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文书《秀才对策文》与西凉立国之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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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文书《秀才对策文》与西凉立国之策

吐鲁番文书《秀才对策文》与西凉立国之策

西凉建初四年（408）秀才对策文，于1975年在新疆吐鲁番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

这是研究西凉李暠统治时期策试制度、政治思想的珍贵材料，受到学界的关注。

陆庆夫、李步嘉、大西康裕和关尾史郎先生对其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考释，并结合策试、察举制度和“官吏登用法”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学界普遍认为，西凉《秀才对策文》以经义为中心，“不甚关涉时事方略”，“很像是那种刻板正规的经史知识考试”。

诚然，从其答题内容来看，这似乎是一次“务虚”的策试，但是，正如大西康裕和关尾史郎先生所指出的，我们仍有必要联系西凉当时的状况，探讨策题背后李暠的意图。

联系李暠的治国思想、建初四年西凉政局以及西凉覆亡的教训来看，这次策试与西凉立国之策存在若隐若现的关系，今尝试对此加以申论。

1一儒、玄并立的对策为了方便讨论，兹将“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的释文迻录如下：

西凉建初四年的策题（行1—7）残损严重，不过，从臣谘、马骘的对策来看，这次策试秀才共有五道试题，分别涉及：

古今异治、夫妇之道、文字演化、天文历法、历史成败。

臣谘、马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答策，其引据及论调分别具有儒、玄学思想色彩。

首先来看臣谘具有儒家论调的对策。

在“古今异治”的策试中，臣谘认为，往古敦朴而有余，后世华丽而不足。

他推崇《孝经》主张的“其政不严而治”，认识到“以法治之，犹有不理”。

这实际上是主张以儒治国，指出法治有所欠缺。

关于“夫妇之道”的策试，臣谘引《诗经》“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为说，指出“诸侯曰《风》，天子曰《雅》，以后妃之美，贯乎《风》首，王者成功，列于《雅》《颂》”。

在回答“文字演化”时，臣谘引《周易》及《系辞》为证，认为文字的演化“犹文王□□八卦，孔子之著《系辞》”。

至于智伯引水灌城却反为赵襄子所败的历史故事，臣谘的意见是“《春秋》之所以书此者，美襄子之恩可感，讥智伯之无德”，根据《春秋》的历史书写，从德治的角度加以论说。

与臣谘的儒家论调不同，马骘主要站在玄学思想的立场进行策论。

马骘首先赞颂李暠“玄韵遐茏”。

对于“古今异治”，马骘认为儒家的“德礼”治民，“遂生华薄”，败坏了敦厚古朴的风俗。

他引老子《道德经》“绝圣弃智，民利百倍”为说，认为“隆平之基，以道为本”，主张无为而治。

关于“夫妇之道”，马骘虽然也引述《诗经》，如“□（维鹊）有巢。

维鸠居之”，但是，马骘推崇的是“文王之教”，即所谓“夫妇正则王化□（行）”，“自近及远，是以为化之首”。

玄学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三玄”，故“（周）文王之教”备受重视。

至于“文字演化”，马骘认为文字的创立的原因是“圣人通玄”，无疑也是持玄学论调。

再来看“历史成败”的对策，马骘并不认可儒家的历史书写，而是指出史籍所记的“不没三板”，不过是对赵襄子的溢美，“称过其实”。

正如《庄子·人间世》所载：

（孔）丘请复以所闻：

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

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

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

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

故《法言》曰：

“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

”庄子认为儒家“言过其实”是其常见的现象。

马骘称“（《春秋》）言不没三板者，盖美襄子，称过其实也”，与庄子的论调何其相似！

总的看来，臣谘对策多引《孝经》《诗经》《周易·系辞》《春秋》类儒家经典，阐述儒家的治国、齐家及对待历史的理念。

马骘策论则多引《老子》《周易》等道家典籍为说，弥漫着玄学的论调。

西凉策试过程中儒、玄思想并立，不仅是魏晋以来官方坚持以儒学思想为主导、而玄学受到普遍崇尚的反映，也是建初四年前后西凉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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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李暠儒、玄并综的治国理念

臣谘、马骘的对策，首先皆恭维地提到“伏惟殿下”“伏惟殿下应期命世，绍踪前圣，玄韵遐茏，采错他山，岂臣管窥所宜对扬”。

“殿下”乃对国主李暠的尊称，这表明李暠亲自参与了策试。

凉州秀才马骘在李暠亲策时宣扬玄学思想，说明该思想在西凉治国理政中应发挥着作用。

从史籍的相关记载来看，西凉儒、玄学思想并存，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与李暠出儒入玄的思想历程有着直接的关系。

