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北京的商业街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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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北京的商业街区

明清时期北京的商业街区

作者：

刘凤云文章来源：

中华文史网更新时间：

2010年08月23日

人们对商业的认识是从自身的需求开始的，而商业空间的概念是通过商业流通的场所“市”与“市廛”等表现出来的。

商业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所谓“市所以通天下之货也”。

特别是当我们考察城市起源的时候，便会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在城与市的结合过程中，代表商业与商业区的市、街市，市廛，它在城市空间的位置，它对城市的作用程度，以及它与政治的关系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由封闭的“市”走向开放的“街市”

中国的传统城市与乡村在生产关系方面所表现出的无差别的统一，使城市商业亦深深地根植于农业的土壤中。

由此而言，城市商业的文化体系自然归属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农耕文明。

如《易》曰：

“庖牲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

《易系辞》下曰：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

说明古人对商业活动的时间有明确的规定。

又如《周礼·考工记》中关于“坐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城市规划，又是对城市商业活动在地点上的限定。

还有《周礼·地官·司市》曰：

“有大市、有朝市、有夕市。

”即所谓“三市”。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有限的商业时空是被儒家文化规范化了。

传统文化固然以重农抑商为社会价值的判别标准，却又无法摆脱表现为商业流通形式的物质交换给人类带来的对物质需求上的满足。

而古代中国以行政机能为主体的消费性城市，无疑也是促进城市商业发展的直接动力。

可以说，尽管商业历来被视为末业，但在中国传统城市中却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进入明清以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城市商业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从“市”的扩张开始的。

“市”，是指集中买卖货物的场所，古代又称作“市井”。

《管子·小匡》曰：

“处商必就市井”，尹知章作注解释“市井”曰：

“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

”市井，即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商业集市，类似今天的商业区。

它占有一定的城市空间与时间，并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城市的人文景观，而明清城市商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市”从时空上的突破。

在唐代以前，随着商业在人们生活中重要程度的提高，“市”在数量上也在不断的增加，它已经显示出一种对传统城市所规定的“面朝后市”的空间范式发生背离的态势，但当时的“市”，仍然是一个被严格控制的空间，反映其本质的封闭性，主要体现在坊市制度。

坊市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历时年久，它的最大作用莫过于创设了一个法定的商业空间。

当它对作为居民区的坊和作为商业区的市实行了严格的隔离，并对市进行官设官管、实施监控后，一个封闭式的市制便形成了。

按照同类而聚的原则，所有的店铺都被集中到市内，市的周围被高高的市墙圈起，市墙四面设门，以时启闭，并有专门管理“市”的司市掌管锁钥，故《周礼·地官·司市》有曰：

“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

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唐代，几乎没有多大的改变。

《唐六典·太府寺·两京诸市署》记载：

“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

”而且，市的门禁甚严，“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

” 这种被置于封建政府严格管束之下的“市”，当为对周代“面朝后市”这一初始形态进行修正之后的第二种形态，但它仅仅不再局限于市的地点和方位。

第三种形态，即是指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商业，它启始于宋代，却肇端于唐末。

伴随着唐末以来坊墙的毁灭性破坏，商业大潮也冲决了市墙，坊市制度的末日，使商业活动摆脱了时空上的制限。

而在高墙市门、鼓钲锁钥变成瓦砾废铁的同时，一排排临街而建的民居、店肆树立起来。

因而，在两宋时期便出现了商业店铺荟萃的繁华街市，闻名世界的《清明上河图》充分展示了北宋开封城在打破坊市制度之后的开放型的街市繁荣。

而随着众多店铺在街巷中的出现，人们对“市”的称呼，也在不经意之中有了小小的改动，即把原本用于存放货物的屋舍――“廛”与“市”并称，称为“市廛”。

 而“市廛”是指店铺集中的地方。

不过，它已集中出现在街巷了。

对于由坊市废除所产生的变革，在西方汉学界被称之为“城市革命”。

“城市革命”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城市商业的繁荣与城市经济机能的增强，这从骤然增多的店肆、商业网络与商业机构，以及塌房、垛场、会子务、簿记、珠算等业务的出现所反映出的商业复杂化的趋势，即可窥见一般。

