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刃有余的周恩来大智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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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刃有余的周恩来大智慧
游刃有余的周恩来大智慧
（转载）作者：
太极神龙
周恩来一至被中外有识之士视为中共领袖集团的智囊,我们说周恩来具备五般若智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显示出周恩来的智慧具有改造人类世界,改变人类命运的力量。
周恩来系国家民族命运于一身，如果没有这种“智囊天地，慧剑耿介”的大智慧是不可想象的。
周恩来的智慧之光照耀在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壮丽一生的道路上。
传统中国人讲究的“修、齐、治、平”四重境界，是中国被抬到大成先师圣位上的孔夫子提出来的。
但是几千年来，从孔子自己算起，一直至周恩来以至于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很少有人能够将这四个字做得圆满。
有修身特别好的，有齐家致于富贵的，有使国泰民安的，在过去意义上，也有致天下太平的人。
孔子自己提出来了，但只做到了前三项，而能够做到一项的虽然不简单，但可以说大有人在。
阳翰笙说周恩来是“千古华夏一巨人”，大概是从这样一个意义上讲的，那就是，周恩来第一个完满地实现了“修齐治平”的人生境界。
谈到修身，周恩来的道德修为和人生修养堪称前无古人，得天地的大正气；谈到齐家，周恩来的高明、高妙、高洁与高风，真是有目共睹，如日月悬天，光照千秋；谈到治国，周恩来内政外交操于一手，“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在满目疮病，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使中国从一百多年的受屈辱的灾难下，逐步走上了世界上有份量的国家的行列，是几千年来最受尊重的时代，并且娴熟地将中国的潜在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谈到平天下，周恩来以他纵横捭阖的雄才大略，旋乾转坤的外交手腕，洞幽烛微的非凡预见性，以及对人类命运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和平外交思想，运用中国的力量，使世界正义力量得到了发展，使世界形势朝着健康的方向在前进。
这体现在周恩来正确地处理了中苏、中美、中日、中非、中欧的关系上。
这样的人不光在中国独一无二，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的。
这是一个大智慧的发和。
周恩来的人生、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智慧，是这种大智慧的具体体现。
●1、人生智慧——吃大苦、立大志、发大愿、忍大辱、办大事
“人生智慧”首先在于立什么样的志向，发什么样的心愿。
少小的周恩来，十二岁就喊出了“为中华蹶起而读书”的强音。
青年是形成世界观的主要时期，周恩来发誓“面壁十年图破望，难酬蹈海亦英雄。
”“愿相会在中华腾飞世界时！
”为了这个宏愿，周恩来忍辱负重，精进不殆，愈挫愈奋，在隐忍进取中施展抱负。
“忍辱”，忍耐，这应该说是一切关键时候，所有能有成就者必须具备的智慧。
在最注重修智慧的佛学里，“忍辱”作为从此岸到彼岸的中心环节，甚至强调在空性寂灭中，连“忍辱”也不视为“忍辱”。
“忍辱”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
周恩来心与佛会，讲过这样的座佑铭，“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
”这一点周恩来功勋盖世，在荣誉和功名面前，却是宁揽过不居功，宁埋没不张扬；大超脱，大虚心。
直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道德最高境界，不背包袱，轻装前进。
也少招嫉恨，不为物役。
以“诚”立基，务求“良心”安定，人格固立。
以“孔之忠恕，耶之性灵，释之博爱，回之十戒，宗教之所谓上帝，圣贤之所谓仁义礼信忠孝廉耻。
张广自己的人格。
”达到“知一切心”的大智慧。
《金刚经》第十八品一体同观分云：
“尔所国中。
所有众生。
若干种心。
如来悉知。
何以故。
如来说诸心。
皆为非心。
是名为心。
所以者何。
须菩提。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也就是所谓“明镜高悬，应物无碍”。
孟子说：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这也正是周恩来智慧之果成长的现实写照。
周恩来总揆中国时的国况同于他从小的家况，真是天设地造般成全周恩来。
他10岁，生母、翮母不幸亡故，父亲和伯父在外谋生，收入微薄，且一年难得回几次家。
尽管他年龄还那么小，却不得不分担着家务的重担。
为了照顾两个弟弟的生活，他还要经常拿东西到当铺的高柜台当卖，有时他还要向富人家开口借债。
但是，熟悉中国民俗风情的人知道，封建家庭素爱面子，摆空排场，各种礼仪和规矩特别多，即是里边已那么破落，外头的场面还是要撑着。
