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语文常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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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语文常谈》
吕叔湘《语文常谈》
不逮也。
”这里的“言”是话的意思，是总括的名称，不是一种单位。
（2）孔子又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左传》里赵简子说郑国的子太叔“语我九言，曰，‘无始乱，无怙[hù]富，……’”。
这里的“言”是一句话的意思。
这个意义现在还保存在一些熟语里，如“一言为定”就是“一句话算数”，“三言两语”就是“三句两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是“一句话说出去就收不回来”。
（3）《论语》里子贡问孔子：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
”孔子说：
“其‘恕’乎。
”《战国策》里说齐国的田婴有一回要做一件事情，不要别人劝他。
有一个人说：
“臣请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请烹。
”田婴就让他说。
他说：
“海大鱼”，说完了转身就走。
（故事的下文从略。
）这里的“言”是一个字的意思。
后世的“五言诗、七言诗”里边的“言”也是字的意思。
（2）和（3）都是语言单位的名称，后来分别称为“句”和“字”，例如《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xié]说：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
”这两个名称一直用到现在。
只是有过一点儿小小变化，那就是在量词和名词分家之后，“字”还是个名词，“句”却成了量词，人们只说“一个字”、“一句话”，不说“一个句”。
直到最近，把“句”叫做“句子”，这才可以说“一个句子”。
三位一体的“字”
“字”这个字在古时候，除了别的意义之外，用在语文方面，主要指文字的形体。
例如许慎的《说文解字》这部书的主要着眼点就是字形构造。
可是到了刘勰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的时候，就显然是用来指语言单位，以音义为主了。
写在纸上的字，有形、音、义三个方面，说话里边的字就只有音和义，形是看不见的，虽然在读书人的脑子里有时候也会闪出一个字的形状。
我们平常说到“字”字，有时候指它的这一方面，有时候指它的那一方面。
比如说“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竖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一横，打一个字”，指的是字的形状（“？
？
”）。
又比如说“‘亮’字比‘明’字响亮”，指的是这两个字的声音。
要是说“谅他也不敢说一个‘不’字”那就指的是一定的音和一定的义结合在一起的字，一个语言单位。
平常说话，这样时而指这，时而指那，也没有什么不方便。
可是要讲语文问题，就需要分别定个名称。
专门指形体的时候，最好管它叫“汉字”。
专门指声音的时候，最好管它叫“音节”。
专门指音义结合体的时候，最好管它叫“语素”。
汉字、音节、语素形成三位一体的“字”。
当然，这只适用于汉语。
要是另一种语言，情形就不同了。
它的一个语素可能是一个音节，也可能不到一个音节，也可能不止一个音节。
别的语言当然不用汉字，日本还部分地用汉字，可是往往念成两个音节。
其实啊，汉字、音节、语素三合一这句话，也只能说是汉语的基本情况是这样，有好几种例外情形。
（1）有些语素不止一个音节，写出来当然也不止一个汉字。
例如“蟋蟀、葡萄、马达、巧克力”。
后三个是外来语。
（2）一个音节包含两个语素，写成两个汉字。
主要是“儿化词”，例如“花儿”。
（这是普通话的情形，有些方言里“儿”字另成音节。
）此外，北京人说“我们、你们、他们、什么、怎么、这么、那么”，说快了第二个字就只剩一个-m，粘在第一个字后头，也就只有一个音节了。
（3）一个音节，一个汉字，可是包含两个语素。
例如“俩”（=两个），“仨”（=三个），“咱”（zán=咱们），“您”（=你n[变调]）。
①（4）一个汉字代表两个语素，念成两个音节。
例如“？
？
”（千瓦），“？
伞保ê＠铮？
，“哩”（英里）。
正因为说汉语的人习惯于音节有意义，汉字有意义，因而音译外来语总是不太喜欢，有机会就用意译词来代替。
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里，多的是“密司脱、德律风、司的克”之类的字眼，后来都被淘汰了。
由于同样的理由，在一定的组合里，音译专名的头一个字可以代表全体。
例如“马列主义”，“普法战争”；甚至一个“阿”字在不同场合可以代表“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富汗”或者“阿根廷”。
────
①“您”的来源有两说。
一说，“您”是“你们”的合音。
