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变动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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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变动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影响

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变动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影响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性社会转变。

这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使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获得快速而全面的发展,其引发的重要结果之一即在民族关系发生重大调整及利益结构分化的基础上,社会成员的构成空前分化,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利益差距扩大化的态势,各阶层间不同利益和价值观念发生冲突,这必然会引发政治领域中的不稳定因素,使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受到影响。

本文拟从社会结构这一角度切入,分析转型时期西北民族地区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原因以及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整合多元利益格局,以稳定求变革,以变革求发展的应对措施。

一、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特征与政治稳定

所谓社会结构,即组成社会有机体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结合方式。

社会结构对政治稳定有重要影响已成为一个不辩的事实。

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结构的现状及发展走向是政治稳定或政治动乱的社会基础。

任何一种社会结构都有其独特性。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

某一时期,整个国家都比较稳定,唯独某一地区十分动荡;某一时期,整个国家都比较动荡,而某些地区或某个地区却相对稳定。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该地区社会结构的独特性。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结构最为突出的特征即结构的“板块式”组合,表现为社会各单元、各部分之间缺乏内在统一性,联系极为松散,社会整合程度很低。

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多维的社会隔离。

①自然隔离。

西北民族地区自然条件属“降雨量少而不可靠、气温低、陡峭山坡等因素严重地限制自然生物生产力”②的边际地带,虽有广阔的草原牧场,但高山、戈壁、沙漠广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西北民族地区内部的地域隔离,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封闭区域,使之各自处于环境恶劣、经济文化落后、缺乏内在联系。

经济隔离。

西北民族地区各具形态的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各具特色的经济方式。

从大的方面讲,西北民族地区大致可以分为农业、畜牧业两大类型。

再细分一些,又可分为农业、牧业、半农半牧三种类型。

再细分下去,又有新的类型。

同为农耕,有河谷平原农业、绿州农业、高寒农业之分;同为畜牧,有游牧和住牧之分,有草原畜牧和山地畜牧之分;同为半农半牧,但其比重各异。

而所有这些经济方式都处于自给或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状态之中,使得不同经济方式间相互隔绝。

这种封闭性又常常因各自的偏见而加深,即使是同一民族而不同地域的人也常常因偏见而相互隔离。

社会隔离。

在长期的社会演进中,处于不同生产方式中的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计方式。

由于生计方式上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加深了人们的隔离。

文化隔离。

西北民族地区为多元文化地区。

西北民族地区文化大体上可分为儒家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现代文化等四大块。

西北民族地区文化隔离不仅表现在儒家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上,而且还表现在有些文化的内部关系上。

如,藏传佛教大体上可以分为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四个主要流派。

其中各派内又有支流。

伊斯兰教主要有逊尼派和什叶派。

这些教派又分出若干派别。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西北民族地区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儒家文化都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而且上述文化内部各派别具有更强的封闭性,甚至产生强烈的排斥心理乃至敌视心理,而这种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文化隔离。

民族隔离。

西北民族地区为多民族聚居地区。

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群众,分属汉、回、维吾尔、藏、哈萨克等40多个民族。

这些民族大都居住在一起,在特定的地域内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地缘关系,大都使用本民族语言,且各民族主体经济活动方式和生计方式迥然不同,民族文化、饮食服饰、风俗习惯各具特色。

由于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各民族群众都对本民族具有较为强烈的感情上和意识上的归属感。

这种归属感又在相当程度上加强了民族间的隔离。

上述情况表明,西北民族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很低,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不同社会单元之间还缺乏建立在相互依赖基础上的利益联系,缺乏共同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缺乏基于经济活动方式基础上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性,缺乏基于文化共同性基础上的共同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社会整合度极低。

相反,在各民族内部、各地区内部、各社会单元之内却往往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经济联系、较为一致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

这种整个地区的低整合和社会单元的有序性,构成了西北民族地区“板块式组合”的社会发展的特殊结构。

这种特殊的板块结构往往成为该地区政治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从空间上看,这种不稳定常发生于某一板块与社会整体的冲突和摩擦,板块之间的冲突与摩擦等两方面。

