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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
“光明观察”2016年1月号第10辑
1.“站前宰鸭”，这是何苦？
2.可怕的不是准岳母要开的“奇葩证明”
3.大型会议的红利，应具备分享性
4.以检方在查作为扣留理由有违常理
5.农民工实名制：
好事还需好办
6.为“应对寒流提前放假”点个赞
7.“身份证照拍32次”也是种改革提醒
8.别对寒潮里的囤菜囤油大惊小怪
9.罂粟壳依赖，暴露市井餐饮业的结构缺陷
10.从“接同事被罚”说开去
11.“年票制存废”之争是对纠错机制的考验
12.给领导“陪唱”的歌声是如何壮大的
13.“多部网剧下架”呼吁影视分级制度
14.“花钱买驾照”的不良心态从何而来
15.存酒卡的“霸王条款”该改改了
16.支持拼车回家不能语焉不详
17.“被逼婚率”是咋算出来的？
18.“80分过好年”是对教育改革的提醒
1.“站前宰鸭”，这是何苦？
作者：
邓海建
火车站安检口，一名女子手持水果刀蹲在地上，眼前是一只被割开喉咙的鸭子，鲜血浸透地上铺开的报纸，在地面流淌……20日上午，发生在成都东客站乘客进站口的一幕，让来成都出差的外地乘客目瞪口呆。
“为什么在公共场所杀鸭子，考虑过其他乘客的感受吗？
”随后，有人将这一幕拍摄下来发到了网上。
（1月20日四川新闻网）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你要乘火车，可能就回不了娘家。
因为这个月10号开始，铁路部门的安检升级了。
新的《铁路进站乘车禁止和限制携带物品的公告》第六条规定，活的动物除了导盲犬，都不能带上火车。
“站前宰鸭”，确实不雅，够血腥的。
毕竟是公共场所，就像网友调侃的，“考虑过鸭子的感受了吗？
”但如果不是采取此般变通之计，这鸭子就只能丢进垃圾桶了，上车前当众“借刀杀鸭”，看起来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道理也很简单啊，一只鸭子，不像飞机安检前丢的一只打火机，不仅价钱不菲，还有乡情乡味在里面，丢了实在可惜。
既然活的带不上去，只要时间允许，干脆一刀了事，虽然不雅观，却也符合规定了。
凡此种种，当然不足以对抗新规的正义。
换言之，不能因为看到“站前宰鸭”，就组团去吐槽安检新规。
毕竟，现在的火车，跟以前的绿皮车大不一样了，安全也好，卫生也罢，都在升级。
比如鸡鸭鱼，随便活着上车，万一保管不当，估计味道也会让其他乘客受不了。
何况，在禽流感等公共安全风险屡屡闪现的今天，“活动物”若大摇大摆上火车，确实隐患不小。
不过，可以预言的是，类似成都女子现场在火车站杀鸭的怪事，估计以后还会不少——究竟有多少乘客，熟读并深谙新规的要求了呢？
于是，两个问题就来了：
第一，关于这个不许带活动物的规定，充分尊重乘客的知情权了吗？
相关部门如果仅仅是公布了事，而没有尽到信息告知的义务，结果大家都不知道这回事，带过来才发现上不了车——这，算给乘客添麻烦吗？
第二，车站有没有相关的预案？
比如人家带了，总不能让他丢了，想办法提供代为宰杀和快递业务，这是车站人性化服务的基本内容。
因为规矩是铁路部门定的，乘客不小心带了活的动物，不能趁火打劫让其丢在自己家里，必须尽义务助其将私人物品运回去。
这是协助的义务，因为乘客尽到了不污染公共环境的责任。
往前看，其实“站前宰鸭”的故事也不少。
因为鸡鸭等动物禁止上车，也不是从今年才开始的。
但既然规矩越来越严格，要求越来越繁多，也得为乘客的权益与不便多着想。
2016年春运马上就要开始了，铁路部门要少挨“板砖”，还是多动脑筋想想办法、真正便民利民些吧。
（邓海建）
2.可怕的不是准岳母要开的“奇葩证明”
作者：
朱昌俊
近日，一位年轻人到福建泉州市安溪县公安局要开无犯罪记录证明，理由是准岳母要求“无犯罪记录”才同意女儿出嫁。
但从去年8月22日起，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暨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就取消了18项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其中第14项，就是不给个人开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经办的民警小王坚持不能开，这个小伙只好忧郁地离开了。
（1月20日《海峡都市报》）
时下但凡牵涉到“奇葩证明”，总能引发关注。
