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一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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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一生
主题：
东坡的意义
主讲人：
莫砺锋教授
时间：
2010年11月26日15:
00-17:
00
地点：
玉林师范学院西校区学术报告厅
假如历史失去苏东坡
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内容太多，短短一个多小时要介绍东坡这样一个人物，真是叫做“何从说起”啊？
那么，我们从哪里说起呢？
我们就先从东坡生命轨迹中间的某一个点说起。
东坡活了66岁，在北宋时期，66岁就算比较高的寿命了（北宋三大文学家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都是66岁）。
在他66岁的生命过程中间，有一个点，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地方讲起，就是他44岁那一年。
北宋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7月29日（农历）的夜里，有一艘官船停泊在太湖里靠近太湖南岸的一个地方叫芦香亭，这艘船停在这里是为了修船舵，本来这艘船负有紧急的使命，要很快的走，但那天舵坏掉了，所以停泊了一个晚上。
这艘船是来做什么的？
是到浙江湖州来逮捕一个朝廷的钦犯。
此时此刻，这艘船里面就是一群官兵，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凶神恶煞的官兵，抓了一个钦犯，然后看守着他，这个钦犯是一个中年汉子（当然就是这一位44岁的中年人），他被逮捕了，关在船里，因为船没有走，所以他就靠着船舱可以看到窗外面的情况。
7月29日当然是没有月亮的，但是那一天天气非常晴朗，繁星满天，银河皎洁，星光下浩瀚的太湖是一碧万顷（我们知道宋代的太湖是没有蓝藻的，水很澄清）（笑声），风景很美，是一个诗情画意的良夜。
但是这个中年汉子这时心情很不好，因为昨天朝廷的钦差带着士兵到湖州来逮捕他，态势非常凶险，在这以前他已经接到他弟弟的密报，他知道朝廷要来抓他了，而且他的罪名非常重，说他“攻击朝政”、“毁谤皇帝”，在古代这是大不敬的罪名，是最严重的罪名，所以他觉得此去是凶多吉少，他就很担心，他想这一去被抓到汴京（现在河南开封）关进御史台的监狱，这么严重的罪名，肯定要受到很严重的折磨、侮辱，古代的士大夫有一个信念叫做“士可杀而不可辱”——侮辱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所以他觉得：
我此去要接受那么多的侮辱，说不定审案过程中间还会连累到很多我的亲朋好友，何苦呢？
假如我此时此刻自我了断，那以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船舱外面就是太湖水，他只要纵身一跳，那以后的一切都没有了。
他动了这个念头，但是当时他没有实现这个念头，一是这些官兵看得很严密，二是他突然又想起了他的家人，特别是想起了他的同胞兄弟，他的弟弟跟他特别友爱，感情特别深厚，两个人早就约定好将来要及早的退休，回家乡隐居，一起种地一起读书，他想：
“我此时此刻就自我了断，那么我的弟弟在世界上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所以他不忍心，因此他就回心转意了，没有跳出窗外。
