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时期蜀汉孙吴墓葬中的佛教遗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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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时期蜀汉孙吴墓葬中的佛教遗物
汉魏时期蜀汉、孙吴墓葬中的佛教遗物——兼谈长江流域的佛教传播
杨秋莎
【作者简介】杨秋莎 四川省博物馆
【关键词】汉魏时期/长江流域/墓葬/佛教遗物
长江流域汉魏墓葬出土的佛教遗物是当时宗教信仰的反映，是人们祭祀祈福的工具。
佛教自传入汉地，依附于中国的黄老神仙方术和传统的鬼神观念而发展。
汉魏时期，佛教自长江上游向中、下游传播发展。
受地区的影响，各地表现佛教信仰的器物各具特色。
在长江流域的汉魏墓葬中，常常出土有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遗物，即佛教雕像、摇钱树和魂瓶等。
由于受政治文化、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不同地区反映生活习俗和随葬明器有别。
汉魏时期的佛教遗物既是当时人们祠祀祈福的工具，也是人们对外来宗教认识和理解的结果。
下面笔者仅就长江流域三国墓葬中与佛教有关的考古材料，进行一些综述分析。
一、东汉——蜀汉时期的佛教文物
1.长江上游地区
20世纪40年代，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就发现了东汉晚期——蜀汉的佛教雕像。
随着考古的发掘，这一时期的佛教遗物不仅数量逐渐增多，而且颇具地方特色和历史价值，下面集中概述。
50年代，乐山麻浩1号崖墓后室享堂门楣上发现有1尊石刻佛像（注：
李复华等：
《东汉岩墓内的一尊石刻佛像》，《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6期；乐山市文化局《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考古》1990年第2期。
）。
同一时期，在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左室和后室门楣上又发现2尊石刻佛像（注：
唐长寿：
《乐山麻浩、柿子湾崖墓佛像年代新探》，《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
）。
1986年，乐山西湖塘出土施无畏陶俑，着汉式衣冠，作侍立状，右手举至胸前，五指平伸，掌心向外，作施无畏印；左手动作不甚明朗。
头冠正中可见莲瓣形装饰。
该俑现藏乐山市崖墓博物馆（注：
吴焯：
《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第11期。
）。
1942年，彭山崖墓M166出土一件陶佛像插座，高21厘米，中间为一佛，高髻长衣，作手印，左右各有一侍者，也作手印。
原发掘报告认为这是佛教中“一佛二胁侍”的造型，后有专家考察认为两侧为胡人侍立者，而非菩萨（注：
南京博物院编：
《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图44，第36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
吴焯：
《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第11期。
）。
实物现藏南京博物院。
1972年，什邡县皂角乡白果村发现东汉佛塔画像砖。
现藏四川省博物馆（注：
谢志成：
《四川汉代画像砖上的佛塔图象》，《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
）。
以上遗物所属年代，过去都定为东汉晚期，后经一些专家研究认为，多数属东汉晚期、蜀汉之交时期的遗物（注：
吴焯：