此前诸多领域需要公民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就被认为是“奇葩证明”。
但这个新闻，严格上说，其实与“奇葩证明”无关，而只是关系到准岳母的“奇葩要求”，其顶多只能说是众多所谓准丈母娘对准女婿“奇葩要求中”的一项而已，不必将之与一些公共领域或制度中要求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相提并论。
在相关部门明确要求不再开具“无犯罪记录”后，对“无犯罪记录”证明的适用其实也作出了明确的限定范围：
无犯罪记录是公安机关内部掌握的情况，国家行政、司法机关政审、调查或企事业单位重要岗位人员任用需要了解的，应由需要单位派人持有效证件及单位介绍信，到公安派出所给予出具证明，对个人一律不予出具。
可见，不仅个人开不到无犯罪记录，派出所也没有义务去开具。
所以，从法律上看，这位准岳母的要求其实是无法实现的。
不过，毕竟是准岳母，通过双方之间更多的沟通，其实完全无需这一证明。
而真正需要警惕的开“无犯罪记录”的要求，其实不是有类似“无理”要求的准岳母，而是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制度的“任性”。
此前有媒体就报道称，虽然目前“无犯罪记录”等奇葩证明已经明确不再开具，但记者采访银行、房产中介等基层部门和单位却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对于证明材料甚至“奇葩”证明的需求量依然很大。
换言之，对“奇葩证明”仍有要求的可不只是“奇葩”准岳母，那些公安机关已经不再开具，但却依然受到种种不合理制度“规定”的“奇葩证明”或许还在难为更多的人。
因此，正如此前媒体早就呼吁过的，对于奇葩证明的清理，不能止于公安机关“不再开具”，而更要加大对奇葩证明“市场需求”的清理力度，如此才能让更多的人实实在在的免于奇葩证明之扰。
在某种程度上，奇葩证明的“去而不废”，其实是源自某种社会管理思维的惯性，而连准岳母都要求女婿去开所谓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也很难说不是在过去那样一种社会管理思维下被塑造出的“怪诞反应”。
这也更加验证了，社会管理理念对于普通人思维与行为的塑造作用。
连普通人都如此，那么对那些长期以来习惯了种种靠“证明”去办事的机构而言，要真正刷新管理思维，及时终结不合理的“证明”要求，其难度就更不应该低估了。
一位准岳母对于准女婿的“奇葩”要求，没那么可怕，也实在不足虑。
真正值得关注与反思的是，这样的要求是否有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而类似于制度层面对于个体的强制性“奇葩”要求，又是否得到了有效的终结？
这才是这个颇具“黑色幽默”意味的个案中，应该读出的“严肃”和予以正视的真问题。
（朱昌俊）
3.大型会议的红利，应具备分享性
作者：
然 玉
近日，在杭州举办的某次服务技能大赛上，杭州市副市长张建庭表示：
杭州酒店的很多细节，还需要提升。
“比如，服务员无论男女，都应该使用香水，我们甚至可以给它起名叫‘G20香’，这样才能给客人良好的服务体验。
”据悉，杭州今年将举办G20峰会，正全力进行准备工作。
（1月20日《钱江晚报》）
“G20香”之说，本就是随口一提，不料却迅速成为热词。
张副市长所言，“男女服务员都该用香水”，实在令不少人难以认同，招致轮番吐槽也就不难理解了。
可事实上，上述说法实则只是当事人的一己之见，并没有转化为正规的行政指令，所以公众大可不必当真。
明乎此，对“G20香”这一新奇的言论，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
在我们的文化中，素来有着好客敬宾的传统。
再加之G20兹事体大，杭州相关官员为此专门嘱咐，要求酒店注重细节做好服务，可谓天经地义。
就宾客接待、食宿安置而言，地方政府本质上乃是“服务的购买者”。
鉴于此，其当然有权利向酒店经营者“定制服务”。
比如说，“让服务员使用香水”，这本也是可以商谈的——市场交易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商家适应客户”的过程。
如若不是张副市长的官方身份，类似“服务员用香水”的说法，根本不会引发热议。
如今，公众之所以对此事莫名关注，一则是质疑此等事无巨细的“要求”是否太过苛刻，还有就是担忧其中是否牵涉到“权力越界干预”？
很显然，很多人眼里并没有将此事看成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市场事件，而还是仅仅将之理解成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官方工程。
