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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资料
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
王利明
2012-05-1920:
11:
35 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11年6期
【作者简介】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内容提要】法律至上、良法之治、人权保障、司法公正、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
法治之所以能够替代人治成为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在于其在社会治理功能方面具有不同于人治的特性，如明确性、可预期性、科学性、稳定性、社会凝聚力。
因此，法治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治理模式，同样也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法治不仅应该成为一种治国方略，更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在我国这种转型国家中实现法治，必须依据法治本身的规律和我国的现实情况加以科学规划和稳步推进，才能够最终实现我们的目的。
【关键词】法治/司法公正/依法行政/社会治理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并将之写入宪法，从而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我国既定的治国方略。
在此方略指引下，法治已成为我国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并逐渐成为人民的生活方式。
但不容忽视的是，法治实践客观上存在着不少障碍与阻力，法治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其原因不仅有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还有对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的观念困惑和误区。
显然，现阶段继续深入讨论“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并不多余，只有从理论上真正厘清这个重大问题，才能消除观念上的消极因素，切实稳步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
一、法治内涵的确定
要准确全面地回答“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这一重大问题，首先应确定法治的内涵，因为这是一个多义的概念，意义取舍不当将直接导致方向性的错误。
从历史上看，法治“Ruleoflaw”一词形成于13世纪的英国，在著名法官柯克与国王查理二世的争论中，柯克提出了“法律是国王”的论断[1]（P187），这在实质上触及了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即法律至上。
“法治”一词在其他西方国家的表达中有所不同，如德国、法国均表述为“法治国”（德语Rechtsstaat；法语Etatdedroit），但意蕴大致相当。
与此相比较，尽管中国古代也有“以法治国”、“使法择人”、“使法量功”等法治形式，如法家强调“以法为本”、“法不阿贵、绳不绕曲”，但正如沈家本先生所指出的，这种法治与西方法治只是形式相似，无法掩盖二者在“宗旨”，即精神内核方面的区别。
[2]故而，严格地说，现代法治理念主要还是来源于西方，但又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需要。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法治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至上。
这是法治的首要内容，即法律应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准则，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
早在美国建国初期，潘恩便指出，在法治国家里，法律是国王，而非国王是法律。
[3]（P114）英国学者戴西也认为，“法律至上”是法治的主要特征。
[4]法律至上实际上是要实现规则治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非常形象地说出了其中的道理，即将明确稳定的规则作为“规矩”来规范国家和公民的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规则治理与民主治理不可分割，在法治社会，正当的法律都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出来的，反映了民众的期望，符合民众的利益，体现了社会的共同理想和信念，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遵从，这也为民众遵守规则奠定了良好基础。
因此，法治的实质就是以人民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和社会。
第二，良法之治。
亚里士多德指出：
“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5]（P199）这是探讨法律在价值上的正当性的最早主张。
尽管学理上也曾有“遵守法律，即使恶法亦然”的说法[6]（P147），但其主要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及其普遍适用性对于法律实施的意义，并没有否定良法的重要性。
既然法治是依法治理，那么，只有良法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民众的认同，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法治的效力。
当然，良法的理解和判断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它通常应具备以下要素：
一是制定完备，即法律应当是类别齐全、规范系统、大体涵盖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且各项制度相互之间保持大体协调的制度体系[7]（P25）；二是法律应当有效规范社会生活，并在制定过程中吸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参与，进而符合社会和人民的需要，符合社会一般公平、正义的观念；三是法律应当保持内在的一致性，立法者应当不断通过修改、补充等方法来使法律符合社会的需求与时代的发展。
[8]
第三，人权保障。
