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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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 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
并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
饮冰室主人－－梁启超
梁启超 （1873─1929）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
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
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举人出身。
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人称“康梁”。
早年所作的政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颇有特色。
晚年在清化学校讲学。
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在文学家梁实秋的回忆中，梁启超的大师风范，呼之欲出。
他回忆在清华聆听梁启超的演讲时说：
“他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
‘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
‘可是也有一点喽！
’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
1914年，清华刚刚建校3年时，他来清华演讲，引用《易经》里的话来勉励清华学生要做君子，树立“完整人格” ：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他这次演讲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后，清华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
梁启超所处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乱年代。
在由梁启超的学生吴其昌所著的《梁启超传》中，梁这位早逝的学生用一章来写梁启超诞生之前的中国：
这是一个为天灾人祸和内忧外患困扰的国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个老朽帝国的奴隶，平民以不谈国事为戒律，政府呈现给后人的则是贪污腐化无能，对外只希望妥协可以带来短暂和平，对内则盘算着同洋务运动后兴起的民营企业家争夺财富，而洋务运动的重地总理衙门在当时被人们称为“混蛋加三级”。
我们的历史课本在描述这段屈辱历史的时候，从来不会吝惜笔墨，而吴其昌先生给予自己老师的高度评价，可能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所看不到的，他把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贡献同孙中山相提并论，“他（梁启超）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梁启超完全符合我们对天才的定义：
六岁学完五经，九岁能够写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国，我相信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同今天的小孩子9岁就精通外语的难度相差不大。
而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的壮举同我们今天惊为天人的中国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难度更大。
中举时的主考官以为梁启超“国士无双”，竟然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这是古老中国表示对一个人的欣赏的最高礼遇。
戊戌变法令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名扬天下。
在当时的外国人眼中“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志士，是热心策划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当时在中国逗留的伊藤博文对日本驻中国公使林权助说：
“姓梁的这个青年是个非凡的家伙啊！
真是个使人佩服的家伙……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
到了日本我帮助他。
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此后这个年轻人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往往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上的领袖来接待。
当时梁启超26岁。
而梁启超在政治上的辉煌并不像教科书上记载的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终结，或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成为明日黄花的人物。
梁启超在日本的时候，和同样在日本流亡的孙中山交往频繁，据说，很多东南亚的华侨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启超介绍给孙中山的，可以想见，以孙中山当时的声望，自然无法同梁启超相比。
而此时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分歧越来越大。
尽管如此，梁启超顾及到康有为，没有给革命党人过多的支持。
梁启超的另外一次辉煌来自于他的一篇文章。
袁世凯宣布称帝，此时的梁启超却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欧美的游历和对西方各国历史的学习给他一种印象，称帝者必亡。
于是长于雄文的梁启超写出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到消息，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得发表。
梁启超将银票退回。
袁世凯再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
梁启超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在另外一次反帝运动，即反对张勋复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一次也意味着他同改良派的彻底决裂。
周善培规劝梁启超说：
“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
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
”而康有为则正站在复辟的一方。
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来称呼梁启超。
至于梁启超在中国新闻事业上的地位，早有新闻学者将他同沃尔特·李普曼相比较。
才气纵横自然不说，梁对中国文体的改革被认为是他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称为表达方式的革命。
周善培认为梁启超文气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写习惯了报纸文章，结果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但是却没有其他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别的著作。
长久以来一直被我们误认为属于保守派的梁启超的死，更是嘲笑我们对历史局限的判断能力。
梁启超晚年进入协和医院看病，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一个肾溃烂，必须割掉。
不幸的是现代医学可能发生的错误发生了，手术医生将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反而留下溃烂的一个。
于是“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而梁启超因为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新的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床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
最后，梁启超允诺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医院。
梁启超的新史学观：
对封建史学进行有力批判，提出中国旧史学之四弊；主张历史要研究和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把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引进历史研究，指出历史不是一乱一治的简单更替，而是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发展。
梁氏轶事
率真与诚恳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
对此，梁启超说:
“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
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爱国。
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
就是救国。
”“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杀头：
梁启超毅然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而写出了揭露窃国大盗恢复封建帝制的《异哉国体问题》。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
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
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
徐志摩不得不哀求：
“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
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
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
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
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
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
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
“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
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
“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
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
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
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
”
两次被“掌掴”
章太炎曾在杭州的诂经精舍里师从经学大师俞樾专治朴学（俞樾即后来著名学者俞平伯的祖父）。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炮声把年轻的章太炎从故纸堆中惊醒。
同年康有为主导“公车上书”。
次年激进的章太炎就从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在上海期间，他认识了很多维新界的人，如谭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结识了康门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后来跟他闹得不可开交的梁启超。
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
但是不久因章太炎发表了多篇反满清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对众人称，“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引起康梁门人发生肢体冲突，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章太炎一时怒起，以掌掴梁启超两记，众人扭打因之决裂。
一次梁启超追随康有为逃日本避难，恰孙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为满清压迫，经此惨祸当能自省，乃请人约见。
但康有为等人却坚持以“大清子民”为念，要死保光绪帝，将孙中山看作是乱党，拒绝合作，但随着孙中山的反满主张在日本华人中影响日益壮大，康有为拉拢孙中山的部下派梁启超等人前去协商合作，但梁等人竟要求孙中山放弃原来主张加入他们所谓的勤王运动，梁将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诓骗到他们的活动之处，忽然摆出香案祭出所谓光绪的衣带诏要孙中山等人叩拜，孙当然拒绝，梁却指使众人不让他们走，陈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启超的衣领轮起左臂就是一记耳光，打得梁踉跄几步几乎摔倒，接着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曰“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
”吓得康党众人皆退。
梁启超长子梁思成（1901年－1972年），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
享年71岁，生于日本。
1913年随父母回国，早年入清华学堂学习，1924年赴美国留学，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