由此，难免会对公权力的参与有所猜疑。
应该明确的是，作为花钱买服务的一方，杭州相关方面自然可向酒店业者提出要求。
至于说，“要求”是否合理，就是另一回事情了。
服务员要不要都用香水？
这实则是更见仁见智的事儿，谁也不能一概而论。
相较于此，张副市长所抛出的“G20香”一说，或许更值得深究。
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一提法必是对“APEC蓝”的转换再创造……“APEC蓝”、“G20香”两者所指向的，都是大型会议所带来的“附加福利”。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何“APEC蓝”赢得赞许一片，“G20香”却饱受争议呢？
之于此，也不难理解。
首先，“APEC蓝”的说法，乃是一种民间创造，因而具备广泛的民意基础。
而“G20香”却由一位官员炮制和放出，自然待遇有差；再者说，“APEC蓝”所带来的蓝天白云，是一份可以由全体市民共享的“会议福利”。
而这种普惠性、分享性，显然是“G20香”所不具备的。
可以预见，大型会议在某地召开，多多少少都会带来相应的附加红利。
而只有设法让这种红利为更多人所共享，才能最大程度上凝心聚力、谋求共识与支持！
（然 玉）
4.以检方在查作为扣留理由有违常理
作者：
堂吉伟德
因为检察院的一次例行检查，一笔高达881万元的中央财政奖励资金，却被府谷县财政局以“检察院正在调查，害怕出问题”为由一直扣留。
府谷县检察院表示，当初只是例行检查，并未立案。
（1月20日《华商报》）
本应在2013年底发放的淘汰落后产能中央财政奖励资金，却因为当检察院的例行检查，而被府谷县财政局扣留了三年，若不是多名残疾职工的起诉，多家企业业的反复讨要，加之媒体的介入和检方的回复，那么这笔钱还可能继续被扣下去，发放给相关企业的补贴还遥遥无期。
在检方没有立案，也没有对资金进行冻结的情况下，当地财政部门以“怕出问题”作为理由，让检方难免有“躺着中枪”的无辜感。
不过如此说法注定苍白而荒唐，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即然没有问题，你又何必害怕出现问题。
反过来理解，恰说明可能存在问题并心存害怕，才不敢按正常程序去兑现奖励。
检方的一次例行检查，就让当地财政部门呈现出“惊弓之鸟”的恐惧，那么这种心态背后的原因，还真值得好好玩味一番。
出于对调查程序的尊重，暂时停止项目资金的使用，还有说得过去的理由。
不过，如此长的时间内，地方财政部门为何不与检方进行沟通，又何以不征询有关部门的意见？
从常识来看，检方调查与资金的正常使用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关系。
调查归调查，使用归使用，若没有限制资金的使用，那么理应履行自身的发放义务。
项目资金的使用有着严格的法定程序要求，并有着明确的时间限制。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财政部门、国库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依照预算或者用款计划核拨财政资金，责令改正，限期退还违法所得。
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对于高悬的制度利剑，地方财政部门显然知道违反的后果，即便立案也可以告之检方利益关联，何以在未有立案并被限制使用的情况下，自己先给扣留了下来？
如此先入为主的反常，足以说明当地财政部门少了光明磊落的底气。
其间有没有真问题不得而知，不过地方财政专项资金使用上存在诸多问题，却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从近年来，各级审计部门发布的审计公告来看，专项资金使用中的几个顽疾，比如项目申报和资金使用混乱、资金拨付不及时不规范、资金使用管理松散、资金使用效益低下等表现在尤为突出。
其中像随意截留、扣留和挪用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在这种大背景下，以检方开展例行调查而扣留专项资金的做法，不过是普遍行为的个体化表现。
专项资金本意为民惠民，结果却成了伤民工程，以调查为名的扣留更是对权利的漠视，对民意的糊弄。
如此随意的行为折射的是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失范，亦证明制度管控还有待加强。
