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派早期几个代表人物对传播研究的思想贡献以库利米德帕克杜威为例.docx

芝加哥学派早期几个代表人物对传播研究的思想贡献以库利米德帕克杜威为例.docx

《芝加哥学派早期几个代表人物对传播研究的思想贡献以库利米德帕克杜威为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芝加哥学派早期几个代表人物对传播研究的思想贡献以库利米德帕克杜威为例.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芝加哥学派早期几个代表人物对传播研究的思想贡献以库利米德帕克杜威为例

芝加哥学派早期几个代表人物对传播研究的思想贡献--以库利、米德、帕克、杜威为例

内容提要：

本文从“芝加哥学派”四位早期代表思想中与传播研究有关的方面入手，首先梳理了四人与传播有关的共同思想，有：

对共同体的一致向往和追求，把传播置与人类本性地位和想象性传播。

在文章的后一部分，分别论述了四人对传播研究各自的理论贡献，即：

库利的“首属团体”和“镜中自我”；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杜威的“分享经验”；帕克的“大众传播理论研究”。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E.M.罗杰斯（EverettM.Rogers）在著作《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AHISTORYOFCOMMUNICATIONSTUDY----ABiographicalApproach）一书中对四位“芝加哥学派”的重量级人物的共同特征做过归纳，其中有一段话可能不会引起读者太多的注意，即：

他们都生于1859—1864年间，大约是美国内战时期，并且都是在小城市长大。

他们都有新教和道德主义的背景，但是由于科学的教育，他们试图成为社会生活的客观观察者。

他们都是改良派——通过更准确地理解社会问题而对抨击社会问题发生兴趣。

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主张为了美国民主制度能够在城市共同体中繁荣兴盛，社会进步是需要的。

J.杜威、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这四位“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生长的小城市环境与正在形成的大都市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

有一组数据表明了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美国的第二大城市芝加哥的发展情况——“在1880年至1890年这10年中，城市人口翻了一倍，至1910年，又翻了一倍。

芝加哥在文化多样性方面特别突出。

1900年，170万人口中的一半是生于外国的人，其他的许多人是出生在外国的父母的后裔”（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45）。

在他们四人中，除库利一直留在安阿伯以外，另外三人在小城镇长大以后，“都尽可能地割断了他们的乡村之根，过起了城市生活”（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57），但是他们四人在小城镇长大的经历正是他们对于在小城镇的特殊氛围营造出的“共同体”怀有共同追求的真正动因所在。

其次，新教和道德主义背景使他们对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各种特殊社会群体怀有深深的同情，并且从沟通、传播的意义上来解释问题。

第三，改良派的社会实践不是为了建立理论框架，而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通过研究人和社会的关系思考着如何把芝加哥变成一个“共同体”。

第四，乐观主义的研究态度使他们没有太多地注意到由于传播、传媒所带来的负效应，而对大众传媒促成“共同体”的形成抱有一种共同的希望。

这一点，也是“芝加哥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最大的区别之一。

为了对J.杜威、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四人对传播研究的思想贡献进行较为全面地读解，我从他们共同的传播观念和各自的传播理论贡献两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四人共同的传播观

J.杜威、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以及“芝加哥学派”早期的其他关键人物，如A.莫尔斯、W.I.托马斯、E.吉伯斯等，无论其各自的理论侧重点以及理论建树有多么巨大的不同，但在他们的理论训练、所接受的前人的理论影响方面及其各自的理论贡献的思想内核里均有着大致相同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即将要论述的J.杜威、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四人的情况显得更加突出。

J.杜威在密歇根大学做过库利和帕克的老师，杜威在密歇根大学以及后来在芝加哥大学，与米德是关系非常要好的同事。

我在前面的引述的罗杰斯的那段话已经点明了他们四人的共同特征的某些方面，但只是侧重于身份方面的某些共同特征。

在这里，我所要论述的是他们四人丰富的思想成果中与传播研究有关的思想的某些共同特征。

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对“共同体”的一致向往；把人类传播和沟通置于人类本性的地位；对想象式传播的想象。