《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第11期。
）。
1989年，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出土摇钱树一株。
树干纵列了5尊佛像，每尊佛像高6.5厘米，头后有横椭圆形项光，头顶高肉髻，双眼微合，上唇有口髭，穿通肩衣，领口下垂，衣袖皱纹明显；右手竖掌，掌心向外，作施无畏印相，左手握衣角，衣角甚长，延经右手腕下垂，中央形成长长的“U”形，双腿盘屈，结跏趺坐。
树上还有骑马、仙人、龙等图像（注：
何志国：
《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四川绵阳何家山2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3期。
）。
根据墓中出土的三段式神兽镜比较分析，霍巍先生认为该墓年代定为东汉晚期至六朝初期更为稳妥（注：
霍巍：
《四川何家山崖墓出土神兽镜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2000年第5期。
）。
1981年5月，忠县涂井蜀汉崖墓M14出土铜树2株，形态各异。
每节树干上铸有一尊佛像。
佛像有高肉髻，着通肩大衣，宽袖，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结跏趺坐。
佛像两侧由枝杈、云气构成屏背，又有一对蝉形饰物。
佛头两侧各有钱纹二枚，周边饰羽毛状飞翅。
另一枝佛像两侧上下两对钱纹，周围各饰羽毛状飞翅。
另一株摇钱树干高17.5厘米，佛像高5.1厘米，宽3.1厘米，佛像两侧对称装饰钱纹、蝉纹。
涂井崖墓M5出土的一株铜摇钱树，树的主干由六节缀合而成，通高126厘米，每节上一尊佛像，高5.6厘米，宽3.5厘米，佛像有高肉髻，着通肩宽袖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结跏趺坐（注：
吴焯：
《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第11期。
）。
2000年5月，四川安县文管所收藏了一株公安局缴获的摇钱树。
该树出土于崖墓，每段树干中央铸有一尊佛像，共五尊。
佛像高5.3厘米，宽2.5厘米。
脑后有横椭圆形头光，边缘饰芒刺，头光长径4.5厘米，短径4厘米。
佛像有大肉髻，双眼微合，阔鼻。
面部丰满。
穿圆领衣，右袒。
右手握衣角下垂，再延经右手腕下垂，中间形成长长的“U”形。
右手掌心向外，施无畏印，结跏趺坐。
佛像两侧均侧立一个小人，头戴尖顶帽，面朝向佛，双手挽抚佛的臂膀。
小人外侧饰芒刺。
该树的A型树枝上也铸有佛像。
佛像坐于璧之上，高6.3厘米，宽4.1厘米。
佛头后有圆形头光，边缘对称分布6个小圆圈。
头顶梳高髻，大眼，阔鼻，唇上方有上卷的胡髭。
穿圆领衣，领口外饰覆莲纹。
右手握衣角，左手施无畏印。
胸前两手之间有一璧形器，小孔。
佛结跏趺坐。
右脚赤裸，露于裤外。
佛像头光之上生出莲花，两侧还盛开一朵八瓣莲花，其下又各有一朵小莲花。
佛与莲花之间由藤蔓之属连接。
佛两侧均侧跪一个小人，头戴尖顶帽，大眼，张口，穿圆领衫，双手作揖，面朝佛像。
左侧之人已残。
藤蔓及小人周围饰芒刺。
背面佛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
钱树上还分别铸有朱雀、神兽、龙、蟾蜍、猴和五铢钱（注：
何志国等：
《四川安县文管所收藏的东汉佛像摇钱树》，《文物》2002年第6期。
）。
2002年初，在重庆丰都县镇江镇槽房沟9号墓地发现铜佛像，残高5厘米，为摇钱树的一部分，火焰状发饰，肩披袈裟，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提袈裟，下部残。
根据该墓摇钱树底座一侧刻有“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延光”为东汉安帝年号。
“延光四年”为125年。
）纪年，此佛像是峡江地区乃至全国第一座最早出土铜佛像的东汉纪年墓（注：
刘宏斌等：