因此，我们可以说，宋代的“城市革命”，为明清时期中国城市中的“市”由古代向近代发生转型奠定了基础。

以往，在不少学者的眼里，进入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时代，其商品经济的发展尚未超越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城市商业更是远远落后于西方。

然而必须看到，古代中国自宋代的“城市革命”之后，城市商业的发展虽未完全走出传统经济的窠臼，却在自身运行的过程中有了长足的发展。

不可否认，元代所建的北京城，即元大都的城市空间布局是按照“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原则设计建造的。

其作为前朝的百官衙署设于宫殿的南面，而商业区则位于宫殿的北面，即所谓“后市”。

于是，宫殿北面的钟鼓楼一带便成为元代的商业区。

考察我国古代的传统城市，环绕钟鼓楼的商业区并非鲜见。

但元代大都北京的钟鼓楼一带成为商业中心，除了统治者的规划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其北端的终点码头就在钟鼓楼西侧的积水潭。

所谓“元时开通惠河，运船直至积水潭”。

 于是，积水潭的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为钟鼓楼奠定了商业中心的地位。

据《析津志》记载：

钟楼“正居都城之中，楼下三门。

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

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宾游赏之地，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

” 作为水路交通的总汇，钟鼓楼一带汇集了南来北往的大贾豪商，商船、漕船川流不息。

但是，在明代宣德以后，由于实施了对京城的改建，改建的一个直接行为就是将通惠河圈入了城中。

如此一来，大运河的商船不能再进入城中，积水潭码头遂被废弃。

此后，钟鼓楼一带的商铺锐减，失去了它商业中心的地位，延至清代，商业中心更是转移到了正阳门外。

 这表明，在规划性的商业空间被打破之后，旧有的观念虽然依然对人们产生影响，但商业自身的发展要求，使商业中心的确立与交通状况的关系更为紧密。

明清时期，从传统的官方角度看，“前朝后市”的意识与观念依然存在，但已大打折扣。

例如，明末清初的官僚孙承泽在其所著《天府广记》中有如下记载：

明代在“在玄（神）武门外，每月逢四则开市，听商贸易，谓之内市。

” 这里，孙承泽虽然没有明确说“内市”即是“后市”，但将“内市”列入“后市”条目下，自然视二者为一体。

只是，“后市”的具体地点还不够明确，从孙承泽强调“后市”的角度看，其地点当在紫禁城北的神武门外， 而且它是一个定期集市性质的“市”，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宫廷的消费需求。

至于清代内市的位置则有比较明确的记载。

《宸垣识略》曰：

“内市在禁城之左（东面），过光禄寺入内门，自御马监以至西海子一带皆是。

每月初四、十四、二十四日，俱设场贸易。

” 此外，类似的为皇亲贵戚服务的“内市”还出现在圆明园福海之东的买卖街。

可见，明清时期商业街市的发展已经打破了诸多的“禁忌”，清代尤其较少约束。

事实上，仅就北京城的商业而言，无论是其商业网点的分布，还是商业的运营状况，都堪与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是经过产业革命的英国相比，这从18世纪（清乾隆年间）来华的英国使团成员斯当东对北京及通州街市的记载与感叹中即可看出一二。

在通州，英国人注意到了两种情形。

一是在主要的街道，商业网点渗入街坊，居住区与商业区连成了一体。

使臣斯当东说：

“通州许多家庭的房子前面开设商店和作坊，后面住家，工商业显得非常兴旺，确实表现出来是一个为首都服务的城市。

”斯当东看到的另一种情形则是商业的繁荣。

他说：

临街店铺大都挂起了招揽顾客的幌子，“通州铺面都上了五颜六色的漆，有的甚至涂金，悬挂着很长的招牌来吸引顾客。

货品中有的是来自南方各省的茶叶、纺织品和瓷器，有的是来自鞑靼区的皮货。

我们非常兴趣地看到货品中居然还有少量的英国布匹。

” 而英国人笔下的北京城尤较通州繁华，皇城以东的地区，“街道上的房子绝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装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

有些商店的屋顶上是个平台，上面布满了各种盆景和花草。

商店门外挂着角灯、纱灯、丝灯或纸灯，极精巧之能事，商店内外充满了各种货物。

”