一、“共同体”的一致向往和追求。

“共同体”是杜威的经验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同时，“共同体”也是被“芝加哥学派”早期几位重要代表人物经常性使用着的一个实践概念。

这一由杜威经验哲学提出的理论概念成为了包括杜威本人在内的“芝加哥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的著述中频繁地使用着的一个实践概念，在米德、库利以及帕克的著述中，我们也可以觉察到这种共同的思想影子。

在实践哲学的层面上，“共同体”成了民主社会的代名词。

这种对于“共同体”的共同追求，正如我们在前面引述罗杰斯的归纳时提到的，是典型的小城镇成长环境所造就的。

工业革命的如火如荼地展开造就大都市，但是正如杜威所声称的：

“由蒸汽和电创造的大社会（theGreatSociety）可能是一个社会，但是它不是一个共同体”（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69）。

而这里杜威所谓的“共同体”，正是一种在既往他们自己出生并成长的小城镇所构筑出的群体中的个体之间亲密交往、和善而居的一种社会状态。

对于由工业革命所聚集起来的具有共同的目的、貌似协调一致的“大社会”，杜威敏锐地觉察到其中的个体之间的疏离，与他所追求的“共同体”相去甚远，他说：

“甚至为一个共同目的工作的个人也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群体。

一部机器的各个部分，为着一个共同的结果而以最大限度的相互合作进行运转，但是他们并不形成一个共同体”（杜威，1937，王承绪，2001，P9-10）。

在米德的经典著作《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所构筑出来的，何尝又不是一个“共同体”的理想图景。

在论述中，米德曾把“共同体”概念转化到了更为具体的层面上，他说：

这里存在我所谓的“一般化的社会态度”，它们使有组织的自我成为可能，在基本相同的情景下，共同体中就会存在某些活动方式——就任何一个人来说，这些方式都是我们在采取某些步骤时，我们在其他人那里所引出的活动方式。

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权利，那么我们就会由于这些权利具有普遍性而导致某种明确的反应——这种反应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或者说是都可能做出的反应。

…因此，在我们所生活的共同体中存在许多这样的共同反应系列，而这些反应就是我们所谓的“制度”。

制度表现了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对一种特定情景所作出的共同反应。

米德从“制度”的层面上来具体展开与“共同体”有关的论题，这是因为他坚持认为：

“没有某种社会制度，没有构成各种社会制度的有组织的社会态度和社会活动，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完全成熟的个体自我或者个体人格”（米德，霍桂恒，1999，P282）。

但是，米德的论述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具体制度的层面上，他所论述的制度，其实质是一种“制度理性”。

正如米德自己所说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理性（rationality）所表现的共同体更大的共同体是不可能存在的”（米德，霍桂恒，1999，P287）。

如果说在杜威和米德的著作中频繁地使用着“共同体”的词汇，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除了表征着杜威和米德思想的某种相似程度之外，还说明杜威和米德的思想更多的是宏观的层面上来着手讨论这一问题。

到了库利和帕克那里，这样的宏观视角就明显地有所缩减，更多是更深入的关于“共同体”内部以及发展的“有机”原则的论述。

从“共同体”论述转为“有机体”的论述是杜威、米德和库利、帕克四人之间思想的一个变化，但是无论使用什么样的表述方式，其思想的脉络是一脉相承的，并无思想的中断和转向。

在库利的作品中，虽然很少出现“共同体”这样的词汇，但是在库利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他对于“社会秩序”、“社会组织”、“社会过程”的论述中，始终是站在一种人性的角度上来展开的，这种人性化的社会秩序、组织和过程，同样也是“共同体”的代名词。

进而，库利坚持“人类生活过程的一种有机论”的观点，对此，库利解释道：

“如果我们把社会理解为人类生活的整体，那么称它为‘有机体’应该是合理的。

它的意思是说，在社会中影响可以从一个部分向另一个部分传递，从而社会的各个部分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库利，洪小良等，2000，P21）。