《陕西宝鸡考古队完成三峡文物发掘任务》，《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22日第2版。
）。
1974年，四川芦山县清源乡出土的一尊带座青铜人像，通高14.5厘米，铜人头饰锥髻，前额正中有一瘤状凸起，眉梢上挑呈如意状，目呈斜菱形，高鼻，张口露齿，双乳显露，通体雕镂花纹，年代为东汉早期或晚期。
此像被视为中国最早的“白毫相”实例（注：
钟坚：
《芦山发现一尊汉代青铜人像》，《文物》1987年第10期。
何志国：
《初论中国南方早期佛教造像的性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研究论文集》，《四川文物》1996年增刊。
）。
1976年冬，西昌高草东汉砖室墓发现一件摇钱树残片，上铸画像：
西王母居于正中最高位置，头戴华胜，肩披云肩，圆领左衽，褒衣博带，两眼前视，笼袖挺身，坐于龙虎座上。
西王母额际中一“白毫相”。
下有玉兔、蟾蜍。
西王母长方形座下，有一椭圆形环。
另有龙首残片（注：
刘世旭：
《四川西昌高草出土汉代“摇钱树”残片》，《考古》1987年第3期。
）。
1990年，绵阳何家山2号东汉晚期崖墓出土摇钱树，其上铸刻有雄狮、象奴、莲花以及西王母。
西王母额中有小圆圈（白毫相），居于主尊位置（注：
何志国：
《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四川绵阳何家山2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3期。
）。
1981年5月，忠县涂井发掘的蜀汉崖墓，M5出土的眉间饰“白毫相”陶俑有：
舞俑、抚琴俑、击鼓俑、武士俑、执便面俑、提罐俑、吹箫俑、听琴俑、执锸俑、执锄俑、执镜俑。
其中除执锸俑为男性，其他均为头饰花、髻的女性。
额上眉际有类似佛教的“白毫相”，这类陶俑主要分布于长江上、中游的四川、湖北、湖南等地（注：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第7期。
）。
二、孙吴时期的佛教文物
1.长江中游地区
蒋赞初先生在分析长江中游六朝墓葬时说：
这一地区东汉末至孙吴时期墓葬中以镇墓兽和眉际带有佛教“白毫相”的俑最具特点，并且主要发现于两湖地区。
1958年，湖南省长沙市南郊金盆岭东吴M6出土青瓷跽坐俑，俑戴幞头，前额有凸起的“白毫”（同时，在金盆岭M9和其他西晋墓也出土有4件“白毫相”青瓷俑）（注：
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图116、图124～127、图117～123，文物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
）。
1986年，湖北省武汉市黄陂滠口镇东吴末西晋初期墓出土的青瓷操作俑、青瓷庖厨俑、青瓷捧物俑、青瓷坐俑、青瓷立俑、青瓷武士俑、青瓷持剑俑，其前额都有凸起的“白毫。
（注：
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图116、图124～127、图117～123，文物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
）”
1956年，湖北省文管会清理的东吴墓（吴景帝“永安五年”，即262年），青釉陶俑4件，两件尖发，两件着冠，两眉之间都有凸状痣（白毫）一颗，裸身托掌，作跪坐状。
另有一件鎏金器物附件，形似杏叶，表面刻划有佛像，头饰尖环，身绕飘带，立于球形的圆台上（注：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4期。
）。
1975年，湖北鄂钢五里墩工地孙吴晚期墓出土四叶八凤佛兽镜，主纹四桃形叶间四对凤，叶内各有一佛，其中三尊为结跏趺坐，一尊为半跏趺坐。
后者面前跪一供养人，作礼佛状，佛背后一人可能为胁侍弟子。
前者座下莲台两边各有二龙，即“天龙”，为“八部护法”之一（注：
湖北省博物馆等编《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图81，文物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