李暠“少而好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经学教育。

西凉建国后，李暠以儒治国，大兴儒学教育：

仍于南门外临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议朝政，阅武事。

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玄盛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当时文武群僚亦皆图焉。

有白雀翔于靖恭堂，玄盛观之大悦。

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

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

李暠不仅起“靖恭之堂”，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玄盛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鼓励臣民忠孝贞烈，而且设立大学机构“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培养儒学人才。

《十六国春秋辑补》将两事分别系于壬寅三年（402）正月和甲辰五年（404）正月，可见李暠在立国之初对儒学的重视程度。

李暠建国最重要的谋臣、同母弟宋繇也博通经史，雅好儒学，“虽在兵难之间，讲诵不废，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

尤明断决，时事亦无滞也”。

李暠临终前，将军国事宜托付于宋繇，称“世子犹卿子也，善相辅导”，“军国之宜，委之于卿”。

由此可见李暠对股肱儒臣宋繇的重视。

西凉是汉人建立的政权，李暠又重视儒学，这对于汉人有很大的号召力。

北凉重臣梁中庸转投李暠，担任西凉主簿。

李暠也曾说：

“自张掖已东，晋之遗黎虽为戎虏所制，至于向义思风，过于殷人之望西伯。

”李暠以儒立国对于东方少数族治下的汉人颇具吸引力。

李暠治国思想前期以儒学为主，后来逐渐重视玄学思想。

建初元年（405），李暠遣使东晋上表云：

今天台邈远，正朔未加，发号施令，无以纪数，辄年冠建初，以崇国宪。

冀杖宠灵，全制一方，使义诚著于所天，玄风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陨越慷慨。

“玄风”，即天子清静无为的教化。

《文选·庾亮〈让中书令表〉》：

“遂阶亲宠，累忝非服，弱冠濯缨，沐浴玄风。

”吕延济注：

“玄风，道教言……沐浴天子道教。

”所谓“使义诚著于所天，玄风扇于九壤”，即西凉对东晋忠义款诚，使东晋皇帝清静无为的教化传达到西凉乃至九州。

建初九年（413），李暠还训励诸子博采儒、玄，以维城卫国。

他告诫诸子：

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

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质略易通，寓目则了，虽言发往人，道师于此。

且经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汝等可不勉哉为国、立身应遵循“周（公）、孔（子）之教”，以儒学为本；同时也应博采“经史（儒）道德（玄）”，洞达儒玄。

改元建初后，李暠治国理政并综儒、玄，与西凉的政局的变化有着紧密的关系。

李暠本是一介儒生，在西凉立国之初，他起明堂，立泮宫，招揽儒士，德抚境内，称藩于晋，朝贡于北魏，推行以儒治国，期待能够“招怀东夏”，“东殄不庭”。

无奈东晋内乱频发，国势日衰，东晋、北魏又相隔遥远，难以提供实质的援助。

同时，强邻北凉在东，阻隔了西凉东进之途。

沮渠蒙逊率军频繁侵袭，西凉国力单微，外无势援，前有强敌，只得清虚自守，卑弱自持。

例如：

（建初三年）既而蒙逊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抚其境内，但与通和立盟，弗之校也。

（建初六年秋七月）沮渠蒙逊伐西凉，败西凉世子歆于马庙，禽其将朱元虎而还。

凉公暠以银二千斤、金二千两赎元虎；蒙逊归之，遂与暠结盟而还。

李暠看到强邻崛起，自己又无力改变西凉弱小的局面，在沮渠蒙逊的侵掠打击下，李暠转而在玄学中寻找安慰，慨然著《述志赋》曰：

涉至虚以诞驾，乘有舆于本无，禀玄元而陶衍，承景灵之冥符。

荫朝云之庵蔼，仰朗日之照昫。

既敷既载，以育以成。

幼希颜子曲肱之荣，游心上典，玩礼敦经。

蔑玄冕于朱门，羡漆园之傲生；尚渔父于沧浪，善沮、溺之耦耕。

秽鵄鸢之笼吓，钦飞凤于太清；杜世竞于方寸，绝时誉之嘉声。

超霄吟于崇领，奇秀木之陵霜；挺修干之青葱，经岁寒而弥芳。

情遥遥以远寄，想四老之晖光；将戢繁荣于常衢，控云辔而高骧；攀琼枝于玄圃，漱华泉之渌浆；和吟凤之逸响，应鸣鸾于南冈。

李暠讲述自己年幼时仰慕颜回清贫而闲适的生活，赞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于是潜心学习上古以来的典籍，反复钻研礼书，崇尚儒家经典；为官后，却羡慕庄子的旷达，不为礼法所屈；尊崇渔父的持守其真，而不“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赞同隐者长沮、桀溺与其从政不如避世的选择。

