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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研究
工业工程课题研究报告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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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
背景：
按照国际规定，65周岁以上的人确定为老年；在中国，60周岁以上的公民为老年人。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日益加重，中国的老年人越来越多，所占人口比例也越来越高，2011年我国老年人口比重达13.7%。
2012年10月23日，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日前发布消息称，2013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2亿，未来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进入快速增长期，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随着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人面临着养老、医疗以及精神赡养等诸多社会问题，值得各界关注。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口的数量控制上，因为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由于这些原因，中国长期以来的人口政策都是偏重于数量控制的。
，然而，近些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发生着强烈的改变，中国正逐渐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各项科学研究得出的数据显示：
中国人口老龄化已经非常严重。
由于人们的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
这是人们生活水平和保健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是民富国强的标志。
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防止老龄化，而是如何应对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
由于人们少生孩子而产生的老龄化。
这是人们生活压力加大和国家政策即计划生育的实行所决定的。
所以老龄化问题的来临是必然的。
尤其是在不发达的中国这一问题显现的更加严重。
21世纪中国出现老龄化现象是20世纪50到60年代高生育、低死亡的必然后果，与世界人口发展趋势一致。
一、我国人口政策对老龄化的影响
计划生育自上世纪70年代起实施至今使我国少生3亿多人，降低了21世纪中期老龄人口的数量，从而减轻了社会抚养老人的负担。
成功的计划生育工作使我国的劳动力总量直到老龄化严重的21世纪30年代前后，仍可保持在总人口50%以上。
但是我国人口多土地少，资源相对缺乏仍将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
我国经济发展正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政策，统筹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
随之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从20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政策经历了鼓励增长、放任增长和严格控制增长等几个阶段,这既有历史的必然因素,也有主观决策的失误。
计划生育也是造成我国现今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口政策一一一阶段时期
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
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
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
1954~1959年：
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
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
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
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
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政策。
1991年至今：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
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
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
“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
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
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
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
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
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
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背景原因：
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奋斗目标，而这样的奋斗目标又是同人均1000美元的追求相联系的。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由此定下了中国人口政策的基调：
“一胎化”，表面上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但在计生实践中，“提倡”往往变成了强制。
3、稳定完善的生育政策继续抑制生育率反弹与出现转机的第三个十年
1991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实际生育控制能力与政策间的差距，实事求是地做出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
切合实际地将1991～2000年人口计划控制目标，定在年均自然增长率为12.50‰以内，即总人口2000年末控制在13亿以内。
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要完成这一人口计划，非得尽最大努力不可，否则，该计划仍会落空。
90年代末期，全国生育水平已低于更替水平，自然增长率已降低到10‰以下。
可以说：
90年代是在耗用10多年时间下大力气抑制生育率反弹后，控制能力才逐步回归到久违了的1980年生育水平，然后，继续有所下降，最终呈现转机的十年。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
（一）我国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冠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20多年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测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接近1.32亿，我国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我国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20%，占亚洲老年人口的50%。
联合国预测，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将一直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0%；21世纪下半叶，中国也还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
解决好我国老年人口问题，对亚洲和世界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
各国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社会时间
法国115年瑞士85年
美国60年英国45年
日本25年中国18年
由于底部老龄化与顶部老龄化同时作用，我国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
