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的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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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的分析
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的分析
篇一：
《公共行政的合法性
《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读后感
读一本书，领会作者的意图，掌握文中的主旨固然重要，但是，对于研究者而言，能否从一本好书中掌握好的学习研究方法往往更为重要。
而《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则是这样一种能让我们掌握到另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立场的好书。
正如作者所言，该书所要讨论的主题是公共行政的理论话语；它关注的焦点是公共行政作为民主治理的一部分的合法性问题；它的目的是要帮助加强这种对话的自我意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帮助加强进行对话的人们的自我意识。
我想，读完本书之后，主要的收获则在于对以下两个问题的认识：
一、话语分析
１９５２年，ZelligHarris写了一篇题为“Discourse
Analysis”（话语分析）的论文，刊登在Language杂志上。
此后，DiscourseAnalysis这个术语逐渐为人们所熟悉，一批研究者相继步入这个领域，进行探索性的研究。
在语话分析者看来，传统的语法分析已受到挑战。
话语分析者在传统语法分析中，加进语言的运用、语言的变异、言语行为、会话、独白、篇章结构、交际活动、认知和语境等等新的概念。
“话语分析”这个术语下面，存在着各种具体的互有差别的话语分析路径。
但大体上这些话语分析路径所彼此分享的共同点、也是它们同其他类型的分析路径之根本不同，就在于它们全力关注的是“话语”，而并非直接来讨论——或赞同或批评——作者们通过其话语所表述的“内容”（“观点”、“见解”或“主
张”?
?
）。
人们说话、表达、谈论、写作，就产生了各种书面的和非书面的（比如口头的、多媒体的[如电视上的访谈]等等）话语。
然而，人们往往关注于说和写的内容，却忽视说和写所采用的各种方式、和话语产生的过程及其语境，后者不但影响了说和写的内容，而且也牵涉到了“未说的”/“不能说的”（the“unsaid”/the
“unspeakable”）、“未写的”（the“unwritten”）、乃至“未见的”（the“unseen”）。
这些被人们所忽视的“缺席的”（theabsent），正是构成了哪些内容被言说与被书写（即哪些话语成为了“在场的”）的外在状况。
二、关于行政的合法性
权力在全部政治架构中处于核心地位，而合法性则是对治权的一种价值评价。
在马克·恩古德看来，“合法性形成了治权的基础，是法制体制中开展政治活动的重要条件。
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当民众同意和支持现实政治体制并自愿为现实政权履行政治义务时，既定的政治统治就具有合法性。
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作为合法性生成基础的“执政资源”，主要来自于“经济增长”与“社会认同”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要素。
因为，“经济增长”是增加社会公共投入的前提，而利益受众的不断扩大则是“社会认同”的真正基础。
实际上，这种认同、支持和忠诚不仅在形式上表现为有效执政的重要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不断完善政治体制，进而推动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目前，这种把执政合法性等同于社会民众对政治系统的支持、认
同和忠诚的政治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代社会对政治合法性概念最一般和最普遍的认识。
因为，这种从经验事实出发的合法性概念，是依据社会民众是否相信、是否赞同现实政权和体制为合法性基础的。
尽管这种合法性理念是由经验事实确定的，但它却鲜明地表现出了社会民众一定的价值取向。
在现代国家中，合法统治必须以法理型统治为归宿，它要求执政合法性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与价值规范基础的民众认同和支持之上。
其中，法律规范具有根本性和首要性，亦即既定政权必须通过法律程序奠定其合法化地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法律程序无须考虑民众意愿就可以被接受，那么形式上的合法化与本质上的合法性不仅是不相容的，而且社会民众在权力面前将显得十分被动甚至束手无策。
因此，具有法律地位的执政合法性应该表现为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而这种被认可的价值必然与一定的社会规范相联系，进而能使它在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上讲，执政合法性的衡量标准只能是具有适众性的社会规范与政治秩序，而绝不是现实政权的自我宣称。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社会民众服从和遵守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公共政策，并不是因为不自觉而怕受到惩罚，相反，他们都确信自己遵守和执行的是应该和必要的，那么，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其体制维持的时间就会越长、执政合法性的程度就会更高。
据此，法治意义上的执政合法性至少具备了三个条件：
首先，政治体系必须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法定的和符合基本民意的政治运作规则；其次，现实政权与社会民众应当形成广泛的价值共识；再次，社会民众能够自觉地确信和认同现
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并开展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
