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高科技禁运的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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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高科技禁运的分析

对华高科技禁运的前世今生

文/本刊记者向南

    ■“凡是对那些有助于增强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而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绝”——《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增加对华输出先进技术被视为战略合作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其增长势头与美苏关系的下降成正比”——布热津斯基（1980年）

    ■“美国要在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保持至少３０年的领先地位，一般依此决定对华出口”——美国防部战略贸管司司长约翰·康法拉（1989年5月）

    ■“假如我不是中国人，我绝可不能被控间谍罪，更可不能被恐吓要处决”——李文和·《我的国家和我对簿公堂》（2003年1月）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高科技禁运差不多半个多世纪。

在这漫长岁月中，中美关系几度沉浮，对华高科技禁运在不同时期虽张弛有不，但从未消逝。

    从纯粹技术封锁扩展到今天的文化异化，从赤裸裸的铁幕围堵到今天的贸易管制，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自身科技能力的提升，西方对华高科技禁运的形式差不多有了巨大改变。

    这，确实是市场的力量，是日益强大的市场与趋于没落的意识形态博弈的一个新进展。

    前世·铁幕下的贸易潜流

    以意识形态的名义，西方国家在半个世纪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构筑了一道经济和军事铁幕。

    1946年3月5日，邱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进行了闻名的“铁幕”演讲。

    1947年3月，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咨文，要求国会拨款援助正面临共产党强大压力的希腊。

杜鲁门在咨文中称：

“……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

”杜鲁门这篇被称作“杜鲁门主义”的文章，标志着冷战正式开始。

    1949年11月22日，美、英、法等国进行秘密磋商。

1950年1月1日成立了一个不公开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因总部设在巴黎，通称“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简称“巴统”，是美国遏制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铁幕政策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重要体现。

    那个机构制定禁运货单，限制对社会主义国家输出战略性物资和技术，禁运物资差不多分为军用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1951年2月，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非法决议，污蔑我国是“侵略者”，5月，“巴统”设立“中国委员会”，制定更加严格的“禁运货单”，10月，美国制定“相互防卫援助统制法”（因系由民主党众议员巴特尔提出，故俗称“巴特尔法”），胁迫同意美援的国家执行禁运规定，否则停止援助。

    1951年5月，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立即对中国实行汽油、原子能材料、枪支、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的禁运”；同年10月，美国又实施《共同防备援助操纵法案》，以停止援助为威胁，迫使其它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禁运300余种战略物资（朝鲜战争期间共有45个国家参加对中国的禁运）。

    在铁幕下的冷战时代，西方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和技术封锁取得了专门大的效果。

有资料显示：

“1986年，20种重要军事技术中（计算机和软件技术作为一类），美国在13个领域领先，有2个领域与苏联平分秋色，不相上下，苏联仍然在5个领域独占鳌头。

然而，到苏联解体之前，美国差不多在15个领域独领风骚，在3个领域与苏联处在同一水平，苏联只在2个领域保持着领先地位”。

    其他诸如对苏实施大口径管道禁运、粮食及大型企业设备禁运，也极大地阻碍了苏联的国民经济建设；而拒绝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和限制对苏融资，无异于将苏联隔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

    中国作为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的第三方，具有十分专门的国际地位。

而对华贸易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企业的共同心愿。

    1957年，“巴统”禁运列单中的“中国列单”撤消，使中国与西方市场的联系重新开启。

    1961年英国领先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向我国出售６架飞机。

同时，日本也同我国开始贸易往来。

同年，肯尼迪也试图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但遭到国会抵制而作罢。

    1972年，“巴统”将对华贸易管制与对苏贸易管制置于同一水平即Y组（编者注：

美国出口管制的对象视双边关系不同而有所区不。

商务部《出口治理法规》把除加拿大以外的所有国家分为七组，即Ｚ组、Ｓ组、Ｙ组、Ｗ组、Ｑ组、Ｔ组、Ｖ组。

政策由Ｚ—→Ｔ逐步放松）。

    1980年，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把中国从Y组中划出，单独列为P组。

取消了向中国出口具有双重用途物资和非军事装备的限制，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

1983年6月21日我国被升至Ｖ组。

    1983年11月23日美国宣布对我技术转让新政策开始生效。

公布新的“对华出口指导原则”和7类电子产品对华出口的技术界限。

形成了对华出口管制的“双倍政策”，即同意美出口商向中国出口技术和产品的技术水平是对苏出口的两倍，并宣布所有不需“巴统”审查的出口申请将由商务部审批而不需跨部审查。

    此后，日本、美国和欧盟遂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天平重新倾向西方，这也是中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外因。

    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曾经经历了一个“蜜月”期。

双边贸易和科技交流都十分频繁。

    1989年6月之后，中美关系再次进入低潮。

美国对我领先实行制裁，并停止对放松我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审议。

    1989年6月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暂停对华运送武器的命令，其中包括用美电子设备更新中国歼8战斗机的价值5.021亿美元交易。

同年7月14日、15日参众两院通过一系列提案敦促布什对我国实施更严厉的制裁措施，重新研究对华高技术输出及产品出口，冻结实施对华技术出口已给予的优惠待遇。

    据美方报道，由于禁运商业性武器出口的政令，至少中断了300项对华出口许可。

    1994年4月，冷战的遗留物“巴统”寿终正寝，然而，美国与欧盟各国对高技术产品、军事装备、核技术、核设备的出口治理制度的差不多原则没有变化——1996年，以美国为首的32个国家订立了“瓦塞纳协议”，目的是限制敏感技术的散播。

