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思维方式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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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思维系统:

整体性认知与分析性认知*

（美）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E.Nisbett） 密执安大学（UniversityofMichigan）

（美）彭凯平（KaipingPeng）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

（韩）崔仁哲（IncheolChoi） 汉城国立大学（SeoulNationalUniversity）

（法）阿拉·诺恩扎延（AraNorenzayan） 巴黎高等理工学院（EcolePolytechnique）王兵李陈译

摘 要：

作者认为，东亚人的认知是整体性的，注意整个场域并从中确定因果关系；相对来说，东亚

人很少利用类别和形式逻辑，依靠“辩证”推理。

然而西方人的认知更具有分析性，主要注意对象及其所属的类别；西方人使用规则（包括形式逻辑）理解对象的行为。

这两种认知过程植根于不同的朴素形而上学体系和内隐认识论中。

作者推测，这些差异的起源可追溯到明显不同的社会系统。

本文提出的理论与论据对长期持有的假设（包括基本认知过程，以及过程-内容区分的适当性）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

文化思维系统整体性认知分析性认知东亚人西方人

18和19世纪的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包括洛克（Locke）、休谟（Hume）和穆勒（Mill）]把认知过程描述为仿佛对所有正常成人都是相同的。

20世纪的主流心理学采用了这一普遍性假设。

从皮亚杰（Piaget）对认知心理学的早期处理，到20世纪中期的学习理论家，直至现代认知科学，这一假设一直占优势。

在过去30年里，人们含蓄而且经常明确地用计算机作类比，这可能强化了普遍性的假设（Block，1995；Schweder，1991）。

大脑相当于硬件，推理规则和数据处理程序相当于通用软件，结果相当于信念与行为。

当然，对不同的人和群体来说，输入不同，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人们一般认为，在所有人群中，“基本”过程

（例如分类、学习、归纳与演绎推理，以及因果推理）是相同的。

然而，甚至受过教育的成人在对推理规则的知识与利用上似乎也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别。

尼斯贝特（Nisbett）及其同事的研究（Larrick, Nisbett，& Morgan,1993; Nisbett,fong,Lehman，&Cheng,1987；Smith，Langston&Nisbett,1992）表明，人们可以学习统计、概率、方法论、逻辑、成本-收益，以及其它相当抽象的规则体系和分类程序，而且那种训练可能影响他们对日常生活事件的推理，甚至他们的行为。

不仅正式课程的广泛训练可以产生重大影响，有时甚至实验室的短暂指导也产生可以产生重大影响。

对特定社会的成人来说，甚至推理规则和认知过程似乎都是易改变的；那么，对明显不同文化中的成员（从出生起，他们就被社会化为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思维习惯）来说，他们在认知过程中可能更为不同就不足为奇了。

在本文，我们认为，在不同文化中存在的大量社会差异不但影响它们对世界特定方面的信念，而且也影响（a）它们深层的朴素形而上学†体系（naïvemetaphysicalsystems），

*此文发表于《社会心理研究》2006年第1期。

†我们使用哲学家的术语形而上学，而不是心理学家更常使用的术语本体论（ontology）来描述关于世界本原的理论。

因为，除了物质与属性，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外，我们希望表达对非常普遍的观念（因果关系与实在的本质）的关心。

（b）它们的内隐认识论（tacitepistemologies）‡，以及（c）它们认知过程（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的性质。

说得更明确些，我们提出下列命题，随后我们更详细地展开。

1.社会组织把注意针对场域（field）的某些方面，而忽视了其它方面。

2.什么会影响到形而上学（metaphysics），即对世界本原和因果关系的信念。

3.形而上学影响内隐认识论（即对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信念，以及对如何获得知识的信念）。

4.认识论规定了某些认知过程的发展和应用，而忽视了其它方面。

5.社会组织和社会实践可能直接影响了形而上学假设（比如原因是来自场域，还是来自对象）的合理性。

6.社会组织和社会实践可能直接影响了认知过程[比如辩证过程（dialectical

processes）与逻辑过程（logicalprocesses）]的发展和利用。

首先，我们回顾一些证据。

我们发现，这些证据令人信服地表明，不同社会在思维系统上可能明显不同。

这一证据涉及对两种非常复杂的文化（古代中国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比较，包括它们的社会、哲学倾向以及科学观念。

我们总结了许多历史学家、科学哲学家以及人种学者的观点。

这些观点指出，这两个社会在社会和认知方面明显不同，而且社会和认知上的差异是有关系的。

接下来，我们提出一个总命题。

这一命题涉及社会因素与认知之间的关系，它基于我们对古代社会生活和认知方法的考察。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许多相当明确的预测。

然后，我们回顾涉及这些预测的证据。

这些预测主要来自我们最新的研究，该研究比较了两种人：

在受古代中国思想影响的社会中成长的现代人，在受古希腊思想影响的社会中成长的人。

这一研究说明，在很大程度上，学者们所指出的古代中国和希腊在社会和认知上的差异都能在当代人中找到对应。

此外，这些差异不只是参数

（parameter）上的差异，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差异在数量上非常大，甚至在性质上截然不同。

最后，我们推测思维系统上这些差异的起源，简单分析几千年来可能维持“社会认知内部

平衡系统”（sociocognitivehomeostaticsystems）的因素，并提出我们的考虑，即我们的发现对一些断言（包括认知普遍性，以及认知内容与认知过程之间的传统区分）的影响。

