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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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
基于投资银行学理论浅析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
（商学院金融系财务管理B0905翁欢欢091411243）
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始终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国有企业也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体制转换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国有企业也面临着众多的矛盾和问题；问题的原因所在，以及应采取怎样的措施应对，如何更好的推进国企的改革与发展是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
关键词：
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成就问题原因措施
（一）国有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具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伟大的历史性跨越。
在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生产经营持续快速增长，资产总量不断扩大：
建国以后，国有企业开始发展起来，到1998年，国有及体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达到65500多户。
1949-199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由36.8亿元增长到34109.6亿元，增长了926倍，年均增长14.2%，此外，国有经济在交通，建筑，商贸，金融和社会服务等各行业发展都很迅速，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
国际地位迅速上升，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我国工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许多以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为主生产的重要产品产量已经跃居世界前列。
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出口额实现高速增长，出口商品结构发生明显改善。
在出口产品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生产经营的。
由此可见，我国已有一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具备跨国投资经营的能力。
安置大量劳动就业，培育一大批建设骨干：
1952年国有工业企业就业人员510.3万人，占全部工业企业就业人数的95.7%。
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就业人员3875万人，占全部工业企业就业人数的61%。
在国有单位就业的人数有9058万人。
此外，国有企业还培育和输出了大批科技开发，经营管理人才。
1998年，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拥有工程技术开发人员147万人，其中科学家，工程师有80多万人。
技术和设备水平明显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国有企业的技术水平得到迅速提高，科学进步贡献率超过40%，企业生产技术整体水平大幅度提高，部分关键生产技术取得最要突破性进展，技术工业装备普遍得到较大改善，企业研究开发机构建设有了较快发展，研发费用明显增加。
（二）国有企业改革中面临的矛盾与问题
国有企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不少困难。
现今国有企业体制转换和结构调整正处于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新的问题集中暴露出来。
经济效益下降，亏损额逐步扩大：
国有企业亏损加剧的情况大约始于80年代中期。
从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情况看，“五五”计划期间年均亏损额为50亿元，“七五”期间为145亿元，“八五”期间年均亏损额上升到442亿元。
“九五”前三年情况更加严重。
国企亏损不断增加的问题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上上下下抓扭亏，做了大量工作，但未能从根本上遏制效益下降，亏损额扩大的局面。
直到1990年上半年，经过各方面的艰苦努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呈恢复性回升，但要解决国有企业盈利水平低，实现经济效益全面的根本性好转，工作仍然十分艰巨。
不少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一些企业，产品缺乏竞争力，开工不足或严重不足，大量设备和生产能力闲置。
一些企业，产品大量积压，库存不断增加，资金周转放慢，企业应收账款持续增长。
此外，企业欠息欠税等情况也有增无减。
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债务负担沉重：
1985年开始逐步推行“拨改贷”，“七五”和“八五”时期大批生产性基建和技术项目，主要是靠银行贷款搞起来的。
最突出的问题是企业缺乏资本金，债台高筑，财务费用大增，很多项目投产之时就是亏损之时，不少企业靠自身能力根本无法偿清债务。
虽然银行连续降息，但很多企业并未建立起资本金补充机制，问题仍然相当严重。
技术设备老化，改造创新能力不强：
大批企业技术进步缺乏动力，资金短缺，人才匮乏，严重制约企业的竞争力。
许多重要行业生产技术装备水平和经济技术指标明显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技术开发机构，经费和开发力量与国际大公司相比，存在相当大差距。
我国关键生产技术的掌握和应用以及大中型企业技术水平普遍要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5-10年。
除此之外，国有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占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多年来逐步下降，企业因此缺乏技术改造能力。
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合理，战线过长：
长期以来，国有经济几乎无所不包，建设战线长，覆盖领域广，资金使用散，企业规模小。
特别是那些规模效益显著的行业，如机械，电子，汽车，石化，钢铁等，大多数企业不能达到合理经济规模，没有形成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协作体系，生产集中度很低。
把国家有限的资金配置放在中小企业方面，不仅没有发挥国有经济集中力量发展重点行业和大型企业的优势，而且丧失了企业的规模效益和竞争能力
（三）分析造成国有企业困难的原因
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因此，必须进行全面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刻影响：
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还没有完全摆脱旧体制的影响，管理僵化，机制不活，观念陈旧。
企业在生产经营，劳动人事，收入分配，产品开发，科技进步等方面，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效机制，企业缺乏生机和动力。
在领导体制方面，国有企业尚未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产权不清，权责不明，决策随意，管理松弛，监督不力，负责不够。
收入分配方面，对员工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尚未形成，不能充分调动职工和经营者的积极性。
技术进步方面，长期投入不足，企业缺少自我发展和开发创新的压力及动力，鼓励政策不明确，不落实，缺乏力度。
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中的必然现象：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大台阶，工业化进程步入新阶段，面临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