从发生频率来看,上述两种情况的发生率都较高,但板块间的摩擦与冲突则远远高于板块与社会整体之间摩擦和冲突。

而板块与社会整体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也常常会以板块与板块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的形式出现。

从时间上看,这种不稳定平时常有发生,但远不及变动时期频繁,且平时规模小,震荡也较小。

从原因上看,主要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两大类。

一般来说,利益间的冲突占较大比重,但价值冲突也不少,尤其是两类宗教或两大教派间的价值冲突,也常有可能引发政治社会的不稳定。

而在社会变动时期,也常常可能引发利益冲突与价值冲突交相重迭的政治社会不稳定。

从发生规模看,这类冲突和摩擦有大有小,既有可能是不同民族间、不同地区间的,也有可能是地区内部社区间的或地区内部社区与其他社会单元间的;既有可能是宗教信仰者与无神论者间的价值冲突,也有可能是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价值冲突;既有可能是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间的价值冲突,也有可能是不同教派间或同一教派内部的利益冲突,等等。

③鉴于此,人们应对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板块式组合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构成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板块式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有一个确切的把握,并据此制定正确有效的对策,以尽可能减少或降低冲突和摩擦,并使之保持在社会发展所许可的范围内,以确保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

二、社会阶层的分化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社会阶层乃是一定所有制形式和劳动方式的产物,是社会中各种利益要求在社会成员构成上的反映形式。

而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变动,也总是伴随着一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发生的。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

与之相适应,西北民族地区社会阶级和阶层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阶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制订和实行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在农牧区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扶持和发展乡镇工业,扶持第三产业;积极引进外资,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等等。

在上述政策的推动下,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

与此同时,分配制度也发生了变化。

原有的计划体制上的“大锅饭”的分配模式开始为按劳分配方式所取代。

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时,采取了多种分配方式,尤其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利益分配;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的变化,自然引发了人们的地位、收入和声望的变化,引发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重新组合,并使之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化的阶层分化趋势。

在民族地区,分化最大、最迅速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和牧民,有的参加了乡村企业工作,逐渐脱离了农业生产,成为乡镇企业或村办企业工人;有的从事个体工商业和运输业,成为个体劳动者;有的到城市从事第三产业,成为农民工。

尽管西北民族地区农牧民群众的分化尚处于初期,且分化也不平衡。

农民分化远比牧民分化大,农村中青年农民分化远较中老年农民大,但西北民族地区农牧民大体上分化成了农牧业劳动者、乡镇企业工人、外出的农工、个体工商业者、私营企业主、乡村管理者等若干阶层和群体。

其中每个阶层又可凭收入、财富、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等分为若干个小群体。

需要注意的是,西北民族地区知识分子阶层也发生了一些分化,出现了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个体户、私营老板。

而他们所从事的也多与文化、医疗卫生、科技产业有关,但绝大多数仍从事原有工作。

上述情况表明,西北民族地区阶层分化正在继续,各个新旧阶层都处于不稳定状态,不少社会成员同时具有双重阶层属性,还有待于大规模的阶层分化。

但就目前状况看,西北民族地区社会阶层的分化,不仅打破了传统的一元化的利益结构,使之向着多元化的利益格局转变,而且也引起了人们利益意识的觉醒。

而这一切又自然而然地影响着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取向,并对政治稳定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从积极的方面看,首先,社会阶层分化推动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从身份向契约的转化。

实质而言,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乃是一场人类社会的解放,是从人治走向法治,从身份约束走向自由流动的运动。

社会阶层的分化,正是这一运动的具体体现。

它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改革的认同,并为人们建立契约关系奠定了社会阶层基础,而契约关系的建立必将加强人们政治行为的理性因素,从而有助于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

其次,社会阶层分化使西北民族地区社会开始出现了一个市民群体。

改革开放以前,西北民族地区的所有社会成员几乎都被纳入了一个个政治单元,并由此而构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政治网络。

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的分化,使一大批人脱离了原来的政治单元、单位体制,使之成为不受单位制约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及其从业人员。

实际上他们构成了一个当代的市民群体。

这一群体的存在,固然对中国社会政治体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它的出现也使中国以及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生活增加了一个弹性因素,提高了社会抵御经济、政治动荡的能力,减轻了政府管理财政上的压力和负担,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政治稳定。