到李暠晚年，发出了“涉至虚以诞驾，乘有舆于本无，禀玄元而陶衍，承景灵之冥符”的感叹，在历经艰险之后，终归“虚无玄元”的道家情怀。

李暠出于儒而入于玄的思想历程，对臣下的思想倾向也产生了影响。

例如刘昞：

玄盛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穑。

群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玄盛许之。

于是使儒林祭酒刘彦明为文，刻石颂德。

刘昞，字延明，敦煌人也。

父宝，字子玉，以儒学称。

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学……昞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

李暠私署，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

暠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昞时侍侧，前请代暠。

暠曰：

“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

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

”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

暠曰：

“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

白日且然，夜可休息。

”昞曰：

“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

昞何人斯，敢不如此。

”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

蒙逊平酒泉，拜秘书郎，专管注记。

筑陆沉观于西苑，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

且渠蒙逊令曰：

“秘书郎中燉煌刘彦明学冠当时，道先区内，可授玄虚先生，拜以三老之礼，起陆沉观于东苑以处之。

”

刘昞颇有家学渊源，其父刘宝“以儒学称”。

刘昞后从博士郭瑀学习。

郭瑀是一代儒学宗师，不仅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博文约礼，而且著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传授弟子千余人。

刘昞学成之后，一开始继承了郭瑀的事业，隐居教授，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

刘昞凭借杰出的儒学素养，被李暠征辟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成为李暠身边重要的侍从。

李暠、刘昞习性相近，李暠将两人相遇比诸“孔明之会玄德”。

刘昞受业儒家，言谈举止颇有儒风。

李暠修建“靖恭堂”，刘昞作《靖恭堂铭》，申明帝王、臣子、士女之鉴戒；当李暠劝说刘昞勤于著述的同时也要多休息时，刘昞引孔子《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与《论语·述而》“不知老之将至”作答。

李暠后来治国兼综儒玄，刘昞也学综儒玄，注记《周易》《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书。

《周易》为“三玄”之一，《文物志》为品鉴人物才行的玄学著作，《黄石公三略》为道家兵书。

刘昞在玄学方面亦有修述，这也是沮渠蒙逊后来称他为“玄虚先生”的原因。

西凉改元建初后，李暠重视儒学思想的同时，也兼综玄学思想。

李暠治国儒、玄并综，是建初四年秀才对策中分别出现儒、玄思想倾向的首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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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李、尹王敦煌”与夫妇之道李暠的出儒入玄，可能还与其继室尹氏有关。

据《晋书·列女传·凉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载：

凉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冀人也。

幼好学，清辩有志节。

初适扶风马元正，元正卒，为玄盛继室。

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

抚前妻子逾于己生。

玄盛之创业也，谟谋经略多所毗赞，故西州谚曰：

“李、尹王敦煌。

在李暠创业的过程中，其继室尹氏“谟谋经略多所毗赞”，为李暠建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西州流传谚语“李、尹王敦煌”。

尹氏深度地参与到了西凉的统治决策，不仅李暠时期如此，李歆继位后，尹氏仍然参与朝政。

《晋书·列女传·凉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载：

及玄盛薨，子士业嗣位，尊为太后。

士业将攻沮渠蒙逊，尹氏谓士业曰：

“汝新造之国，地狭人稀，靖以守之犹惧其失，云何轻举，窥冀非望！

蒙逊骁武，善用兵，汝非其敌。

吾观其数年已来有并兼之志，且天时人事似欲归之。

今国虽小，足以为政。

知足不辱，道家明诫也。

且先王临薨，遗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战，俟时而动。

言犹在耳，奈何忘之！

不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观之。

彼若淫暴，人将归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无日矣。

汝此行也，非唯师败，国亦将亡。

”士业不从，果为蒙逊所灭。

李歆东伐沮渠蒙逊之前，尹氏坚决反对。

尹氏自己的看法是：

“今国虽小，足以为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诫也。

”老子《道德经》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尹氏秉持道家的理念，要求李歆清静修养，固守境内。