帕克在阐述这一大致相同的有机体社会的理念时使用了与前三人不同的一种论述方式，他在强调社会有机体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派（sect）和群（crowd）。

对于这两个概念，帕克从各自的内涵特征上作出了区分。

所谓“派”指的是：

a构成元素的异质性；b这种异质元素之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可以被一种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所击活。

而“群”却象是“一大堆没有凝聚力的沙子”。

帕克沿用了sect一词中“教派”的含义来阐述群体的有机构成，而crowd（群）一词，所表述着的是一个内部缺乏长期的有机构成、运动的个体的复数，这和杜威所讲的“由蒸汽和电创造的大社会（GreatSociety）”是同样的意思[v]。

而帕克自己的说法则是：

“赋予‘共同体’社会特征的不是其结构，而是协作行动的能力”（帕克，1954，P15）。

帕克认为：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城市与乡村的最根本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其所结集的集团和个体数量上的规模，而在于这些不同的集团之间为了共同的行动结集和组织起来的程度”（帕克，1954，P15）。

如果仅仅一般意义上来理解四人对于“共同体”的一致追求，这种的思想贡献只具有一般的社会学意义，谈不上对传播学研究有什么思想贡献。

但是，在进一步考察四人对于“共同体”的论述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四人在展开这一论述时的一个共同的立论起点或“底线”，那就是思想和情感的传播和自由地沟通。

同时，思想和情感的自由沟通也是四人共同追求的“共同体”实现的目标之一。

杜威在否定“由蒸汽和电创造的大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的同时，他认为：

“仅凭传播就能够创造一个大的共同体”（杜威，1927，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69）。

关于这一点，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有归最为精辟的论述。

他说：

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

在共同、共同体和沟通这几个词之间，不仅字面上有联系，人们因为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而沟通乃是他们达到占有共同东西的方法。

为了形成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他们必须共同具备的是目的、信仰、期望、知识——共同的了解——和社会学家所谓的志趣相投。

这些东西不能像砖块那样，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也不能像人们用切成小块分享一个馅饼的办法分享。

保证人们参与共同了解的沟通，可以促成相同的情绪和理智倾向——对期望和要求作出反应的相同的方法。

在米德建构他的社会哲学的三个层面——心灵、自我与社会——上，在他所建构的“共同体”中，传播和沟通也是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存在的。

在“心灵”层面上，米德由冯特的“姿态”概念出发，用“有意味的符号”概念来阐释他的传播观，这一构成了米德“符号互动论”思想重要部分的内容在后面还会有更详尽的论述。

在“自我”层面上，米德使用了“一般化的他人”（thegeneralizedother）的概念，在对“一般化他人”概念做了解释之后，米德又说道：

“就这些由人类个体的抽象的社会阶层或者子群体而言，涵盖面最大、范围最广的社会阶层或者子群体，也就是由逻辑的论域（或者普遍的有意味的符号系统）所界定的社会阶层或者子群体，而这种逻辑的论域则是由诸多个体的参与状况和沟通互动状况决定的”（米德，霍桂恒，1999，P171）。

在“社会”层面上，米德把其他人参与包含在内的沟通原则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

并且他继续着他已经论述的“角色扮演”的说法，对这种在人和动物中都具有一般性意义的沟通行为做了区别，他说道：

“正是个体通过承担另一个人的角色而对自己的反应进行的这种控制，从这个群体的行为举止组织的观点来看，使这种沟通具有了价值。

它能使这种合作活动过程比其在畜群中，或者在昆虫社会中进行得更加彻底”（米德，霍桂恒，1999，P274）。

库利把社会看作一个互动的有机整体，在《社会过程》一书中，他曾饱含激情地写道：

“人类精神不能在任何一条隔离的窄道上走得太远：

那儿必须有人类群体，必须有崭新的刺激，必须有同类人的激情和交流”（库利，洪小良等，2001，P13）。

沿用罗杰斯的说法，帕克利用了进化论，特别是利用了达尔文生存竞争的观念，区分了四种主要的社会进程——“竞争”、“冲突”、“适应”、“同化”。

在这四种主要的社会进程中。

罗杰斯认为，所谓“冲突”，是彼此相互联系和传播单元之间的竞争；而“同化”则是“文化要素的交流和共享，由此导致一种共同的文化”（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88）。