我们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我们现在假设一下，假设在公元1079年7月29日的夜晚，太湖里的这艘船上，这个中年汉子竟然跳出去了，竟然葬身于太湖的清波之中，我刚才说了这个人一共活了66岁，44岁以后的人生砍掉的话，正好砍掉后面的三分之一——22年，假如他跳下去了，会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假如他跳下去了，那我们的文学史上，首先以《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为代表的1000多篇古文从此没有了；以《荔枝叹》为代表的1000多首诗没有了；以《念奴娇·大江东去》为代表的200多首词没有了；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那一幅被后人称作“天下第三行书”的（第一行书是王羲之的《兰亭序》，第二行书是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也要没有了；在日本的一个不为人知的私人收藏室里面有一幅名画《枯木怪石图》就没有了；在杭州西湖上面那一条像长龙卧波一样非常美丽的苏堤没有了；在医药书《苏沈良方》（又名《苏沈内翰良方》，是北宋末年佚名编者根据沈括的《良方》10卷与苏轼的《苏学士方》整理编撰而成的医学书籍）里面收录的400多个宝贵的药方没有了；在遍布全球的中菜馆里面，失去一道名菜（笑声），那就是大家都喜欢的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东坡肉就没有了（笑声）；在我们日常语言中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样的格言没有了。
当然更严重的是，苏东坡这个人物没有了——因为此时此刻他还不叫东坡，东坡是他46岁起的号，44岁的时候叫苏轼，字子瞻，还没有这个号。
所以，把他的生平，砍掉后面三分之一，会给我们的文化史造成这么巨大的损失。
那么反过来说，这个人物，对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的贡献是何等的巨大。
所以，我想从这一个点切入有助于我们宏观的看清苏东坡这个人物的贡献有多么大，他的创造力有多么巨大。
我很喜欢东坡，也很敬佩东坡，我觉得东坡太了不起了。
当然有人说：
“东坡这么高大、伟大，我们在他面前是不是自惭形秽呢？
他难道是一点缺点都没有吗？
”当然东坡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他总有一些缺点，人无完人嘛！
一定要说东坡有什么缺点的话，有时候我也想想我自己，跟他比比，我今年59岁，明年就60岁了，假如说我今年就跳入太湖自杀（笑声），假如我后面再活20年，把我后面20年砍掉，对我们的文化会有影响吗？
一点影响都没有（笑声）——你死就死了，没什么影响。
那这样一个人就太悲观了，东坡太伟大了，我们太渺小了——仔细想想，我有的方面还是比东坡强，人总要有信心嘛，也鼓舞自己继续生活继续工作。
刚才主持人忘记介绍我的另一方面：
我是一个老知青，插队时间很长，有光荣历史，从1968年到1978年，所以有一点我比东坡强：
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我比他强（笑声）。
东坡在黄州开荒，先是种大麦，后面几年种水稻，种过三熟水稻，产量都很低，我种水稻种到第十年已经是非常好了，长江下游的水稻栽培从插秧到收割每个环节都精通了，所以我想我还是有超过他的地方。
但是问题是你这个优点、贡献太小了，不值一提。
有时候，我自己很悲观，觉得自己喜欢的古人都非常伟大，做了那么多贡献，我自己一天到晚研究他们，我自己这么渺小，那想想我有什么贡献啊？
刚才说种水稻，那你种了多少水稻呢？
告诉大家：
我一共种了一万五千斤稻谷，一辈子才贡献了这么点稻谷（那时候都是绿色稻谷，没有化肥污染），但问题是你一辈子也才贡献了这么一点稻谷，而且那里边还有五千多斤被我自己吃掉了（大笑），所以贡献太小了。
当然这是玩笑话。
反过来说，相称一下，东坡太“大”，这么伟大的东坡，我们从什么地方说起？
我只能概括地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然后欢迎大家提问题。
政治家苏东坡
东坡其人，大家首先是认定他是文学家、书法家，从这方面来走近他、认识他。
东坡文学艺术方面的创作在北宋几乎都处于一流的水平：