再次,社会阶层分化有助于加强西北民族地区的民主法制建设。

如前所述,西北民族地区社会阶层的分化,最大、最迅速的是农牧民群体的分化。

农牧民长期处于小生产状态中,小生产无疑是一种不利于民主和法制因素生长和壮大的土壤。

改革开放以来,农牧业生产也日渐摆脱了小生产的束缚而融于社会化大生产之中,现代民主观念已开始渗入农牧民群众之中。

与此同时,社会阶层分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影响了社会权力结构,企业管理者、知识分子开始步入社会决策圈子。

私营业主、个体户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民主和法制的加强,而民主与法制又有助于政治稳定。

最后,社会阶层的分化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提高了人们对于社会变动的承受力。

历史上,西北民族地区是一个社会分化十分缓慢的地区。

改革开放后,面对巨大的分化,人们起初的反应是以恐惧的心理迎接令人不知所措的变化,继而是以咒骂来贬损社会阶层的分化,随后人们又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分化。

处在分化中的社会各阶层,也都程度不同地提高了应对物价上涨、行情下跌诸如此类的经济变动和政治变动的承受能力,而这一切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政治不稳定的可能性。

从消极的方面看,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阶层变动及利益分化,都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由此而产生的利益失衡及种种矛盾,不仅对民族地区现代化造成不良影响,而且也会不可避免地对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利益之间的分配不均引起和强化各种利益群体的社会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

新的利益协调和整合机制尚未建立或完善,分配关系上出现分配不均的情况。

在这种分配方式下,受损的社会利益群体就会感到不满。

随着它在整个利益格局中的地位下降,该群体内部的社会成员会出现挫折感,由此导致行为失范,给政治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与之相应的是社会利益分配不均也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分配不均衡,因此在客观上造成了公众利益分配不均的结构性基础。

倾斜分配势必增加协调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矛盾的难度,利益受损的社会群体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利益补偿和社会尊重,势必构成引发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心理基础。

（2）贫富悬殊的加剧,引起各利益群体间种种矛盾。

市场经济是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利益多元化必然要造成利益竞争,拉开人们的收入档次,形成贫富差距,而且这种趋势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

利益分化,必然形成矛盾对立乃至冲突的新富阶层和贫困阶层。

在中国这样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的国家,公众的承受能力极其有限。

造成如此贫富差距的原因,既有市场化的因素,也有非市场化的因素等。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古希腊的政治变迁时写道:

“在所有情况下,我们总是在不平等中找到叛乱的起因。

”④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要适度,贫富过分悬殊,必然导致动乱。

（3）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削弱。

政治权威是统一社会意志与行为的巨大精神支柱,是政治功能运转正常的重要保证。

它的合法性存在于公民对领袖和政府的认同与服从之中。

利益结构的变化及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特别是人们对整体利益的疏离,使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受到怀疑和削弱。

地方利益主体极易产生摆脱中央支配和控制的倾向;行政权力因利益驱动进入市场,形成对某些稀缺性资源的垄断,使政府职能难以转变,行政机构改革因此而困难重重;利益单元的个体化,造成了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社会和国家的冷漠。

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索取性竞争、逆向性竞争,将权力和职业转化为利益资源、经济犯罪等畸型竞争现象,而作为政治权威重要手段的法律和政策难以顺利实施和贯彻,必然对政治稳定造成不利的影响。

（4）政治参与愿望的增强与参与渠道的匮乏。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低,农业社会的传统从各个方面影响着整个社会,加之人们主要关心的是温饱问题,对政治兴趣不高,政治参与程度比较低。

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的变革使西北民族地区城乡群众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有了选择和决定个人谋生方式和生计方式的自由,所有这一切增强了人们的利益观念,参与政治不再仅仅是行使宪法赋予个人的权利,而且也同维护自己的某种物质利益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是利益超收群体,还是利益受损群体,对政治参与开始由消极服从转向主动有为,都迫切要求进入政治过程,以维护或补偿自己的利益。

政治参与可以使政治体系及时洞悉公众的利益要求,缓和各社会利益集团对于社会分配的不满情况,增加公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但是,政治体系在公众政治参与愿望增强的同时,其本身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必须与之相适应,否则就会引起政治参与膨胀和政治参与冷漠的“并发症”,从而导致政治不稳定。