这一点就是后来人们评论的周恩来领导的中国，利用它的潜在力量而不是现实力量，在对世界发挥着不可思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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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
“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
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就开始当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出应酬”。
明了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人生奋斗途径的人自然明白，在近代中国，维系一个大家庭的生存与主持国务活动似乎并没有性质上的差异，至少对当家人的性格素质上的要求是这样。
勿庸置疑，少时的周恩来显示出的处理家庭事务的本领，对于他未来的政治活动和国务活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幼小的周恩来与长辈兄弟等众多成员之间建立的那种融洽的关系，是他一生中富有人道主义思想感情的开端。
日后，他无论与中共政治局的同志们交往，还是与普通百姓，老人青少年相处，都始终显得宽厚仁慈、坦诚、温文尔雅、彬彬有礼。
在各种政务活动场合，乃至日常的生活中，也都使人感觉出对人的宽厚，表现出特殊的中国人的人情味，表现出一种从心灵深处所透露出的对人人格的尊重与爱心。
因而，没有人像周恩来那样更多地端正和改变了人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
他向人昭示；共产主义运动既是激烈的，又是人道的，这正是周恩来的独特之处。
在世人看来，周恩来不仅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位深富感情，从心底里自然流淌出人性和良知的道德先师，一位终身拯救苦难把受难者带出炼狱的现代“普罗米修斯”。
慈母的教育对周恩来的影响是深刻的。
但是正如周恩来自己所说，没有十二岁那年随伯父去东北，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出息。
这一次的远游对年幼的周恩来的忧患意识的产生，群体中求生存的能力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他后来的统战智慧可以在这一时期找到影子。
年弱矮小的周恩来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经常被一些年高体大的东北同学欺负，他学会了交朋友和不脱离朋友。
从十五岁到十九岁的天津生活，周恩来沐浴在南开中学以“东方道德”求“西方科学”的良好学风之中，无论道德文章，还是事务经验，以及民主作风，严谨人生态度都有不可低估的塑造。
留日一年半及回天津参加学生运动的铁窗生涯，使周恩来的忍耐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法兰西、德国、英国的纵横穿梭，往来于各种政治观点，各种性格的人物之间，锤炼了周恩来调和与外交的智慧。
这也使得周恩来在日后中共的各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或路线斗争的万花筒中从不迷惑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非但如此，与此同时基本结成了周恩来麾下的精英圈子。
朱德、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终生和周恩来亲密如兄弟，携手前进，共赴国难、共筹国策。
而黄埔军校时期周恩来无论组织能力、军事智慧和政治智慧都得到了开发。
已经成长为非常出色的栋梁之才。
以后，他将领导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经受惊涛骇浪，波澜壮阔的斗争，在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壮丽史诗中显露出迷人的风采和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灿烂智慧。
●2、政治智慧——毛泽东之父、邓小平之母
周恩来的“政治智慧”，是中国共产党参与历史进程以来中国政治的灵魂。
这决不是哗众取宠之说。
历历在目的中国现代史，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双重命运，如巨帆伟船的航线，无不契合于不偏不倚，不左不右深得中庸之道的周恩来智慧的经纬。
黄埔时期，周恩来成功地将政治思想工作贯穿在学生军中，让军人解决了为谁战为什么战的思想问题，为培养高度自觉的军队作出了典范。
毛泽东自己承认，井冈山上的军队建设就是效仿于此。
二七年，国民革命半途而废，蒋介石不肯合作，却又无能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
四.一二的血雨腥风，不少共产党员脱党，周恩来挺身而出，“另起炉灶”，打响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依靠的就是黄埔时期周恩来未雨绸缪精心培养的军队和革命精英。