以前旧的技术设备，老式的经营模式，以及资源配置不合理的企业都出现困难，甚至被兼并，破产，关闭，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还有相当一批三线企业在新的形势下，面临企业调整和改组的繁重任务，只能逐步进行，不是短期内可以完全解决的。
长期盲目重复建设的严重后果：
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习惯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重投入，轻产出；重外延，轻内涵；重生产，轻市场；盲目发展，重复建设十分严重，很多行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
使得许多企业产品供过于求，生产经营陷入困境。
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制约：
长期以来，我们实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政策，企业只能生不能死，人员和资产无法流动，严重影响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
同时，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严重制约了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转化机制，调整结构的步伐。
市场环境的巨大影响：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增长相对趋缓，世界经济区域化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商品出口带来巨大影响。
虽然，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有所的提高，但受收入水平的限制，总体消费水平难有突破性的提高。
另外，由于国内外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市场制约作用强化，加剧了部分企业生产经营的难度。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国有企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大多是前进和发展中的问题。
有些是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中难以避免的。
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外部环境得到改善，国有企业的问题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
（四）采取有力的措施，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首先要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其次，要从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实际出发，根据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进程，着力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老工业基地，把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为国有企业跨世纪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
适应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要求，基本完成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科技开发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抗御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
因此，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紧迫而艰巨的，我们应全面贯彻以下方针政策：
1.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和共同发展。
2.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
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推进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和重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积极发展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放开搞活中小企业。
3.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相结合。
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着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业整体素质，构造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
4.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5.推动企业科技进步。
加强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重视科技人才，促进产学研结合，形成技术创新机制，走集约型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6.全面加强企业管理。
推行科学管理，强化基础工作，改善经营，提高效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7.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
依靠各方面力量，扩大就业门路，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
8.协调推进各项配套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权责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体系，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加强法制建设，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帮助企业增资减债、减轻负担。
9.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素质，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0.推进企业精神文明建设。
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技术业务培训，全面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培育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各方面工作是有成效的，只要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实施，全面落实中央的指导方针，树立信心，振奋精神，正视困难，敢于应对，就能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编辑本段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
社会背景
工业革命以来近代经济的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我们所称的“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过程。
当今西方的发达国家，在早期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由中世纪的封建经济制度逐步过渡到近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
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不同的国家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呈现出过渡的差异，例如，由于国家介入程度的差别而有所谓的“美国式道路”和“德国式道路”的区分，但在总体上，自由企业制度和主张自由竞争、抵制国家过多干预的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具有“自然发育”的特点。