人权一般指人在社会、国家中的地位。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P18），其中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因此，人权是人在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领域中地位和权利的“总和”，其中包括社会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政治权利以及人身权利。
[10]（P30）在此意义上，人权实质上就是人的主体地位象征，而法治只有建立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人权的基础上，才能肯定人在法律上的主体地位，法律的存在才具有合目的性。
[11]（P163）在我国，人权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集合，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保障人权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任务。
构建法治社会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福祉，因而法治也必然要以保护人权作为其重要内容，而人权的保障状况也成为在现代社会中区别法治国家和非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
[12]（P11）当然，保障人权在维护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同时，还能有效地防止政府的侵害，从而规范公权，这也是法治的内在含义。
第四，司法公正。
古人说：
“徒法不足以自行。
”法律必须在实践中得到严格的适用才能发挥其效力，否则，再好的法律也只能形同具文，这就是霍姆斯所说的将“纸面上的法”（lawinbook）转化为“现实中的法”（lawinaction）的过程。
[13]而法律要准确适用，离不开司法公正。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有多重的解决机制，如协商、调解、谈判、仲裁等，但从纠纷解决的权威性和终局性来看，由独立的、中立的、享有公共权力的司法机构来解决无疑是最佳选择，而这个机构就是法院。
申言之，法治不仅意味着法律的至高无上和依靠良法治理，还应经由公正的司法活动来贯彻实施。
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制。
司法公正固然需要司法的独立和权威的保障，需要体现出实体上的公正，此外还不能忽视程序公正，即司法必须在法律程序内运作，必须展示出一套法定的、公开的、公正的解决社会各种利益冲突的程序。
正因为程序是看得见的正义，也是实体正义的根本保障[14]（序言），也即“通向法庭裁判正义的道路是由多种正当的程序铺就的”。
[15]程序公正要求当事人在程序上武器对等，任何人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裁判者，论证和决定都应遵循一定的程序。
现代法治的一些重要规则，如无罪推定、禁止刑讯逼供、裁判者的独立公正等，都是从程序公正中发展出来的，它们也是保护基本人权、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措施。
第五，依法行政。
在法治社会中，最高的和最终的支配力量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是法律[16]，政府因此也必须依法行政。
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政府所享有的行政权具有强制性、单方性、主动性、扩张性等特点，一旦失去了约束，将严重威胁处于弱势一方的公民合法权益。
因而，如果要通过法律手段来调整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就必然要求行政权的行使要获得法律的授权、受到法律的限制并遵循法定的程序。
相对人在受到公权力的侵害之后，应可以获得相应的救济。
[17]（P5）这正体现了法治国家的本质，即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是以法的形式来界定的。
[18]（P81）二是为了保证公权力自身的廉洁和高效率，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从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中不难看到，一旦公权力失去制约，其不仅会侵犯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也会侵犯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而且，对这些公共资源的破坏，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可能远远大于对个别公民权益的损害。
三是因为政府所享有的公权力都是根据民众的意志产生，由民众所赋予的，民众对于自己所赋予的权力，也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制约，以防止权力被滥用，而制约权力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规则控权，因此，法治的核心就在于有效地控制公权力。
[19]（P15）在法治社会，任何政府的权力都必须由法律来规定，法无明文允许即为禁止，公权力的内容、行使等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
还应指出的是，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法治有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之分，或者称为“薄维度的”（thin）和“厚维度的”（thick）之分，前者体现了富勒所说的法律的一般性、公开性、预见性、明确性、一致性、可适用性、稳定性和强制性[20]（P3），后者则强调法律的价值和实体性正义，尤其是强调与政治民主制度之间的联系。
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法治是一种“薄维度”的法治。
[21]（P2-6）笔者认为此种观点不当。
一方面，我国的法治不是对西方法治的简单复制，而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为基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符合我国当前的基本经济和社会状况，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稳定，不能完全用西方的标准来判断我国法治实践成功与否。
另一方面，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法治国目标并不冲突，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其参与国家政治和制定法律的权利，并在得到全体公民认可的法律下依法治理国家，规范国家公权力，保障人民利益，这和法治的内涵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我国政治语境下的法治并非“薄维度”的法治。