既然府谷县当局扣留专项资金成为事实，那么按照规定不妨真正启动调查，并按相关规定给予问责，让直接和间接责任人员为此付出代价，由此达到惩一儆百的效果，并彰显财经纪律的刚性与制度威严。
否则，以调查为名的扣留，就会成为调查无力的反讽，并让人对调查本身的公信失去信任。
（堂吉伟德）
5.农民工实名制：
好事还需好办
作者：
龙敏飞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就相关问题作出解释时称，按照《意见》要求，要全面实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严厉查处拖欠工资行为，努力实现到2020年基本无拖欠的目标。
（1月20日《新京报》）
岁末年初，农民工讨薪必然会成为热门话题，因为这承载着很多家庭回家的梦，也承载着这些家庭能不能好好过年的朴素幸福，更承载着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关心是否到位。
如此境况下，国办印发意见，要求对农民工进行实名制管理，严厉查处拖欠工资行为，先抛却其可操行性、执行力等后续问题不谈，这样的努力本身，便是值得肯定与点赞的。
毕竟，有作为总比没有作为好，关注农民工讨薪问题总比没关注好。
“农民工实名制”的规定一出，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
此举能不能从根本上破解“农民工讨薪难”？
这样的问题，基本上是没有答案的。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也没有一步到位的决策，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实语境下，再好的制度设置、再好的监管流程，都不可能达到“一招灵”的效果。
厘清了这层关系再审视“农民工实名制”，就会更加理性客观，少一些不切实际的浪漫想象。
理论上来说，“农民工实名制”的新规若能落实到位，对于破解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确有极大的利好。
就当下来说，不是探讨农民工要不要实名制的问题，而是探讨如何确保实效的问题。
就“农民工实名制”而言，其利好显而易见，比如让管理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可以更好地摸清农民工的近况，有针对性地开展维权帮扶工作。
“农民工实名制”在技术上与操作上没有难度，真正的难题，还是政府部门的作为与监管。
而在确保“农民工实名制”善意落地的同时，也要避免另一种错误的倾向，而这，是必须警惕的。
那就是一些地方官员把“农民工实名制”的推出当成一种成绩、政绩来炫耀，称自己积极作为了，甚至把这当成不作为的挡箭牌，那就是好心办坏事了。
“农民工实名制”这样的规定出台，不是任何地方官员的成绩，他们若想有成绩，就必须拿出务实行动来，在预防农民工被欠薪、帮农民工讨到薪等方面积极作为。
“农民工实名制”是好事，但好事还须好办。
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成为大趋势的现实境况下，除了从源头上实行“农民工实名制”一般的决策之外，对恶意欠薪企业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罚，也应及时跟上，不能再让法律虚置了。
唯有这“头尾两手抓”，农民工被欠薪的事情，才会越来越少，也才会慢慢变成过去式；不然，这仍然会成为年复一年的苍凉叙事。
（龙敏飞）
6.为“应对寒流提前放假”点个赞
作者：
高亚洲
今日上午十点，长沙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做好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全市各中小学校（幼儿园）1月21日开始统一放寒假，学校不得要求学生在雨雪冰冻天气期间返校领取《综合素质报告书》或《中学生手册》，可通过短信、微信和家校通等多种方式告知家长和学生放假安排及假期作业。
（1月20日《长沙晚报》）
寒流将至，无数人似乎都在期待一场久违的鹅毛大雪，而除了浪漫，还有难题，比如安全问题。
风雪不等人，寒假却不容随意安排，毕竟牵涉到不少学校的教学安排，事实上，根据此前的媒体报道，长沙市教育局对今年中小学的寒假安排，是从1月24日开始的。
那那么，因为一场风雪，打乱寒假安排，又是否值得呢？