由此可见，执政行为符合这些条件的程度，不仅能体现其合法性程度的高低，并且对于完善政治体制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改革向深层次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人们越发关注“社会认同”对于执政合法性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已经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高度重视意识形态作用的同时，应该更加重视物质利益关系对于维护合法性的功能和作用，甚至应该把物质利益作为执政合法性的生成基础和必要前提。
在马克思看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在新的时期，中国执政党面临着一个从“经济增长”到“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
有关研究成果反复表明，社会发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民生，而民生问题直接关涉政治系统如何对物质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分配。
换言之，“经济增长”不能离开市场的力量，而“社会发展”必须依靠政治的功能，由此，中国改革的这种重大转折必然涉及到政治体制方面的深刻变化。
因为，改善民生是增强执政合法性的基本需要和根本动因，而政治体制改革则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和历史结果。
篇二：
公共行政学
公共行政的合法性
----一种话语分析述评
Tkwj小龙文档网:
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的分析）的人民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
他们希望政府来自其公民的有生力量（这些力量代表着公民自身的自由）他们还希望政府始终致力于培养公民的德性，且代代相沿。
反联邦主义者认为，联邦主义者的目标就是要通过结构控制人类的激情，但不是用德性，而是用理性。
在反联邦主义者的观念中，我们可以发现另一种政府角色，其基础是把人类行为看作是可以有机调整的和能够发展的，而不是机械的。
反联邦主义是平等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他们十分看重名誉和尊严，看重相互的友谊、勤奋和独立。
反联邦主义者最终想要创造一个和平王国，他们担心激进的社会变革会威胁自由而不是增加自由。
由此可见反联邦主义者持有一套有效而连贯的治理理论，这种理论把政府形象的描述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和“贴近人民”的东西。
这种理论如果实施起来，本可以消除芬纳和佛里德里克所讨论的合法性问题。
进而这种治理理论和激发这一理论的革命性的大众热情曾经是并且现在仍是美国精神中一股强有力的、还有待充分阐述的心里趋势。
（三）自国内战争后期到20世纪初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历史进程在国内战争后期到20世纪初美国存在于联邦主义宪法内部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逻辑开始逐渐失效，在这一进程中导致了政治的无能和腐败、经济的不公正和剥削、环境资源的破坏和社会压迫。
具体表现为：
1、经济与政治背景。
当时的社会，掠夺性的明码标价成了美国新的商业精神的主要参照点，这一点还获得了当时关税保护主义的支持。
他们按照地区与阶级设立关卡，不利于南部、西部、低收入人群和农业地区的发展。
由于国民的恐惧导致了声势浩大的民粹主义运动。
民粹主义运动想要做的是介入同抽象权利的运作的公开斗争中。
这是抽象权利的信徒所极端害怕的。
2、文化和文化变革。
在1873年以及在1893年，恐慌与经济萧条横扫一切，美国在这时出现了一个完整的暴发户阶段，这一阶级在生活方式和个人行为方面遵循着最为低级的趣味标准，且对其粗俗至极的财富夸耀无一丝的羞耻感。
美国城市的恶劣条件也是空前的。
把移民当作劳动力加以剥削，酒精中毒以惊人的速度持续上升，犯罪率也呈倍数增加，谋杀案件上升率为2倍，监狱人数在10年内增加了50%，农场主也经历了一种衰退。
随后，随着人口从一个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地区，进一步加快了融合和同质化进程。
公共教育十分普及，政府提高了酒类产品的税收和禁止买卖本地产品，许多州设立慈善机关来处理扶贫、聋哑人、盲人和少年犯罪的问题。
国内局势逐渐好转。
这一时期的进步主义也崛起了。
他们代表的是利益集团，尤其是小型商业企业和他们的受到两者威胁的所有者，资本主义者以其巨大的联合组织威胁着小型企业。
他们认为凌驾于政府之上的私人权利必须废除。
从某种程度或进步主义是反联邦主义的现代版本。
随之而来的是集体认识和实用主义态度的出现。
由此可见美国公共行政的真正源头是反联邦主义精神。
这一精神在民粹主义以及继之而来的进步主义运动中的表现催生了“好政府”的原初观念，并由此萌发了公共行政运动。
尽管美国是按照其宪法所确立的逻辑和机制发展的，但在19世纪下半叶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国家应有的黏合性和身份认同，在20世纪初它又力图通过激烈的变革其治理形式寻回或重建自身。
（四）公共行政在实用主义失败中所起的作用
公共行政运动的最初参与者所创作的文献很快使行政型的好政府从其民粹主义、实用主义的源泉中分离出来，并转而把它作为技术专家统治论的乌托邦而定型下来。
因此公共行政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创新，它与宪法所产生的政府模式保持着一种强有力的紧张关系。
但它并没有因此而面对这一政府形式的核心预设，即支撑“理性的人”的政体的那种意识模式。
实际上，尽管是对宪法的挑战，但这一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只是在寻求改变执政者的类型和在统治中所运用的理性模式。
公共行政领域的学术史表面上是理论创新的历史，实际上，这个创新是一种修正主义，它一直都回指着对这一新型的理性的人来说具有必然性的核心前提。
佛里德里克和芬纳的争论反映了这一基本的理论变形。
也就是说它已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官僚机构怎样才能成为民主政府的合法部分。
宪法的制定过程表明美国历史学和政治科学文献中也存在着根本的背景曲解。
它们认为联邦主义的宪法所确立的以利益为基础的、理性的人的政府模式反映了历史教训，并且被新美国的国家经验所验证。
一开始就解释了19世纪末问题成堆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状况是如何导致社会和知识回应的（以社会福利运动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创立