）。
鄂城五里墩孙吴晚期墓还出土一件柿蒂连弧夔凤镜，镜的边饰作奔腾跳跃状的珍禽和瑞兽，中间夹有两躯姿态飘逸的“飞天”像。
另有一件采集而来的同型镜，三蒂内各有一兽，另一蒂内有戴高冠、蓄长须、侧坐于莲座上的人物，或系佛教中的居士。
鄂城西山吴墓出土一件眉间有“白毫相”的陶俑。
鄂城西山南麓孙将军墓出土一件青瓷佛像熏，三尊佛像贴印在炉钵与承盘之间的位置上，佛像均着通肩式衣，头顶有肉髻，结跏趺坐（注：
蒋赞初等：
《湖北鄂城六朝考古的主要收获》，《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
）。
1992年初，湖北鄂州塘角头六朝吴墓M4发现的釉陶佛像。
佛像面部五官清晰，脸形短而圆，眼在面部所占比例较大，顶有肉髻，着通肩衣，衣褶折清晰，两手交叠于腹部，手势被衣服遮盖，作趺坐状。
该佛像出土时其两侧各分列一侍俑（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湖北鄂州市塘角头六朝墓》，《考古》1996年第11期。
）。
这尊单体佛像说明这一地区人们对佛教已有了较深的认识和理解。
俞伟超先生认为，在铜镜上铸佛像起于三国。
长江中游出土的这类实物年代都在孙吴晚期，且屈指可数。
鄂城古为武昌，是江南佛教最早的传播地之一。
尽管220年孙权在此建都，并建有佛寺，但中游地区的佛教遗物还是多受上游的影响。
如孙吴墓中“白毫相”俑就明显受到蜀汉的影响。
2.长江下游地区
长江下游三国孙吴墓中常随葬与佛教信仰有关的明器——“堆塑罐”，又称“谷仓罐”或“魂瓶”。
笔者以为称“魂瓶”更能表明它的内涵。
按照时间的早晚，魂瓶的高度从早期的20～30多厘米增加至晚期的40～50多厘米，瓶上部常堆塑有大量人物、鸟兽和楼阁，其中还有表现佛像或丧葬仪式的场面，有的且附有纪年的小瓷碑（注：
蒋赞初：
《关于长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
）。
下面以魂瓶的演变过程为序列。
（1）早期魂瓶
镇江东吴墓M1出土1件陶五联罐，上无装饰，仅作吉祥、消灾的象征（注：
镇江博物馆：
《镇江东吴西晋墓》，《考古》1984年第6期。
）。
安徽繁昌三国墓中出土堆塑罐，上部堆塑楼阁，楼阁顶塑小鸟，四小罐间塑乐伎，高鼻人物，下部罐肩有对称四小孔，孔饰有蛇，作游动、盘曲出洞状（注：
陈衍麟：
《安徽繁昌出土六朝魂瓶》，《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
）。
1973年8月，浙江武义县桐琴果园三国吴墓出土2件青瓷魂瓶，瓶为五管，上部都作成凹脸高鼻、圆眼正视的人形，瓶中部有乐伎表演。
瓶的五管相通（注：
武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从浙江省武义县墓葬出土物谈婺州窑早期青瓷》，《文物》1981年第2期。
）。
浙江湖州博物馆70年代征集的一件孙吴时期魂瓶，以五联罐为主体，上堆塑猛兽、飞鸟、楼阁、门阙、骑狮胡俑和胡人乐俑（注：
潘林荣：
《湖州博物馆藏“魂瓶”及佛饰双耳罐》，《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
1987年3月，浙江嵊县大塘岭东吴墓M101、M104出土堆塑罐3件，罐上部堆塑飞鸟、龟、蛇、狗、熊、乐俑、胡人和捧钵人物。
罐下腹部均有小孔，孔边有作钻入状的泥鳅（注：
嵊县文管会：
《浙江嵊县大塘岭东吴墓》，《考古》1991年第3期。
）。
浙江金华古方三国墓M12出土青瓷堆塑罐1件。
罐肩部有三个小圆孔，后孔有一蛇尾露在孔外。
五罐相联，罐上部为堆塑，罐各部相通。
罐正面有双檐门楼，门敞开，门两侧各塑亭子二。
门左侧塑一人物，双手抱物拱于胸前，头缠布巾，身穿长服；另三面各塑二人，头戴尖帽，穿长服，双目正视，表情严肃，双手抱鸡或鸭拱于胸前，罐周围塑飞鸟18只（注：
金华地区文管所：
《浙江金华古方六朝墓》，《考古》1984年第9期。
）。
1983年～1984年，杭州地区六朝墓中的M33出土三国晚期～西晋初的青瓷魂瓶，其上下层前后各设一门，瓶沿以上堆塑有人物、飞鸟、熊，上层四角各设一小罐，小鸟塑于其间（注：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
