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发展理论的演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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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发展理论的演变
战后发展理论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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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发展研究起源于第二次大战后第三世界的崛起。
战后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在原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范围内的出现，改变了世界政治理念的格局。
面对新的局势,西方国家感到必须对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以便认识这些国家并对自身可能受到的挑战进行预测.这种学术努力产生了体系庞大的发展理论。
当中国也加入了高速发展国家的行列中时,对发展理论演变的过程和历史的了解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发展理论可以被看作是对西方社会科学主流中静态和人类学偏好的一种挑战，它试图在新的基础上对”经典理论”进行重构。
其学术努力产生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发展”成为了社会科学家们研究的主要项目。
发展理论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第三世界国家在二战后的发展趋向，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各种复杂的国情对西方传统的社会变化和转型的理论提出了挑战，促使学者们将第三世界的变化纳入到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去。
所以也可以说，发展理论只是人们意识到第三世界的发展是与西方”原生型”发展具有特殊的不同质的特点时才开始产生的。
反过来，这种研究尽管是相对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国家存在的不发达问题而产生的，它却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对普遍发展规律的研究，并取代了原本以欧洲为主体的发展思维方式。
发展理论与发展战略的起源是密切相关的。
经济结构与社会组织的变化使社会的决策者面临着一项紧迫的任务，那就是寻找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途径。
所以发展战略通常包含着一位行动者-政府或国家。
发展理论与发展战略的这种密切关系，是因为发展问题通常被视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问题，这就使发展理论总具有为决策者提供建议的倾向，而初期的发展理论往往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即不发达社会的条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而必须加以改变。
改变的原动力只能由政府或类似的机构提供，于是，纯粹的理论与战略之间的联系就很难分开了。
一，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争论：
以工业为主导
初期发展理论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经济领域.并形成了若干不同的派别。
第一派即所谓资本积累与工业化发展理论,这派理论至今仍有强大的影响.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不断地资本积累和投入并由此导致的工业化是推动落后国家发展的关键。
由于其理论影响大,时间跨度长,其基本学说已为广大学者所熟知。
比如强调在收入,积蓄,投资与产出之间保持平衡以达到稳步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哈罗德-多马模式，该模式假定全社会生产的产品只有一种，既可用于消费也可用作生产性投资。
他们在采取了凯恩斯投资--储蓄分析法后,得出了如下基本公式Gw=s/c;其中s为储蓄率,C为资本产出比率,Gw为有保证的增长率,由于储蓄比例与资本产出率共同决定经济增长率,因此可用增加投资等方法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为了维持某地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必须通过扩大投资来增加有效需求，然而在一个时期足以维持充分就业的有效需求，将不足以保持下一时期的充分就业。
因为前一阶段由投资而形成的生产力，在下一阶段将提供更多的产出。
为了维持充分就业，不导致有效需求的减少，就必须再投资以增加有效需求。
由此，投资年年扩大，而产出日益增加。
显而易见，物质资本形成的快慢，是束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由于这派学者强调物质资本的重要性，因而又被称为”唯资本论”。
他们认为，由于物资资本的匮乏，发展中国家在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都存在着恶性循环，以致国民经济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陷井”而不能自拔。
为此必须在投资努力上作出”大推进”，以求得”平衡增长”。
此种理论曾被广泛运用，很多学者均认为储蓄率与投资率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而刘易斯在1995年发表的《经济增长理论》一文中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他提出了两个模式，其一阐述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其二阐述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决定问题。
而罗斯托则提出”起飞”的概念，并认为这一阶段的持速时间大约为三年左右，过了这一阶段，受援国家就不再需要外援了。
然而50年代末60年代初，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放慢，许多学者开始了实证调查，结果产生了所谓的两缺口模式。
该模式由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及其助手率先提出，主要内容是，根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可以得出一个表现总收入和总支出的恒等式：
Y=C+I-M
其中，Y为总收入，C为总投资，X和M分别代表出口和进口总值。