讲古文，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唐宋八大家北宋有六个人，这六个人中间，实际上最强的、文学意义最大的还是东坡）；讲诗歌，古七言诗他跟黄庭坚并称“苏黄”，是北宋诗的代表；讲词，他北宋第一，跟南宋的辛稼轩齐名，称“苏辛”；讲书法，他是北宋四大家“苏、黄、米、蔡”（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的第一家；讲绘画，他的绘画算不上北宋第一流，但是也是非常著名的，他画的墨竹、枯木怪石都非常好。
首先我们从这方面认识他，但实际上，东坡一生最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是用在这方面。
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官员。
从这方面来看看，作为政治家作为官员的东坡做得如何？
我们就从这个方面来检测一下他伟大不伟大？
非常伟大！
东坡是北宋后期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家。
大家知道，北宋后期政坛上发生了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所谓的“新旧党争”，当时一派叫做旧党，一派叫做新党，两派的政见截然不同，在朝廷里面互相争论，后来发展成互相斗争。
新党的领袖是王安石，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家、文学家，旧党领袖就是那位小时候就会砸缸的小朋友（笑声）司马光，小朋友长大以后就成了著名的政治家——旧党领袖。
这两个人分别领导着新党和旧党，操纵着朝廷的政治。
东坡什么态度？
东坡主要是旧党，不光东坡是旧党，北宋后期我们现在能数得上的文化名人中间除了王安石一个人是新党之外，其他人全是旧党。
问题是东坡虽然是旧党，虽然从全局上说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但是东坡绝不是一个政治上的保守者，他恰恰是非常主张要变革的。
在北宋中后期，实际上人人都知道要变革（就像现在当选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样，要change），但问题是怎么变革，当时东坡和王安石为首的新党看法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我先从一个历史上的情况讲起。
因为这是东坡作为政治家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1974年，那个我时候我还在当知青，路过镇江，顺便去看了一下闻名已久的金山寺，并不是想去看许仙白娘子的，而是知道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古迹才去看的。
一进金山寺就大吃一惊，有一条横幅挂在里面，上面写着：
“彻底揭开反革命两面派苏轼的画皮！
”这是怎么回事？
我当然知道当时正在评法批儒，历史上凡是跟儒家沾边的人都要被批判的，从孔子开始骂，说苏轼是反革命可以理解，因为孔子都反革命了，苏轼当然也反革命（笑声）。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说他是两面派？
他什么地方两面派了？
再走进去看，里面贴了很多大字报，具体批判苏东坡的“罪行”，看了以后就明白了，原来是说东坡这个人在政治上投机，一会儿反对新法，一会儿又反对旧法，政治上不坚定，倒来倒去，所以是“两面派”。
当时看着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当时我对东坡已经有些了解了，东坡其人在政治上不像王安石、司马光那么坚决，他恰恰在中间体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政治风貌。