）。
（2）中晚期魂瓶
1983年1月，江苏金坛县东吴“永安三年”（260年）砖墓中出土陶堆塑罐一件，罐上部堆塑有作拜祭状的孝子俑、奏乐俑和头生双角的镇墓俑以及羊、狗、松鼠、龟、凤凰、蜥蜴、飞鸟等，具有浓厚的丧礼色彩（注：
常州市博物馆等：
《江苏金坛县方麓东吴墓》，《文物》1989年第8期。
）。
1997年7月，南京市东善桥东吴墓中出土1件釉陶堆塑罐，罐上部有拱形门，双阙、守踞门前的熊、飞鸟，亭阁跪坐人像15个，造型基本一致，头上戴帽，头部微向下倾，双手交握于胸前，跪坐姿势。
罐体相通。
出土时，罐内有谷物（注：
南京市博物馆等：
《南京市东善桥“凤凰三年”东吴墓》，《文物》1999年第4期。
）。
1961年11月～1962年5月，南京高家山孙吴—西晋墓中出土青瓷堆塑罐1件，罐体有印纹马匹、骑士。
罐分两层，下层正面设有双阙，建筑立柱作熊状，后侧附有人物及飞鸟。
上层四门，每门下各坐二人，四角设龙首及小罐，罐上各附一雀，顶作方形（注：
李蔚然：
《南京高家山的六朝墓》，《考古》1963年第2期。
）。
1955年，南京江宁赵史岗M7吴墓出土的1件堆塑陶罐，罐身模印铺首、佛像、鳞凤等。
罐口上分四面，前面有门，两侧有双阙，阙上有覆檐，檐下排列6人。
后面门上有屋顶，四角各置一罐，檐上有鸟雀，最上为盖（注：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南京近郊六朝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
南京甘家巷高场东吴M1出土陶魂瓶1件，上带三层雕塑，最上层为方形陶屋，屋壁四面有门，门内各置一座佛塑像。
围绕方屋四周，又有佛像7尊，均坐于与瓶口相连的盘座上，在瓶颈四周附加一盘形座，上为中层雕塑，在瓶颈正面开一门，中有一佛像，门前两旁置双阙，阙旁各有一小罐，四小罐之间共塑佛像8尊。
下部瓶腹上，堆塑有佛像、铺首和鱼。
所有佛像均作跏趺坐、合掌，头上似有发髻或冠，有背光（注：
金琦：
《南京甘家巷和童家山六朝墓》，《考古》1963年第6期。
）。
1979年，南京江宁县殷巷吴墓出土的人物堆塑陶罐，罐腹附贴三层纹饰：
下层为铺首衔环；中层六团龙围绕罐的一周；上层正面附贴二猴，作舞蹈状。
器物上部为一宝塔形人物堆塑，分两层。
门前有阙，小罐上栖息小鸟，罐口沿分前后二面，前有七个项挂佛珠、背有佛光的莲花坐佛（注：
南京市博物馆：
《南京郊县四座吴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
江宁县上坊79M1东吴“天册元年”（275年）墓出土青瓷人物堆塑罐，上有麒麟、仙人骑马、铺首、熊头、莲花坐佛（带圆形项光）、凤凰、飞羊，开门有立阙。
四角堆塑四只小罐，上塑飞鸟，另在平台四边中部各有一项挂佛珠，背有佛光的莲花坐佛。
此墓的墓砖纹饰大多为莲花（注：
南京市博物馆：
《南京郊县四座吴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
1979年，在浙江金华地区武义县发现三国晚期青瓷堆塑罐，上部堆塑罐口上前后塑楼阁，左右各有佛像三座，佛像盘坐在莲花座上，双手拱于腹部，楼阁和佛像上面放一圆盘，圆盘中间堆塑方形城墙，其中二层楼阁似碉堡，四面各开方形门一个，城墙四角各有一小罐，城墙前后塑楼阁，左右各有鸟二只（注：
金华地区文管会等：
《浙江武义陶器厂三国墓》，《考古》1981年第4期。
）。
1980年9月，浙江衢州市东吴墓出土青瓷谷仓罐，上腹部饰贴塑三组：
上组为一佛、一凤、六瑞兽；中组为一佛、六骑士；下组为七尾游鱼。
罐上部堆塑三层，有四小罐、门楼、阙、拱手跽坐人像（佛像）七个和飞鸟，大罐中空贯底（注：
衢州市文管会：
《浙江衢州市三国墓》，《文物》1984年第8期。
）。
1982年2月，浙江上虞县江山乡三国吴墓中出土青瓷堆塑罐，腹部等距贴塑四只铺首衔环和佛像、辟邪等。
罐的上部分分三层，第一层塑二阙、一门、佛徒像十尊；第二层塑四小罐，小罐间各塑飞鸟二只；第三层塑房屋，四周围以围墙，墙角塑熊，屋顶为方形的庑殿顶（注：
上虞县文物管理所：