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批国家，在其初期则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
其中的一些国家，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此前资本主义经济曾经获得过一定程度的发展，另一些国家如中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只是在局部地区有所发展，更大范围内则处在萌芽状态。
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初期和中期，这些国家曾有过工业和经济的高度增长，但体制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最终促使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市场扩展需要
在“自然发育”的国家，市场的扩展显示了从商品市场到资本市场的轨迹。
为生产服务的金融制度虽然也在发展，但证券市场的兴起和大规模发展则直接受到大量融资和企业间购并需求的刺激。
而我们属于“转型”国家，已经基本建立了现代工业基础，建立在有些领域已达到很高的、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竞争的水平，工厂制度不仅确立，而且具有较为系统的管理制度。
与“自然发育”不同的是，这些工厂不是在市场扩张的刺激下成长起来的，而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计划安排。
所以，它们是“工厂”而不是“企业”。
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如何实现这些工厂的市场化“转型”，“转型”中依据何种顺序和逻辑，就成为我们面对的问题。
重要成果
不论理论和政策上采取了何种“说法”，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从开始实际上就是“市场导向”的。
改革之初，企业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按什么价格出售无法自主决定，国家计划“管得过多，统得过死”，被当成是企业体制上的一大弊端而需要改变，因而要求企业“面对市场组织生产”。
企业首先进入的是商品市场，在商品市场中则首先进入的是消费品市场。
决非偶然的是，价格改革构成了80年代经济改革的重点，首先得以放开的是大多数消费品价格，尔后通过“双轨制”的调放结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放开了大多数投资品价格。
中国国有企业首先经受了商品市场的竞争洗礼，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明确并初步学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
2、刺激了供给增加和买方市场的形成。
3、产品和企业的分化加快，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企业脱颖而出。
4、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企业家。
改革的理由
总之，商品市场的一个时期的发展，使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某些实质性变化，那种完全指靠国家吃饭过日子的企业已少见了（尽管不能说完全没有）。
对国有企业改革来说，商品市场所带来的变化给资本市场的发展创造了不可缺少的前提。
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前面述及的市场发展的顺序问题。
理论上可以假设资本市场先于商品市场发展，或者二者同步推进，但资本市场上的经营者很快将会发现企业不会按照市场需求生产和销售产品，不知道那些企业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获利，并成为优势企业，不知道企业重组中谁去兼并谁，也不知道哪些企业领导人是真正的而非冒牌的企业家。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能有什么样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
编辑本段改革矛盾
编辑本段国企改革解决问题
从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的角度看，国企改革期待资本市场解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
第一，支持国有经济收缩战线，重点是从竞争性领域的退出。
当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目标确定以后，也就是国有资本在某些领域“要不要退出”的问题确定以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退出”。
我们不排除某些国有资本直接以实物形态上改变用途的方式“退出”，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资产专用性存在，首先要解决国有资本变现即由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的问题，否则仍然无法实现“退出”。
例如，国有资本要从一个纺织厂退出，该厂的机器设备、厂房、存货等显然不适合国有资本新用途的需要，所以首先要适当的交易者，通过拍卖、股权转让等方式将国有资本变现，而且在变现的过程中应给出合理的价格，不能发生低估国有资本的问题，这就需要有一个资本市场，通过这个市场解决国有资本退出过程中的“寻找交易者”、“定价”、“变现”、“转让”等问题。
二
第二，推动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核心是大企业的成长和新分工协作体系的形成。
近年来出现的产品和企业两极分化，将导致两个重要结果。
一个结果是大企业的成长，特别是一批按照国际水准衡量的大企业的逐步形成。
商品市场的竞争胜利，给企业“长大”在生产、技术、销售、管理、品牌诸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但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企业扩展的速度将相对缓慢，有的企业可能就停滞于既有水准。
国际上知名的大企业大都有良好的金融支持系统，比如几乎都是上市公司。
这一点也可解释在发达国家上市公司通常只占公司总数的很小比例（如千分之一、二），但大公司却很少不是上市公司的。
另一个结果是占到企业总量多数的、在竞争中失败或至少未占到优势的企业，将与大企业之间有一个分工协作关系重新组合的过程。
新的分工协作关系包括横向关联（如成为大企业生产体系中的最终产品生产者）、纵向关联（如原材料、另部件供应商，产品推销商）以及混合关联（如跨行业纳入大企业多元化的经营结构）等。
现在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对中小企业持一种蔑视态度，认为这些企业，没有规模优势，因而没有竞争力和发展前途。
其实，在合理的经济体系中，大中小企业有适宜的比例关系，大多数企业仍然是中小企业。
至于“规模经济”问题，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得到大量实证经验支持的观点，所有在竞争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都有其规模上的合理性。
我们过去的问题主要并不在于存在大量的中小企业，而在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缺少有效率的联系，如一个行业中大中小企业都生产最终产品。
在这种状况下，出路只能是通过收购、兼并、破产、托管等方式重建大中小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最具优势的。
三
第三，有助于企业产权制度和内部治理结构中一系列基本问题的解决。
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企业改革的目标已经明确，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注重组织结构的变化，追求组织形态上与国际经验的相似性，如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高级经理组成的企业治理结构，建立国有股本的持股机构等，而容易忽略作为其基础的资本市场的作用。
然而，离开了资本市场，产权边界的确定、股东作用的发挥、对经理阶层的监督、经营业绩的评价等都根本性的解决办法。
以人们谈论很多的产权问题为例，如果缺少资本市场上的“交易”，资产的价格将无从确定，产权的价值边界也不可能清晰。
其次，在存在市场交易的条件下，资产将向对其评价高的主体流动，进而产生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结果。
如果不出现由于流动而产生的效率改进，所谓的“产权明晰”也不会有多大意义了。