具体地说，就是在王安石得到宋神宗的支持，大刀阔斧地、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的时候，东坡表示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很多新法太草率、太快速，短短的6年之间就有10条新的法令要推出来，我们都知道《老子》里面有一句很智慧的话：
“治大国若烹小鲜”。
“烹小鲜”就是煎一锅小鱼。
老子告诫我们：
治理一个大的国家，就像煎一锅小鱼一样，要小心翼翼，因为小鱼很小很脆弱，翻得太快，它的皮肉就会烂掉的。
任何改革，任何变法，要慢慢地来，要按部就班地来，不能全盘地、非常剧烈地变革，一个国家承受不起——一个国家就像船一样，小船好调头，大船调头比较难，要慢慢的，调得太快会翻船的。
王安石变法最大的问题，或者说他后来失败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操之过急，变的幅度太大，变的速度太快，从而造成了很多的弊病。
东坡一直在地方上做官，他到乡村去访贫问苦时从百姓那里了解到，很多新法没有给百姓带来实际利益，反而扰民，所以他反对，他说新法有很多不好的地方，要慢着来，不能这么快，有的地方不能这么快的实行。
有的新法是被东坡反对掉的，比如当时新党提出来一条法叫“手实法”，就是说全国的老百姓都要自报财产，国家按照老百姓自报的数目来征税，因为怕老百姓瞒报，就鼓励认识你的人，左邻右舍、朋友啊，来告密、揭发你，假如说张三自己去报他家里有20贯的财产，然后李四去揭发他，说他有40贯，查出来以后多出来的三分之一赏给告密者。
东坡说这还了得，这样一条法律出来会天下大乱，每个人都会去揭发别人，这条法令在东坡坚决反对下很快就收回去了，不能实行。
所以东坡在新政推行的时候，他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中的缺点，当然，他因为这一点既得罪了王安石也得罪了整个新党，甚至得罪了宋神宗，他怎么会遭遇“乌台诗案”？
怎么会在浙江湖州被当作钦犯抓到汴京去审判？
就是因为他反对新法，他写了很多的诗文来攻击新法。
东坡诗文太有名，他的作品一出来，大家赶快传抄，一下子就传遍全国，甚至传到邻国去了，当时辽国都能看到。
他一发言论，影响特别大（就像现在普通老百姓说一句话没用，假如一个知名人士说了一句话，媒体都来放大，影响就非常大。
东坡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新党一定要置他于死地。
十几年以后，宋神宗死了，王安石也死了，朝廷政治变了，退居洛阳15年不问政事的司马光东山再起，又做了宰相，高太后执政，旧党上台了。
司马光上台后废除新法的热情跟王安石推行新法的热情是一模一样（笑声），王安石要非常快地推行新法，司马光要一天之内废除全部新法。
这个时候，因为东坡也是属于旧党，长期被贬到黄州后又被召回来，回到朝廷里，不仅官复原职，还升官了，跟司马光在一条战线上。
但是，当司马光要非常快地废除全部新法的时候，东坡又站出来反对，他说：
“不能这么不分青红皂白，新法中间有的法令还是合理的，而且我们已经实行了那么多年，老百姓已经习惯了，现在废除掉恢复旧法，老百姓又会无所适从。
”可惜的是，司马光坚决不听（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都是犟牛脾气），一定要全部废除。
所以东坡尽管跟司马光个人交谊非常好，但是那时在朝廷里争得非常厉害，争得很不愉快，东坡回到家里就怒气冲冲地说：
“司马牛！
司马牛！
”为什么叫司马光“司马牛”呢？
因为他像牛一样发了脾气拉不回来。
当然，东坡其人出口成章，他骂人家的话也是有典故，“司马牛”也不是胡编出来的，孔子有一个学生就叫司马牛，他是用典故来骂他。
正因为如此，东坡在新党执政的时候，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最后就是“乌台诗案”，差点杀头。
在旧党上台以后，他又到处碰壁，朝廷有很多人攻击他，说他不拥护旧党。
假如说他是两面派，他就是这样一个两面派。
这样的两面派不正是一心为公，不正是大公无私，不正是以国家人民利益为最重吗？
完全不考虑自己的仕途，不是为了讨好上司，而是表达自己真实的见解，所以东坡是一个风节凛然的政治家。
东坡幼年时候在家里，他的母亲程夫人教他读《后汉书》，读到《范滂传》时，他的母亲把书放下来叹了一口气，为什么？