在长沙市教育局发布的通知中，很明显能看得出，学生的安全是远远重于任何原计划的，不仅假期可以提前，连领取《综合素质报告书》、安排假期作业都可以做出相应的调整。
换句话说，一切都以学生的安全为重。
如此安排可谓释放出教育的新气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基础教育中提倡“一切按计划行事”、“克服苦难”、“没有困难制造困难都要上”精神，当一场风雪突然来临之时，似乎正是彰显这些精神的最佳时期——在风雪中各校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各校学生克服困难按时上学、按时参加期末考试。
我们似乎也习惯于沾沾自喜这些看上去无比正确和光辉的“先进事迹”。
培养克服困难，不畏艰险的品质，固然是基础教育培养中的重要内容。
但是，克服苦难并不意味着要与一场强寒流做无谓的斗争，不畏艰难也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惜任何代价。
如果不顾风险，不分情况地追求“整齐划一”、“坚强勇敢”，从根本上说，依然是一种驯化教育思维在作怪，与现代素质教育相距甚远。
在现代教育中，我们不断强调以孩子为本，最重要的应该是让孩子得以安全。
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沙市教育局根据天气情况的相机而动，本身就是一次生动地安全教育，让老师们更加深刻地知悉学生安全的重要性，让孩子们更近距离地懂得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于此而言，应该对“为应对寒流提前放假”点个大大的赞。
在该市教育部发布的通知中，还对各学校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其中尤为突出的便是在寒假期间对校园安全的要求，可谓是从诸多细节确保在校学生的人身安全。
据悉这场突如其来的寒流，将持续数日，并且覆盖相当广泛的范围，其他地方的学校会否因为这次寒流，对寒假安排作出相应的调整，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不得不说，长沙教育局的做法，真的值得相关地区的借鉴参考，让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安全过冬。
（高亚洲）
7.“身份证照拍32次”也是种改革提醒
作者：
谢伟锋
“不PS都不好意思发照片了”是当下流行的一句戏言，但毕竟生活中不是所有的照片都能PS。
19日，江苏常州兰陵派出所公布了该所近期发生的一件奇事：
一位女士为了一张满意的身份证照片，先后让工作人员拍摄了32次，才终于勉强“过关”。
（1月20日中国新闻网）
“身份证照拍32次”的奇特之处在于，派出所工作人员能够如此沉住性子来为市民拍摄一张身份证照片，这在大众心中“想都不敢想”。
毕竟，身份证照片拍摄都是“一次过”的流程，拍摄人员会在“头低点，脖子往右”的微调指挥下按下快门，当事人只能是“听之任之”。
如果碰上人多的时候，想要看到初次成像的效果更是困难。
因此，身份证拍摄完成之后，即便照片颜值堪忧，但基本上都没有人会要求“回炉”重照。
不过，近年来，政府在便民措施的细节方面，也加强了对身份证照片的“人文关怀”。
今年1月初，陕西省公安机关出新规，身份证照片不满意可申请换领。
这种明确的提出，在全国尚属首次。
以前，各地也出台多针对身份证照片的相关规定，大都是拍照时不满意可要求重拍。
而常州这位女士“身份证照拍32次”的量级实在是太大。
人们在感慨当事人的审美瑕疵是否有“处女座”之嫌时，也为派出所的身份证拍摄人员的水平堪忧。
身份证照片的惨不忍睹，大家对此也多有公认。
这延伸出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那就是身份证拍摄的这个领域，能否用市场的资源来进行配置。
毕竟，拍照这个事情，让更加专业的人来做，效果肯定会更让人满意。
当然，这个效果并非是要着重突出人的美感，但至少能够囊括身份取证和美感认可的多重标准。
身份证件照必须要严格按照公安机关的规定提供，但这并不排斥了公民选择性的多元化。
去年10月份，在湖南株洲，两家派出所引进了自助式证件照摄影机，不仅可以自助拍照，而且可以对效果进行微调。
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形成了“放权”的意识，也形成了对公民自我肯定的审美权让渡。
以此类推的话，如果能够指定某些资质和技术都过硬的拍摄点，而不是仅仅由一人大包大揽，或许群众的反馈会好很多。