经过变换得：
Y-C+M=I+X，而Y-C=S〖S为储蓄〗
于是，S+M=I+X，即I-S=M-X
该式左边表示投资与储蓄之差，右边表示进口之差。
如果投资大于储蓄，则国内出现缺口，如进口大于出口，则出现外汇缺口，则须削弱投资或增加储蓄，如外汇缺口大于储蓄缺口，则须削减进口或增加出口。
当然，这种调整是消极的，要主动加以调节使两缺口积极平衡就必须引进外资，则国内资本不足可以国外资本抵补。
在工业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其规模小，储蓄不足尚不足以构成工业增长的主要障碍，而一旦工业增长达到某种规模，由于需要进口大量的外汇设备，外汇的短缺就成为经济增长主要的制约因素。
在实践中，它与拉丁美洲和南亚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十分吻合。
此种模式对只强调投资储蓄的多马模式有重大改进，但投资不足需用外资弥补，则更显出了引进外资的重要性。
当然，这也意味进口国的出口比例必须迅速超过进口否则永远无法摆脱外汇的短缺。
与此同时，一部分学者也更关注发展国中家的分配以及谁从增长中得到了好处，因为这一分配结果有可能无助于起飞，反而会”Trickle-down”，并导致资源流失。
瓦尔特·卡里森与哈徽尔·雷布斯坦曾坚持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对投资和增长有利。
一国的分配政策有利于上层，将有利于平等和投资，当经济增长后，其好处将通过市场机制渗透到下层。
1955年，西蒙·舒尔茨甚至用u形曲线来表示工业化的这一状态，起初是不平等加剧，然后是减弱，最后逐渐消失。
由于工业化部分总是比农业部分高，所以随着农业部门收入转移到工业部门，收入的差距就会缩小。
当然，这种分析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为依据的。
上面一派所说的资本积累过于强调私人的行为，而现实证明这是相当不可靠的，于是罗森斯坦-罗丹提出了大推进理论，他赞成由政府与私人合作投资于几个互补性的工业以产生实质性民族工业的增长并刺激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
同时，他强调政府应优先投资于社会环境，这样将更有利于吸引私人的投资。
这些观点引起了学者们对投资方式的更大兴趣。
而R.尼克斯在罗丹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均衡发展”的理论。
他认为在需求方面，国内市场由于收入低而不旺，反映出由于国内资本形成的水平低而生产水平低，而投资的冲动也由于市场的规模受到了抑制。
而在供给方面，由于低收入而储蓄的能力也很低。
这与新古典主义的看法正好相反，即认为社会的低入将会使投资者得到高回报率。
为突破恶性循环，他提出了均衡发展。
在一个主要论点上他与罗丹不同，即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由于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他们更容易消费，比发达国家同期更难积蓄，因此他反对传统的繁荣可以渗透彻到穷国的看法，并认为，光靠外部资源无论如何是不充分的，它不能自动解决不发达国家的资金短缺问题，只有在国内采取同样的积累方式才有可能。
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强调深入的结构变革，即分析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及外部环境。
尼克斯采取同样的作法在公共金融部门进行了分析，以此来对抗示范效应，认为此种欲望带来了不发达国家的储蓄要求。
要做到平衡增长，全面投资，生产者互为顾客等，均要求不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全力为国内市场生产，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开拓国际市场。
只有彻底改变贸易结构，才能真正实行平衡增长。
在政治上，罗丹主张大推进，即由政府制订统一的内容不同的投资计划，以实现平衡增长为目标。
尼克斯则主张政府用强迫国内储蓄和争取外汇并举的手段来筹集全面发展的资本。
问题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筹集到平衡发展的资金，这就迫使学者们考虑不平衡增长的问题。
赫希曼是不平衡增长理论的主要代表，他在许多方面同意尼克斯的观点，但对平衡增长的理论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最虚弱之处在于各工业部门之间缺乏联系，而不仅仅是缺乏资金。
因而政府应集中投资于若干关键部门，发展这些主导部门以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
换言之，尼克斯的平衡增长是将先进部门拉回落后部门的起点上，而赫希曼则希望把落后部门”拖到”先进部门的起点上。
尼克斯认为市场是平衡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而赫希曼则认为缺乏企业家和有效管理才是不平衡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确定首要的投资部门以使其他部门由此获益。
这就要求对工业部门的”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的程度进行分析，作出优先投资的选择，制订并遵循”最有效秩序”的原则，以保证不平衡增长战略意图的实现。
其具体措施应该是先发展直接生产部门，再发展基础工业部门以及各种配套设施。
和尼克斯不同，赫希曼把农业放在次要地位，认为农业发展对带动相关产业起飞的意义不大，这一看法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政策制订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弗兰西斯·皮鲁克斯提出了增长点的概念，这是对不平衡增长战略思路的进一步发展。
他认为应该首先在工业部门中确定具有强大推动力的部门，通过各种联系以及外部经济，就能带动其他工业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
其次，工业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不稳定的，企业之间有一种非竞争的性质，即有一种控制竞争的本性。
但这种不稳定性却能够提供发展的动力：
在一个孤立的环境中，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能够发挥控制性作用的公司一定会提高工业的生产率并获得有效的资本积累，其效益可能会超过那些处于更富于竞争环境中的那些企业。
第三，集中于某一地区的特殊工业结构和经济环境会十分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也就是说，某些特殊产业和特殊地区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龙头，即所谓的增长点，这为发展中国家制订经济特区的发展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总的说来，上述学者可统称为资本积累工业化学派。
