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际唐诗系谱的建构观念背景及其开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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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之际唐诗系谱的建构观念背景及其开展

元明之際唐詩系譜建構的觀念及背景

陳廣宏

提要：

宗唐復古是近世文學史上的重要思潮，代表了詩文領域重新體認傳統所建立的主流審美理想。

本文以嚴羽詩論與楊士弘、高棅唐詩選本對盛唐的標舉，以及由此展開唐詩正變的區分、條理爲樣例，探究元明之際如何在地域文學與館閣文學的互動中，一步一步實現以音律與世次爲中心的唐詩系譜構建之歷程及其內在理路，進而顯現其引領明清詩學基本走向的文學史意義。

關鍵詞：

嚴羽詩論唐音唐詩品彚唐詩正聲元明之際館閣宗尚江西詩學閩中詩派

有關唐詩系譜的建構，並不是元明之際纔開始的，然此一時期的作爲，對於明中葉以來復古思潮的理路以及整個明清詩學的走向，顯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朱彝尊曾反省說：

“顧正、嘉以後言詩者，本嚴羽、楊士弘、高棅之説，一主乎唐，而又析唐爲四，以初盛爲正始、正音，目中晩爲接武、遺響，斤斤權格律聲調之高下，使出於一。

”儘管是站在批評的立場，以示對這段歷史的超越與清算，卻明確將有關唐詩系譜建構的根基上溯至嚴羽、楊士弘、高棅三人之說，並已顯示，以宗唐觀念爲指歸，體制音律爲衡鑑，時代演變爲脈絡，乃是他們爲唐詩系譜建構奠定的基本框架。

那麽，像唐詩這樣獲得在詩歌接受史上似乎是僅有的特殊待遇究竟何以會産生，作爲後代人對前代文學風貌的整體想象，唐詩系譜的建構如何開始運作並一步步具體展開，又各反映了怎樣的審美訴求以及與意識形態的聯繫，其表層的歷史事件如何呈現其意義？

本文即擬循嚴羽詩論著作、楊士弘《唐音》、高棅《唐詩品彙》與《唐詩正聲》三個代表性案例的線索進展，對此作進一步的考察。

其中如嚴羽當然是元明之際以前時代的産物，考慮到他的學說對後二者唐詩選本的旨意、性質具有相當直接的作用，而他的著述本身經黃清老輯刊後，影響始得張大，故亦作爲此間一個環節予以探討。

一關於體裁論與世變論

元明之際唐詩系譜的建構，大抵是在如下歷史語境中醞釀、展開的：

一方面是南宋以降，隨着永嘉四靈、江湖派對江西詩風的反撥，所謂“近年永嘉復祖唐律，……衆復趨之，由是唐與江西相抵軋”，明確相對待的唐宋詩體之辨，開始成爲人們關注的焦點，如戴復古從孫戴昺《有妄論宋唐詩體者答之》，即爲置身其間的一種反應；然此唐詩，實爲以姚、賈爲宗尚的晚唐詩，葉適雖標舉徐照等始言“唐詩”，卻亦有“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之惜嘆。

嚴羽《詩辯》更直言：

“今既唱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得非詩道之重不幸邪！

”這又促使人們在反省唐宋詩質性差異的同時，進一步追索代表唐詩成就的典範之所在——對於唐詩整體風貌的想象、梳理亦藉此得以在某種程度上開展，嚴羽即在此情勢下，辯白是非，定其宗旨，在徹底清算江西詩病、四靈卑格的基礎上，“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爲法”。

於是，與同樣反對江西詩派之北方之學桴鼓相應，一場轟轟烈烈的宗唐復古運動就此拉開帷幕，儘管由於地域局限及創作成就等方面的原因，嚴羽在當時的實際影響，遠不及稍後至元、大德間，先後在杭州活動的戴表元、趙孟頫以及袁桷、楊載等人爲大。

值得注意的是，這主要是從詩體格法的體裁論一側提出宗盛唐要求的，重在得其正體，反映了詩學傳統內部新舊秩序的嬗變與審美價值的重塑，也因而構成元明之際唐詩系譜建構的根柢。

在另一方面，蒙元立國，打造“盛世之音”是其所面臨的官方意識形態建設的核心問題之一。

自元世祖中統、至元以來，作爲國家政治文化制度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以翰林、集賢兩院爲主體（文宗天曆二年又設奎章閣學士院）的館閣文學，被賦予發揚儒學、紹續漢唐以來文學傳統的重任，世變論突出地成爲他們闡釋自我定位的重要依據。

就文章而言，無論是吳澄《送虞叔常北上序》，歐陽玄《潛溪後集序》，還是林泉生爲陳旅《安雅堂集》所作序，皆構建了一個三代而下，西漢文治稱盛，東漢而下，日以衰敝，唐宋盛時，韓柳、歐蘇王曾倡言復古再盛，至本朝又興斯文的文統敍事，要在證明“文章與世道升降”，“高下與世運相盛衰”，負載社會政治治亂消息的世道被視作文學發展變化的動因；詩歌與文章雖有自身系統的差異，然體現世運的功能則一以貫之。