这与李暠晚年治国理念相一致。

不仅如此，尹氏还以李暠的遗令“深慎兵战，俟时而动”来告诫李歆，建议他“勉修德政，蓄力以观之”。

尹氏的“道家明诫”与李暠的“勉修德政”，分别体现了玄、儒学思想色彩。

尹氏有意识地将夫妇二人的治国之策有所区分，表明在“李尹王敦煌”之初，两人的思想倾向可能就存在着玄、儒之别。

西凉实际上由李暠、尹氏夫妇共治，这是建初四年的策试中出现“夫妇之道”策题的原因。

李暠、尹氏治国思想各有偏重，李暠重儒，而尹氏重玄，上有所好，秀才答策时儒、玄并立，当然就是比较正常的现象了。

只是，李暠、尹氏共治为何会曲折地出现在策题中呢？

李暠“前妻同郡辛纳女，贞顺有妇仪，先卒，玄盛亲为之诔”，表明李暠与前妻的关系应比较融洽。

而继室尹氏虽然对李暠的创业多有襄助，但是，从尹氏初适扶风马元正，再嫁李暠，以及“李尹王敦煌”来看，李暠与尹氏的结合，更多的是政治婚姻。

尹氏的父亲尹文，曾为后凉权臣吕弘的谋主。

李暠立国之初的重要将领“（左）司马尹建兴”可能也是尹氏宗族成员。

尹氏势力强大到能与李暠共治西凉，自幼以儒家人伦纲常为准则的李暠对此会有怎样的想法，其臣子又会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

臣谘指出，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兴起，离不开其妻涂山氏、有莘氏、太姒的襄助，而夏桀、商纣、周幽王的败亡，与其妻妹喜、妲己、褒姒不无关系。

臣谘引《诗经·大雅·旱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为说，按毛传：

“寡妻，嫡妻也。

”郑笺：

“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为政治于家邦也。

”臣谘还认为：

“以后妃之美，贯乎《风》首，王者成功，列于《雅》《颂》。

”按毛诗：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在臣谘看来，王者成功，首先是要以礼法正夫妇，只有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

马骘与臣谘的看法有所不同。

马骘首先指出“关雎之鸟（鸠）”与“挚（鸷）”不同，鸷是凶猛的鸟，如《孙子·势篇》：

“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

”他引《诗经·召南·鹊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为说，“鹊巢，夫人之德也。

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

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鸤鸠，乃可以配焉。

”毛传：

“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鸤鸠然，而后可配国君。

”据此，马骘提出的对策是“夫人配德行化”，从“文王之教”，“夫妇正则王化□（行）”。

其重点在于夫人以德配国君，如此则夫妇正，王化行。

臣谘主张王者以礼法正夫妇，反映了儒家的纲常思想，接近李暠当时的施政理念；马骘则强调夫人以均壹之德配国君，从“文王之教”（玄学），显然更符合尹氏的政治意图。

由此看来，李暠提出“夫妇之道”的策题，很可能与西凉“李、尹王敦煌”的政治格局有关。

即使李暠亲自主持这次策试，马骘仍然站在“夫人有均壹之德”的立场作答，偏向尹氏，既说明尹氏在西凉治国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又表明马骘与尹氏应当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尹氏“初适扶风马元正”，扶风马氏是东汉以来的名门望族。

马骘很有可能是尹氏前夫扶风马元正的家族成员，因此，才不顾李暠的忌惮，全面偏向尹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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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策题的政治隐示

其他几道策题，也与李暠的立国之策有关。

例如“古今异治”，建初元年（405），李暠手令诫其诸子曰：

古今成败，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观典籍，面墙而立，不成人也。

建初九年，又写诸葛亮训励以勖诸子曰：

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师，何必远也。

览诸葛亮训励，应璩奏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

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

质略易通，寓目则了，虽言发往人，道师于此。

且经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汝等可不勉哉！

李暠常以“古今成败”“古今之事”训诫诸子，可见他对历史认知的重视程度。

建初四年李暠亲策时提出“古今异治”的课题，同样是希望臣下能够从古今之事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以便励精图治，实现西凉的长治久安。