二、法治的社会治理功能
从西方的经验来看，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西方要么如大陆法通过复兴罗马法传统，通过成文法来规范社会，要么像普通法通过判例法形成规则约束行为，这些都是通过确立依法治理的框架来回应社会治理的需要。
从过去几百年的发展经验来看，这种治理模式总体来看是成功的，它为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制度支持。
为何法治替代人治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考察法治相对于人治的社会治理功能，进而加深对法治的理解。
对法治与人治进行对比分析，不难看出法治在社会治理功能方面有不同于人治的以下特性：
第一，法治具有明确性。
法律的规定通过成文法或者判例的形式表现出来，其条文或者内容具有明确性，使人们清晰地知晓自己行为的后果，实现社会的规范和有序，这诚如荀子所云“君法明，论有常，表仪既设民知方”[22]，即规章制度设立后，人民了解，则方向明确。
而人治是“一人之治”，即完全根据特定个人的判断、选择与决定来进行治理，往往由个人的言语发布命令、指令，其最大特点在于个人的随意性和内容的模糊性。
而且，人治的决策过程不公开，在决策程序上难以保证最终决策结果是科学合理的。
第二，法治具有可预期性。
在法治社会，法律一经公布，就昭示天下，成为人们的行为规则，每个人都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去从事各种行为，而不必担心出现难以预见的后果，因为每个人行为的后果在法律上都已经做出了规定。
如此就可以为人们的行为提供长久的预期，使市场交易得以有序进行，就能够减少社会中交往的成本，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人们可以安居乐业。
而人治则容易朝令夕改，命令的颁布和废止、更替甚至取决于当权者个人的喜怒哀乐和情绪变化，因此，人治之下的规则不具有长远的可预期性。
第三，法治具有科学性。
在法治社会，法律的形成与颁布，是众人参与的结果，立法的过程可以说是集众人之长，而司法的过程则是职业化、专业化的法官对法律进行适用的过程。
而在人治社会，命令的颁布往往是个别有权者的决定，从概率上看，个人的决定不如多数人商议而做出的决定科学，而世界上并不存在柏拉图所期待的“哲学王（philosophy-king）”，人的理性是有限制的，这一固有缺陷决定了完全依靠个人能力来治理社会存在巨大的风险。
第四，法治具有稳定性。
法治社会形成完整的秩序，这种秩序是通过法律而公布的，具有长久的稳定性，其秩序的变动必须经过法律上的修法、立法等活动才可以产生，所以其具有程序上的严谨性，不因个人的变动而变更。
历史经验证明，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特征，只有实行法治，才能保障国家稳定、社会昌明。
人治社会虽然也具有一定的秩序，但这种秩序是难以长期维系的，不具有长久的稳定性。
因为社会治理的效果往往被某个人的能力所直接决定，导致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人治社会缺乏对统治者的监督和制约，容易导致个人的专断和权力的过分集中。
这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是有害的。
第五，法治具有社会凝聚力。
在法治社会，法治一则要求全民参与，制定良法，二则要求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通过这两方面可以实现社会公众意愿的有效表达，形成一种社会共识，并对于法律执行的效果在心理上能够予以接受。
在人治社会，如果遇到贤明的君主、清廉而又富有能力的官吏，也可能形成一定的凝聚力，但这种人治社会不可能从根本上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这种凝聚力是有限的。
正因为法治有异于人治的上述特性，所以法治成为适合现代社会特点的基本治理模式。
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以大工业生产、大分工、商品和服务高度流通为特点的陌生人社会，适用于古代熟人社会的人治方法在现代社会难以再发挥有效的作用；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治理的复杂程度与过去有质的差异，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自主性和个体性也日益增强，价值判断日趋多元，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交易方式多样化，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如人口的大量、急剧流动使得社会的控制较之以往更加困难，这无疑加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而人治社会的管理模式与这些需求难以相容，难以再维系下去。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法治与人治存在质的差异，但它们均是组织社会管理的途径，都要求有高素质的人来进行社会管理，这一点在人治社会表现得更为充分，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圣王”理念，还是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均为适例，法治社会也不完全排斥这一点，在一些实现法治的国家（如新加坡），就特别强调推行精英政治，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担任高级领导人，从社会招揽人才。
[23]即使是在法治社会，如果吏治腐败，也可能会遇到比人治更糟糕的问题。
尽管人治比法治有更悠久的历史，积累的经验也更为丰富，但是，既往的社会治理经验已经使人们达成共识，即法治具有人治所不具有的优越性。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
还是靠法律靠得住。
这就是对这种共识的科学概括。
三、法治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法治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治理模式[24]，同样也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仅仅是GDP的提升并不等于民富国强。
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力的富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有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法律制度，通过制度的有效运行来实现社会治理，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使社会保持稳定、和谐。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血肉，但法治是国家的骨架和脊梁。