正是杜威、米德、库利和帕克四人共同的小城镇生长的背景与正在进行着的都市化之间的冲突使他们在面临共同的社会现实与四人之间密切的关系所导致的相互影响，使得他们对恢复在既往的小城镇（或小社会）所构筑着的“共同体”抱着一种强烈的期望。

但是这种怀旧式的期望不是倒退的，而是一种进步的追求。

在他们对于“共同体”的论述中，所强调的是一种社会有机体的观点，而这种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正是通过传播和沟通实现着的。

二、把人类传播和沟通置于人类本性的地位。

在“芝加哥学派”的四位早期代表人物那里，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与作为人类本性的“传播”（communication）是不可分的，正是在此基础上，人得以存在、发展和演化。

在前面我们对四人关于“共同体”的论述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这种紧密结合。

在这里，我们将重点考察四人传播思想中把传播和沟通等同于人类本性这个侧面。

这也是“芝加哥学派”早期四位代表人物在传播思想史上最璀璨的思想光辉之一，是传播思想史上最彻底的革命。

在“芝加哥学派”衰落之后所兴起的传播学研究，在施拉姆所确立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后的传播学研究历史，很少人再有这样彻底的人文关怀。

“法兰克福学派”用最猛烈的炮火对非人性化的传播进行无情地轰击，从这一点上来看，两个学派所采取的方式不同，但是在思想上却有某些共通之处。

在以后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推陈出新而日益兴盛的传播学研究中，日益微观研究视角和日益娴熟的研究方法渐渐远离了这一人类传播最根本的前提。

在这种状况下，重新考察“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的“作为人类本性的‘传播’”的思想，具有迫切与深刻的现实意义。

美国学者彼特斯（Peters）在一篇文章中论述过与这种人性化的传播大致类似的观点，他创造性地区别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念，一种是Communication，另一种是communications。

这两个从形式上看只具有单复数区别的词所包含的理念天差地别，尤其对于后一个词，我们无法找到恰当的中文词汇表达。

对于Communication一词，彼特斯沿用了库利的解释，认为“Communication（传播）在这里意味着一种促进人际关系的心理机制，即所有的心灵符号以及经由空间上传播从而在时间上得到保留的手段”（彼特斯，1999）。

在对communications一词进行解释时，彼特斯沿用了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的说法，认为communications是“被传播和接受着的观念、信息和态度的制度和构成”。

进而，彼特斯列举出了一个杂乱的几乎包括了所有有意义的媒介种类的清单，来对communications所包括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这其中包括墓碑、象形文字、邮票、电报、电视机、网络等等。

彼特斯批判了传播学研究中的一种倾向，即“认为communications能够解决传播（communication）的问题”。

在彼特斯看来，传播同逻格斯（logos）一样，是人类本性的组成部分，他所批判的正是由communications所构筑着的“工具论”的传播研究倾向。

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在彼特斯那里出现了“芝加哥学派”的几位早期代表的思想的复兴。

“芝加哥学派”的几个早期代表把人与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其关注的焦点，从有机体具体到其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进而把这种关系看作是人的本性。

在这一点上，杜威、米德、库利和帕克四人的思想上有共同之处，但在具体的论述上，以库利和米德的最为精彩。

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库利以“遗传”和“本能”作为逻辑起点，根据进化论的观点，创造性地把生命的传递线比喻为一条河流和沿着这条河流的一条公路，前者传递的是自然生命，后者传递的是社会生命。