南昌起义，周恩来为共产党贡献了朱德、陈毅、林彪、刘伯承、聂荣臻、贺龙、粟裕等开疆拓土，无往不胜的元戎良将！
南昌起义后，从一九二七年到三一年，周恩来的政治智慧在两个方面对中共具有决定作用。
第一是祭起了神圣的“伍豪之剑”，从此，共产党有了自己的保护神。
具备了“千里眼”，“顺风耳”神通的情报系统使共产党见微知著，击必中节。
如钻进铁扇公主肚内的孙悟空一样的情报人员，是中共最终能与蒋介石争雄大陆，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
他们使蒋军阵前倒戈，后院起火，人心惶惶，将帅猜忌，兵无斗志，陷入一片混乱。
使蒋介石的军政系统犹如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自己走向灭亡。
另一方面，周恩来神目如炬，发现了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和领导魄力。
在井冈山时期，朱德、陈毅、毛泽东之间围绕如何建军频频发生公开争论。
毛泽东指责朱德“御下不严”，朱德反对毛泽东“权力太集中”，有“家长制”之嫌。
“大民主”会议上，陈毅两次被众人推举夺了毛泽东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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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身为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实际主持中央工作，从这里起，周恩来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可以说，周恩来在哪里，中共中央就在哪里！
中共中央核心历经无数次改组，“真道”永在，周恩来都赫赫在位，有很多次改组就是周恩来进行的。
这里，中央电召陈毅回上海汇报工作，周恩来通过陈毅带回了著名的“九月来信”，对井冈山上的党的建设红军的建设作出了正确的指示。
周恩来同时责成陈毅将赋闲愁闷的毛泽东请回了领导岗位，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在政治上扶植毛泽东。
随后，毛泽东领导了三次“反围剿”的全面胜利，为他的政治军事写下了浓妆重彩的辉煌的一笔，为日后的领袖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里面，其中第一次围剿时，国民党军事行动方面的详细情报，正是周恩来手下的特工王牌钱壮飞从国民党核心机密中得到的，周恩来将它迅速转给了井冈山苏区。
这些都是能够说明很多问题的。
人们于此由然联想到四十年后，周恩来将邓小平推到历史的前台，邓小平从73年到76年的大整顿，展示出他巨大的政治才能及经国济世的顺乎民心的政策，为邓小平日后开创另一个纪元奠定了基础。
单就这一点，周恩来的政治智慧之花已经怒放在九天之上。
有人说，毛泽东有一个理论创造叫“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又有一个“建设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些都是创造性的，而周恩来什么都没有，因此，周恩来不能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相比。
我们说，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政治生命都是周恩来创造的，真是大本大源，真道暗渡。
何况中国怎么走，世界的明日怎么样，这些在周恩来那里早已不是问题，并且他能够驾御中国的命运之舟战胜惊涛骇浪，不断驶向真理的彼岸。
比较起来，应该说，周恩来行的才是真正的“无言之大教”！
在随后的“宁都会议”上，周恩来不落井下石，而是据理力争，避免了毛泽东可能被加之于身的万劫不复的灭顶之灾。
1935年，长征途中，又是周恩来抛开“三人团”，主动征求毛泽东的意见，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转战到遵义。
在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虚怀若谷，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终于将毛泽东拉进了中共核心层中。
史学界目前观点混乱，轻视了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主导作用。
这里毛泽东自己说的一句话较为公允。
毛泽东后来对其二任妻子贺子珍谈起遵义会议时说过：
“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根本开不起来”。
遵义会议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周恩来都是“新三人小组”的头头，毛泽东不过是他的一名高级助手。
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周恩来支持毛泽东，随着此时周恩来身体发生重病，他将权力自然移交给了毛泽东。
从此以后，周恩来运用他发掘出来的巨大能量，开始了旋乾转坤，改变中国现代史及世界人类命运的雄伟历程！
“西安事变”是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的事件。
周恩来殚精竟虑，弥天大勇，高瞻远瞩，天纵雄逸。