他们的基本出发点是强调通过各种方式来积累资本用于工业化进程，并由此来推动一国的发展。
相比之下，他们一般不支持比较成本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因为比较成本理论关心的是来自贸易的利益而不重视国内工业化产生的间接利益，而实际上，工业化不仅产生直接利益，而且可以提高人民的技能并形成各种经济部门的联结，从而促进外部经济。
一些学者甚至还推论出保护政策的必要性，因为这可以使本国的幼稚工业免遭外国工业的打击。
这样的看法固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其偏颇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
二，农业在发展中的地位
当上一学派集中工业和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时，另一些学者则更为关注工业与农业部门之间的关系，由此而产生了二元经济的模式。
在这一模式中，不发达的本质被认为是由于一个国家中存在着先进的资本主义部分与落后的传统部分的缘故。
当现代部分膨胀而传统部分消亡之时，这种而二元状态结束，发展也就成功了。
它同样也将工业化看作是摆脱二元状态的道路，只不过后期的二元主义者对农业的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二元主义可分为动态与静态两种模式：
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对农业与工业之间互动关系的认识。
波依克1953年在分析印尼的经济政策失败时首先使用了二元主义的概念，因为社会需要（如传统与习惯）在印尼占绝对优势，而经济需要则是由西方式的经济行为和机构来决定的。
其结果是农业部分中的技术变化只不过是促进了人口的增长而已。
此种理论分析对制定以损害农业为代价来发展工业的政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赫格斯认为波依克的社会二元主义定义不明确，应称之技术二元主义更为恰当。
现代部分为组织得更好，使用进口的节省劳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设备的部分，传统部分则为无组织的，农民式的劳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
并认为现代部分的发展依靠出口的需求，对其余部分的联系不大，只有很微小的可能从传统部分吸收劳力。
因而现代部分将成为发展中国家一个重要的飞地。
刘易斯的看法是，上述的理论有两个弱点：
A，假定资本主义部分的生产总是能够被市场吸收，B,假定投资需求部分也需要投资且资本家总能将获利再用于投资，而这两个假设根本无法确定，刘易斯据此强调企业家的才能对于经济扩张才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最大的争论焦点集中于他认为农业部门存在着”隐蔽性失业”，因此农业部门可以无限制地向工业发展提供劳力，而这种廉价劳力可以成为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
很多人认为这不真实，似乎农业部门不进行技术改造也可以抽出人力来。
而刘易斯则认为，农业部分确实存在着边际劳动为零的状况。
凯里斯与费追随着刘易斯的思路，认为劳动力从传统部分转移的前提是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发展。
但他们主张应更多注意农业发展对工业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且认为只有在用技术改造提高农业生产率之后，这种劳动力的转移才有可能。
除此之外，积蓄对增长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农业为发展可提供部分积蓄，但工业为自身的扩张提供了最主要的积蓄。
对外贸易，对外的贷款及国外的援助，在增长的过程中被认为是第二位的。
此外，他们在强调资本积累对工业化的重要性时，同样强调了二元经济格局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技术变化为发展所提供的动力。
凯里斯与费的观点引起的争议之处主要在于，他们没有在工资劳动者与以家庭农场为主的劳动者之间划清界限，结果使人误认为这些工资劳动力是由地主或者至少是由那些控制着土地的人提供的。
另一方面则是忽略了价格与货币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因为货币并不等同于物质资本，两者在发展中的作用是互补的（例如信贷政策可以缓解增长的瓶颈困难）。
再就是地主似乎愿意节约，愿意革新并愿意投资于工业，这似乎有些一厢情愿了。
但他们和刘易斯的理论在发展理论和政策的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首先是关于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其次是有技术的劳动力是否充足等。
由此引发的是对资本一词的含义的扩张，因为以前学者们谈到资本时，所指的主要是物质资本，现在则将技术与知识也一并包含了进去。
刘易斯等人的理论为二元发展模式确立了理论框架，乔金森则扩张了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的界限，他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加速农业中的技术进步，降低人口出生率来减少贫穷和失业。
此外，尚有一些学者在提出增长理论时，强调应该考虑需求和工业、农业两部分之间人口变化对发展的影响。
当然，刘易斯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忽视了制度和组织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政府的作用;其次，则在于他对第三世界的情况毫不了解，无法解释这些地区在农村的人口向城市流动前，城市已有大量的失业人口存在的现象;第三则是所有的二元模式都是建立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从客观上讲为发展内向型经济和进口替代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最后一个弱点则是他们强调的都是抽象的资源--从农业传移是对工业是有利的，但却很少关注使这种资源转移的贸易与市场机制。
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
学者们在60年代开始关注农业在发展中的作用，最先关注农业的一篇是1961年由B,F.约翰森和米勒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经济发展急需大量的农产品，如农业没有发展并没法提供更多的食品，将会严重阻碍一国经济的发展。
库兹涅茨196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着重分析了农业的历史作用，认为农业有如下贡献：
生产，市场与要素贡献。
但对农业问题的分析深刻独到并引起轰动的，是舒尔茨1964年发表的专著《改造传统农业》。
舒尔茨的主要观点是,传统农业的确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其根源是传统农业对原有生产要素增加投资的收益率低，对投资和储蓄缺乏足够的经济刺激。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提出了收入流价格理论。