“河流是遗传或者动物传递，公路是交流或者社会传递。

河流里传递的是生物种质，公路上传递的是语言、交流和教育”（库利，包一凡等，1999，P5）。

库利进一步论述道：

“人的社会生命起源于与他人的交流。

首先通过他们对触摸、音调、手势和面部表情的感受，而后又通过他逐渐掌握的语言来达到交流”（库利，包一凡等，1999，P6）。

库利从“遗传”和“本能”这一逻辑起点开始，接着他论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的真正主题。

库利认为：

“‘社会’和‘个人’并不代表两个事物，而只表示同一事物的个体方面和集体方面”（库利，包一凡等，1999，P27）。

社会与个人如何发生作用？

在库利看来，是通过“交流欲望”实现的，他说：

“这种交流欲，像其它所有本能一样，与社会经验联系在一起，并随着时间的推移，组合成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意识整体。

在这个整体中，其中的社会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根据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而相应发展。

这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其中包含着不断的变化和交织，正如我们在人类本性的其它方面所看到的那样”（库利，包一凡等，1999，P63）。

在这里，库利十分大胆地把“交流欲”作为人类本性的一种重要方面提出来，罗杰斯在总结“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时提到的“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在这一点上，库利的贡献无疑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关于米德在这方面的思想，正如我们在前面部分中已经阐述过的，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中在各个层面上使用着的不同概念，如“有意味的符号”、“一般化他人”、“角色扮演”等等，在米德的庞大社会哲学体系的各个层面上均离不开传播和交流。

在该书的一开始，米德就这样说道：

“我希望提出的研究方法的要点是，从社会的观点出发，至少是从认为沟通（communication）是社会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出发，来研究论述经验”（米德，霍桂恒，1999，P1）。

在这里，米德所说的“社会秩序”与库利的论述应该是一致的，即一种合乎人类本性法则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机制。

所谓的“符号互动论”，其更深刻的社会学意义在于“通过认识个体如何赋予他们与其他人交流的符号信息以意义，从而理解社会行为”。

在库利和米德的研究中，在对人类社会行为的探究中，把传播和沟通放到了一个不容质疑的人类本性一部分的地位上，这是他们共同的一个思想的“底线”，但却不是他们所要解释的根本问题所在，他们所要解释的是现实中的社会行为。

这样就使得他们的思想有了实际的落脚点，而不是流于泛“人类性”的讨论中。

对于他们置于人类本性地位的传播观点，也应该从这一角度上来理解。

帕克在集体行为的层面上来研究人类本性，帕克认为，“人不是生下来就是人”，人之所以为人，是在缓慢地与伙伴的接触、冲突与合作中获得的。

他说：

“不仅仅这些，即我们在决定或限定我们同伴的外在行为时的所有的直接或间接参与性，是人类本性中许多的基本的特性之一；而且那种迫切需要对共同生活的参与也是人类基本特性之一，所谓共同生活，比如认可，理解以及对同情的渴望等”（帕克，1954，P20）。

在帕克看来，人性来自于合作，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并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

所有这一切，均离不开符号、语言、意义，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和前三个“芝加哥学派”的早期代表一样，杜威在考察一切人的问题时均把“传播”与“沟通”纳入人类本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这样写道：

“社会生活不仅和沟通完全相同，而且一切沟通都具有教育性”（杜威，1937，王承绪，2001，P10）。

在这里，杜威所使用的“生活”一词指的是“个体和种族的全部经验”。

在杜威的哲学中，经验自身不仅意味着它“首先是一种行动的事件”，同时它也是“人类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进行的交流”（塔利斯，2002，P52）。

在“芝加哥学派”的四个早期代表人物那里，虽然他们使用着各自不同的概念来阐释着一个共同主题——工业化背景下社会有机体或共同体实现问题——下不同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以及相关的理论命题。