领导西安地下党及西安人民，发起的救亡图存运动，使张学良、杨虎臣两将军醒悟，实行了武装扣蒋，进行“兵谏”来逼蒋抗日。
周恩来又以大政治家的胸怀与智慧，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一起，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使之成为时局转换的一大枢纽。
共产党红军所受的铁桶之围得以解除，开始了全民抗战的新局面。
周恩来还神奇地预言：
“抗日战争开始之时，就是蒋介石走向灭亡之日。
”真是以毒攻毒，蒋介石完全成了“渔夫”手中的一只“鹭鸶”。
周恩来显示出的杰出智慧可与日月争辉。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处于苏联、美国、日本、印度、英国、台湾的四面敌对式不友好的氛围之下，周恩来运用“乒乓”外交，用以“小球转达动大球”的高超外交智慧，改变了全球战略格局，使中国摆脱了孤立与威胁。
成功地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与西安事变时局异曲同工，收功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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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政治智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确保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
既不允许蒋介石发动内战，又抑制了毛泽东抛开蒋介石单纯强调发展扩充自己队伍的思想。
这从建立中共及国民党与美方人员的三人观察组可以看出具体的操作技术。
周恩来并神奇地运用了在国民党上层建立的统一战线，甚至包括冯玉祥这样的人物。
二是使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的同时，扩大了共产党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
周恩来通过特殊或正规的各种渠道，让不少有正义感的中外记者、海外华侨巨子进入延安解放区，很好地向外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民主运动。
三是保卫共产党生存的同时，加强统战工作和国统区为主的地下情报工作。
为中共准备了打倒蒋介石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充分有利条件。
四是促成了蒋介石毛泽东关于和平建国，联合政府的重庆谈判。
历史已经证明，这些都是改变历史的关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论开国大典筹组中央民主政府，还是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还是土地改革、合作社、社会主义改造无不闪耀着周恩来政治智慧的光芒。
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三种主要思想，更见周恩来不急不慢，深刻有效的对事物的更为本性化的把握。
这就是著名的“让猫吃辣椒”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让资本家接受国有化改造的神奇比喻。
应当指出，五十年代世界经济有一个国有化的浪潮，这是当时的时代需求。
毛泽东的办法是将“猫”的屁股上涂一些辣椒。
在军事上讲叫做“攻其所必救”。
其实用的就是毛泽东后来上升为纲领性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心灵震慑术，让资本家后院起火，而自己来公有化。
这样猫吃辣椒是吃一口吐一口，尝了些辣味而已，至于辣椒的营养成分对猫的身体的影响是很小的。
无疑，这是一种快速但急躁的表面文章。
刘少奇的办法，是要先将猫儿抓住将猫嘴撬开，然后将辣椒硬塞进去。
这有些强制的意味，是警察性的行为，有些法制意味。
这样猫急了会咬手。
刘少奇后来果然让“猫”咬了手，中了大毒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周恩来的办法是这样，将辣椒表面裹上一大层“猫”喜欢吃的美味佳肴，让猫一口吃住，最好带偷吃的意味，一旦猫吃进嘴，就赶猫跑，这样猫会一口将辣椒和表面的食物全部吞进肚里，而猫只会感受到些许的辣味。
应该说效果最好，显然，周恩来采取的是政治家的办法，需要充分的耐心去准备，去诱导，去参与猫吃辣椒的行为，虽然最费时费事，但对猫影响最深刻，作用最持久。
比较一下上述三种方法，毛泽东、刘少奇两个湖南人，由于对辣椒的喜好，主要在口福上，这大概与他们惯于搞理论有些关系，同时，对猫采取的都带有“虐待狂”与“被虐狂”的意味，而毛泽东的办法主要抓“两头”，中间不管，主要是尝辣味，刘少奇则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猫最反感；但他们两人都要先抓住“猫”，才能施其法。
周恩来则不同，像大多数江浙人一样，他不大喜欢辣椒的味道，也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他也不否定辣椒的营养。
周恩来的办法充分考虑了猫的天性心理，是一种全方位全流程的思维模式。