回国后他选择了当时比较艰苦的东北大学去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
“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
他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
他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观点，他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十年动乱中他受尽屈辱和折磨含冤去世。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
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
陈寅恪学贯中西，是公认的本世纪最有学问、最有成就的学界大师，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最博学的人”。
他的专业是中古史，长年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山大学担任教授，还曾任牛津等外国名校教授。
他的所有作品都以文言文写成，而且学问高深，一般知识背景的读者难以啃动。
但他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启超、胡适等均家喻户晓举国皆知。
在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初，梁启超向校长推荐留居国外的陈寅恪。
校长因陈寅恪一无学位，二无论著而拒绝。
梁启超力争说：
“我梁某也算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校长终于被说服。
在20年代的清华园，有一位“教授中的教授”，那就是陈寅恪。
因为凡是他讲课，很多教授都会来听。
他在国外断续留学20年，潜心读书和研究，但对“博士”、“硕士”学位之类，却淡然处之。
因此连大学文凭也没拿过。
然后就是这个没学位的人，当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被聘为清华导师时，哈佛大学点名要他继任。
关于他的学问，只从一点就可知其精深与博大：
他虽然不是语言学家，但他通晓的文字多达二三十种。
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西学功底极为深厚。
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
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
他曾言: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凄惨离世
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死了，“论交三世”的俞大襟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钻入了湖底。
躺在南国病床上，在“文化革命”狂潮的洗礼与巨大冲击中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是在劫难逃。
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
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
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
而随着原中南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
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
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
面对此情，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继续活着，为做到名符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
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
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
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
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
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
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
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
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
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
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
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
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关于在生命旅程中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创伤而死去，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
“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
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
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
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国学大师就此远去。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
“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
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
呜呼！
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
”又说:
“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
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文革后，与夫人合葬于庐山植物园内，（即称为陈寅恪墓）墓碑旁一大石上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南书房行走”－－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静安，号观堂。
在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是第一个来到清华的。
王国维年轻时学习语言、科学、哲学和心理学、社会学，30岁之后研究文学。
中年之后，又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文方面取得了优异成就，奠定了他国学大师的地位。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
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
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人生三境
治学三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验，他说：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第一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这词句出晏殊的《蝶恋花》，原意是说，“我”上高楼眺望所见的更为萧飒的秋景，西风黄叶，山阔水长，案书何达？
在王国维此句中解成，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
第二种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引用的是北宋柳永《凤栖梧》（《蝶恋花》别称）最后两句词，原词是表现作者对爱的艰辛和爱的无悔。
若把“伊”字理解为词人所追求的理想和毕生从事的事业，亦无不可。
王国维则别具匠心，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第三种境界
“众里寻他千XX，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是引用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词中的最后四句。
梁启超称此词“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
这是借词喻事，与文学赏析已无交涉。
王国维已先自表明，“吾人可以无劳纠葛”。
他以此词最后的四句为“境界”之第三，即最终最高境界。
这虽不是辛弃疾的原意，但也可以引出悠悠的远意，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第三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三种之阶级
在《文学小言》一文中，王国维又把这三境界说成“三种之阶级”。
并说：
“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王国维所引词句第一为晏殊《蝶恋花》，第二为柳永《凤栖梧》，第三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三种境界”论出自晚清学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二六，原文如下：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XX，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
三境合论
“第一境界”原出自晏殊的《蝶恋花》：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
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王国维以这句话形容学海无涯，只有勇于登高远望者才能寻找到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只有不畏怕孤独寂寞，才能探索有成。
“第二境界”两句原出自柳永的《凤栖梧》：
“伫倚危楼风细细。
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
草色烟光残照里。
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
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王国维以这句话比喻为了寻求真理或者追求自己的理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就是累瘦了也不觉得后悔。
“第三境界”原出自辛弃疾的《青玉案》：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
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它千XX。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王国维用这句话比喻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而无所收获，正值困惑难以解脱之际，突然获得成功的心情。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乃恍然间由失望到愿望达成的欣喜。
细细品味，真的为这三境地折服和感叹。
若非曾经“独上高楼”远望“天涯路”，又怎能“为伊憔悴”而“衣带渐宽”呢？
如非“终不悔”地苦苦追索，又怎能见得“灯火阑珊处”的美景呢？
今人常用这“三重境界”来解析爱情离合、仕途升迁、财运得失等等。
大师的阐释与这俗世的轮回的确是不谋而和的。
洞悉人生，爱情也罢，仕途也罢，财运也罢，所有成功的个案无非都是经历着三个过程：
有了目标，欲追求之；追求的过程中有所羁绊，坚持不放弃；成败关键一刻，挺过来了，喜获丰收。
而所有失败的个案大都是败在第二个环节上了。
凡人都可以从容地做到第二境界，但要想逾越它却不是那么简单。
成功人士果敢坚忍，不屈不挠，造就了他们不同于凡人的成功。
他们逾越的不仅仅是人生的境界，更是他们自我的极限。
成功后回望来路的人，才会明白另解这三重境界的话：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１９２３年王国维应召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５０岁。
行前留遗书曰：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
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殉清”说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
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
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
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
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
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
所以当时就有人说：
“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
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
“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
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
当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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