他认为，”为了得到收入流，重要的是获得收入流的来源。
这些来源是有价值的，在这种意义上每一种收入流都有一个价格。
考察经济增长的一种方法是确定各种不同的收入流的来源，并确定每种相应来源的价格。
这样中心经济问题就是要解释由什么决定这些收入流的价格。
”而要说明收入流价格的决定，就要从供给和需求入手来说明收入流的价格，也就是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因为收入是由生产要素生产出来的，所以收入流的来源就是生产要素）。
因而，舒尔茨认为，在传统农业中，由于生产要素和技术状况不变，所以持久收入流来源的供给是不变的;另一方面，农民持有和获得收入流的偏好是不变的，所以对持久收入流来源的需求也不变，这样持久收入流的均衡价格就长期在高水平上固定不变。
这就表明来自农业的收入流的价格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传统农业中资本的收益率低下。
所以传统农业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收益率低下，因而不可能增加储蓄和投资，也无法打破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寻找新的生产要素作为廉价的增长源泉。
舒尔茨提出的具体措施为：
1，建立适合改造传统农业的制度，2，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3，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舒尔茨关于改造传统农业的看法，不仅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而且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这股学术思潮与同时兴起的农业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发展的趋向，使发展中国家重新重视农业的作用，并由此掀起了一场绿色革命的浪潮。
绿色革命几乎可以包括一切农业方面的技术革命内容，这场革命是1959年从菲律宾水稻革命开始，随后扩展到印度，墨西哥，缅甸等国的运动，从种子、化肥到技术，从有效的管理到定时、定量地供水供肥，这场运动几乎涉及到农业生产的一切方面，其效果是使产量倍增。
从一个时期来看，绿色革命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在70年代未80年代初，在世界范围内又掀起了第二次绿色革命浪潮。
这次浪潮使很多学者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们也认为，技术进步在农业部门取得成效并贡献出相当利润是可能的，因而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讲，政府应集中解决农业与就业两方面的问题来推动发展。
实际上，发展农业的紧迫性往往是以另一种形式引起人们关注的，那就是世界上很多地区，尤其是热带非洲每年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饿死，在那里，吃饭成为最重要的生存权利。
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同期的世界粮食市场上粮食过剩却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所以，根本的问题是饥民缺乏足够的购买力，这再次显示出发展本身的重要性。
三，对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关注
无论采取何种发展战略，都必须由国家来执行。
问题是二战后在若干第三世界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并不支持那些认为只要获得独立，就可以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顺利转变的观点。
从50年代到60年代，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似乎都确立了以集体暴行，军事政变与社会分裂为特征的政治模式，发展的主题似乎已被挫折和失败所取代。
面对此种现实，学者们不得不承认，以前对第三世界发展的乐观主义预测是苍白无力的，第三世界的发展过程远比发达国家复杂。
一个以前在发展研究中被人忽视的问题重新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那就是无论采取何种发展战略，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执行机构，因此对国家政权的研究成为了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学家的成果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实际上，当经济学家在经济领域关注发展问题的同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在各自的领域关注同一问题，并综合各门学科的成果提出了现代化的概念，而发展则可视为现代化的一种手段。
以阿尔蒙得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学家，首先注意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经济与文化的变化涉及到全国，而政治变化的过程却完全被城市的精英所控制，结果是乡村依然保持着原有的政治结构。
社会各个层面不平衡发展所产生的矛盾使政治机构不能有效地反映整个社会的变化，势必诱发政治动乱。
安德林则指出，政治变化的基本前提是群众政治信仰的变化，作为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必须适应这种变化。
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例子都证明，凡未能及时满足群众期望的政府都极易垮台。
维基·兰德尔与罗宾·西奥博尔德进一步分析了政治在新形势下的涵义，他们指出，如果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资源这个词的含义，政治可被视为人类分配稀缺资源的一种方式。
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处于世界著名的贫困地区，在这些地区，人类为维持自身生存的一切必需品几乎都成为了稀缺资源，这就迫使社会把一切都纳入了政治的轨道。
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政府如不能尽快发展生产，改变贫困的局面，要想搞好分配，满足群众的期望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一个以前为人所忽视的问题被提上了发展研究的日程：
即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而政治发展又需要经济提供一个富裕的基础。
既然实践证明两者不能同步进行，那么谁更应处于优先的位置?
