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设一所令人尊敬的大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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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设一所令人尊敬的大学
学习主题：
如何建设一所令人尊敬的大学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征求意见稿）
一、爱国守法。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依法履行教师职责，维护社会稳定和校园和谐。
不得有损害国家利益和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言行。
二、敬业爱生。
忠诚人民教育事业，树立崇高职业理想，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为己任。
恪尽职守，终身学习，刻苦钻研，甘于奉献。
真心关爱学生，严格要求学生，公正对待学生，做学生良师益友。
不得损害学生和学校的合法权益。
三、教书育人。
坚持育人为本，立德树人。
遵循教育规律，实施素质教育。
注重学思结合，知行合一，因材施教，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严慈相济，教学相长。
尊重学生个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不拒绝学生的合理要求，不得从事影响教育教学工作的兼职。
四、严谨治学。
弘扬科学精神，勇于探索，追求真理，修正错误。
实事求是，发扬民主，团结合作，协同创新。
秉持学术良知，恪守学术规范。
尊重他人劳动和学术成果，维护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
诚实守信，力戒浮躁。
坚决抵制学术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
五、服务社会。
勇担社会责任，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类进步服务。
传播优秀文化，普及科学知识。
热心公益，服务大众。
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自觉承担社会义务，主动提供专业服务。
坚决反对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
六、为人师表。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淡泊名利，志存高远。
树立优良学风教风，以高尚师德、人格魅力和学识风范教育感染学生。
模范遵守社会公德，维护社会正义，引领社会风尚。
言行雅正，举止文明。
自尊自律，清廉从教，以身作则。
自觉抵制有损教师职业声誉的行为。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
要办受人尊敬的大学
校长名片 徐显明，1957年4月出生，山东莱西人，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1年9月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2008年11月起至今，任山东大学校长。
现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理学研究会会长，世界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中国主席。
国内大学的三大差距
经济观察报：
近年来，国内的大学纷纷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我注意到，你提出要办“受人尊重的大学”，这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徐显明：
“一流大学”不如“受人尊重的大学”更准确。
什么是一流？
一流带有流动性。
经济观察报：
如果把“受人尊重的大学”作为国内大学的目标，那么我们和世界上受人尊敬的大学之间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徐显明：
2007年哈佛新任校长的就职演说讲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当大学不断地沉浸在自己的回忆当中时，这个大学一定是没落了。
第二句话，如果大学过度地强调它对现实的责任，那么这个大学一定是功利化的。
现在许多大学都在打着“为社会服务”的旗号陷溺于功利化，新浪、搜狐前20个广告位里，有一所大学最多的时候一下能占14个，这14个广告是什么内容？
全部是指向不同富有阶层的培训班，所谓的总裁班、经理班、儒商班，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淑女班！