故虞集曰：

“某嘗以爲，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采隨之。

其辭平和而意深長者，大抵皆盛世之音也。

”在此標準下，不管是虞氏自己所說的“詩之爲學，盛於漢魏者，三曹、七子，至於諸謝備矣；唐人諸體之作，與代終始，而李杜爲正宗”，范梈所說的“余嘗觀於風騷以降，漢魏下至六朝，弊矣。

唐初陳子昂輩，乘一時元氣之會，卓然起而振之；開元、大曆之音，由是丕變”，皆顯現了在上述體裁論之上導入世變論的詩史觀，並與自己的時代相聯結。

如戴良所總結的：

“一時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

其格調固擬諸漢唐，理趣固資諸宋氏，至於陳政之大、施教之遠，則能優入乎周德之未衰，蓋至是而本朝之盛極矣。

”原本已以近體之新興特徵爲人所嗜習的唐詩，又以近《三百篇》雅正之旨的理由，被賦予擔負社會政治想象的職能，而進一步獲得其合法性權力，由大德、延祐而至天曆，日趨其盛。

方孝孺詩曰：

“天曆諸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

”指的就是當時館閣詩人在創作上對宗唐復古新風尚的推進。

有鑑於此，這種世變論對於元明之際唐詩系譜的建構，勢必會産生某種導向作用。

體裁論與世變論這一對概念，蘇伯衡在明初已提出，他在爲平陽林與直《古詩選唐》所撰序中，對虞集《唐音序》因“慨夫聲文之成，係於世道之升降”，而在篇末以“吾於伯謙《唐音》之録，安得不嘆夫知言之難也”一言作結予以借題發揮，以爲寓“不能無憾”之意，以此指責士弘之選：

“盛時之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之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也，其亦異乎大小《雅》、十三《國風》之所以爲正爲變者矣。

”他的用意，在於藉漢儒所闡釋的《詩經》正變說之權威，申張世變論的立場，雖將《唐音》定性爲體裁論而有所貶抑，說起來是爲了彰顯林選的價值，但確實覺察到了虞集與士弘間的實際持論之差異，而在對唐詩系譜的建構提出貫徹官方文學話語的要求上（這或許又體現了浙東士人集團的某種政治傾向），亦確於虞集有相承之處。

這並不奇怪，明初統治者所建立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與國家意識形態，比起元代來絕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在其中擔當重要角色的館閣及館閣文學，其政治權重亦明顯增長。

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明初至復古思潮興盛之前，無論是唐詩系譜建構工作本身，還是對其所執持的評判標準，總體上與自覺擔當官方意識形態建設的館閣宗尚之聯繫，皆顯得愈加緊密。

然而，不管這種傾向的程度如何，自元代以來，在人們實際關注的詩歌作法，與高相標持儒學色彩的正變理論目標之間，始終存在着某種張力。

明正統間周忱撰《唐詩正聲序》，記其與高棅同在翰苑編校秘書，“嘗相與論近世選唐詩者，廷禮獨推襄城楊伯謙之《唐音》錄爲盡善。

蓋謂其專以體裁論，而不拘拘於時世之升降也”，即顯示了高棅從詩學自身審美特性出發，給予《唐音》體裁論肯定的評價。

這確實體現了高棅本人選詩的基本立場，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將世變論的要求進一步貫徹於體裁論中。

因此，無論此際人們更多地側重於政治詩學的立場，抑或審美詩學的立場，其對唐詩系譜建構所提出的要求和建議，其實都不能逸出體裁論與世變論的交涉、互動、衝突、調適之範圍，即便至後來被認爲是更多地從審美詩學立場出發，完善唐詩系譜建構的復古派，亦復如此。

這也就意味着，體裁論與世變論之間的動態關係，爲我們考察整個唐詩系譜建構的觀念、具體構成及其進程，提供了一個基本視點。

作爲一種學術，文學系譜的建構，大端不出考究源流正變與分辨體製類別，這其實也是以文章流別爲中心的傳統文學史形態應有的題中之義。

錢鍾書先生《中國文學小史序論》嘗總結說：

“抑吾國文學，橫則嚴分體製，縱則細別品類。

體製定其得失，品類辨其尊卑，二事各不相蒙。

”可謂深得“詩家三昧”。

就唐詩系譜的建構而言，二者之間又實有關聯。

楊士弘的《唐音》被指爲以體裁論，其來源即屬嚴羽爲代表的正體論（這在下面還會細論）。

大體上以所尊奉的盛唐典範爲標準，建立起一個等第價值序列，此即乾隆《御製題嚴羽滄浪集》所謂“假禪宗以定詩品”，目的在於示正，雖不能說沒有源流正變的觀照，然與所謂詩史意識尚不可同日而語。