由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后都未建立起稳定的政权，政局的不稳定往往导致官员的短期行为，在此情况下要政府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有所作为，显然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政局稳定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政治学家也不得不放弃了以往以政治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发展模式，提出了政治腐败，现代化崩溃等新的概念，认为在这些国家中，各种社会力量赤裸裸地相互对抗，社会缺乏基本的共识，也就缺乏经济发展最起码的条件。
亨廷顿是这派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第三世界的发展初期，公共秩序的破坏将代替社会稳定和政治民主化。
这是因为社会的不平等加剧，人民对发展的期望落空所造成的。
人民的失望转变为不断要求政治参与的压力，而第三世界的政治机构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移植形式，都太脆弱以致无法吸收或承受此种压力，其结果便是长时期的政治腐败和混乱。
因此在所谓的政治发展之前，必须首先保持政治稳定。
实现政治稳定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建立坚强的政治组织，所有较为成功的第三世界国家，莫不是把政治目标放在首位，经济目标放在第二位或是第三位而获得成功的。
亨廷顿还指出，政治常常并非社会经济变化的被动结果，而是此种变化的决定因素。
由此的结论是，不发达状态最主要是缺乏政治秩序的结果。
由于这派学者强调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学术界通常称之为强大政府学派，其宗旨为把稳定的政治秩序放在首位，因此建立一个强大而有效率的政府应成为发展中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
发展研究在社会、政治和其他一些相关领域的进展，无疑扩大和深化了人们对发展的认识，那就是发展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总体变化过程，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
同时，它也使发展研究向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层次上发展。
但是，强大政府学派虽然提出了问题，却并未解决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一个基本的难题：
政府要强大稳定，就必须有足够的物力财力来建立一个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和相应的军事力量;因此，如果经济虚弱，政府也就不可能强大，而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又是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这样就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怪圈。
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局势动荡不安，本质上是这种两难困境的反映。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强大政府学派虽然提出了问题，却并未解决这一问题。
四，结构主义与依附论
针对强大政府学派的弱点，一些学者认为应该考察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与国际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历史特征。
他们从西方的历史经验中得到启示，认为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无论英国还是荷兰，国家政权都不十分强大。
因此，必须另辟蹊跷，才能在发展理论上有所突破，在发展研究中具有广泛影响的依附论，就产生于这种背景下。
这批学者主要以拉丁美洲为研究对象，首次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开始站在第三世界的角度考虑发展问题。
他们认为不发达状态是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在恶劣的贸易条件下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导致的结果。
换言之，不发达是一种结构性问题，是世界经济不合理的结构所造成的。
他们从马克思，尤其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中得到了如下的启示：
资本具有创造世界市场的倾向，由此形成的世界市场，各国在其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西方列强处于支配的中心地位，亚非拉国家则处于边缘的被剥削的地位。
西方的发达是西方列强暴力分配世界市场诸价值的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掠夺不发达地区剩余价值的产物。
只有中心国家才能在世界贸易中获利，而边缘国家却吃尽了苦头。
依附论的理论先驱者巴兰指出，任何一个国家潜在的经济剩余都是十分巨大的，因而并不存在一国依靠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障碍。
然而，第三世界的剩余产品都被发达国家侵占了，所以才造成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停滞，技术原始和社会落后的状态。
弗兰克沿着这条思路进一步提出了”依附”的概念。
他认为这种依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和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的结构所造成的，第三世界被迫接受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主要为满足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而生产，从而使自己依附于发达国家。
第三世界的上层领导人加入了这种依附体系，他们不去创造本民族的独立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甘愿充当买办。
他们的生活方式依赖于中心地区经济上层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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