中国大学与世界上受人尊敬的大学之间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首先，表现在我们的教育理念上。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时候，来自德国洪堡大学的评价说，“在中国还见不到一流的大学，但是我们已经见到了一流的校长。
”蔡元培毕业于洪堡大学，他已经具备了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
所以教育理念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指示大学水平的一个风向标。
有一个好的理念，大学就有希望；没有一个好的理念，大学可能就是平淡的了。
可是，我们大学的教育理念受到了某些侵袭。
第二个差距表现在我们的师资水平上。
经济观察报：
过去人们更多强调大学校长的作用，西方的教育学上有一句谚语：
“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就是一所好的大学。
”毛泽东在创建中央党校的时候也说：
“要建好一所学校，第一要有一个好的校长。
”
徐显明：
现在我想把这句话改造一下：
一个大学校长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大学老师。
教授就是大学，有什么样的教授就有什么样的大学。
我们以斯坦福大学为例，斯坦福大学在聘任教授的时候只有一个标准：
能不能证明你是世界最好的？
如果能证明，那肯定要录用你。
如果不能，那一定选择比你更好的。
上世纪20年代的哈佛校长讲过一句话，一所大学之所以受人尊重，既不在这所大学的校舍，也不在这所大学的设备，而在于这所大学有一代代受人尊重的教授。
后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把这句话改造为“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
所以我说，教授就是大学，有什么样的教授就有什么样的大学。
这是我们和世界上受人尊重的大学一个最大的差别。
第三个差距表现在教育体制上。
诺贝尔奖获得者里面，华人已经不少了，但是没有一个是在中国获得的。
我看到一个资料，把各个领域里最顶尖的、最具有创新力的前200人集合起来，整个世界可以集合6000人左右，6000人里大概有60人是有中国背景的。
其中有40几位现在在美国，其余的20来位则分布在其他国家，没有一位在中国。
其中有些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他们到了美国、欧洲，成了受人尊重的教授。
经济观察报：
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受人尊重的教授？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徐显明：
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一流的创新型人才？
问题在于教育体制是不是符合教育规律，是不是有利于有创新能力的人成长？
教育体制有没有活力，最终表现在培养出来的人是不是有活力。
杨振宁有一个说法，把一个人的智力水平分成一百分，中国的大学只适合培养80分以下的人。
这个说法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当你的智力达到81分的时候，在中国的大学里是开发不出来的。
经济观察报：
在你看来，中国的大学与世界上受人尊敬的大学在三个方面差距甚大：
教育理念、师资水平和教育体制。
徐显明：
主要是表现在这三个方面，现在已经不再是物质条件的差别了。
经济观察报：
一些大学硬件之豪华，已经到了奢靡的程度了。
徐显明：
我在耶鲁大学听到过耶鲁法学教授说，你们中国已经有世界一流的法学院了。
这是对我们的极大讽刺，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生一个对世界有影响的法学教授，只是一些法学院建设得已经是世界上最漂亮、条件最好的了。
经济观察报：
只见大楼，不见大师。
徐显明：
一个体制有利于教育使命实现，就是一个好的体制；不利于教育使命实现，这个体制可能就是僵化的。
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就是一个僵化的体制，在大学里，表现在大学的行政化和功利化。
所以，我们要改革教育体制，创立一个有利于创新的体制。
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
经济观察报：
改革教育体制，落实到大学，就是如何改革大学管理体制。
徐显明：
大学管理体制涉及四重关系，第一重就是大学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
经济观察报：
也就是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徐显明：
对。
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基本关系有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隶属型，大学只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
像京师大学堂刚建立的时候，还同时行使国子监的职能呢。
第二种是管理型，又分直接管理和宏观管理两种。
像法国的大学现在就是直接管理。
校长直接由政府来任命，教授也是政府任命的。