对猫最有益，营养全面，周恩来裹住的表面食物里也许有老鼠肉之类。
但是，从总的来讲，“顺则凡，逆则仙”，他们是让猫吃“辣椒”，都有些逆猫的天性，邓小平后来干脆还是让猫去吃老鼠算了，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这些巨子的思维行事方式，可以集中地表现在“猫”的问题上。
后来的历史进程也比出了他们的高低。
无疑周恩来最辛苦，但最高明，最合道，也最有作为和对历史的持续影响力，毛的一套办法直接导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
而刘的一套办法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猫”咬了一口。
邓的一套给后来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少了一些辣性，吏治与党风日趋下流。
周恩来却一直发挥着持续的影响力。
并且这种智慧还将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从56年65年，周恩来的政治智慧主要表现在“百花齐放”，力反“冒进”，从核和高尖技术入手，增强中国的防御力量上，从66年到76年十年，周恩来的政治智慧，则是忍隐中求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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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共产主义体制的固有的顽症受国际大气候的刺激，共产党内权力斗争空前加剧。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加之，各种政治势力、政治派别，中共内部滋生的山头主义全部搅合在一起。
汇合着从57反右，到三年饥荒，二年“四清”中压制积压在地层底下的怨气，一场以“文化大革命”命名的大浩劫，气势汹涌，排山倒海而来。
周恩来说，做观潮派不行，做对立面的把你冲倒！
只有“因势利导”。
全面内战，全面瘫痪。
林彪的突起，江青的出台，足以摧毁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悲剧发生了，没有周恩来砥柱中流，后果不堪设想。
中华民族在这一点上永远应该感谢周恩来。
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忍受了巨大的屈辱。
为中华民族的命运，他陷入十八层地狱，历尽磨难，将我们的民族之魂带出了十八层地狱。
他保护了大批老干部和民主人士，保护了大量的精英分子。
他扼制了林彪势力，有效地阻止了江青一伙祸国殃民之徒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他将给中华民族带来经济腾飞的邓小平推上了历史前台。
关于这一点，以后章节还有论述！
周恩来的“政治智慧”似乎可以这样具体化，建国前主要表现出雄韬伟略的“军事智慧”。
立国后主要表现在主次分明的“经济智慧”和纵横捭阖的“外交智慧”上。
●3、军事智慧——搞起义、创军队、识司令、命统帅、争天下、明利害，毛泽东的无上师
周恩来的“军事智慧”和他的“政治智慧”密不可分。
无论在操纵起义、创建军队、用间、大决战等方面，周恩来的“军事智慧”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尤其不为一般人所注意的是周恩来主动放弃了枪杆子，真正懂得“兵乃不祥之器”的道理。
毛泽东牢牢掌握兵权才可保住领袖地位。
周恩来则主动与军队脱勾而长期不坠。
他的“军事智慧”到晚年已经无影无形，顿入化境。
在枪杆子方面，有的人认为周恩来可以做毛泽东的老师。
一九二四年八月，周恩来回国，在国共合作的大格局中，当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时他还不到三十岁。
他一边当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一边也当共产党两广区的军事部长，左右逢源，很受器重。
国民革命军东征时期，周恩来担任国民革命军部政治部主任，开始吸收实战的经验，他的军事智慧便在此时臻于完备。
一九二六年，毛泽东在广州准备搞农民X动，周恩来为运动的干部讲授军事课程。
毛泽东后来长期担任主席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军权金字塔的顶峰，是目前为中国的军事最高决策机构和最高指挥机构，统帅三百余万人民解放军，一百万武装警察，数以亿计的预备军队、民兵的巨大组织。
这样一个组织的深奥成长历程，渗透了周恩来的心血，有赖于周恩来的军事智慧。
一九二六年共产党随北阀军进占武汉时，身为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也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军事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的前身），在他口中这个组织是只有两个年轻同志在那里做些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的屑碎工作。
所以此时的中央军事部尚不能说是一个军事指挥机构。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周恩来接替了军事部长的职务，并带来一批军事人才，通过重整才逐渐扩大。