[25]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公平和有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矛盾凸显，只有通过法治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和秩序。
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的全面发展，并不意味着各种社会矛盾能够完全消除。
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通过法治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为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制度保障。
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
[26]（P154）这就精辟地概括了中国要实行法治的原因。
（一）法治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必然要求
我国有几千年的人治历史，其中存在过许多盛世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历史发展的惯性规律来讲，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中有不少可援用的经验。
但是，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现代化时期，过去的一些做法已经不合时宜。
比如，在封建社会，一个县官可以仅带着一两个随从去治理有着十余万人的大县，这与当时农业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无讼的乡土观念以及自治结构等是相适应的。
但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我国在逐步进入工业社会乃至所谓后工业社会后，社会关系的性质与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迁，日益从原来的“熟人社会”演变为“陌生人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的矛盾和挑战，传统的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治理结构很难应对这些矛盾和挑战，以法治为中心的规则之治对于社会的治理和发展便至关重要。
如前所述，在现代中国，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速，人的个体性大大增强，交易方式日益复杂化，传统的治理手段对人的控制大大弱化，必须通过法治来加强对人的保护和对个人行为的规范。
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已逐渐培育和建立起来，社会各个阶层也有了比较明显的分化，要保证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也需法治予以调整。
在我国当前，权力作为社会中枢的特征在社会经济领域也在发生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的强化与国家权力的相对弱化，因而完全靠国家政权对社会实现深度控制已越来越困难。
[27]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需要通过法治合理地规范权力和控权。
要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解决好各种利益冲突，只能借助法治的力量。
（二）法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
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法治是构建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保障。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和法治是同一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
[28]（P314）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市场经济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竞争机制实现的，这就必须依循一套完善的规则，以实现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调整。
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具体体现在：
一是法治构建了交易正常进行的法律基础。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交易的总和，而物权法、知识产权法等确定了明晰的产权，为交易确立了前提；而合同法等法律则明确了正常的交易秩序和交易规则；侵权法、刑法则为产权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基本建构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二是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为利益所驱动而相互竞争，彼此间有密切的利害关系。
这种利害关系有损人利己的倾向，从而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如果没有事先安排的规则去抑制彼此可能造成的损害，经济就难以正常运行。
[29]这就有必要通过法治明确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权力和界限，通过政府依法适当干预形成正常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
[30]例如，通过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遏制不当竞争，防止垄断对市场秩序的破坏，为企业创新和资源配置提供优化的法律环境；通过合同法的违约责任制度以及相关法律责任，促进当事人信守合同、严守允诺；通过侵权法防止通过侵害他人权益来获取利益；通过刑法铲除以权谋私、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打击经济领域犯罪，从而构建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
三是维护市场的合理预期。
无论是房地产市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还是证券市场以及货币市场，其稳定的基础在于制度的构建，尤其是金融市场赖以建构的虚拟经济极其脆弱，更是依赖于人们对规则、制度的信心与预期。