所以欧洲的发达国家里，大学最没有活力的就是法国。
法国现在正在改革这种直接管理的高等教育体制。
日本、德国的大学也是管理型的，但实行的是宏观管理。
政府只给教育政策和指导意见，具体怎么办是大学自己的事情，但是大学教授的席位政府要控制。
像德国的大学教授席位都是国家统一来掌握的，教授席位出现了空缺，要面向全国或者全球招聘，实行教授标准统一化。
第三种就是监督型。
日本正在进行高等教育改革，走大学法人化的道路，把大学从政府管理当中独立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法人，接受政府的监督。
第四种类型就是美国的自治体制，大学自治。
前面三种模式都要求向政府负责，自治性的大学不向政府负责，只向法律负责。
只要是在法律的范围之内，办学相关的一切事情都是大学的责任。
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的警察要进学校首先要经过学校许可。
学校不许可的话，警察都进不到学校里来。
经济观察报：
在美国是这样的吗？
徐显明：
在美国和日本都是这样的。
日本历史上有个判例叫做“宝宝勒事件”。
东京大学的剧团上演一些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关的剧目，引起了政府的警惕，担心学生被“赤化”，警察要进来必须经过大学校长允许，如果申请，大学校长肯定拒绝他们入内。
所以警察就穿上便装进到学校里来看学生演出。
演出过程当中，学生盘问，他也不敢暴露自己是警察，后来被学生当作坏人吊起来，几个小时以后警察死掉了。
事情闹大了。
学生到底应不应该负责任？
最后这个案子到了最高法院（日本称最高裁判所），裁定学生无罪，政府有责任，因为警察进学校没有经过学校允许，给表达自由构成了侵害，政府侵害了大学自治。
经济观察报：
这个案例非常有意思。
徐显明：
这种模式叫做自治型，大学只向法律负责。
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大致分成四种，中国目前是处在前两种，大学和政府之间既不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更不是大学自治；大学是被管理的对象。
如果这个体制不能做更大改变的话，至少应该从政府对大学的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
这是近期中国处理政府和大学之间关系应该明确的一个走向。
经济观察报：
难道不能建立监督关系或走向大学自治？
徐显明：
目前还无法建立这种关系。
这是有原因的。
这涉及大学体制的第二重关系：
大学和资本之间的关系。
谁来决定大学？
物质力量决定精神力量，谁出资，谁就决定大学的性质。
历史上的大学大致也都是这样的，出资人的意志就要变成这个大学的意志。
比如，私立大学的董事会决定大学的办学方式。
董事会是谁组成的呢？
是出资人组成的。
中国的民办大学是企业家出资来办的，企业家的想法就要变成大学的想法。
在中国，绝大部分大学是政府出资办学，所以政府就决定了大学的意志。
经济观察报：
但目前中国的公办大学也不完全是来自于政府出资，还有另外的两个来源，一部分是学生缴费，另外是大学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社会上筹集的款项。
徐显明：
所以除了政府之外，大学还应该充分考虑学生的意志和社会的意志。
这一点做得还很不够。
大学体制的第三重关系，是大学和社会的关系。
一所大学不仅仅是被社会意志所决定，它也应该有能力影响社会。
大学有自己使命，大学要不要做社会的灯塔，要不要做社会的引领者？
大学里“四权分立”
徐显明：
大学体制的第四重关系，就是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
经济观察报：
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也是遭人诟病最多的方面。
徐显明：
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说到底是大学内部不同意志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的大学里边，有四个公共权利是同时存在的：
首先是政治的公共权利，就是党委；其次是行政公共权利，以校长为领导的行政架构；第三是学术的公共权利，由教授或者教授代表组成的学术委员会；第四个是民主的公共权利，由教代会、职代会行使。
这四个公共权利的方式和内容各不相同。
政治的公共权利行使的是决策权，重大事件由党委来决策；行政的公共权利行使的是执行权或者是管理权；学术的公共权利行使的是独立的判断权利；民主的公共权利主要是监督。
经济观察报：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大学是一个二元体制，所谓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就是二元体制吗？
徐显明：
理解为二元体制也没有什么错，可是，准确说应该是四元体制。
四元体制当中，有人说前两元是根本性的。
不对。
在一个共同体里，谁的职位最高谁就拥有最高权威。
但是，大学是知识的、学术的、文化的共同体，不能看职位，谁拥有的知识最多、谁的学术水平最高、谁在文化上最有代表性，谁就是最高权威。
所以大学里边真正的权威不是来自于书记和校长，而是拥有最高学术水平的学术权威。
这就是大学的独特地位。