因为范滂其人是东汉最讲究名节的人，他当时为了反对宦官专政，得罪了宦官也得罪了皇帝，朝廷下令逮捕他，后来就判处死刑。
范滂被抓，临走的时候告诉他的母亲：
“我这一去凶多吉少，我以后就不能孝顺母亲了，请母亲饶恕我。
”他的母亲说：
“你许身报国，这是一件好事情，我怎么会怪你呢。
”他的母亲支持他慷慨就义。
当初东坡的母亲和他一起读到这里的时候，他的母亲非常感动，东坡那个时候才10岁，东坡就说：
“假如将来孩儿也像范滂一样的话，母亲您同意吗？
”他母亲说：
“你要能够做范滂，我为什么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
”就是支持他要为了正确的政治态度不惜献身。
我想，东坡后来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说明他没有辜负10岁时在他母亲面前立下的誓言，他是要学习范滂。
所以作为政治家，东坡是完全合格的，是伟大的。
百姓贴心人苏东坡
由于东坡心直口快，喜欢提意见，所以他在朝廷里经常呆不安稳，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被贬到外地去了，在地方上做官。
他一辈子走过的地方很多——杭州先后两次，浙江的湖州，江苏的徐州，山东的密州，河北的定州。
做过很多地方的地方官。
东坡每到一个地方，不管他是通判（相当于副市长）还是知州（相当于市长），他都尽心尽力地为地方上的老百姓谋福利，他在地方上的政绩非常好。
挑两个地方说一说。
一是江苏的徐州。
东坡刚到徐州不久，就遭遇了一场黄河泛滥，那时侯黄河改道，洪水向南流，很快就冲到了徐州，把徐州城包围了。
徐州城四面都是水，靠城墙把水挡在外面，那一场洪水非常厉害，洪水的最高端离徐州城墙的顶端只有不到1尺，再过1尺多就要漫进去了，而水面比城里的地面高两丈，假如漫进去，全城就淹完了。
所以东坡在徐州知州任上，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抗洪，他带领着全城的军民，有少部分的驻军，还有老百姓，日夜不停地加固城墙，怕城墙挡不住洪水的压力，就在城墙里面再用土堆一道堤岸把它托住，日夜在那里忙，多少天都不回家，都在城墙上面跑来跑去，巡逻、指挥。
但是洪水两个月都不退，到后来人手不够，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在徐州有一支驻军，（大家在读《水浒传》的时候都看到过，宋朝的军队非两种，一种是禁军，就是战斗军，还有一种是厢军，是在地方上扶持治安的，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武警和警察部队，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常年驻扎着一支禁军）但宋朝时规定，禁军朝廷才能调动，皇帝才能调动，所以这支军队地方官是不能调动的。
但是这个时候形势危急，东坡就亲自走到禁军的军营里，对他们说：
“你们虽然是禁军，平时不能调动，但是现在徐州太危险了，请你们出动，帮我们一起来抗洪。
”本来禁军的首领是不敢答应的，因为违反朝廷规定，但是当他们看到东坡走进来的模样，看到徐州市的地方长官浑身上下都是泥浆、面容憔悴不堪的时候，他们感动了，地方长官都这么辛苦，军队怎么好不参加呢？
所以他们就不顾朝廷禁令出动了。
在禁军支持下，东坡终于指挥着全市的军民，抗过了那场洪水，最后洪水退了。
第二年，东坡就加紧修筑徐州外面的水利工程。
当时北宋人都知道，黄河泛滥一般是二三十年一个周期，就是这次泛滥了下次要到二三十年后才泛滥，宋朝的地方官一任只有三年（在任三年后一定要调动，怕你时间长了，盘根错节造成强大的地方势力，不能控制），所以东坡知道自己在徐州剩下两年的任期内黄河不会再次泛滥，但是他为了要让徐州一劳永逸地抗洪，第二年他就用全力来修水利。
应该说他是无私的，他确实是为地方百姓谋福利。
下面再讲一个例子就是杭州。
杭州西湖有一条现在成为一景的苏堤，那是东坡修的。
东坡是怎么修苏堤的？
他是为了游览吗？
为了发展杭州的旅游事业吗？
不是，他是为了兴修水利。