由于我国人口政策的作用，改变了世界老龄人口的发展格局，即人口老龄化不仅成为发达国家的问题，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中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较弱，制度准备也较为迟滞，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
（3）我国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很大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呈渐进的步伐。
当它的65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7%时，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
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呈渐进的步伐。
当它们的65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7%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000~10000美元以上。
而中国进入老龄化国家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800美元，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是“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我国属于“未富先老”，目前位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应对人口老龄的经济实力还比较簿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压力很大。
充足稳定的养老金供给是养老保障制度的核心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我国的快速老龄化将导致抚养结构的根本性转变，造成在本已较迟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情况下，养老金缴费者急剧减少和领取者大量增多，养老金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一方面，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资金支付压力逐年加大。
1980年我国在职职工与离退休人员之比为l2.8:
1，2004年锐减到3:
1，养老负担急剧加重。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窄，只在城镇建立起养老保险制度，绝大多数农村老龄人口还没有纳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因此，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任务十分艰巨。
（4）老年人口在区域分布上不均衡
2005年底，我国农村老年人口为8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40年。
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面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
这是我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另外，人口老龄化趋势，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但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因此城乡老龄化程度正在接近，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愈益突出。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
如上海市老年人口2000年已达238万人，占总人口的18.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人，占总人口的32.7%。
2000年北京老年人口为188万人，占总人口的14.6%。
2025年将会猛增到416万人，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目前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
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低于东部。
东部上海在1979年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和最迟2012年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西部宁夏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
（5）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
在人口学中将老龄人划分为三种：
60-69岁为低龄老年人
70-79岁为中龄老年人
80岁以上为高龄老年人
除老年人口正在逐年增加，如前所述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1.67亿，且绝对数字正在迅速不断增加。
同时，我国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老龄人口正迅速向高龄化方向发展。
据统计，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人正以年均5.4%的速度增长，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更以7.1%的速度增长。
80岁以上高龄老人总数，1997年为800万人，2000年突破1000万人，2010年则已超过1700万人，2020年将增至2780万人。
我国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几率高，高龄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
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更需要生活上的照料。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原因
（一）死亡率降低，平均预期寿命增加
建国后消除了战争对人口死亡的影响。
政府采取措施减少或根除了饥荒、疾病、溺婴、社会剥削等因素，基本上控制造成人口大批死亡的霍乱、天花、疟疾，还着手完善和提高了医疗、卫生设施和保健服务水平。
我国人口的平均死亡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10.6‰，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5.2‰。
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90年的69.82岁。
人口平均出生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42.2‰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13.9‰，1998年下降到9.72‰。
2000年以来进一步下降到9.0‰以下，自然增长率更降至5.0‰左右。
人口再生产模式完成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
在平均寿命延长的初期，最大的受益者是婴儿和儿童。
婴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200％左右急剧下降到两位数，这就使得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绝大部分婴儿有更为良好的生存机会活到老年。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2007年世界卫生报告》，中国男女平均寿命分别为71岁及74岁。
（二）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高生育率的影响
建国初期和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一五”时期，许多城市市大规模经济建设，迁人大量青壮年人口，这包括外省市的人口，也包括县城和大量农民等寻求生存的人，这是导致20世纪50年代人口机械增长的原因之一。
在此之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过去在战争时期受到抑制的生育率产生反弹，与全球这时期的“婴儿热”一样，结婚生育出现高潮，我国人口出生率处于40‰以上的高水平，死亡率在10‰以下，自然增长率保持在30％o以上的高水平。
当时每对夫妇平均生育子女数一度超过七个，这些人口群体绝大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步入老龄人口行列，从而增加了老年人口比例。