所以谁的知识最多，谁的学术水平最高，谁的文化贡献最大，谁就是这个大学里最受尊重的。
大学是由不同学科组成的，因此学术权威是多元的，必须由多个学术权威共同组成。
所以大学里边最受尊重的人一定是各个学科里边最杰出的教授代表，他们应该受到最高的尊敬。
这就是学术委员会。
当分解为每一个单个人时，就是一个个的学术权威。
这就是大学和其他共同体的不同。
中国的大学现在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当书记或者校长侵犯学术权威的时候，或者当政治的判断、行政的判断来替代学术判断的时候，这个现象得不到校正。
当大学的四个公共权利和谐一致的时候，这个大学就充满活力。
可是目前中国大学的状况往往是行政的公共权利替代甚至侵害学术的公共权利，而民主的公共权利,也就是教职工参与大学管理的渠道是非常狭窄的。
经济观察报：
这种不协调的现象是不是正是由这种管理体制本身引起的？
徐显明：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来研究这个体制，研究的结论我不像有些人那么悲观。
经济观察报：
你认为它是合理的？
徐显明：
是非常适合中国体制的，关键在于要对这个体制给予准确的解读。
这个体制和目前中国的国情相适应，这有几个根据：
第一，大学现在的事务和过去没有差别，我们每一个大学都是一个社会，除了火葬场以外什么都有。
大学缺乏那种纯粹性。
处理中心工作以外的社会事务决不是校长的长项，所以由一个党委来处理这些社会事务。
第二，大学还有一个特殊的使命，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大学的稳定，党委做这项工作最合适。
第三，大学里的构成群体特别复杂，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随时都能发生，化解内部的各种矛盾，党委做这项工作是最适合的。
所以中心工作留给校长去做，中心工作以外的保障性的工作由党委来做。
大家总是习惯用地方关系的结构来解读大学，认为大学里的党政关系只是地方上党政关系的翻版。
所有的症结都出在这儿。
其实，大学里校长和书记之间的关系，第一不是行政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第二也不是管理被管理的关系，第三也不是产生与被产生的关系，也不是负责与被负责的关系。
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为了一个共同事业的合作和伙伴关系。
经济观察报：
合作和伙伴关系最难做，就像合伙企业是最难做的。
徐显明：
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明确大学的法人治理结构。
任何一个法人单位治理结构离不开三大权，大学不同的地方是还多了一项：
学术的公共权利。
学术的公共权利要保持独立性的话，必须同时得到另外三种权利的尊重。
另外三种权利一个是决策权，党委来行使；一个是执行权和管理权，校长来行使；一个是监督权，教职工代表来行使，大致相当于企业里边的董事会、经理和监事会。
权利关系的原理就在于，三权界限必须是明确的。
三权充分尊重学术权利的独立性。
党委不能决策学术思想，校长也不能管理学术思想，只是运用学校的资源为学术提供平台。
监督权也不能监督学术思想，只能监督执行的准确性。
经济观察报：
大学是四权分立。
徐显明：
大学和一般的法人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三权一定要尊重学术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实际上是四权分立。
避免矛盾的办法就是进行明确的权利界限划分。
这就是把法人治理结构的原理引到大学当中，但是又充分体现大学公共权利的特殊性。
经济观察报：
四个公共权利之中，政治的公共权利和行政公共权利难处理吗？
徐显明：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要避免书记和校长之间的矛盾，有两个法宝，首先是各自的工作职责一定要明晰，最低要求就是不要交叉，交叉就是制造矛盾；其次，党委书记和校长两个人实行协商与沟通，只要涉及大事情，一定要协商一致，这叫做“一致性原则”，是国际法的一条总则。
一致性原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矛盾。
只要用到这两个法宝，党委书记和校长的关系就能处理好。
关键在于对体制给予准确的解读
经济观察报：
你把大学存在的权利分为四种，很有启发性。
可是，这是当初设计时的初衷，还是事后的个人解读？
徐显明：
无论是怎么安排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解读正确。
经济观察报：
或者说，向正确的方向去解读。
徐显明：
向着符合教育规律的方向解释。
所以要寻找制度里的善，而不是去挖掘制度里的恶。
其实，中国大学的内部管理体制也在不断地变迁。
1961年中共中央做过一个决定，俗称“高教60条”，规定“党委领导学校的一切工作”，这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制度起点，当时叫做“党委领导下以校长为首的委员会负责制”。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有十所大学试行校长负责制，后来改变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我们再往前追溯一下。