又如“文字演变”。

虽然在史籍中未见西凉文字改革的记载，但是，在十六国北朝，文字乖别是不少君主、士大夫关心的重要问题。

例如，北魏延昌三年（514）江式专门就文字问题上书宣武帝。

江式首先论述了自先秦、秦汉、魏晋以来文字演变、字书编纂及校正文字的过程。

然后指出北魏文字的现状：

皇魏承百王之季，绍五运之绪，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

俗学鄙习，复加虚巧，谈辩之士，又以意说，炫惑于时，难以厘改。

故传曰，以众非，非行正。

信哉得之于斯情矣。

乃曰追来为归，巧言为辩，小兔为，神虫为蚕，如斯甚众，皆不合孔氏古书、史籀大篆、许氏《说文》、《石经》三字也。

凡所关古，莫不惆怅焉。

嗟夫！

文字者六艺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

孔子曰：

“必也正名乎。

”又曰：

“述而不作。

”《书》曰：

“予欲观古人之象。

”皆言遵修旧史而不敢穿凿也。

针对文字谬错、失真的问题，江式提出撰集古来文字的愿望。

宣武帝许可其请求，江式最终得以完成《古今文字》的编撰。

十六国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社会动荡、民族纷争，文字混乱的现象一直比较严重，如颜之推云：

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

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

因此，不少北朝君主尝试着对文字加以改造和规范。

例如，北魏太武帝始光二年（425）就对文字进行了整理：

初造新字千余，诏曰：

“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

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

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

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

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

由此看来，李暠提出文字演变的策题，应与河西地区因民族交流、社会变动频繁带来的文字问题和李暠试图推行文字改革有关。

再如“天文历法”，建初元年，李暠遣使上表东晋云：

臣闻历数相推，归余于终，帝王之兴，必有闰位。

是以共工乱象于黄、农之间，秦、项篡窃于周、汉之际，皆机不转踵，覆成凶。

自戎狄陵华，已涉百龄，五胡僭袭，期运将杪，四海颙颙，悬心象魏。

故师次东关，赵、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领。

李暠虽然声称东晋皇帝“继天统位”，但是也指出了“五胡僭袭”的事实。

西凉虽然称藩于东晋，却不奉行东晋正朔，推行自己的历法。

不仅如此，李暠在改年庚子（400）、改元建初（405）时，皆遣使朝贡于北魏。

西凉既恭谨地事奉东晋、北魏，又保持着自己割据政权的独立性。

从策题“北为称日之所”，以及对策“冬夏南北”、“南陆”“北陆”来看，该题的主旨是要分析日行南北的问题。

正如汜称劝谏李歆时称：

日者太阳之精，中国之象，赤而无光，中国将为胡夷之所陵灭。

日者是中国之象，是正朔之所在。

臣谘认为“理……时（天纲）运转□”；马骘的看法是“日随天旋，行有常则”，具体而言，判断太阳在南还是在北，不是以所见为正，而是以太阳所在的宿次为准，太阳在虚、危等七宿即言在北，在井、鬼等七宿则言在南。

两人皆认为日行南北是常理，有其规律所在。

十六国北朝与东晋南朝呈现南北对峙的局面，正朔在南还是在北，是当时争议的重要问题。

李暠提出“日行南北”的问题，关系到西凉与东晋、北魏的关系。

臣谘、马骘指出日行南北是一般性的规律，实际上是认为东晋、北魏皆有可能是正朔之所在。

这也与当时西凉既称藩于东晋又朝贡于北魏的外交关系相一致。

至于“历史成败”，李暠以智伯水灌晋阳反为赵襄子所败为题，这是有所考虑的。

李暠最强劲的敌人沮渠蒙逊，曾“引水灌城（西郡），城溃，执太守吕纯以归”，夺取后凉的军事重镇西郡。

此役为沮渠蒙逊的成名之战，为李暠亲耳所闻。

西凉首都酒泉附近有讨赖河（呼蚕水）、洪水河、红山河、观山河、丰乐河、马营河，冰川水源充足。

自汉代以来，酒泉就“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酒泉河渠纵横的面貌，极易遭受水攻。

面对强敌且善于水攻的沮渠蒙逊，李暠自然需要未雨绸缪，谋划对应之策。

该策题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然而，即使西凉上下意识到了可能遭到北凉水攻的危险，沮渠蒙逊仍然娴熟地运用水攻战术，率军水灌敦煌，导致西凉覆灭。

据史记载：

郡人宋承、张弘以（李）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

恂率数十骑入于敦煌，元绪东奔凉兴，宋承等推恂为冠军将军、凉州刺史。

蒙逊遣世子德政率众攻恂，恂闭门不战，蒙逊自率众二万攻之，三面起堤，以水灌城。

恂遣壮士一千，连版为桥，潜欲决堤，蒙逊勒兵逆战，屠其城。

敦煌是西凉建国之基。

即使建初元年西凉迁都酒泉，李暠仍然重视敦煌的城防建设。

建初二年，西凉“筑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虏”；建初九年，“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以威南虏”。

