心积虑地要把个别人物的单个行为所应负的道德责任转嫁到那非人格的自然与历史的“大全”身上去。
不过，黑格尔的“唯灵论的外衣”中“包含着各种不同型类的社会决定论所具有的共同假设”：
（1）没有一个人能从机新创造历史。
他总要受到他那个时代和文化的限制。
他的精力和聪明也许是盖世无双的，但他的种种愿望和他着手要做的事业都早已植根于“客观精神”即如今的人类学家所谓文化（指超乎个人之上的种种制度如语言家庭、宗教、法律、艺术和科学等等）之中。
伟人所能够做的只是当时的文化环境容许做的，但文化只能容许向一个方向发展，没有真正或供选择的余地。
（2）人们即使是伟人所想像他们自己正在做的事，和他们所作所为的客观意义或重要性有着分别。
他们种种活动的意义归根到底必须从历史的趋势上来理解。
（3）那震撼世界的事功或思想，足以表征某些人物之伟大的，只有成熟时才有其可能。
英雄必须是在社会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上能够顺应时势的人物。
正如一个婴孩的降生，虽然必须依靠助产婆的帮助，但只有胎儿已到成熟时才能生出来。
（4）因此，所谓伟人不过是历史力量或社会力量的一个“表现”、一个“代表”、一个“符号”或一个“工具”罢了。
胡克继而指出，斯宾塞的社会决定论是从社会进化论出发来说明伟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斯宾塞一方面认定：
在伟人重新创造社会以前，他先得被社会创造出来；另一方面认定，不能把历史事变完全归属于伟人，应向那既产生了这一伟人又产生了这一事变的种种复杂条件的集合体中去寻求那定在的解释。
胡克认为，把斯宾塞的主张加以简化就是：
不要以伟人来解释他的当时环境，或以当时环境来解释伟人，而宁可以当时以前的世界形势来做为解释伟人和当时环境这两方面的根据。
但这种颇为天真的说法“和用上帝意志来解释事件的发生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其全部主张不过等于说：
今日由昨日产生，或者明白是今日发展出来的。
斯宾塞是犯了把未决问题当做论据的逻辑谬误。
他全盘否定了个性与文化之间的任何真正交互影响的可能，也把既不属于文化上的、亦不属于生物学上的各种影响历史的偶然事件如火灾、地震、疫病等排斥于外。
斯宾塞的观点既不能解释希特勒疯狂的反犹太运动的罪恶决策，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拿破仑于1812年侵略俄国。
斯宾塞和黑格尔一样，足以导致历史的宿命论，而宿命论代表着历史研究中形而上学对于经验方法的胜利。
胡克对社会决定论中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观点也作了较充分的评论。
他认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具有两个特色：
一是与黑格尔的神秘主义和斯宾塞的折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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