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蔡元培做校长的时候，主张“教授治校”，把教授的地位提得很高。
教授管理大学，校长只是教授意志的执行者。
实际上，这是蔡元培极聪明之处，在北洋政府的背景之下，他是用教授之名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
北洋政府不害怕老百姓，也不怕警察，就怕大学教授。
所以蔡元培一生用了11次这种办法，非常娴熟。
经济观察报：
蔡元培也是一个政治家。
徐显明：
有两个蔡元培，一个是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我们现在对他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还有一个作为政治家的蔡元培，就是他做了教育部长以后，那是一个反面的蔡元培，他做了教育部长后在所有的大学里面推行党化教育。
蒋梦麟做了校长以后，明确提出教授怎么能治校呢？
教授的本分就是从事学术研究。
他明确提出来把大学的管理责任还给校长，所以叫“校长治教”。
教授就是负责学术研究，教书育人，校长管理大学，给大家创造条件，守护大学的传统。
经济观察报：
蒋梦麟去世的时候对自己有一个评价：
既不像蔡先生那样能够把教授们抬得很高，也不像胡适先生那样把北大在国际上抬得很高，这两个人都是北大的功臣。
我没做什么贡献，但有一点我是问心无愧的，我是北大的功狗。
徐显明：
所以你看，同是北大的校长，蔡元培、蒋梦麟的管理主张也不一样。
到底哪一个体制更适合高等教育，在人类高等教育史上有许多变化，不是只有一套模式。
美国的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是不一样的。
私立大学董事会里的名誉主席是最高代表。
公立大学州里有一个遴选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往往是议会的成员，他到议会里边争取经费，也由他来主持遴选大学校长。
所以他是指挥和命令大学校长的。
法国甚至有一所大学，校长由在读的学生担任，校长再选聘教授。
因为学生流动性太强，不利于大学的稳定，后来慢慢就废除了，演变为教授之间互相推举校长。
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大学管理模式，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
中国的大学体制和外国的大学体制差别在哪里？
不是我们这个体制有问题，体制的设计出发点是很好的。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如果有一个很正确的理解，特别是党委书记和校长能够有正确的理解，这个体制就非常适合于中国。
当然，这个制度不是说十全十美，还存在一定的缺陷。
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有两个功能：
一个功能就是避免发生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第二个功能就是迅速地校正。
大学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预防上做得比较充分，但是现在缺乏一个校正机制。
经济观察报：
当有人不遵守规则的时候，不能得到迅速地校正。
徐显明：
所以，目前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校正机制。
经济观察报：
在你看来，现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适合中国现行的体制的。
但是，这么多年来这套体制运行不好，难道说人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个体制的意义吗？
徐显明：
可以说，绝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它的意义。
关键在于要对这个体制给予准确的解读。
人们一定要理解体制里的运作规律，建立大家都尊重的权利界限，同时尽快建立校正机制。
党委书记应该是一个懂教育的政治家，校长应该是一个懂政治的教育家。
这也是中国大学治理的一个特殊性。
大学校长应该是四“家”合一
经济观察报：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你理想的大学校长是什么样？
徐显明：
理想的校长应该是一个政治、教育、学术、管理四个方面都很全面的人才。
首先，他必须是教育家。
怎么判断？
就看校长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的最终实践的受益者是谁。
如果最终受益者是学生，就是教育家。
如果并不是学生，而是学生以外的其他群体，那就不是教育家，连半个教育家都不是。
其次，大学校长应该是学问家。
没有学术背景的大学校长很难理解教授们在想什么，没有学术背景的大学校长也很难保证不去侵害学术权利。
学问家的大学校长知道教授们想什么，懂得学术规律，也能够尊重学术的权威性，容易和教授们进行沟通，最后都有可能成为教授的代表。
第三，大学校长应该是管理专家。
光有教育理念是不够的，作为校长必须把理念变成行政团队的共同想法，有能力带领团队来实现自己的理念。
经济观察报：