（三）“文革”期间人口生育的无政府状态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负责计划生育的机构取消了，人口生育又处于无计划、无控制状态，在此期间出生率基本处于30％以上的较高水平。
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到10‰以下的低水平，而自然增长率基本保持在20‰的较高水平。
这期间出生的人口数量极大，到目前其年龄结构基本在40—50岁左右，为我国今后人口老龄化快速增长的步伐打下了深深的伏笔。
（四）“文革”后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
1973年我国恢复了计划生育组织机构，群众对计划生育有了新的认识，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于1979年首次降至8.9‰，受人口惯性作用的影响，出生率始终在20‰左右，死亡率保持在5‰左右的低水平，自然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0‰以下。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完善。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人口出生率保持稳步下降，1991--1999年人口出生率在9‰～12‰之间。
2000年以来，人口出生率进一步下降到9‰以下，自然增长率更降至5‰以下，人口再生产模式完成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
四、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但对于经济还不发达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提前来临无疑会给中国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和强大的压力，人的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个人养老费用要占据其一生收入更大的比重，家庭要为养老支付更多的财富，社会要为养老提供更多的资源，这些都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格局的改变。
具体说来，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主要有以下影响：
（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力成本升高，对老人赡养比上升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供给方面。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时代正逐步走向过去，因此必须改变原有单纯依靠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也就是“转方式、调结构”。
多年以来，我国依靠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客观的看，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的就业难题，也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充分发挥了我们的比较优势。
然而，这种发展方式的弊端却是产品的技含量低、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同时需要足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作为支撑。
因此，在我们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力资源正将逐渐变为稀缺时，我们就必须转变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
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从总体来说，人口老龄化发展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
在人口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由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较大，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较小，甚至小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的幅度。
由此可见当老年人口比重上升越大，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会越来越小。
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萎缩就意味着就业人口的减少。
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力资源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的更新滞后，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
这种情况在欧美发达国家表现的比较明显，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成为制约他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中国来说，现阶段劳动力资源还是丰富的，但随着老龄化问题的来临势必会造成中国劳动力数量的下降，进而会影响劳动生产率，最终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二）人口老龄化对投资、储蓄、消费的影响
当社会中老年人比例上升，国民储蓄倾向降低，资本形成能力下降。
而且，人口老龄化改变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相对价格，劳动力相对资本变的稀缺，因而资本的价格相对劳动力不断下降，这会降低人们的储蓄动机，增加消费，使得储蓄减少。
一般来说，未成年人口无力储蓄，老年人口减少投资并开始动用储蓄，人口老龄化会使人口从劳动状态转移到退休状态，使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都成为单纯消费人口，成为劳动力人口提供税收的享受者，这样无疑形成税基缩小，税收减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比例降低，单纯消费增加。
当然从近期看，消费增长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从长期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为使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后劲，必须继续扩大积累，持续增加投资。
（三）人口老龄化对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
老龄人口的体力、智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下降，患病率上升，创新能力下降。
因此不利于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许多年事已高的科技工作者仍奋斗在技术创新攻关第一线，掌握核心技术，另外中国现在的科学技术中坚力量多为1962—1973年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3亿多,他们在2022年陆续进入60岁;又由于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青少年人口比重下降,某些科学技术领域面临新老人才断层,应付老龄化挑战局势严峻。
（四）、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影响家庭结构和赡养功能
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老人日益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的代际人口结构呈“四二一”和“四二二”型。
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必然导致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的上升。
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50年（7.26）到1970年（7.68）经过短暂的增长后开始了平稳的下降。
然后从1970年（7.68）开始，老年抚养比开始了不断上升的阶段，直到2050年的38.88%，此时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之比还不到3：
1，即平均三个劳动年龄人口要养活一个老人。
从微观层面上看，当我国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后，家庭的代际抚养比就会出现大幅度提高。
未来我国家庭现阶段的普遍模式是4：