当年北宋时期，杭州的最大问题是淡水供应不足，那个时候钱塘江的江口还要靠里面缩一点，因为三角洲是不断向外扩张出去的，所以钱塘江的潮特别的大，一涨潮海水就倒灌进来，所以杭州河里的水基本上都是咸的，只有西湖是杭州唯一的淡水源。
但是当东坡第二次到杭州做官的时候，他发现西湖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西湖里面水草疯长（因为南方气候温暖又潮湿），已经长得把西湖的湖面淤塞了三分之一，所以地方上的父老乡亲都来找这位新来的地方官来诉说：
“再不治理西湖，再过20年西湖就没有了。
”东坡就着手来治理西湖。
首先当然是砍水草，挖淤泥，问题是砍下来那么多水草，挖出来那么多淤泥，没处堆放怎么办？
东坡费劲脑筋地想，后来终于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用这些废料在西湖中间修一条堤岸，苏堤最初的修建不是为了要修一条堤，而是因为废料没地方堆。
他想既然西湖里面已经有一条东西向的白堤了，但是南北向还没有堤，所以他就再修一条南北向的堤。
当然为了保证湖水畅通，在苏堤上面造了六条桥，桥下面是通的，湖水可以自由流动。
在清除了西湖的水草以后东坡还不放心，因为东坡知道水草长得很快，今年清除了，过一年两年它又长起来了，以后怎么办？
东坡就向老百姓虚心地请教，当地的父老告诉了他一个办法：
江南的农民喜欢种菱角，他们下种之前有一个习惯，一定要把水草全砍光，否则菱角长起来的时候水草长得更快，菱角就收不到了，所以把西湖沿岸的水面租给贫苦的农民种菱角，他们下种以前自动的会割一次水草，这样就可以保证把水草及时清除了。
东坡一听就采取了这个主意，后来明文规定把西湖湖边上的湖面租给农民来种菱角，交一点点租金，这个租金用来治理湖面用。
东坡又担心这些农民假如菱角收成很好会扩大种植面，把整个西湖都种上菱角，那整个水面又都堵住了，所以他要划一条界线。
靠岸的可以种，靠湖心的不能种。
水面上怎么划界线？
他就用石头做了几个小宝塔竖在里面，今天到过西湖的同学会看到——三潭映月——当时是做划水面的标记。
所以经过东坡的治理，杭州西湖才成为这么一个风景美丽的名胜之地（在他之前，西湖上水草长得一塌糊涂，已经惨不忍睹）。
所以我们可以说，东坡做地方官，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尽心尽力地为地方上出谋划策，一日不停地做事。
大家不要看东坡到处都题诗，在杭州题了很多诗，好像他一天到晚都在游山玩水，不是，他成天都在办公的，做工程，东坡喜欢工程。
即使东坡已经不做官了以后，因为他受到的打击最多，曾被贬到过黄州，被贬到过惠州，再贬到海南岛的儋州（他一生被贬了三个地方）。
在这些贬谪之地，即使他已经不是地方长官了（一个朝廷流放在这里的犯官），他还是尽自己所能为当地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他在惠州时，当年他已经59岁了，他肯定没有希望东山再起了，但是他一到惠州，就支持地方上的公益事业。
惠州要修两条桥，东坡自己捐款，把平生的积蓄都捐助地方修桥。
后来他到了海南岛，没钱捐款了，他已经没有什么积蓄了，生活已经过得非常贫困了，他怎么办呢？
他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教海南人民怎么读书、写文章，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
在东坡的指导下面，海南有史以来出了第一个进士，在东坡去之前海南地方的教育太落后，没出过一个进士；在东坡来了之后，有个叫姜唐佐的人第一次考上了进士，打破了零的记录（笑声）。
东坡实际上也是一个优秀的工科人才，因为他喜欢动脑筋，关注很多事物，也关心生产。
比如说农具，宋朝很多农具像水车、秧马（农民插秧时坐的一种小板凳）要不是东坡记载，我们都不知道，东坡记录下来了，东坡还予以推广。
东坡还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他被贬到惠州（靠近广州）时，路过广州时发现广州老百姓有一个跟杭州老百姓一样的困难，就是饮水困难——广州在珠江口，珠江口也是因为南海的海水倒灌造成水变咸、变苦，不好饮用，这个水勉强能喝，但水质很不好。