如果说作为学问家的大学校长能够得到教授们的尊重，那么作为管理专家的大学校长也一定能够得到学校行政体系的拥护，否则管理就没有效率。
徐显明：
对。
最后，一个理想的大学校长应该是政治家或者是社会活动家，政治家的大学校长就能得到政府的尊重，社会活动家的校长就能从社会获得广泛的资源。
所以，一个理想的大学校长应该是这四个“家”的合一。
经济观察报：
这个标准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徐显明：
如果只是一个家，无论是个什么家，我认为都是不合格的大学校长。
哪怕你是个教育家，不会管理也不懂政治，那就变成一个教育理论家了；如果只是个管理方面的专家，不懂政治不懂教育也不懂学术，就变成一个团长或者是一个营长，像管理军营那样管理大学，有效率但是会伤害所有人的心；如果只是一个政治家呢？
那就会把大学办得很功利，只对当下负责，就会违背教育规律。
当然，要求四“家”兼具确实要求过高，我排列了很久，这四“家”当中如果具备两“家”，就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大学校长。
例如，学问家加政治家可以管理好大学，教育家加管理专家也可以管理好大学，管理专家加政治家也可以管理好大学。
如果一个人同时能够兼具三项，我认为他就是优秀的大学校长。
而把这四项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目前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
经济观察报：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徐显明：
一百多年来，能够四家统一在一起的，第一个人应该是蔡元培，还有一个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新中国成立以后，可以作为楷模的是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和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
经济观察报：
你一定注意到了，这四人都是文科教育背景，而现在的大学校长大部分是理工科出身。
徐显明：
一个出色的大学校长不管是什么背景出身，关键看他是不是有思想。
教育家必须有教育思想，没有教育思想怎么可能成为教育家？
而教育思想当中核心的是什么？
核心的是教育价值观。
而教育价值观的形成绝不是一日之功，一定要有一个很完善的能够产生教育价值观的知识结构。
人最难超越的是知识结构对自己的制约。
中国的大学今后要成为受人尊重的大学的话，大学校长把大学引导到哪个方向上，尤其是给大学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
真正有希望的大学既不看过去也不看现在，而应该瞄向未来。
所以一所大学，第一个是对未来负责，第二个是对未知负责。
经济观察报：
未来、未知？
徐显明：
对，探索未来，探索未知，我根据它们的汉语拼音称为“两个W”,这就是大学永远不变的事。
教育家和政治家的区别在这个理念上就分开了。
教育家一定不是为现实负责的，而是为未来负责的，而政治家一定是为现实负责的，必须立足现实。
解决现实的问题是政治家的第一责任，而对于未来负责是教育家的职责。
用这个标准评判一下中国现在的大学理念，我们就能够看到中外的差距。
大学要有德性
经济观察报：
什么是受人尊重的大学呢？
徐显明：
第一个表现就是，这个大学一定是有很高的德性，有德性的大学受人尊敬。
所以，大学的德性决定了人们对一所大学的态度。
经济观察报：
什么是有德性的大学？
徐显明：
就是勇于把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担起来的大学。
“五四”时，政府失德，大学就站起来了。
大学要“厚德载物”，任何人都可以失德，大学不可以失德。
“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德、亲民、至善都是德的表现。
教育的本质始终是引领人的灵魂的，所以没有道德的教育就是一种罪恶。
教育和人类其他活动的根本区别在于，教育的每一个环节里都能够触动人的灵魂。
经济观察报：
所以教育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德。
徐显明：
历来社会中的污染有三类：
第一类是吏治腐败，官德有失，使得既有道德又有才能的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第二类污染是司法腐败，社会的公正空间就没有了。
第三类污染就是教育腐败，教育一旦腐败，人们的道德就没有了。
三大污染是人民最深恶痛绝的，其中教育上的污染是民族根性的污染，为害最深远。
经济观察报：
许多大学在教育腐败中难以做到独善其身。
徐显明：
把教育活动拿来为自己创收牟利的大学，就是无德的大学。
无德的大学怎么产生的？
就是没有价值观的大学校长引导的结果。
我们已经举行了多届校长论坛了，中国的大学校长不谈工程，不谈价值，只谈自己，谈不了别人，也就是说概括不出一般性和抽象性的东西。
外国来发言的大学校长都是讲价值，讲思想，讲世界性的规律。
经济观察报：
这说明，中国的大学校长缺乏系统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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