2：
1，一个成年孩子将负担6个长辈。
虽然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实行有助于缓解家庭负担，但这一模式的高家庭抚养比仍将影响年轻劳动力的收入支出。
（五）、人口老龄化使政府财政负担加重
我国目前的养老方式：
一是由政府承办的社会基本养老；二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三是以个人储蓄为主的自身养老。
事实上，年轻的一代也已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因此，政府便承担了更多社会养老方面的压力。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政府对于养老的财政支出占得比重越来越大，财政负担也越来越重。
而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匮与否，决定了财政收入的多少。
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劳动人口比例的减少，给我国的财政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6）、区域人口老龄化使完成脱贫任务更加艰巨
中国在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绝对数量大，社会供养矛盾突出。
中国城市老年人的绝大多数享有退休金，但其经济收入受所在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物价等因素影响较大，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农村老年人则主要依赖家庭成员资助生活养老，其生活水平不仅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而且受子女实际供养能力的制约。
老年人尤其农村老年人的医疗需求还难以满足。
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调整过程中，老年人贫困风险增大。
（7）、人口老龄化使家庭和社会矛盾频发
由于赡养老人问题导致夫妻、兄弟姐妹间矛盾不断，关系紧张。
同时许多年轻人在赡养问题上与老人分歧巨大，出现父母与子女间关系竞争，甚至虐待老人。
由于各种社会压力不少核心家庭中的夫妻都会将“养子女”作为一种仅仅是繁衍家庭后代的工作，而“育”的工作往往交回给自己的父母，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沟也是的两代人之间的产生了诸多的矛盾。
近年来，老年人犯罪的案件呈上升趋势，且具有新特点，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8）、人口老龄化带来老年人口的心理变化，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帮助
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活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的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
对于逐渐增加的独居老年人来说，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问题就更为突出。
此外，
（9）、医疗、保障体制的影响
一是现行养老保障体系还不适应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要求。
充足稳定的养老金供给是养老保障制度的核心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我国的快速老龄化将导致抚养结构的根本性转变，造成在本已较迟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情况下，养老金缴费者急剧减少和领取者大量增多，养老金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一方面，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资金支付压力逐年加大。
1980年我国在职职工与离退休人员之比为l2.8:
1，2004年锐减到3:
1，养老负担急剧加重。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窄，只在城镇建立起养老保险制度，绝大多数农村老龄人口还没有纳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因此，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任务十分艰巨。
二是医疗保障体制不适应老年群体迅猛增加的要求。
老年人是医疗卫生资源消费的主体，据统计，60岁以上老人余寿中约有2/3时间为带病期。
而目前我国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分布不均衡，医疗保障制度覆盖面小，政府投入相对不足，个人负担费用上涨过快。
老年人口总量的迅速增长，对医疗资源的消费和占用越来越大，而支付能力有限，这将给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和严峻考验。
三是老年照料服务体系不适应老年人服务需求增长的要求。
不断增多的高龄、病残、独居老人，要求提供社会照料服务需求的日益增多。
目前，我国约有3250万老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长期照料护理服务。
但社会养老床位数占老年人的总数只有0.84%，，而发达国家约为7%。
这表明，我国老年照料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服务能力需要大力加强。
四是传统管理体制不适应社会化管理和服务的要求。
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化和政府职能的转换，企业退休人员由“单位人”转为“社会人”，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都将进入社区，对其实行社会化管理和服务已成必然。
这就要求社区承担起健全老年工作机制、培育和发展老年群众组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提供老年活动项目、活跃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引导老年人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等任务，迫切要求加强社区建设，发展社区服务。
但我国的社区建设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社区服务体系还很不健全，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都亟待快速提升。
5、面对人口老龄化应该采取的一些措施
（一）政府将实施健康老龄化战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长期规划
我国提出健康老龄化战略内涵主要包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等内容。
这是对我国老龄工作的总结概括，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是解决好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主体思路。
提高对老龄化问题的认识要加强宣传和引导，强调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的严峻性，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紧迫性，以及实施健康老龄化战略的重要性，提高各级政府和领导的思想认识，增强全社会的老龄意识。
将实施健康老龄化战略纳入国家长期发展规划中，结合我国经济发展进程和城乡不同情况，精心设计和构建我国老龄工作体系，明确提出目标要求、工作重点。
同时要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把本地区老龄工作列入工作日程，根据国家的要求，结合实际，纳入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采取分工负责和齐抓共管方式。
（二）认真贯彻“积极老龄化”的思想
“积极老龄化”是2002年4月联合国在西班牙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上，由世界卫生组织向大会提交的一份“积极老龄化”书面建议书，被大会所接受，并写进大会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中，成为大会最突出的成果。
是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应对21世纪人口老龄化问题而提出的老龄发展战略。
“积极”一词，是指人们不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不仅仅指身体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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