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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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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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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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实
践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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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报告方案策划
一、主要观点：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为中国现代化道路扫除了障碍。
二、总的从四方面说：
1、政治：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
2、经济：
洋务运动
3、军事：
辛亥革命
4、文化：
五四运动
三、word文档和ppt
1、开篇点提：
现代化的定义,以及对中国现代化的描述
2、点出有哪些革命,并对这些革命进行歌颂和赞扬
3、这些革命的作用和影响
4、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方面阐述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作用和影响
5、点出我们的中心思想,即主要观点
6、结尾（要表达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中国近代的伟人们的奋斗,突出这一过程的艰辛和困难,我们应该加倍珍惜下面带花的成果。
）
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
中国的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而言,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
近代的中国是一段屈辱的历史，但在这艰苦的期间，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试图挽救中国，这些改革对现代化也有重要影响。
对现代化概念的解释，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实际上是指社会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运动过程。
这一过程，是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革命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而开始的。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伴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过程开始的。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士大夫及其统治阶级的天朝幻梦，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探索西方强大、中国贫弱的原因，于是便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力图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运动。
（一）洋务运动与中国现代化
现代化作为一个从封闭到开放的社会历史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观念意识的转变。
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儒学占主导地位，文化传统中情性与封闭因素浓厚的社会结构中，观念意识的开放与现代化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洋务”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冲击。
在一定程度上，洋务思潮的滥觞，实际上开始了传统文化观念意识向现代化转换的过程。
这是近年来洋务运动研究中所忽视的一个方面。
现代化既然意味着由封闭到开放的变革，它就包含着一种新的变易与发展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信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的。
洋务运动对观念意识的冲击与变革，首先便表现在变易观念上。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外关系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面临着一场亘古未有的“大变局”，这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的共识，所谓:
“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
”“筹海篇”:
“筹洋刍议”他们认为，中国历史自开辟以来，经历了由“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再由“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而此时，又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而这最新的变化，是数千年来的大变局，“筹海篇”:
“筹洋刍议”。
“盖天运使然”。
在这一大变局中，洋人的“船坚炮利”、“争奇夺巧”，“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洋务派主张因时变通，采取顺应世变的办法。
他们认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
“中国不能闭门不纳，束手而不向”，“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因为“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终始矣，此时而曰徒戎攘夷，真迂儒不通事变者也”。
只有“力排浮议、以成格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才能“转祸为福，变弱为强。
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
无他，在一变而已矣”。
洋务派的这种变易观，反映了他们已经从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来观察近代中国的大变局，主张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进行变革，实际上它已包含了社会进化论的因素，已开始突破传统的变易观的框架。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是强调所谓“华夷之辩”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除“华夏”之外，其余都是“蛮夷”之邦。
这是一种狭隘封闭的世界观，与现代化的开放意识是格格不入的。
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根本无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
洋务运动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别”的世界观，承认“夷狄”尚有比中国优越的地方。
他们认识到，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因此，必须摒弃那种“防严夷夏”的迂儒之见，“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不能拘泥于“祖宗之成法”，否则，中外相照，“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永远处于落后挨打的地步。
因此，他们强调，“今日所急唯在力破成见，以讲求实际而已”，“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这种观念，较之于那些“该夷犬羊之性”、“若抚驭得宜，不但不虑其为害，究则尚无大害”，以及认为对外妥协是“以小事大”等陈腐观念，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历来是重道德而轻物质，重视“义理”而忽视物质生产，即所谓“重义轻利”的义利观。
从传统价值标准来看，治国的根本，在于“尚礼义不尚权谋”，“在人心不在技艺”，“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
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人们认为，“中国之强弱，视乎政事之得失，而不关乎货财之多寡；而世运之安危，根乎治理之纯驳，而不在乎兵力之盛衰”，而所谓“政事”、“治理”，也不过是正学术、养人材、求直言、化畛域、裁冗食、警游惰、重本抑末之类的东西，“岂在天文、算数、轮船、机器哉”。
传统文化观念的这种价值取向，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的心理障碍。
洋务运动以其新的义利观，冲击了这种陈腐的观念
洋务思想家们认为，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几度失败，即在于这种重义轻利、重义理轻技艺的义利观:
“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
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
因之，中国士大夫的聪明才智，多寄托于空谈无用的经注疏解之上，空言义理。
他们明确指出，“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谓可折冲尊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所以，洋务派摒弃那种“重义轻利”的传统的义利观，主张既要“修明礼义，以忠义之气为根本”，又要“实力讲求战守”，“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举凡制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
正是在这种具有现代化色彩的义利观的支配下，洋务派兴办新式企业、学校，制轮船、造铁路，引进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推进了中国物质文明的现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还对传统的“本末”观念进行了冲击。
传统本末观认为，立国之本在“修道德、明政刑、正人心、厚风俗”，其他的铁路、轮船、工商都不过是“奇技淫巧”，于国无补。
这种观念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结构中，形成了一整套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的封闭的文化价值观念。
在这种观念看来，千百年来，中国人“百亩之人以养十数口，犹有余财”，“商贾所不到，嗜欲无自生，粝食粗衣，此外更无他求也”，因此，“我朝深仁厚泽，培养数百年，藏富于民，何尝厉民以自利哉”。
这种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闭的本末观，无疑是开放的现代化社会所不相容的，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通过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与铁路、工矿、轮船等物质文明，在实际上冲破了这种观念，建立了一种推动现代化物质文明建设的开放的观念。
洋务思想家们认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弊者”。
因此，必须打破安贫乐道的观念，不拘于成法，以图自强。
而自强的根本，在于以工商为本。
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乃在于“泰西以商战二字为国”。
中国欲自强，必须“开关互市，实以商战为上策”。
他们要求政府“讲求商政”，举办各种农、工、商业，“行之数十年，物阜民康，无敌于天下”。
他们还驳斥封建顽固派认为工商为本是“舍本而务末”的言论，指出“西人恃商为创国开物成务之命脉”，“不能执崇本抑末之旧说难之”。
在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小民各安其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焉”，在当今世界，各国“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中国在“积弱”的地位上，“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由此可见，洋务运动及其伴随而来的洋务思潮，对传统的变易观、“夷”“夏”观、义利观、本末观的冲击和突破，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一系列新的观念，使古老封闭的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动摇，同时它又必然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发生影响，推进社会物质文明的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运动的推进，根本还是在于社会经济和物质文明的进步。
洋务运动作为一个自强求富为目的的现代化运动，根本的目的也在于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评判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洋务运动从军事的现代化开始，这是由近代中国社会矛盾所决定的。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这是中国现代化的一大动力。
所以，中国人现代化观念的形成，是从对洋枪洋炮的认识开始的。
人们最初以为只要制造坚船利炮，便可以自强御侮，因此，军事的近代化首当其冲。
自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以来，洋务派先后又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等一批军事工业。
这些军工企业，引进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各种新式武器，包括舰船，用以取代清朝军队传统的弓、枪、刀、箭等原始的武器，使军队朝现代化的方向转变。
此外，海军的建立、新式军事教育的兴起，都是洋务派进行军事现代化的成果。
洋务军事现代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军事本身，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始，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它代表着一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产业技术现代化的开始，改变了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结构，虽然这还只是一种微弱的趋势。
其次，洋务军事现代化在人材培养、企业管理诸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对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发展具有典型的意义。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开始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把现代化运动导向了社会经济领域。
洋务派的这种转向，是对现代化运动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洋务派认识到，国防强大的基础在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换言之，国防军事的现代化有赖于经济的现代化。
所谓“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借此二端矣”。
经济的现代化，就成了必然之势。
此外，维护民族独立，抵御外国经济侵略，也是洋务派转向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洋务派的经济现代化事业，主要是创办民用企业。
从1872年至1895年，洋务派共创办了民用企业87个。
这些企业，多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几种形式出现。
散布在交通运输、矿业、轻纺、船舶等行业中。
与军事企业不同，民用企业采用雇佣劳动关系和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因而在中国第一次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这种经济领域内的现代化运动的推进，拓展了现代化运动的局面，在一定的程度上奠定了现代中国工业的基础，也为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洋务运动中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在科学理论方面，从日心说到进化论，从概率论到牛顿力学三大定律，从化学元素到西方医学，都相继介绍到了中国。
在技术知识方面，从新式织布机到作为原动机械的蒸汽机，从各种工作母机到新式的转炉和平炉的炼钢方法，从造船炮到电报、火车、轮船等等各种近代的技术知识，都不断地被介绍和引进中国，这一切都使洋务运动成为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除了在军事、经济、科技诸方面致力于自强求富的努力外，在教育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洋务派认为，“办天下事，非才不举”。
尤其是进行传统中国社会所未有的“洋务”，依靠那些只读四书五经，埋头子曰诗云的八股士人是不行的。
从现代化运动的角度来看，作为培养人才的教育，是保证现代化社会成长的基础。
因此，洋务派对教育的改革与倡导，是顺应现代化运动的潮流的。
洋务派创办的新式现代教育，是以同文馆的创办为起点的。
随之，各种专门学校、技术学校都应运而生，出国留学也陆续派遣，形成了初始的新式教育结构。
洋务学堂所学习的课程，不再是训诂、小学、四书五经了，而是数学、物理、化学、医学、英文、国际法等具有应用价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因此，他们培养的也不再是八股士人，而是具有近代知识的专门人材。
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先后办了百余所各种新式学堂和派遣上百人出国留学。
通过这些途径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材。