形式），这一回应让人回想起反联邦主义传统，并因此威胁着理性人的体制的领导权。
这一威胁与倡导以技术专家为基础的行政理论运动相会和，后者抑制了实用主义哲学和它的反联邦主义的蛊惑。
对这一把公共行政看作专家的而非民众的或者说合作的治理模式的理论的详细阐发，继而导致了组织与管理理论运用于公共领域时产生的有选择的和又偏见的话语创造。
这种话语坚持把合法性作为其自身的中心构成要素。
这一话语机制一直在召唤着“理性的人”的统治，因为需要为公共行政在治理中的作用做辩护的那种感觉在这一方向上始终起着主导作用。
（五）性别和理性的人
性别通常是组织我们意识的理性模式的“现实”中（就是说，在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世界中）的表现。
我们所有人差不多都在运用理性的意识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性别的可能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其对界限的依赖是真实的。
性别是符号的现实的反映，而不是经验现实的反映。
理性是男人的，女人是他的界限。
在日常生活中，女人是作为理性界限以及因此而潜伏的危险的代表或提示者来发挥功能的。
理性是与性别、种族偏见的问题以及复杂的他在性难题，亦即与他性的不可缓和、不可变更的意识（它产生与我们及我们的同类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的难题纠缠在一起的。
在这里，作者从性别理论的角度说明了合法性和异在性之间的联系，最终对合法性问题提出了新的架构方法。
二、评价
在写作风格上，首先作者使用了第一人称单数进行叙述。
这一做法明显是反常规的。
因为按照学术写作的一半规范，任何个人性的称谓都会使得作品变得不可信。
有一个人创作的作品要么完全避免个人性的断言，要么使用第三人称单数的语体。
而合著的作品通常使用第一人称复数。
本书的作者一位是男性，一位是女性。
之所以署名是一个人，是因为一种后现代的作者观。
其次，在修辞风格上，作者提倡以设身处地为读者着想、力求揭示所论事物被言述的过程的立场进行写作。
比如，作者把一章节的话语建立在个人的专业兴趣上。
通过作者修辞手法的运用，读者应当能有所意识，对其效果亦能有所领悟。
正如作者所说“本书的意图主要是努力改变目前理论对话性质，改变公共行政理论家谈论的对象以及他们相互谈论的方式”[1]。
篇三：
论公共行政研究的想象
论后现代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想像”——读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张康之?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
从公共行政学产生之日起，它就是一门务实的科学，工具理性是这一学科的精髓。
然而，在法默尔看来，公共行政的理性是它的现代性标志，在后现代的视野中，公共行政所需要的是想像，这一见解是有价值的。
20世纪后期以来，几乎所有的学科门类都给予想像以很大的重视，公共行政学这一关于社会治理的科学也需要得到想像的支持。
进入21世纪，危机事件的频发，特别是2008年开始出现的全球性经济危机，都表明人类进入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工具理性对于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建构起来的公共行政是充分的，但是，对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治理则是不充分的，从而突出的想像的价值。
关键词：
后现代；公共行政；想像
20世纪末，当“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始受到了人们普遍质疑的时候，来自于两股理论思潮的批评是值得提起的：
其一，是来自于“新公共行政运动”代表人物们的批评，他们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混淆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别，使公共行政丧失了公共精神，沿着这一路线的批评后来以“新公共服务”理论而命名；其二，是来自于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它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各种社会改革方案归入到旧的思维范式之中去，希望把新公共管理运动与官僚制一道加以抛弃。
来自于新公共行政运动的批评主要以弗雷德里克森的《公共行政的精神》、登哈特等人的《新公共服务：
服务，而不是掌舵》为代表，而来自于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主要以麦克斯怀特的《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福克斯和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法默尔的《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等为代表。
就他们所作的批评而言，归结起来主要还是集中在思维方法的问题上。
我们知道，新公共行政运动和新公共管理运动都要否定官僚制，新公共管理运动似乎表现出了更为激烈的“摒弃官僚制”的要求，但是，新公共行政在否定官僚制的时候，是要对工具理性加以矫正，而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出否定官僚制的时候，恰恰是漫画式地发展和运用了工具理性。
后现代公共行政的研究是要求把官僚制与工具理性等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全面解构的，而且自觉地运用系统论等新的思维方法来对公共行政进行考察。
其中，作为对一种新的方法的推荐，集中反映在法默尔的“想像”之中，尽管它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想是相悖离的，但是，在公共行政的研究中，却是一个值得了解的见解。
一、作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想像”
我们知道，“后现代”不是一个历史概念，而是一种研究视角。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教育部“211工程”三期子项目“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学科平台建设”成果。
?