《浙江上虞江山三国吴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
）。
1981年1月～8月，扬州胥浦吴末西晋初期M89，出土陶堆塑罐2件。
一件肩有四小罐，罐与罐之间各塑一佛像，瓶口下亦有佛像一组，推测为8个。
佛像有背光，顶有庑殿式屋面。
另一件共分四层，下层素面，第二层中部开门，门前有牌坊，周围设四小罐，小罐间塑六人像，头戴冠，右手持剑，左手持物。
身着右衽服，顶有层面。
第三层塑四佛龛，内塑佛像，下有鸟。
第四层底部呈盘状，中有束柱。
承四阿式屋顶（注：
胥浦六朝墓发掘队：
《扬州胥浦六朝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
）。
1993年4月，浙江安吉天子岗三国末——西晋初的M3出土青瓷堆塑谷仓罐1件，罐由上下两部分构成。
上部堆塑有楼阙、飞鸟、猴、熊、虎、羽人、武士和僧人。
下腹部有小圆孔，孔侧贴蜥蜴，作欲入孔状，环腹部另置龟和猪狗（注：
程亦胜：
《浙江安吉天子岗汉晋墓》，《文物》1995年第6期。
）。
1972年10月，江苏金坛县唐王公社东吴墓出土1件青瓷堆塑谷仓罐，上堆塑人物、楼阁、杂技百戏、佛像、天禄、飞鸟、龟、猴、狮、鹿、犬、蜥蜴（注：
镇江市博物馆等：
《江苏金坛出土的青瓷》，《文物》1977年第6期。
）。
1973年5月，金坛县白塔公社东吴“天玺元年”（276年）纪年砖室墓中出土堆塑楼台谷仓罐，其堆塑、印贴楼台九层、庑廊四条、阙十二个。
另有人物、小盂和走兽等。
上塑长衫、高冠、跽坐、右手抚胸、左手下垂的5人和短衫、高冠的胡人杂耍表演者（注：
镇江市博物馆等：
《江苏金坛出土的青瓷》，《文物》1977年第6期。
）。
魂瓶的型制源于东汉中期的五联罐，东汉晚期罐上出现简单的堆塑装饰。
三国时期，堆塑趋于繁缛，多装饰人物、动物、瑞兽和门阙。
三国晚期至西晋，罐上开始贴塑佛像、亭、台、楼阁，罐上部呈塔式状。
魂瓶是三国东吴地区具有特色的随葬明器，它从寓意到具象的演变过程反映了佛教艺术的发展，也表明佛教在孙吴中晚期已相当流行。
三、佛教遗物分析研究
汉魏之时，墓葬中出现的佛教遗物与民间信仰有关。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灵魂不灭和天帝鬼神的信仰。
中国本土的道教就是基于黄老神仙之术和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之说，吸收了传统的鬼神观念和迷信方术而形成的。
汉时随着西域交通的开辟，西域各国与汉内地的政治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交流趋于频繁。
四川东汉——蜀汉墓葬出土的胡人图象与陶俑，证明西域的胡人在当时已进入四川。
1979年，四川宝兴汉代石棺墓葬中出土的《放牧图》画像砖，图左是一位老年胡人，头戴毡帽、身着宽大的胡服，身后牵着一条昂头竖耳的牧犬，前面有三头犏牛从栏中放出。
宝兴地处四川青衣江上游，这里曾属青衣羌人的世居之地，石棺墓葬就是他们传统的丧葬形式（注：
杨文成：
《四川宝兴县的石棺墓》，《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
）。
1992年～1994年，在丰都县三峡工程淹没区槽房沟M2和汇南蜀汉初期墓葬中有胡人俑出土（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丰都县三峡工程淹没区调查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
《丰都县汇南两汉——六朝墓发掘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研究论文集》，《四川文物》1996年增刊。
）。
这些考古资料中的胡人大多是乐伎一类的形象。
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传入我国内地的佛教，依附于社会上盛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并与先秦的巫术相结合。