古希腊社会与古代中国社会

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到3世纪，许多文明在哲学和伦理思想上，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波斯、印度、中东、中国和希腊。

我们将考察两种文明（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的差异；这两种文明相距最远，而且可能彼此影响最小。

此外，这两种文明中每一种都对现代世界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

希腊文明促生了欧洲文明以及哥伦布之后（post-Columbian）的美国文明；中国文明促生了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东亚文明，对东南亚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古希腊人与个人能动性

古希腊人[特别是爱奥尼亚人（Ionians）和雅典人（Athenians）]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我们使用认识论这一术语来指人们关于知识的理论，包括什么是知识，不同类型知识的可靠程度，以及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假定关系。

这一定义对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可能都适合。

就是，权力在于个人（thelocationofpowerintheindividual）。

普通人都发展出个人能动性意识（senseofpersonalagency），这是在其它古代文明中所没有的。

确实，对

希腊人来说，对幸福的一种定义就是“在给予他们机会的生活中，很好地运用重要的权力”

（Hamilton,1930/1973,p.25）。

尽管希腊人相信神的影响，他们认为，“神的干预和独立的人类行动”共同起作用（Knox,1990,p.39）。

希腊人的日常生活充满选择意识，缺乏社会约束。

在古代世界，这是空前的。

“雅典城邦的概念是指个人的联合，这些人自由发展自己的权力，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只服从他们自己通过的法律，而且可以随意批评和改变法律”

（Hamilton,p.144）。

和希腊人的个人自由意识有关的是他们的辨论传统。

至少在8世纪的荷马时代（thetime of Homer）之前，这种辩论传统就已充分确立

（Galtung,1981;Lloyd,1990;Nakamura,1964/1985）。

荷马再三强调，对男人来说，除了成为能干的战士之外，最重要的技能就是辩论。

甚至普通人都参加集会场所和政治集会的辩论，甚至可以向国王挑战（Cromer,1993,p.65）。

希腊文明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希腊文明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对世界的好奇感

（sense of curiosity），以及人们可以通过发现规则来理解世界的假设

（Lloyd,1991;Toulmin&Goodfield,1961,p.62）。

希腊人推测他们在周围的事物和事件的性质，建立对它们的因果模型。

希腊人把事物和事件分类；出于系统描述、预测和解释的目的，产生有关它们的规则。

这造成了他们在一些领域上的进步（一些人说是发明）。

这些领域包括物理学、天文学、几何学、形式逻辑、理性哲学、自然历史、历史以及人种学。

许多重大的古代文明[包括较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和埃及文明（Egypiancivilization），以及后来的玛雅文明（Mayancivilization）]在许多科学领域都进行了系统观察，但只有希腊人尝试从假定的内在实质因素（underlying physicalcauses）的角度来建立这些观察的模型（Cromer,1993;

Kane,2000;Lin,1936,p.84;Toulmin&Goodfield,1961）。

古代中国人与和谐

古代中国人和希腊人形成了特别有价值的对比。

同希腊人的个人能动性意识相对应，中国人具有相互社会责任（reciprocal social obligation）或集体能动性（collective

agency）意识。

中国人以为，个人是紧密结合的集体的一部分，不管这一集体是家庭还是村庄；个人行为应该受到群体期望的指导。

中国主要的道德体系儒家学说（Confucianism）本质上就是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以及朋友之间责任的详细说明。

中国社会使个人强烈感到，他们只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而且通常是良性的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

在这个社会有机体中，规定的角色关系是道德行为的指导（Lin,1936;Munro,1985）。

人们认为，个人权利是整个社会权利的“一部分”。

“等级体系中的角色履行优先于大多数其它利益”

（Munro,p.11）。

对集体能动性的这种强调导致中国人十分重视内群体和谐（harmony），“当社会群体的成员履行其职责时，他们不会越过职责范围或与那些职责相伴的期望”

（Munro,1985,pp.20-21）。

在社会群体中，任何形式的对抗（如辩论）都不会受到鼓励。

公元前600年到200年，有一个叫做“百家争鸣”（hundred schools）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辩论至少在哲学家之间发生了（Yang,1988），但尽管如此，“却从来没有发展出‘争论精神’，也没有发展出‘自由公开辩论的传统’”（Becker,1986,p.78）。

“在哲学、医学以及

其它领域中，确实有对其它观点的批评……但一般说来，同希腊人（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可以为自己争辩）相比，中国人更容易让步”（Lloyd,1990,p.550）。

因而，在一个不鼓励争辩的社会里，一个人与他人争论则必然树敌（Cromer,1993,pp.73-74），而且“惹上官司本身就是不光彩的”（Lin,1936）。

在技术上，中国文明远远领先于希腊文明。

人们认为，中国人独立发明了灌溉系统、墨水、瓷器、指南针、马镫、手推车、深钻、水闸、水密室、明轮轮船、绘图法、免疫技术、地震仪和声象仪（Logan,1986,p.51）。

当这些技术在中国出现时，希腊还什么都没有。

但大多数专家认为，人们不应该把这些进步看作是科学理论和研究的结果

（Cromer,1993;Kane,2000;Logan,1986）。

相反，它们反映了中国人在实用性上的天才

（Nakamura,1964/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