张康之，男，1957年生，江苏铜山县人，内蒙古财经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行政哲学与文化。
以往的一切理论都属于一种阐释的理论，或者说是一种广义的“解释学”（不是指作为一个哲学流派的“解释学”），在阐释的理论视野中，现实形态是有历史的，比如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
后现代在理论特征上表现为一种反思性的阐释，它并不去观察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而是去反思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学说，去确定它们属于前现代的、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
反思性阐释不去管一种理论出现的时间和地点，而是看它属于什么样的范式，即使一种理论是刚刚被提出的，它也可能是属于前现代的。
显然，阐释的理论是以现实世界为对象的，需要了解和把握现实世界的状况，由于对现实世界的把握是在不同层面上展开的，由于认识现实世界的角度有所不同，由于对现实世界赖以存在、发生和发展以及运行的原因的解释不同，因而有着不同的理论和学说。
但是，所有这些理论和学说都受到现实世界的限制，因而不能够给想像留下空间。
反思性阐释不同，它是在对现有的理论和学说的反思和解构中去开展理论活动的，因而，它在理论指向上需要求助于想像。
当然，如果说后现代完全放弃了对现实世界的关注的话，那也是不合乎其理论所表现出的实际情况的，因为，它在对现有理论和学说进行反思性阐释和解构的时候，也要求对由各种理论和学说所结构化了的世界进行反思和解构。
不过，他们认为，在这个层面上的反思和解构，也同样需要想像的支持。
在广义解释学的意义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主题，每一种学说都会有着自己的主题，而每一个主题下也都可以生成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而范式则与主题不同，同一个范式中必然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主题。
在公共行政研究中，因研究的部门、部分不同，会有不同的主题，这种主题上的差异，不仅不能被理解成范式上的不同，反而恰恰是对它们共同拥有的范式的增强。
这种平面上的主题分立，往往不会被学者们误解为范式上的不同，而历史维度上的主题差异却经常性地被学者解读成范式的转换。
比如，20世纪的美国公共行政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表现为公共行政独立化的运动，即要求政治与行政分开；第二阶段是公共事务运动，即公共行政的研究突出公共事务的主题；第三阶段是公共政策运动；第四阶段是新公共管理的政府再造运动。
1这四个阶段实际上所突出的是四个方面的主题，虽然每一阶段由于主题发掘的深入也在系统化的层面上推进了理论的发展，甚至在每一阶段中也都不乏标新立异的提法和声明，但是，在范式的意义上，并没有发生转换，它们都属于管理主义的范式，是控制导向的，受到工具性思维的支配，反映的是工具理性的原则。
所以，把它们看作是不同的理论范式显然是一种误解。
当然，工具主义的“现代主义的路线似乎导向的是矛盾或悖论。
”2法默尔评价说：
“现代主义的公共行政理论有着其自身的价值，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
公共行政学的文献在日益增多，但作为解决官僚制难题的一种说明性的和激发的力量，它是有局限的。
”3最为重要的是，“公共行政理论面临着与每一重要的发展路线?
?
相伴随的诸多悖论。
”4这一点即使是在现代主义的学者那里也得到了相似的表述：
近代以来，由于政治领域逐渐地被工具理性所征服，使政治完全成了利益冲突的舞台和利益实现的工具，结果，“政治领域是这样一种情况，在这一领域，愚蠢的和不名誉的说法经常起很大作用甚至优势，尤其是在其背后存在金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5可能是由于这种矛盾，学者们才会把20世纪公共行政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误解成为属于不同的理论范式。
其实，整个20世纪的公共行政发展都从属于完善官僚制的要求，尽管新公共管理运动表现出激进的摒弃官僚制的要求，但是它的各种各样的做法依然是在官僚制的框架下展开的，它关于社会治理的各种各样的改进方案，都还需要依据官僚制组织去加以实现。
就此而言，包括新公共服务理论也没有走出20世纪公共行政的理论范式。
后现代主义的公共行政研究则不同，它是可以被看作为是一种超越了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范式的研究活动，其主要表现就在于它对工具主义的不妥协的态度以及对“想像”在公共行政研究方法上的功能的刻意强调。
通过对工具主义的各种各样的缺陷的反思，法默尔要求人们去关注后现代话语中的“想
像、解构、非地域化和他在性?
