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雇员能否同等对待中外CEO的管理思维模式是否相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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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雇员能否同等对待中外CEO的管理思维模式是否相同
中外雇员能否同等对待，中外ＣＥＯ的管理思维模式是否相同
首先,要讨论中午雇员能否同等对待问题,就必须先了解中外人的思维方式,中外人的生活习惯,以及各种文化差异,风俗习惯。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
我差了些资料，首先将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
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
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
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
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
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
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
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
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
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
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
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
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
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
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
如黑格尔就声称：
“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
”杜威也指出：
“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
”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
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
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
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
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
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
孔子早就提倡：
“辞达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
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
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
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
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
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
“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
道家则更进了一步。
王弼认为：
“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
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
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
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
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
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
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
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
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
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
如老子说：
“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
”（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
”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
“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
”[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
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
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
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
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
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
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
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
这同样是错觉。
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
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
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
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
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
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
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
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
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
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
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
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
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
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
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
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
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
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
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
亚里士多德就说过：
“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
”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
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
“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
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苏东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
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
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
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
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
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
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
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
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
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
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
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
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
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
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
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
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
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
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
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
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风骚。
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
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
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
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
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
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
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
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
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
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
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
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
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
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
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
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
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
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
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
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
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
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
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
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
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
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
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
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
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
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
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
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
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
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
这就是专制主义吗？
对此，需要重新考量。
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
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文革是其顶峰。
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
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
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
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
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
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
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
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
黄梨洲说：
“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
”[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
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
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
“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
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
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
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
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
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
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
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
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
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
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
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
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
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学潮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
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东西方管理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正如任正非在《管理的灰度》一文中指出，“西方在中国的企业成功的不多，就是照搬了西方的管理”，不但认为与西方管理模式并行存在着东方管理模式，而且表达了对东方管理模式的强烈认同。
柳传志在重掌联想集团董事长后，也提出并购IBMPC后的联想集团困境，就是未处理好东西方管理模式的差异，在西方模式下CEO是职业经理人，站在职业经理人的角度来考虑怎么样建立企业和运行企业，与联想旧模式下以主人心态的管理有所不同。
思维方式不同是导致东西方管理模式差异的根本原因。
体现在管理模式上，西方的概念化思维认为管理是完美、精确与科学的，强调客观普遍的规律性；东方的象思维认为管理是自主、多变与灰度的，强调随“象”处理的现场感。
事上磨练的管理技能养成、自主创新的管理体系建设、应变管理的小组织模式以及二元补对的灰度管理是东方管理模式的典型特征
西方人玩虎，中国人玩猴：
思维方式不同导致文化差异.
在西方人看来，老虎也应该怕打。
棍棒交加，肯定能把老虎打怕，然后打服。
只要服了，因循利导就能驯化成乖猫。
大棒加牛肉，久而久之就找到了驯虎的门路。
直到把虎驯的肯让美女把头放入虎口。
相反，中国人谈虎色变，从未有人敢想过能把那见人就一口咬死的猛虎驯服。
第一次看到西方人让老虎把嘴张开把美女的头放入虎口以为那虎肯定是假虎。
所以，中国人没有玩虎的。
中国的统治者们从驯化猴子的方式中得到了什么启发呢？
就是用同样的方式驯化人。
那就是“示众”：
就是把人头割下后，挂在出入城的城门上。
让你毛骨悚然，心理立刻崩溃。
这比打厉害多了。
因为不怕打的人海着去了。
甚至用各种刑罚惨不忍睹仍有不服者。
西方人的驯化老虎的直线思维必然带来自然科学的诞生。
打仗对兵器的依赖程度高是自然的。
人与人之间建立互信机制也很容易。
中国人驯化猴子的曲线思维必然带来人的奸诈无比。
虚幻的情感统治着言行。
自然科学不可能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诞生。
“义”字是最高境界了，因为见了老虎先使绊子让同志死自己活毫无“义”字可言，那“义”字便有千钧之重。
统治者们用驯化猴子的方式驯化人，这样被驯化出来的人在老虎面前“打小报告”、“落井下石”、“划清界线”，养成了完整的一套汉奸心理。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民主法治制度的建立极其艰难。
因为社会制度如同大厦，而文化才是根基。
不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专制文化就实行民主制度如同在沙滩上建楼。
最后需要指出：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皇帝在后院养虎、把虎当宠物的记载。
但没有人能成功地把虎驯化成让人脑袋钻入虎口的纪录。
要不然怎么只有想象中的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骑虎难下”的成语和“武松打虎”的英雄典故，而没有“虎嘴里的美人”类似的故事流传。
但“杀鸡儆猴”人人皆知。
戴个纸高帽子游街只有中国人才能想得出来。
从老虎与猴子的天性之差异，以及驯化它们方法之区别，导致了东西方文化差异。
西方人读到中国人写的三国演义，在里边找寻曹操变为实力强大的过程；而中国人看三国，最佩服的不是曹操的实力，而是诸葛亮的奸诈无比。
这是科学只能在西方诞生的原因。
中国没有那样的文化背景，不是中国人没有那样的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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