张国焘回忆说：
“可以说在北伐过程中，中共中央开始逐渐使自己适应于战争的状况，也是它后来能够发动多次暴动和从事游击战争的起点。
”革命的基础在于强大的武力！
也就是在这时期，共产党看到“革命”的时局形势，认为必须加强自己在北伐战争中的影响力，夺取领导权，于是便正式设立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兼任书记。
周恩来在这之前，尚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藉由他的力量，使得许多共产党人堂而皇之的渗入国民革命军的队伍之中，为共产党培养了许多军事人才，更为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内培养了自己的势力。
例如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叶挺、第二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等都是共产党人。
所以，籍由这般势力，促成了次年八月一日的南昌起义。
正式向国民党开枪挑战，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就是在南昌暴动之后才逐渐养成气候的，而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便是周恩来。
这是军委第一周恩来的时代。
“得人才者兴”，周恩来在这一任内，网罗了大批雄才，完成了建军的任务。
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朱德，以后三大战役的总指挥有辽沈、平津战役的林彪，聂荣臻；淮海战役的刘伯承、陈毅、粟裕，解放大西南的贺龙等皆是入于共产党的“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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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六十年代，陶希圣查阅过这份郑介民所写的长篇报告，报告至今还保存在台湾阳明书屋（专门保藏蒋生前的档案文献资料）。
六十年代蒋介石断言林彪不会忠于毛泽东，是基于战时林彪在他面前的直言不讳：
“毛泽东这人疑心太重”。
林彪死后，蒋介石很难过。
几次对秘书陶希圣谈起，“可惜当初不相信林彪而不敢建立这条内线。
”蒋介石也只能如此唏叹而已！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团副长官邓锡候、潘文化，离开成都在雅安联名发表通电，宣告起义。
次日下午，蒋介石携带蒋经国乘“美龄”号专机仓皇飞往台湾。
后来蒋经国回忆说：
“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祸福之间，不容一发。
记之，心有余悸也”。
早在抗战时期的武汉和重庆，周恩来便利用他在国民党政府军委政治部任职的特殊身份，与一些国民党将领，地方实力派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进行个别策反工作。
1942年，他在重庆机房街秘密会见了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利用刘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做工作，与之达成在四川雅安派秘密电台，长期联系的共识。
导致了蒋介石后院起火，父子狼狈的窘况。
周恩来与蒋介石的高下于此可见一斑。
不谋万世不足谋一时，周恩来的高瞻远瞩对成功地策反具有决定作用。
日本投降后，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扩大了秘密策反渠道。
1945年秋，他与进驻海南的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取得联系，望韩尽可能保持琼崖党组织和游击队。
后韩驻山东，在莱芜战役中起义。
对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具有极大的意义。
46年夏，周恩来在南京约见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批示他多做工作，争取更多的蒋军高级将领在适当时机策动大规模起义。
淮海战役开始后，张与另一位副司令官，即周恩来在武汉建立联系的中共秘密党员何基沣，共同率领23000人在前线起义。
可想而知，大决战之际，这对国民党军队意味着什么！
1948年，吴化文率2万人起义。
北平傅作义将军的起义更是意义深远。
周恩来成功的策反工作，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中共方面的牺牲和代价。
与周恩来策反工作密不可分的是周恩来“用间”——即地下工作的智慧。
这些是“军事智慧”中最灿烂的奇葩！
《孙子》于此也有论述，将之放在第十三篇进行通篇考究。
孙子曰：
“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
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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