这些人才，活跃在当时中国的军事、外交、经济、文化领域和工矿企业中，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著名的如容闳、詹天佑、张德彝、刘步蟾、林永升等人，都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物。
此外，洋务派所建立的新式教育体系，开中国现代教育之先河，也奠定了现代化中国教育的基础。
洋务运动前后30余年，在文化观念意识、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及科学技术诸方面，都进行过一定的变革，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若干面貌，推进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
但是，洋务运动所采用的具有现代化变革意义的措施，往往被套入了传统的框架。
他们希望并切实进行现代化的变革，却试图用现代化的物质文明来维护传统，并在传统中寻求现代化变革的依据，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推进的现代化事业受到传统社会的不同程度的扭曲和修正。
洋务派创办了近代工业企业，在传统的小农社会中引进了现代生产力，但是，在管理这些企业时，采取的多是传统官营盐铁军火工业的办法，实行官办或官督商办，带有不少封建的弊端:
一切唯官总办之言是听，商股无权过问企业事务；实行垄断，缺乏竞争意识和进取的精神；等等。
在文化教育的变革中，洋务派创立了新式的学堂，派遣出国留学生，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仍强调传统的学术，“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每遇房书昴星等曰”，还要“宣讲圣谕，示以尊君亲上之义”。
并且，他们还将现代的新式教育纳入传统的科举制中，“专设一科取士”。
洋务派在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工商业的同时，又强调“修明礼义，以忠义之气为根本”。
西方的先进东西只是辅助的“富强之术”。
上述这些矛盾反映了中国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中的若干旧因素的痕迹，这诚然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但与洋务派的现代化运动的指导思想有着强烈的关系。
洋务派所遵循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即所谓“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他们认为，“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
其礼教政俗，已不免于狄狄之陋，学术义理之微，则非彼所能梦见矣”。
显然，洋务派所展开的现代化运动，是在以维护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的原则前提下进行的。
在这种原则下，传统的文物制度、礼仪教化，继续被推崇为“体”，占居主导地位。
封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是不能改变的。
西方的学说，如“算、绘、矿、匠、声、光、化、电”，等等，则是可以学的。
可见，封建政治伦理体系的绝对性是洋务派的现代化运动的极限。
洋务派所采取的这种具有调和、中庸色彩的现代化运动的原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所谓西学和中学，毕竟是属于两种性质完全不同、价值标准大相径庭的文化体系，这两种体系是不可能兼容并存于一体的。
西方的文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的，而中国的“文物制度”是小农经济的产物。
西学的引进，必然会导致传统社会的变化，甚至渐近于社会制度的变化。
洋务派主观上希望将这一过程限制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当然只是一种主观意愿而已。
事实上，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现代化的内容也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由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也间或渗入了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内容。
但是，这些内容超出了“用”的范畴，是不为洋务派大员们所容忍的。
因此，洋务派所倡导的现代化运动，到了后期，实际上面临着一种两难抉择:
或者坚持“中体西用”的原则，限制西学的引进，使洋务运动停留在一个低层次的现代化程度上；或者摒弃“中体西用”，不断扩大西学的范围，在高层次（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内）上推进现代化运动，最终冲破封建主义的“体”。
当然，洋务派不可能也不会选择后者。
因此，“中体西用”实际上是导致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始阶段——洋务运动收效甚微的内在根源。
洋务运动虽然有着种种的不足之处，但是，它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的。
在文化观念意识上，洋务思潮冲击了传统的封建价值观念、建立了“以工商立国”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观念意识；在社会经济方面，洋务派通过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先进生产力，在社会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领域推进了现代化运动，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若干特征，使古老的中国终于向开放和现代化迈进了一步。
因此，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阶梯
（二）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
由洋务运动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现代化似乎由物质层面经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转化，由此有人认为洋务运动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
其实不然，因为这一过程大体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过程，反映了中国向西方学习这一历史课题的不断深化过程。
虽说这一过程与现代化进程有一致之处，但它不是现代化进程本身。
现代化进程意味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或社会形态的再造。
洋务运动的领袖们试图在不触动传统社会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科技器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一作法显然游离了现代化的本质。
更何况，他们所创造的那种“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运行模式实质上是将企业变为封建体系的附庸，与现代企业制度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尽管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但从本质上看它是封建制度内的自我调整，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肇端。
它的努力及其失败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的一环，但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环。
再看“五四”新文化运动。
正统史学观点认为，“五四”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由是之故，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化始于“五四”。
这一观点是有问题的：
第一，它没有将现代化与现代区别开来，现代化是用以指陈社会发展程度的价值范畴，而现代则是用来说明历史状态的描述性概念。
第二，它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史的进程混为一谈。
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但反帝的行为不始于“五四”，反封建同样也不始于“五四”。
自林则徐禁烟到三元里抗英，反帝斗争就已经开始了。
“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人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并没有超过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水平。
至于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也不迟于戊戌变法时期。
我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自我展开的逻辑环节，但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
戊戌变法是以康梁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所展开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