?
中的每一个都对公共行政研究有所助益”6的范畴。
法默尔认为：
“在后现代性中，理论本身也走向了终结，因为后现代性超越了历史与理论。
不过话语继续存在，令人兴奋的思考还是可能发生。
例如，话语的混合可能会使得隐喻和美学去为我们的自我创造和创造提供另外的可能性。
”7后现代主义为自己的定位是：
“不同于现代性，后现代不会把人引向公共行政的谋划，任何阐释都应当尊重这两者间的差异。
”8如果说现代性意义上的公共行政重在描绘、阐释和谋划的话，那么后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则要求发挥想像在公共行政研究以及实践中的功能。
法默尔说：
“想像意味着对韦伯所认识的现代性的首要特征的背离，即是对理性化的背离。
这一偏离并不意味着对理性的废除，也不含有古典的公共行政理论家所讲的幻想的意思。
它所意指的是，随着现代性的自足领域的爆炸，随着美学、科学和规范丧失了其排他的内部逻辑，想像将成为新的思维和行动动力的主导方面。
在现代性中，想像只是在某一个领域即美学领域居于主导地位；而在后现代性中，它将不会受到这样的阻隔和限制。
”9
关于想像的意义，法默尔将其与现代性中的理性加以比照，他说：
“想像在后现代性中对社会的影响类似于理性化在现代中的影响，是普遍的和激发性的。
现代性的理性化日益扩展以至于遍及整个社会，使越来越多的东西归属于理性的主宰之下。
理性成为科学、技术和现代主义阐释的基础。
其他的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它们是附属的，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从属于理性的判断和计算。
类似地，后现代性的想像也扩展到整个社会。
社会中的个体和社会的各要素都力图将想像置于其相互关系和其生活的核心地位，如同现代主义者以前对理性所做的那样。
”10实际上，法默尔赋予了想像以公共行政模式转型之标志的意义，至少也是把想像看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新的理论范式的标志性概念。
他说：
“想像这个词在此意指后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是对韦伯的官僚结构的理性主义模式的核心特征的一种偏离。
”11
法默尔也指出，想像并不是后现代性所独有的，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存在着想像，而且在实践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在工业社会这一“西方传统中，想像被认为是附属的。
想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且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保险统计员和会计人员都在附属的意义上运用他们的想像。
但想像更为戏剧性的产品主要地被限定在艺术方面，而我们又总是将这一领域边缘化；另一方面，理性化则创造了重要的经济和科学奇迹。
如果把发现的语境与论证的语境区分开来，就更容易看到这一点；在科学信息的发现（或艺术作品的生产）中所运用的东西不同于在证明科学信息（或评价艺术作品）的过程中所运用的东西。
不可避免地，我们总会受到经济和科学领域的事实——尤其是在论证的语境中——的不良影响。
”12正是在此意义上，法默尔把工业社会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归入到解释学之列，认为它们都不过是出于论证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发现的需要，更不用说是出于创造的需要了。
总之，在工业社会的理性语境中，想像受到了排斥，因为，想像与理性总是处于矛盾的状态中，“想像总会令合理性感到不舒服。
”13所以，对于追求合理性的现代性而言，是排斥想像的，而后现代主义恰恰要在张扬现代性所排斥的想像中去重建公共行政的研究范式和重塑公共行政模式。
二、“想像”与“视像”的区别与联系
如果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为后现代主义定位的话，我们倾向于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为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清理地基的思想流派，正如人类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需要由文艺复兴运动去否定神学，去为工业社会清理地基一样。
而且，就后现代主义是一场为后工业社会清理地基的思想运动来看，它不把自己的着力点放在建构的方面也是正确的历史定位。
所以，它是“看”的艺术，是观察和审视。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场思想运动可以满足于观察、审视
和解构，而对于历史的前进而言，“看”并不是目的，“看”了之后还是要进行行为选择的，要提出行动方案，要对公共行政作出新的建构。
当然，这样的要求显然是超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追求，对它而言，“看”就是目标，而“解构”则是“看”的过程，是它的理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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