各成员国同意管制一系列敏感技术的出口，若有任何销售，则知会其他成员国。

    只是，“瓦塞纳协议”的规章都没有正式的约束力，每个国家差不多上自行决定技术转让的底线和标准。

    贸易与市场的诱惑终于战胜了意识形态的铁幕，成为国际关系主流。

    今生·跨国公司背后的禁运阴影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经济再次高速进展。

而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也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对华关系的举动，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济交往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跨国公司资本大批进入中国市场是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进展进程中最大也是最成功的一步。

这些国际巨头在向中国市场投资和猎取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技术、新理念、新的治理与运作方式。

    在这些国际资本中，涉及计算机芯片、计算机操作软件、电讯等三大领域的跨国公司的进入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它们能够讲是西方一直以来对中国严格禁运的关键。

    这些领域的国际合作极大地加快了我国在相关领域的技术进展进程，跨国公司们也赚到了高额利润，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然而，热烈的市场繁荣背后却始终有着难以抹去的禁运阴影，同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交换机见证繁荣上个世纪70年代末，通过十年浩劫之后的中国通讯工业严峻落后于世界水平。

为了让中国的通讯工业技术水平实现现代化，1978年，邮电部派出的考察团到了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寻求有合作意向的公司。

    由于中国政府坚持“技术必须是最新的，生产必须最终国产化，而且中方必须控股”的原则，遭到当时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阻止。

最终，是比利时政府讲服了“巴统”，同意贝尔公司在中国办合资企业，并转让先进的技术。

1984年元旦，由中国邮电部与比利时贝尔公司共同合资组建的上海贝尔公司成立。

中方投资60%，贝尔公司投资32%，比利时政府投资8%。

“中国当时正在查找先进的通讯技术，而我们也正在发觉中国庞大的市场，双方都希望能合作成功。

因此，一拍即合。

专门难讲是我们先找中国人依旧中国人先找我们的。

中国人需要技术，而我们需要市场。

”戴士杰赞扬中国政府的“市场换技术”战略“十分英明，着眼于以后长远利益。

”为了争取中国市场，交换机领域的禁运终于松动了。

1988年7月美国和“巴统”解除了包括交换机在内的八个类产品的对华出口禁令。

    正是在这一国际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中国中高端交换机市场上出现了所谓的“七国八制”：

即包括：

日本的NEC和富士通、美国的朗讯、瑞典的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比利时的BTM公司和法国的阿尔卡特等七个国家的八种制式（其中日本的NEC和富士通分不占据了两种制式）。

    这种多制式造成了互联互通的复杂性，并对通讯质量产生较大阻碍。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终于制订统一的标准，在语音网上采取了7号信令，在智能网上采取了“inap”标准，同时首先在长途网上取得了统一。

    1991年，年方38岁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邬江兴主持研制出了HJD04（简称04机）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从而一举打破了“中国人造不出大容量程控交换机”的预言。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钅容基给予了HJD04高度评价：

“04机送来的是一股清风。

”1995年3月2日，巨龙通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注册成立，标志着1991年就研发成功的04机开始进入真正的产业化时期。

巨龙在成立后短短3年之内，其累计总销售额高达100多亿元，销售超过1300万线。

    另外，华为、中兴、大唐电信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内通讯企业也迅速成长起来，中国的通讯业差不多实现了与国际水平的同步进展。

    “能够讲，交换机见证了中国通讯产业从落后到进展到繁荣的全部历程”。

一位通讯业资深人士如此告诉记者。

    Intel序列号与微软源代码之谜Intel的CPU和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带来了PC的巨大革命。

我们也因此能够享受自由的PC世界。

然而，关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Intel与微软在产品中留下的一些“后手”却可能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

    1999年1月底，Intel决定正式公布PentiumⅢ处理器，同时宣布将在每块PentiumⅢ处理器中内置一个唯一的序列号——如此做的理由据称是为了在进行电子交易时关心验证用户身份，提高电子商务的安全性，同时能关心企业了解自己的资产状况。

    Intel的这种做法立即引起了普遍的质疑，人们认为PentiumⅢ的那个特性能够用来跟踪用户，猎取用户的个人隐私。

一些公司甚至宣布将采纳其他技术来代替序列号技术。

Intel在强大的压力面前不得不同意推出一个补丁来关闭其PentiumⅢ中的序列号程序。

    事实上，Intel差不多不是第一次如此做，它的奔腾Ⅱ芯片上就含有这种设计，只只是往常没有被发觉而已。

    无独有偶，Intel的合作伙伴，微软公司也不断在其视窗系统中留下BUG和后门，并在2003年3月往常一直以中国的知识产权状况不行为由拒绝公开其源代码。

这些对中国的国家安全而言无疑极其危险。

    据了解，某些国外大公司的芯片在出口之前，都会把一个特不的口令留给该国国防部，如此两国交战的时候，一个口令就会将敌国的雷达系统和其他系统置于死地。

1991年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防空系统确实是如此瘫痪的。

1999年，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又用同样的方式摧毁了当时南联盟的防空体系。

    为了解Intel和微软公司的此类做法可能导致的后果，记者采访了一位黑客朋友。

他告诉记者，如CPU的序列号与WINDOWS的序列号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