⑤尽管我国已建立了社会协商制度、平等对话制度等民主政治形式,但是政治体系所提供的政治参与渠道常常受阻,尚不能满足社会利益群体参与政治事务的愿望和要求。

当前,西北民族地区政治参与的增长也隐藏着同样的消极因素,政治制度化水平落后于政治参与的发展进程。

三、实现政治稳定的途径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结构对政治稳定有重要影响。

西北民族地区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同该地区社会结构的整合程度低密切相关。

因而,实现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其关键在于整合社会结构,协调与整合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多元化的利益矛盾,构建一种新型的利益合作博奕关系。

⑥这就要求在进行社会结构整合的同时,运用政治体系本身的整合与协调功能,做出强有力的制度供给,实现社会利益资源的合理分配,使得各种利益要求得到有效调控和适度满足。

（一）加强政治控制机制。

适度有效的政治控制,关键在于建立和健全政治控制机制,使其经常处于强而有力且反应灵活的状态之中,以实现政治控制需求与供给的总体平衡,这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根本。

一是认真贯彻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妥善处理民族规范、宗教规范和法律规范的关系,加强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二是把握少数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确立和实行正确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政策,为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三是强化社会成员对现代统治方式的高度认同和自觉遵从,加强民主政治的主体建设,发展民族地区社会成员的自主调节机制。

通过基层自治组织,努力提高群众的政治素养和政治行为能力,使之向着政治行为理性化的方向发展。

四是努力完善社会运行控制机制,强化文化控制的功能,以弥合组织控制和制度控制的不足,更好地实现政治运行系统、经济运行系统、文化运行系统等社会三大运行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同步运行,以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和政治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二）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疏通政治参与渠道。

亨廷顿认为:

“政治参与取决于制度和参与的比例。

”⑦政治参与引发的政治不稳定,主要在于政治体制的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不完备,制度化参与渠道不畅,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原有的政治体系的平衡状态即被打破,政治参与可能成为政治稳定的破坏力量。

为此,必须在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增强政治体制的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疏通和拓展制度化参与渠道,使政治体系可充分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和综合的需要。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充分体现人民大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首要和最终决定作用,使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的内在统一性转化为外在的统一性,并真正显示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二是要健全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强化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稳固的基础。

三是要调整和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行向民族自治地方倾斜的优惠政策。

同时,应把实行民族优惠政策与提高民族地区经济素质结合起来,形成有效地运用和消化优惠政策的良性运行机制,充分调动民族地区的积极性,增强其创新和发展能力。

（三）完善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分配机制是调整社会成员经济利益关系最重要的直接性机制。

利益分配机制是否公正,对于稳定人心特别是实现西北民族地区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

如何将稀缺的利益资源按一定规则分配到不同的利益主体中去,从总体上应把握以下三点:

一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一方面政治体系应鼓励一部分人凭着对生产要素的贡献获得相应利益,克服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又要使各种利益差距保持在公众所能承受的合理范围内。

二是完善和建立多种形式的分配机制和正确的分配政策,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

三是基于分配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的冲突与矛盾,政治体系只能以“调停人”的角色出现,既要重视社会主流群体的正当利益,又要重视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四）加大扶贫济困力度。

完全的收入分配市场化会有助于提高社会利益资源的配置效率。

但是,置公平于收入分配之外必然引起过分的收入悬殊,从而导致政治不稳定。

在社会结构整合,利益分化日渐突出的转型时期,扶贫济困不失为缩小贫富差距以维护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的一项重要举措。

当然,此举绝非传统体制下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而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具体体现。

在现有分配机制得以完善的前提下,应该着力于以下三个环节:

首先,要注重市场化扶贫。

由传统的救济扶贫逐渐转向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市场化扶贫,充分利用其资源丰富的优势与发达地区实行互补,把全国市场经济的统一性与本地的特色经济结合起来。

其次,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社区政府提供的保障体系,对城市和农村老、弱、病、残等极端贫困者实行特殊的救济政策,以保证其基本生活。

再次,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从长远看,只有提高全民族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政府调控贫富差距的能力和效果才能相应增强,这也是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