先是“们”的韵母消失，成为nim，m又变成n。
这个“您”字早就见于金元戏曲，但那些戏曲里的“您”只有“你们”的意义，单数敬称的用法是后起的。
另一说，“您”是“你老”（你老人家）的合音。
“老”的声母是l，跟n的发音部位相同，l不能做韵尾，就变成n。
“你”和“老”都是上声，“你”变阳平，所以“您”是阳平。
就现代汉语来分析，可以把n当作一个表示敬称的语素，只见于“您”和“？
Z”两个字。
语音的“句”和语法的“句”
以上谈的是“字”，现在来谈“句”。
《文心雕龙》里说：
“句者，局也。
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意思是说，把整段的话分成若干小片段，叫做句，句一方面是“联字”，一方面又彼此“分疆”。
又说：
“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这是说，句子由字组成，字和字之间有一定的结构关系。
对于句子的这种说法，跟现在的理解也还相近。
可是传统的“句”和现在的“句子”有一点很不同：
“句”的长短差不多有一定的范围，可是“句子”呢，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长。
比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从前算五句，现在只算一个句子。
另一方面，象“子曰：
‘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
‘唯！
’”（《论语》），这个“唯”字，按现在的说法也是一个句子；按从前的理解是不是一句呢，就很难说。
要拿“句司数字”，“联字以分疆”做标准，这里只有一个字，就算不了句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歧呢？
原来现在讲句子是从语言出发。
语言的主要用处是对话，一个人一次说的话是一个交际单位，因此不管多短，都得算一个句子。
话要是长了，语音上必定有若干停顿。
其中有些段落，语法结构上没有什么牵连，尽管在这里是一段跟着一段，在另外的场合却都可以单独说，同时，这些段落的末了都有跟单独一句的末了相同的语调──这样的段落，一段是一个句子。
这种段落的内部的停顿，没有上面所说的结构和语音上的特征，就不算句子。
这是现在的看法。
从前讲句读[dòu]是从文字出发。
文字大都是独白，整篇才是一个交际单位。
把整篇的文字划分成若干句，只是为了诵读的便利，所以句的长短不会相差太远。
一般是三五个字，多到八九个字，只要意义允许，念起来就停顿一下，就算一句。
同样的语法结构，有时候算两句，有时候算一句。
例如“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是两句，“风平浪静”是一句。
“词”的今昔
“字”和“句”都讲过了，再来谈谈“词”。
古时候所谓“词”是虚字的意思。
用做语言单位的名称，好象是从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1907）开始。
这本书里只说“泛论之则为字而以文法规定之则为词”，可是没有说出怎么个规定法。
几十年来，语法学家一直在寻找这个规定法还没找着。
现在比较通行的标准是：
（1）“可以独立运用”，用来区别词和不成为词的语素；
（2）“不能扩展”，也就是中间不能插入别的成分，用来区别词和词组。
这两条标准运用起来都遇到一些问题。
“独立运用”可以有各种解释，一般理解为包括两种情形：
（a）能单独说的是词，例如“三”；（b）把上一类提开之后剩下的，虽然不能单独说，也算是词，例如“个”。
这样，“三个”就是两个词。
可是按这个标准，“电”和“灯”都能单独说，“电灯”是两个词；“电影”里把“电”提开，剩下“影”也得算一个词。
为了防止得出这样的结论才又有“不能扩展”的标准。
“电灯”和“电影”都不能扩展，所以都只是一个词。
可是这样一来，又得承认“人民公社”、“无机化学”等等都不是词组而只是词，这显然是不行的。
“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语言学家的任务是从词分析语素。
他们遇到的是reduce（缩减），deduce（推断），produce（生产）这些词里有两个语素还是只有一个语素的问题。
汉语恰好相反，现成的是“字”，语言学家的课题是研究哪些字群是词，哪些是词组。
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
其实啊，讲汉语语法也不一定非有“词”不可。
那么为什么还一定要设法把它规定下来呢？
原来“词”有两面，它既是语法结构的单位，又是组成语法的单位，这两方面不是永远一致，而是有时候要闹矛盾的。
讲汉语语法，也许“词”不是绝对必要，可是从语汇的角度看，现代汉语的语汇显然不能再以字为单位。
用汉字写汉语，这个问题还不十分显露；如果改用拼音文字，这个问题就非常突出了。
所以汉语里的“词”的问题还是得解决，可是只有把它当作主要是语汇问题来处理，而不专门在语法特征上打主意，这才有比较容易解决的希望。
汉语语法的特点
现在来谈谈语句结构，也就是语法问题。
一提到语法，有些读者马上会想到名词、动词、形容词，主语、谓语、宾语，等等等等，五花八门的名堂，有的甚至立刻头疼起来。
因此我今天下决心不把这些名堂搬出来；要是无意之中漏出一两个来，还请原谅，反正可以“望文生义”，大致不离。