建初三年，李暠上表东晋称：

又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为军国之本，辄以次子让为宁朔将军、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统摄昆裔，辑宁殊方。

李暠以酒泉为东进之基的同时，仍以敦煌为“军国之本”。

敦煌城周边水草丰茂，河渠纵横，据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

其水（甘泉水）又东北流卌里，至沙州城，分派灌溉，北流者名北府，东流者名东河。

水东南流者二道，一名神农渠，一名阳开渠。

孟授渠，长廿里。

右据《西凉录》：

“燉煌太守赵郡孟敏，于州西南十八里，于甘泉都乡斗门上开渠溉田，百姓蒙赖。

”因以为号。

阳开渠，长一十五里。

右源在州南十里，引甘泉水，旧名中渠。

据《西〔前〕凉录》：

“刺史杨宣移向上流，造五石斗门，堰水溉田，人赖其利。

”因以为号。

北府渠，长卌五里。

右源在州东三里甘泉上，中河斗门为其渠。

北地下每年破坏，前凉时刺史杨宣以家粟万斛，买石修理，于今不坏。

其斗门垒石作，长卌步，阔三丈，高三丈。

昔燉煌置南府、北府，因府以为渠名。

阴安渠，长七里。

右在州西南六里甘泉水上。

据《西凉录》：

“燉煌太守阴澹于都乡斗门上开渠溉田，百姓蒙利而安。

”因以为号。

敦煌有河渠绕城而过，前凉、西凉时期开筑了不少渠道灌溉农田。

敦煌河渠纵横的地理环境，容易遭受水攻。

李暠以水灌晋阳的故事为题，策试秀才，与敦煌、酒泉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

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对于沮渠蒙逊水攻敦煌有着更为详实的记载：

一所故堤，高三丈，阔三丈五尺。

右在州东北一百廿步。

按《十六国春秋》：

“嘉兴四年，西凉王李歆为且渠蒙逊战败于酒泉东怀城，歆死国灭，其弟恂为燉煌太守，与诸子弃燉煌，奔于北山。

蒙逊以索元绪行燉煌太守。

绪行险恶，失于人心，郡人宋承义、张弘以恂在郡有惠政，密遣招恂。

九月，（恂）率数十骑入于燉煌，索绪东奔。

宋承义等推恂冠军将军，凉州刺史。

蒙逊遣子德政率众一万功〔攻〕恂，恂闭门不战。

至五年春，蒙逊率众二万功〔攻〕燉煌，遗恂书，论以兴亡之运，恂不答。

二月，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使壮士千人，连板为桥，潜欲决堤，恚为蒙逊所擒，将佐等劝恂曰：

‘今水弥盛，东军来者相继，虽有熊武之士，决战无所，宜遣使降，因以击之。

’恂遣使请降，逊不许。

左长史宋承义、武卫将军张弘等开门降逊，恂自杀。

其堤多毁灭，唯东面北面，其趾步〔址少〕存。

”

即使李暠修复敦煌旧塞，意识到水攻对于西凉的危险，即使其子李恂在敦煌有惠政，在失去酒泉之后，西凉仅靠敦煌孤城，缺乏战略纵深，终究抵挡不住北凉的围攻，最终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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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李暠治国，儒、玄并综。

对内推行德政，务农养士，广田积谷。

对外卑弱自守，息兵按甲，不主动出击。

李暠儒、玄并重的立国之策基本上实现了西凉的保境安民。

李歆继位后，改变了李暠的立国之策，用刑颇严，又缮筑不止，从事中郎张显上疏谏曰：

今区域三分，势不久并，并兼之本，实在农战；怀远之略，事归宽简。

而更繁刑峻法，宫室是务，人力凋残，百姓愁悴。

致灾之咎，实此之由。

主簿汜称也上疏谏曰：

愿殿下亲仁善邻，养威观衅，罢宫室之务，止游畋之娱。

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

以清俭素德为荣，息兹奢靡之费，百姓租税，专拟军国。

虚衿下士，广招英隽，修秦氏之术，以强国富俗

张显提出的农战为并兼之本，宽简为怀远之略，汜称提出的“亲仁善邻，养威观衅”“以清俭素德为荣”“广招英俊”，是李暠儒、玄并综的统治之术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