现代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实际上都是以法律制度的健全为基础，以交易当事人对制度的合理预期为前提；只有最大限度地依法保护此种预期，才能有效实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
四是通过保护交易当事人人身的安全和财产的安全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的经济“稳定器”和“安全阀”。
在财产与人身的安全中，人身的安全更为重要，只有有效保护这两项利益，人们才能有投资的信心、置产的愿望和创业的动力。
没有健全的法治，将导致人才、智力的外流与财富的流失。
五是有效防治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外部化效应。
我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资源掠夺和恶化、生态破坏等一系列副作用。
其深刻的原因在于未严格的依法办事及政府部门的不作为。
例如，一些环境污染企业能够不经过全面的环评就上马，一些企业的严重污染长期得不到有效制止和查处，都反映了我国法治不健全的现状。
六是可以提供有效的、可信服的纠纷解决机制。
市场是交易的综合，其中充满了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冲突。
面对这些冲突，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规则来解决纷争。
（三）法治是解决中国社会现实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稳定压倒一切。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迈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就是社会进入矛盾多发期，甚至社会矛盾有可能相对激化。
实践中出现的个别地方治安恶化、上访和群体性上访增加、群体性事件包括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上升等都是这一特点的体现。
另外，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失地农民增加、城镇居民就业压力加大等都有可能引发一些社会问题。
各种矛盾和纠纷具有类型多样性、易扩散性、易激化性等特点。
[31]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多，固然有利益分化与冲突的背景，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司法程序未能发挥应有的、作为社会矛盾主要化解机制的巨大作用而导致的。
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可以有“协商”、“调解”、“仲裁”和“裁判”等多种方式，其中的每一种解决方式都应当被纳入法治的轨道。
[32]（P3）在某种意义上，当前矛盾多发的状态，正是建设健全法治的良机。
法治化解社会矛盾的特点主要在于：
一是通过程序来实现正义，将纠纷通过技术的手段化解，而不至于转化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实践来看，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发生之后，出现了非程序化和失范性的特点。
这些纠纷不是采用理性的诉讼方式，而是通过上访、群访甚至群体性事件来解决。
这样不仅不能解决矛盾，反而会导致矛盾激化、秩序受损。
在司法功能不彰的情形下，我们曾经希望借助于信访制度来解决矛盾，但结果导致了司法一定程度的边缘化，党政机关不堪接访重负，且因为大量的上访都是涉诉信访，接访者也难以对所涉争议做出公正的评判。
一旦大量纠纷通过接访来解决，势必导致“信访不信法”等法治被弱化的后果。
[33]笔者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信访制度的存在仍具有其合理性，但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应当尽量鼓励公民依据法定的程序表达诉求，引导公民尽可能通过现行的法律制度和程序来化解矛盾和纠纷，而不应该鼓励程序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发挥主导作用。
凡是能够通过调解、诉讼、仲裁等方式化解的矛盾，或者已经进入法定程序解决的，应当依循这些程序来解决。
尊重法定程序是中国实现法治的必然途径。
[34]还应当指出，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如果离开了一定的程序来解决纠纷，对实体问题的判断就有可能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造成同一问题不同处理的结果，反而无法保证实体正义，甚至引发新的纠纷。
尤其应当看到，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解决纠纷，能够充分发挥法律引导人们正当行为的功能，形成对遵守规则的合理预期。
实践中，面对巨大的维稳压力，我们的维稳成本居高不下，各级党政机关的维稳压力越来越大。
在一票否决制下，各地政府将维稳当做第一要务，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出不计成本。
[35]这样的做法不具有可持续性。
单纯为了化解矛盾而“花钱买平安”、“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做法，在短期内似乎是可行的，但从长远来看，其会损害民众对规则的合理预期，反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相反，对于各类突发的矛盾，一旦形成依法解决的机制，对于未来同类的纠纷便可做出相同的处理，甚至为当事人提供自行解决纠纷的参照，最终有效地化解和减少纠纷。
二是法治本身是一种“控权”机制，法律在赋予公权力机关国家权力的同时，也一并确立了其权力的界限、责任、行使程序。
健全的控权制度以及保护私权的机制，可以有效协调好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最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
实践中存在的“仇官”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行政权的不当行使、官场腐败、官商勾结、执法不文明、漠视人民群众诉求、信息不公开等原因造成的。
[36]而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强法治、规范公权、保障私权的机制来有效遏制。
（四）法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方式
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基尼系数甚至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实践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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