至于另外有些读者对这些术语特别感兴趣，那么，讲语法的书有的是。
语法这东西，有人说是汉语没有。
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不知道从哪儿听来这种高论，就在作文里发挥一通，居然博得老师许多浓圈密点，现在想起来十分可笑。
一种语言怎么能够没有语法呢？
要是没有语法，就剩下几千个字，可以随便凑合，那就象几千人住在一个地方，生活、工作都没有“一定之规”，岂不是天下大乱，还成为一个什么社会呢？
如果说汉语没有语法，意思是汉语没有变格、变位那些花样儿那倒还讲得通。
可是语法当然不能限于变格、变位。
任何语言里的任何一句话，它的意义决不等于一个一个字的意义的总和，而是还多点儿什么。
按数学上的道理，二加二只能等于四，不能等于五。
语言里可不是这样。
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拿相同的多少个字放在一块儿，能产生两种（有时候还不止两种）不同的意义，这种意义上的差别肯定不是字义本身带来的，而是语法差别产生的。
可以举出一系列这样的例子：
（1）次序不同，意义不同。
（a）“创作小说”是一种作品，“小说创作”是一种活动。
“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国家，“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
（b）“一会儿再谈”是现在不谈，“再谈一会儿”是现在谈得还不够。
“三天总得下一场雨”，雨也许是多了点儿，“一场雨总得下三天”，那可真是不得了啦。
（c）“她是不止一个孩子的母亲”是说她有好几个孩子，“她不止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是说她还是成百个孩子的老师什么的。
“你今天晚上能来吗？
”主要是问能不能来，“你能今天晚上来吗？
”主要是问来的时间。
（d）“五十”倒过来是“十五”，“电费”倒过来是“费电”，“包不脱底”倒过来是“底不脱包”。
1960年发行过一种邮票，底下有四个字，从左往右念是“猪肥仓满”，从右往左念是“满仓肥猪”，好在上面的画儿很清楚，是一头肥猪，一大口袋粮食，证明第一种念法对。
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时期，有些商店大拍卖时，张挂横幅招贴，“本日大卖出”，要是从右往左念，就成了“出卖大日本”。
这就自然叫人想到从前的回文诗。
历代诗人做过回文诗的不少，这里不举例了。
集回文之大成的《璇玑图》被《镜花缘》的作者采入书中第41回，好奇的读者不妨翻出来一看。
（2）分段不同，意义不同。
（a）有一个老掉了牙的老笑话。
下雨了，客人想赖着不走，在一张纸上写下五个字：
“下雨天留客。
”主人接下去也写五个字：
“天留人不留。
”客人又在旁边加上四个圈，把十个字断成四句：
“下雨天。
留客天。
留人不？
留。
”（b）有人把唐人的一首七绝改成一首词：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
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这样的词牌是没有的，可是的确是词的句法。
这两个例子都只是就文字而论是两可，一念出来就只有一可，非此即彼。
底下的例子，除非有意加以分别，否则说出来是一个样儿。
（c）“他和你的老师”，可能是两个人（他｜和｜你的老师），可能是一个人（他和你的｜老师）。
（d）“找他的人没找着”，也许是他找人（找｜他的人），也许是人找他（找他的｜人）。
（e）《人民日报》（）上有个标题是“报告文学的丰收”，分段是在“的”字后头；可是光看这七个字，也未尝不可以在“告”字后头分段。
以上三个例子都是“的”字管到哪里（从哪个字管起）的问题。
“的”字管得远点儿还是近点儿，意思不一样。
（f）《北京日报》（）上有吴小如先生一篇短文，说白香山的诗句“红泥小火炉”一般人理解为“小｜火炉”是不对的，应该是“小火｜炉”。
讲得很有道理。
（g）有一个笑话说从前有一个人在一处作客，吃到南京板鸭，连声说“我懂了，我懂了”。
人家问他懂了什么，他说，“我一直不知道咸鸭蛋是哪来的，现在知道了，是咸鸭下的。
”这就是说，他把“咸｜鸭蛋”当作“咸鸭｜蛋”了。
（h）《光明日报》（）上有个标题是“北京商学院药品器械系和附属工厂结合教学实习检修安装医疗器械”，可以有三种理解（两道竖线是第二次分段）：
（1）结合教学｜实习‖检修安装医疗器械；
（2）结合教学实习｜检修‖安装医疗器械；（3）结合教学实习｜检修安装‖医疗器械。
如果在“教学”或者“实习”后边加个逗号，
（1）和
（2）（3）可以有区别；如果在“检修”和“安装”中间加个“和”字，（3）也可以跟
（2）分清。
（3）关系不同，意义不同。
（a）“煮饺子（吃）”和“（吃）煮饺子”，“煮饺子”三个字次序一样，分段也一样（都是“煮｜饺子”），然而意思不同。
这是因为两句话里的“煮”和“饺子”的关系不同。
（b）“他这个人谁都认得”，也许是他认得的人多，也许是认得他的人多。
这当然不是一回事。
（c）《人民日报》（）上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标题是“爸爸要开刀”。
看了正文才知道“爸爸”是医生，不是病人。