它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转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将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国改造成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使国家步入世界发展的轨道，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戊戌变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
戊戌变法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场社会革命。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明智的中国人如龚自珍、魏源、郑观应乃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面对着亘古未对之强敌，中国必须改革，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生存下去。
然而如何变？
变什么？
是对旧体制实行根本性的改造还是作枝叶的调整，这是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与其以前各种政治人物区别开来的标志。
康有为明确指出：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上清帝第六书》）由是他认为洋务派所谓的“新政”只是枝叶皮毛之变，最多算是“变事”，称不上是“变法”。
这种不从根本上寻求社会问题解决的做法，“徒糜巨款，无救危亡。
”（《上清帝第四书》）只有革尽旧俗，一意维新，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才能救中国。
所谓从根本处着眼进行变法，就是以日本为榜样，全面改造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即对“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
”戊戌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系统方案。
戊戌变法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
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启蒙思想家猛烈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批判旧伦理，批判并揭露中学的不足，倡导博爱、平等、自由、人权。
这些思想观念并没有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消失其影响，相反，更加深入人心。
由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政治运动、社会思潮运动一浪高一浪，尽管前后有许多不同，但就其追求民主、科学、自由的目标言，并无本质的差异。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却规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我们，中国迈向现代化是一不可逆转的必然过程，至于如何走向现代化、以什么方式走向现代化是这一必然过程的具体展现形态。
戊戌变法的失败只是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失败，而不是其目标的失败。
戊戌变法给国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即进化论形态的世界观。
由严复引入，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引申、发挥的进化论成为支配几代人的思维方式。
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才有了“五四”时期各种思潮的风起云涌。
戊戌变法虽然过去100年了，但其流风余韵至今犹存。
人们常说当代中国有三大思潮，即马克思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儒家人文主义思潮，其中后两种与戊戌变法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严复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鼻祖，他的“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政治路向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康有为被时人称为“孔教之路德”，他的儒学改造计划虽然失败了，但无疑开了当代儒家人文主义之先河。
由此可见，戊戌变法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生长点
（三）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峰，也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第一块最醒目的界碑。
一、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近代中国，究竟采用什么方式步入现代化的大门，曾有过多次争论。
最早的一次是戊戌变法以后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争论。
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之间也展开过激烈的论战。
这些论战的实质，不是中国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步入现代化的问题。
在这些论战中，前者最终都占了上风。
这从社会意识上反映出革命已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手段，成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主要推进器。
革命包含着武装斗争与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两层意思。
从根本上说，决定社会进步的最终因素是生产力。
但是，一个社会能否爆发革命，不取决于革命者自身，而是取决于旧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
当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又不思变革时，革命必然要爆发。
在像中国这样饱受外侵内压、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暴力革命几乎是革命的阶级实现现代化道路中别无选择的政治手段。
中国旧的生产关系极为顽固，严重束缚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
统治阶级要维护其统治，只有靠上层建筑的力量加固生产关系的防线。
革命的阶级要摆脱被统治的境遇，把中国导向现代化，也只有靠武装斗争的手段去摧毁旧的上层建筑，变革旧的生产关系。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
因此，辛亥革命用暴力手段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的独立，是中国现代化的当然要求。
暴力革命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当然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
因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政治上，首先必须建立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基础之上。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是现代化的国家。
中国的现代化，从其运动形态上说，属于后发型，即在殖民主义冲击和现代国际环境影响下发生的社会变型。
用暴力的方式，争取独立，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中国这样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逻辑性结论。
二、民主共和是20世纪初中国统治现代化的最佳选择
20世纪初，中国政治发展处于十字路口，政治制度面临着多重选择。
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有三种方案，即封建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
围绕这三种方案，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斗争异常激烈。
1．君主制的存在失去了合理性与现实性
20世纪初，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从中国政治的发展趋向上，封建君主制的继续存在都失去了合理性和现实性。
因为，民主、宪政的大潮早已席卷全世界，君主制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所否定。
世界上率先富强起来的国家，不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就是实行民主共和制。
尚未富强起来的国家也已经看到君主制必须改变，因为它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上的主要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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