除了商业的繁华与兴旺之外，自明清以来，城市商业一直呈现着继续增长的发展趋势，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并未影响到商业街区不断“伸展”的势头，充分表现出其开放型的特点。

一方面是摊肆乃至店铺遍布城市中的主要街巷。

伴随城市的发展，市民生活需求的扩大，城市商业空间也在不断地扩大。

而对于不断要求扩张的商业区――市廛来说，最广阔的发展空间还是城中的主要街巷，它是城市商业得以发展的重要空间。

在一些中小城市而言，市廛几乎覆盖了城市的主要干道，北京城的情况也不例外。

在市廛向街巷伸展的过程中，专卖旧货的“估衣”街市尤其具有代表性，文人的竹枝词中对此多有记载，如：

“古庙官街各成市”，“列帐当衢衣满地。

” “裙衫袍褂列成行，布帐高支夏月凉，急事临身多绕路，怕听争问买衣裳。

” 又有：

“如山夏葛与冬裘，念旧怜新任意收。

南北摊多两小市，东西声閧四牌楼。

衣无长短量凭尺，腔接高低巧转喉。

真眼好磨看入骨，长安（指长安街）人海口如油。

” 可见，北京“估衣”市大多为直接设于街巷的摊肆，“凡日用衣服、几筵箧笥、盘盂铜锡、琐屑之物，皆于此取办。

”它以人数众多的社会下层为主要对象。

也正因如此，估衣市场遍及全国的许多城市，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有关估衣街巷的记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市廛的迅速发展及其在空间上对主要街巷的“侵占”。

仅就北京的估衣街市而言，除了东西四牌楼、长安街市集、药王庙西的东小市外，在前门东之珠市口至打磨厂一带（东大市）还有专卖皮货的皮货估衣集， 甚至在属于皇家市廛的圆明园买卖街上也有“时售估衣者”。

 当然，在这些估衣街市中最具发展规模的当为北京南城的天桥市场。

虽然天桥一带正式成为市场是在民国三年（1914年），至1930年发展成为占地20余亩，覆盖数条街巷、集各行业商贩773户的商业区。

 但据今人回忆，天桥大约建于明代景泰年间，其地点位于前门与永定门之间，“在前门大街南口，天桥南大街北口，永安路东，天坛路西口，在十字街的中间。

” 而且，自明代开始，围绕着天桥这一带便形成了熙攘的商业街市，进入清代，这里依然经常往来着流动的摊贩，售卖各种日用杂货，而尤以旧货、估衣为多，所谓“天桥南北，地最宏敞，贾人趁墟之货，每日云集”。

 说明它是一个有着一定历史的旧货商业区，其发展的历程就是商业向街巷伸展的过程。

另一方面，清代商业区的发展还表现在由外城重新进入了内城。

众所周知，自清军入关，即在北京实施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政策，在将“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的同时，也下令将所有的店铺和市肆通统迁往外城。

这项政策作为原则一直为清政府所奉行，但是聚居着数十万旗人的内城，是无法抗拒城市生活及其消费的需求的。

当时虽有负贩者往来内城之中，但按时启闭的城市管理制度，以及远程贸易的不便等，终于使内城在经过了一段封闭之后，又重新出现了一些原本禁止开设的店铺和商业街市。

据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内城开设猪、酒等店铺已有数十处。

此外，还有“指称售卖杂货，夜间容留闲杂人等居住店座“处”，“专租人居住店座15处”。

清廷谕令，“除将猪、酒等项店座应准其开设外”，其余容人居住店座一概移于城外。

除了提到的猪、酒店，其实，内城中的老米碓房、炭厂、车店当铺也不在少数。

到了晚清，内城的商业经营及商业区的发展已不亚于外城。

生活于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的震钧曾经记载了北京城的十几处主要商业区，曰：

“京师百货所聚，惟正阳街、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暨外城之菜市、花市。

” 这些被称作“百货所聚”的大商业区大多分布在北京的内城，而上述英国人所见到的北京商业区大概就在内城的东安门外一带，也属于当时北京的主要街市之一。

可见，商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