实践证明，很多政府放给市场的权限和项目，反馈都是积极良好的。
把身份证拍摄这个环节放权出去，就和“先照后证”的行政改革类似，政府如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会比在事前环境进行审批更具有效率，如此一来，也就不会再有“身份证照拍32次”的尴尬。
（谢伟锋）
8.别对寒潮里的囤菜囤油大惊小怪
作者：
王传涛
近日的朋友圈里，除了被即将来临的极寒天气刷屏，你一定被超市空空的货架照片也刷屏了——很多人都感叹，超市那场面和“双十二”抢购有一拼。
寒潮的大部队还没到，杭城的大伙儿已经忙开了。
囤菜的囤菜，囤油的囤油，囤面包的囤面包。
（1月21日《钱江晚报》）
“N年以来最大幅降温”已经来临，全国开启了“冰河模式”，江南地区亦出现了难见的大雪，道路上出现了积雪，加之媒体端铺天盖地的低温预警及相关报道，超市里出现抢购现象，其实也在预料之中。
可是，偏偏这个时候，却总能听到看到一些人说这体现了中国人的劣根性，国民素质就是低下。
对此，笔者深不以为然。
诚然，全国范围的大幅降温，也只有两三天，有些地方降了大雪可能也是随时就融化，市民不应该有恐慌的情绪，也不应该去抢购。
但是，需要明白的是，“过日子”，是中国人的最主要生存哲学。
这个生活观是朴素的，是自然的。
正如现在许多农村家庭为了过冬，要将大白菜深埋地下、买下几十斤的土豆等行为，过冬本身就是一种最平凡的生活诉求。
因此也没有必要对于城市里去市场上抢购的囤菜囤油者进行批判。
大雪过后，老百姓考虑的是出门不便，更考虑大雪导致物流成本上涨之后，蔬菜价格会上涨……这些事情，对于不食人间烟火、不与柴米油盐打交道的白领金领人士而言，可能显得太过粗鄙，但对于多数国人而言，能省钱、能方便就是当务之急。
这和国民劣根性，没有任何关系。
或者说，这就是真正的生活，真正的接地气。
这年头，批评国人素质低是一件很流行的事。
而完全不分一些行为是集体行为还是个别人的行为，也不结合当时当地的语境来分析事情。
上前只是扣上一顶大帽子完事。
而且，对于一些特定年龄段的群体，也容易进行“名片化”和“污名化”，比如，“中国大妈”这个名词已经成为了许多行为现象的代名词。
既然没有法律法规禁止市民们在寒潮来到之前去抢购，则说明市民们多买一些菜和油就是行为自由。
对此，我们就应该抛弃道德论，也不应该批评这种最普通最常见的市民行为。
国民素质，不是一个大众痰盂，不是人人都可以吐槽，也不是随便找一事就可以吐槽。
实际上，没有营养的吐槽，只能加剧我国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不同群体之间的内部矛盾，继而群体间产生不信任等等。
（王传涛）
9.罂粟壳依赖，暴露市井餐饮业的结构缺陷
作者：
然 玉
近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在组织开展打击食品违法添加执法行动中，发现35家餐饮服务单位经营的食品中含有罂粟碱、吗啡、可待因、那可丁、蒂巴因等罂粟壳成分。
这类违法添加的行为，已涉嫌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其中已有25家被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刑事犯罪侦查。
（1月21日央视）
罂粟壳，作为常见的非法添加物，竟成为食品领域挥之不去的顽疾。
此番专项执法，毫不意外，又有一批餐饮机构因此被查。
对于这一结果，公众在气愤、后怕之余，感受更多的，想必还是一种见怪不怪的无奈吧？
屡禁不绝、大肆存在的“罂粟壳”，几乎就是餐饮市场乱象的典型缩影——不难看出，公共监管与日常执法，还远未能排除掉，食品产销环节由来已久的不确定性风险。
违法添加罂粟壳，绝非是孤立事件。
从被通报的35家餐饮服务单位看来，它们其实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共性。
比如说，都是小规模业态、多偏向小吃类生意等等。
概括而言，这是标准的平民餐饮、市井餐饮！
它们处于食品产业链的最末端，单个看来大多只有单一门店，整体统计却数量惊人。
这种分散、零碎的行业形态，一方面极易承袭从业者个人的“主观恶性”，倾向于变得无视规范、攫取短利；另一方面，也使得公共监管难以完全覆盖，从而很难形成持续的威慑。
罂粟壳添加事件，实则指向一个根本性问题。
那就是，如何对非规模化的餐饮机构，进行有效制约？
事实上，小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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