但是在他们所有这些论述中，对于传播和沟通的重视以及把传播与沟通置于一种人类本性的地位来看待，则是他们四人思想上的共通之处。

这种人本主义的传播观在强调“共同体”或社会“有机体”的同一性的同时，同样强调个体个性之间的差异，这也正是我前面引述过的杜威所说的“这些东西不能像砖块那样，从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也不能用切成小块分享一个馅饼的办法给人分享”这句话所隐含的深刻含义之一。

这一点，在米德对“心灵”、“自我”、“社会”的论述中，在库利对于“人类本性”、“社会秩序”、“社会过程”、“社会组织”，以及帕克对于“集体行为”、“新闻与舆论”等论述中均可以找到共同的思想观点。

罗杰斯在总结这四人思想的共同特征时使用了“人类传播的主观主义”的说法，他对此的解释是：

“信息的接受者以某中为其所特有的方式解释信息的内容（而不完全如同信源所意图的那样）”（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57）。

罗杰斯在分析了“芝加哥学派”以后的传播学研究转向后说道：

“这种主观主义后来被Ｃ.E.香农的数学传播模式所淹没”。

在此，我们暂且不论罗杰斯的这种“主观主义”的归纳是否恰当，但是，“芝加哥学派”的这四个早期代表人本主义传播思想中对于处在整个传播关系中个体的尊重却是共同的。

在传播学研究走向了模式化、定量化的研究道路以后，一方面是由“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开创的置人类传播于人类本性的理论“底线”的日益模糊，另一点是对传播关系中的个性化色彩的抹杀，即便在表面上听起来是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效果研究中，同样忽视了这一点。

三、对“想象式传播”的想象。

如果说传播的人类本性观点是“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传播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基础的话，对共同体的一致向往和追求是他们共同的社会责任。

四人共同经验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的大厦，主要是由杜威建构起来的。

无论是他们对于人类本质特性的阐释还是他们对于不同的社会命题的回答中，传播和沟通均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与以往学者的论述相比，这一思想的源头其实还可以不断地向后推进，但是在论述的系统性、强调程度以及社会实现的最普遍意义方面上，我们可以觉察到他们在继承前人的思想上所实现的超越。

尽管如此，这还不能说明“芝加哥学派”四位早期代表人物传播思想的全部。

他们四人共同的传播思想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如果遗漏了这一点，对他们思想贡献的论述会显得有些遗憾。

这一点就是他们在传播、沟通实现方式上的一个共同的也是十分精彩的观点——想象式传播。

以前对于他们四人或其中个别人的传播思想的论述中，对这一点不是完全没有提及，但是对于这一经典性观点的叙述，往往把它淹没在对于一些既定观点的叙述中，具体来说，在有过的论述中，常常把一这点淹没在“符号互动论”的论述中，而没有把这一点单独地强调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学者的“固定陈见”。

我在这里把这一点单列出来，不是为了展示一种思想上的发现，而是为了更系统、全面地认识“芝加哥四老”的传播思想。

这种对于传播实现方式的天才式的观点，是“芝加哥学派”早期研究者隐去之后传播研究随着美国社会学研究方法上的风气转向背离了“芝加哥学派”早期方法成为高度定量的和统计的研究后很少看到也很难看到的东西。

我在这里回顾这一观点，也是重温四人丰富的传播思想中那最精彩美丽的华章。

对于传播如何实现的问题，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想象力和论述方式。

在“芝加哥学派”的四个早期代表人物那里，他们似乎不是在刻意地为回答这一理论提问而进行的有针对性的专题论述，只是因为他们把传播问题置于一个人类本质特性的地位后在讨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时所得到了一个思想的副产品。

我们现在同样不能为了专门论述的需要而过分地强调他们思想中的某些专业贡献。

但是，即使只是他们思想的一些副产品，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于传播实现方式方面思想的精彩。

在库利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他把“交流欲”作为一种人类的本质特征进行论述，而这种人类本质特征的实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