《唐音》對於嚴羽詩論的拓展，一在將其所側重的風格上的“辨體”進一步細化到以詩歌體製爲單位，這既是元代以來更廣泛階層日益關注詩格、詩法等技術性層面需求的體現，也是作爲詩歌選本發揮其自身在詩學實踐方面的特長，從而將“分體製”與“別品類”縱橫兩個方面初步貫通起來，當然，其重心仍在標示盛唐正音。

一是嘗試對盛唐正音的源流有所展示，這既表現在開創性地在《正音》前設置《始音》，又表現在於中晚唐選取諸體近盛唐者，多少顯示了盛唐正音（而非整個唐詩）在時間流程中的存在。

這種對於時間因素的關注，應該受到了其時已成爲主流觀念的世變論的一定影響。

士弘自己在《唐音·凡例》第二條中，標榜《正音》之以體分類，是爲了“以見世次不同，音律高下”，這並非全然是門面話。

世變論雖欲將視點重又引向政治的詩歌史批評，然其所側重的世次之變導致聲音之變，卻爲唐詩系譜建構進一步展開動態的歷史流變過程提供了某種支持。

如果說，正體論的品第工作爲唐詩系譜的建構提供了以盛唐爲中心的價值基準，以及由點（詩人）、面（時代）構成的基本坐標，那麽，世變論的加入，使得其間演化關係亦得以被關注並在某種程度上予以呈現。

實現這種詩史意識之建構的，是高棅的《唐詩品彙》。

鑑於嚴羽、楊士弘對高棅有着特別重要的影響，他的這一唐詩選本仍以前者由體裁論出發的定品示正爲基本立場，而對後者“始有以審其始終正變之音，以備述乎衆體之制”的意識及實有的拓展予以更爲徹底的實施。

同時我們發現，世變論的影響在其身上愈加顯著，這不僅體現於他對該選宗旨的自我表白，所謂“誠使吟咏性情之士，觀詩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時，因時以辯其文章之高下、詞氣之盛衰，本乎始以達其終，審其變而歸於正，則優遊敦厚之教，未必無小補云”。

且更爲重要的是，他在自己的選本中將這種世變論的時間因素比較圓融地貫徹到了正體論中，要在具體展開有唐三百年詩衆體“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陊之於終”之過程的基礎上，“定其品目”以判識上述點面各自在其間的地位、作用。

此即其“四期”“九品”的結構方式與體系，當然還是在以盛唐爲中心的價值基準下“別其上下、始終、正變”，然誠如陳國球指出的，這一結構方式與體系“使得價值判斷由時序的標志顯出演化的歷程”，因而在唐詩系譜的建構上具有了劃時代的意義。

不過，我們還須看到，這種詩史意識的唐詩系譜建構，正因爲仍是以作爲正體的盛唐詩爲價值基準而展開，其審視整個唐詩各階段的演化歷程就難以有一種更爲客觀、全面的歷史批評準則，對盛唐之外各階段的真正特點也難以發現與把握。

後來有一些批評家顯然已意識到這樣的視閾局限，如桑悅就指出：

“楊仲（士）弘等所選，俱得其柔熟之一體，唐人詩技要不止此。

國朝閩人高廷禮，有《唐詩品彚》，五千餘首，雖分編定目，有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旁流之殊，要其見亦仲（士）弘之見。

是詩盛行，學者終身鑚研，吐語相協，不過得唐人之一支耳。

欲爲全唐者，當於三百家全集觀之。

”胡震亨指謬說：

“而大謬在選中、晚必繩以盛唐格調，概取其膚立僅似之篇，而晚末人真正本色，一無所收。

”許學夷也批評說：

“且於元和以後，多失所長，又未可名‘品彙’也。

”從根本上說，這其實是傳統復古文學史觀自身帶來的困境，在這裏，應該也反映了將世變論引入正體論後所存在的一種深層矛盾。

二黃清老輯刊嚴羽詩學論著的意義

據張健考證，嚴羽生前並未將自己相關詩學論著編定爲《滄浪詩話》一書，《詩辯》、《詩體》等原只是單篇著作，元人黃清老始彙輯其《詩辯》、《詩體》、《詩法》、《詩評》、《考證》五篇，置於《滄浪嚴先生吟卷》首卷梓行。

其說理據充分，值得采納。

而這對我們考察嚴羽學說的傳播在此際得以張大，尤有意義。

黃清老（1290-1348），字子肅，號樵水，邵武（今屬福建）人。

少篤志勵學。

泰定三年（1326）應浙江鄉試，以《春秋》擢第一。

次年會試中選，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典籍，升檢閱，遷應奉文字兼國史院編修。

至正元年（1341）出爲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