尽管我们无法断言有了发育良好的资本市场，长期困扰我们的产权和企业组织结构方面的诸多难题一定能够解决（可能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但若没有资本市场的作用，这些难题肯定是无法解决的。
意义
如果说十几年来产品市场的发展使国企经济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且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而对前面分析过的诸多矛盾的解决，将使我国国企体制转轨发生一个质的进步，从一定角度看，它将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确立。
。
现象的原因所在。
这一点经常被，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在商品市场取得重要进展、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则越来越显而易见。
这些问题有些是根源于传统体制的老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趋于明朗和尖锐，有些是随着商品市场发展而引出的新问题。
概括地说，它们集中表现为几个重要矛盾。
矛盾一
第一个矛盾是。
用来解释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持续亏损等现象。
分析近年来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原因，人们甚至有理由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是否存在明确的盈利动机表示很深的怀疑。
这是一方面的情况。
矛盾一扩展
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以及其他公有企业的治理结构、经营者的行为呈现出复杂状态。
在企业扩权的背景下，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从差到好的老企业，改革以来“从无到有”的“新国企”，高层经营者实际上掌握了大部分剩余控制权和部分剩余索取权。
这些人已不同于改革前的企业经理人员，也不同于西方国家老一代企业家打下江山后雇佣的支薪经理，他们不同程度上具有创业者的性质，对他们掌握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人们似乎多少持一种默认态度，认为“人家搞起来的企业，应该有一份合法权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经营者已是某种程度上的“风险承担者”。
但现有的正式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并不全部承认并保护他们这种事实上的权利。
与此同时，市场化过程使企业经营者损害法律上的所有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如职工）的利益，有了比计划经济时期大得多的空间，从在职消费到转移资产都可能发生。
于是，合理的不承认，非法的管不住，经营者行为陷入了矛盾、扭曲的状态，确实有人完全是“吃”、“挖”公有制，也有人是“正路”不通而走“邪路”的。
公有制的所有权可能落不到实处，经营者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从来都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既有制度不承认、不保护它，它就会以与既有制度相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
近年来一些知名企业家“出事”，以及普遍存在的“穷庙富和尚”现象，仅仅用个人品质显然是无法解释的。
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应有更切合实际的说明。
无论如何，我们面临着一个能否创造出有利于企业家稳定、长期发展的制度环境的问题。
矛盾二
第二个矛盾是国有资本事实上的部门、地区所有与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之间的矛盾。
国有资本名义上或法律上归国家所有，大多数实际上是部门、地区所有，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非市场化的环境中，国有资本要有运营的实际可能性，“条块分割”是无法避免的选择。
对“条块分割”的弊端，已有诸多分析，如人为割断生产经营内在联系、重复建设和地区封锁等。
在企业规模扩大、分化加剧的新形势下，“条块所有”至少又带来了两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是“条条”和“块块”越来越难以对迅速扩张的优势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特别是直接融资的支持，同时对在竞争中失败的劣势企业越来越难以在自己的行政势力范围内予以消化。
二是“条条”和“块块”在自己的行政范围内越来越难以提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称职的企业家人才。
撇开其他问题不论，这意味着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原有的所有者在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上都出现了“短缺”。
如果说西方国家曾存在私人、家族及合伙人资本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的话，我们的经济中目前也出现了明显的“条块所有”与生产和资本经营日益社会化之间的矛盾。
这两种情况虽然在具体国情和所有制性质上有很大差别，但所有制形式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上却有类似之处。
在西方国家，矛盾一定程度上通过企业股权结构的“公开化”、“社会化”，即通过对外扩股包括企业上市加以缓解的。
我们所面临的“条块所有”所带来的矛盾，也需要而且只能通过股权结构的开放和流动得到解决。
股权结构变化深层意义
股权结构的这种变化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即为政企分开问题的解决提供必要条件。
对此依然可以从比较的角度得到理解。
西方国家的所有者职能与部分经营者职能的分离，虽然不排除股权依然封闭状态下雇佣职业经理的情况，但多数是在股权“公开化”以后出现的。
“公开化”一方面使企业的股权不再等同于（一般应大于）原有所有者的股权，另一方面由于有了多个所有者，使所有者（投资者）能够相互竞争和流动，形成了资本市场，以及在资本市场上产生的便于所有者了解企业经营状况的基本信息。
这些变化都使所有者和经营者职能的分离成为可能。
对我们所面对的政企分开问题而言，在坚持国有制的前提下，政府作为事实上的所有者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在政府之外寻找其他国有所有者是徒劳的。
但是，如果一个企业只有一个作为所有者的政府部门，而且这种隶属关系有着很长的“历史性”，要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职能分离意义上的政企分开将是很难的。
积极的变化只有当引入了新的所有者，而且新老所有者具备了流动性，并且能够以某种方式提供关于企业经营状况信息时才能开始。
矛盾三
第三个矛盾是国有经济战线拉得过长与随着市场竞争的扩展而出现的“市场失效”问题之间的矛盾。
准确地说，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这个矛盾不可能突出，甚至不足以成为问题，因为当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时，不存在其“战线过长”的问题，当市场经济未得到大的发展时，也不可能存在“市场失效”的问题。
这个矛盾一旦突出起来，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市场经济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近来强调国有经济缩短战线、调整结构，就是以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资源配置中开始发生基础性作用，特别是竞争性行业的市场竞争加剧为背景的。
在这一背景下，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并无确定的优势可言，虽然也可以找出具有竞争力、表现优秀的国有企业，但大多数企业却陷入困境。
在另一方面，仅靠市场力量管不了、管不好和不愿管的事情大量增加，矛盾逐渐突出，如何把有限的国有经济资源按照优先顺序转移到最需要从而也是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去，就成为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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