当时广州的知州叫王古，他是东坡以前就认识的朋友，东坡一到惠州就写了几封信给他，向他建议在广州修建自来水（当时的名字不叫自来水，但就是相当于自来水），他在信里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
“我来的时候，路过离广州20里的一个地方叫叠翠岩，半山有很好的泉水，而且水量很大，就要用大的毛竹管接起来，把泉水引到广州城里，老百姓就可以饮这个水。
”大毛竹，用烧红的铁条把中间打通，细的一头插在粗的一头里面，一路连接20里路，把水引到广州。
这样广州人就可以喝上泉水，不再喝苦的、咸的珠江水了。
问题是用毛竹管引水20里路长，在技术上有一个难题，就是两根竹管接头的地方容易漏水，不管你插得多么紧，一路漏水，水流不到广州就漏完了，怎么办？
东坡在信里面指点王古说：
“毛竹刨光以后，细的一头插在粗的一头，插之前，在细的一头先缠上一些麻丝，在麻丝上面再涂上一些漆，然后使劲插在粗的一头，这样就能不漏水。
”这几封信都保存在东坡的文集中间，但是我觉得好像从宋朝到现在，所有的读者都没有注意过这几封信，我是第一次关注这几封信的人，所以我把它写到《漫话东坡》这本书里，我怎么会特别关注到这几点或者这几封信怎么会人家看的时候没注意我注意了呢？
这是因为我安装过自来水啊（笑声）！
上世纪70年代，我到了我第二个插队地点，在安徽的泗县，我们那个公司很落后，离县城很远，没有自来水，离公社的半里之外有一口大的水井，所有的用水都到那个水井里去打，所以有一次公社书记就对我们几个知青说：
“你们不是知识青年嘛，知识青年有知识啊，你们应该帮我们解决自来水问题！
”我说行啊，你只要提供材料。
后来我到自来水公司去学了一天，就把这个技术学会了，原来，把两根铁管连起来，要避免接头处漏水，最关键的技术就是在前面一根的头上缠上一些麻丝，再涂上一些漆，跟900年前东坡说的一模一样（笑声）。
当时我还没读过东坡的这个信，后来读东坡文集读到这个信，简直太惊讶了，他早就发明这个办法了。
是东坡特别聪明吗？
是因为他是一个工科的杰出人才吗？
不是，是因为他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他时时刻刻在想怎么为老百姓做更多的事情。
当然，有的时候东坡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有的时候做的事情我们现在看也许不算最聪明的。
刚才这个自来水问题上技术还比较过关，但是有的时候从技术的角度看不那么可取。
在座的有很多同学是学气象的，我们说一个东坡跟气象有关的故事。
北宋后半叶，中国天气的基本状态特征就是经常干旱，水灾比较少，干旱的年头非常多，所以东坡做地方官每到一个地方都特别重视修水利。
除了水利以外，还有一个办法，古代嘛，靠天吃饭，希望天下雨，但老天万一不下雨怎么办？
当时没有人工降雨的办法，地方官唯一的办法就是求雨，所以东坡是到处求雨，在他所有做地方官的地方都有他求雨的记录。
东坡第一次做地方官是在陕西的凤翔县，就碰到了严重的旱灾，按照惯例，去求雨。
到哪里去求雨呢？
凤翔附近有一座高山叫太白山，老百姓说太白山的山神非常灵，以政府的名义去求雨就会下雨，东坡就去求了（烧香磕头），结果没下雨，东坡就奇怪了，便向父老乡亲打听是怎么回事，父老乡亲说以前是很灵的，但是从上一任的知州来做官以后，向朝廷奏请封太白山神一个官爵，封他为“济民侯”，疯了“济民侯”以后求雨就不灵了，东坡就感到奇怪，就拼命地研究，后来终于查出来了——原来太白山神在唐代的天宝年间早已经被皇帝封过，而且封的是“灵应公”（古代的官爵是公、侯、伯、子、男），唐代封的是第一等的，到宋代封他的是第二等，怪不得山神不高兴了（笑声），东坡发现这个后很兴奋，他赶快到庙里去许愿，说：
“你只要下雨，我们还奏请朝廷封你为公。
”也怪，许愿以后就下雨了（大笑）。
所以后来东坡到处封神。
这是东坡求雨的一种方法。
东坡求雨还有第二种方法，比较科学一点。
东坡在他的写给其他地方地方官的信中间教他们怎么求雨，他说有一个办法非常灵，叫做虎骨求雨法，就是拿一个老虎的头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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