表现佛道交糅的信仰观念，在东汉、蜀汉文物中时常可见，例如，何家山2号墓和西昌高草砖室墓西王母头上的“白毫相”就是神灵互换、佛道合一的例证（注：
霍巍：
《四川何家山崖墓出土神兽镜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2000年第5期。
）。
佛道同祠在古文献中也有记载：
“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
饰方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
（注：
范晔：
《后汉书·孝桓帝纪》卷七，第320页，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
）”，佛道圣人同为世人祭拜、祈福和护佑的对象。
东汉末年，不少古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到汉地。
随着佛经的翻译和流行，汉地的信仰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尽管在当时佛教对社会还未发生最大的影响，但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这种新的宗教思想与信仰，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人们所接受。
史料记载：
“三国时期，佛教继续向中国内地传播，大量佛经被译成汉文。
但现存文字资料仅对译经僧的活动有一些介绍，而对佛教在社会各阶层中的流行情况却记载很少；关于蜀国的佛教情况则根本没有提到。
”（注：
任继愈主编：
《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第1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出版。
）但是考古资料弥补了史料的不足，尤其是四川汉末、三国蜀汉的考古资料对佛教的传播途径和佛教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
梁白泉先生说：
“中国早期佛教考古实物多出在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即三国时期的东吴辖区，所出的这类实物，一类为堆塑罐（魂瓶或谷仓罐），一类为铜镜。
根据中国佛教初传图像的考古发现，绝大多数出在南方，大部分又出在四川。
”（注：
唐长寿：
《乐山麻浩、柿子湾崖墓佛像年代新探》，《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
第11页。
）
四川出现的佛教实物早于长江中、下游，这应与佛教传入的途径有关，这里本文不作讨论。
而四川早期表现佛教信仰的形式值得研究。
据有关资料统计，四川境内已发现的汉魏时期的摇钱树的数量（包括残片和钱树座）已100件有余（注：
施品曲：
《汉魏时期中国西南地区明器“钱树”之图象内涵暨渊源探析》，台湾师范大学研究生论文。
），早期佛像大多雕刻在上。
摇钱树作为一种祭祀工具，与四川商周时期的神灵崇拜有关，许多专家已撰文将摇钱树的渊源追溯至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神树。
四川的青铜神树、摇钱树和江南的魂瓶在结构方面均以分层的形式来表现，这种形式源于古人的宇宙观。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即“三界”，也就是《太平经》中出现的代表“天、地、人”三者的“三界”，但无佛教的“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意思。
湖南长沙马王堆帛画表现的也是“三界”的内容。
古人把三界分层，祖先和神居住在上面的层次，生人经由萨满（巫师）或萨满一类的人物，借助动物伴侣和法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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