（d）“小马没有骑过人”曾经在语法研究者中间引起过讨论。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只有人骑马，没有马骑人，可是在童话世界里人骑马和马骑人的两种可能是都存在的。
（e）北京一条街上有个“女子理发室”，男同志光看这五个字的招牌就不敢进去，幸而两边还各有四个字，是“男女理发”和“式样新颖”，这就可以放心进去了。
这样看来，一句话里边，除了一个一个字的意义之外，还有语法意义，这是千真万确的了。
当然还有变格、变位等等玩意儿，即所谓“形态”，以及与此有关的主语和谓语一致、定语和被定语一致、动词或介词规定宾语的形式等等“句法”规律（实际上，这些规律才是变格、变位的“存在的理由”）。
在某些语言里，形态即使不是语法的一切，至少也是语法的根本。
有了它，次序大可通融，分段也受到限制，哪个字跟哪个字有关系，是什么关系，也差不多扣死了。
比如“我找你”这三个字，如果在它们头上都扎个小辫儿，比如在“我”字头上加个a，表示这个“我”只许找人，不许人找，在“你”字头上加个b，表示这个“你”只许人找，不许找人，而且为保险起见，再在“找”字头上加个1，表示只是我“找”，不是别人“找”，那末这三个字不管怎样排列：
我a找1你b你b找1我a找1我a你b
我a你b找1你b我a找1找1你b我a
全都是一个意思。
如果“你找我”这句话也如法炮制，那末“我b找2你a”的意思就跟“我a找1你b”不大相同，反而跟“你b找2我a”完全一样。
这样的语法当然也有它的巧妙之处，可是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走这条路，却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一直传到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方向。
而且说老实话，我们说汉语的人还真不羡慕那种牵丝攀藤的语法，我们觉得到处扎上些小辫儿怪麻烦的，我们觉得光头最舒服。
可是啊，习惯于那种语法的人又会觉得汉语的语法忒不可捉摸，忒不容易掌握。
那末，究竟哪种语法好些呢？
这就很难说了。
一方面，任何语言都必得有足够的语法才能应付实际需要，无非是有的采取这种方式多点儿，那种方式少点儿，有的恰好相反罢了。
因此，从原则上说，语法难分高下，正如右手使筷子的人不必看着“左撇子”不顺眼。
可是另一方面，在细节上还是可以比较比较。
比如，同样是有动词变位的语法，英、法、德、俄语里边都有好些不规则的动词，这就不如世界语，所有动词都按一个格式变化。
又比如，某些语言里名词变格是适应句法上的需要，可是附加在名词上面的形容词也跟着变格，不免是重复，是不经济。
（象拉丁语那样可以把名词和形容词分在两处，那末，形容词的变格又就有必要了。
）拿汉语的语法来说，经济，这不成问题，是一个优点。
简易，那就不敢贸然肯定。
从小就学会说汉语的人自然觉得简易，可是常常能遇见外国朋友说汉语，有时候觉得他的语句别扭，不该那么说，该这么说，可是说不出为什么不该那么说，该这么说。
可见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还只是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许多语法规则还没有归纳出来，并且可能还不太容易归纳出来。
这就似乎又不如那种以形态为主的语法，把所有的麻烦都摆在面子上，尽管门禁森严，可是进门之后行动倒比较自由了。
5。
意内言外
字义约定俗成
“意内言外”这个题目是借用《说文解字》里的一句话：
“词，意内而言外也。
”这句话究竟该怎么讲，其说不一，不必详细讨论。
我们只是借用这四个字做题目，谈谈语言和意义的关系。
前一章说过，一个句子的意思不等于这个句子里一个个字的意思的总和。
可是句子的意义离不开字的意义，这是用不着说的，现在就从字义谈起。
一个字为什么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
换一种提法，为什么这个意思用这个字而不用那个字，例如为什么管某种动物叫“马”，不管它叫“牛”？
回答只能是“不知道”，或者“大家都管它叫马么，你还能管它叫牛？
”象声性质的字，例如“澎湃、淅沥、朦胧、欷？
[”，它的意义跟它的声音有联系，不容怀疑。
有些字，例如“大”和“小”，“高”和“低”，是不是当初也有点儿用声音象征意义的味道（a对i，也就是“洪”对“细”），那就很难说了。
就算是吧，这种字也不多。
有些字不止一个意义，可以辗转解释。
例如“书”有三个意义：
（1）书写，
（2）书籍，（3）书信，后两个意义显然是从第一个意义引申出来的，可是当初为什么管写字叫“书”呢，回答仍然只能是“不知道”，或者“大家都这么说么”。
这就是所谓“约定俗成”。
二千多年以前的荀子就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他说：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
”当然，“约之以命”不能死看，决不是召集大家来开一个会，决定管一种动物叫“马”，管另一种动物叫“牛”，而是在群众的语言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一致。
根据约定俗成的道理，字义形成之后就带有强制性，可是字音和字义的最初结合却是任意的，武断的。
单字意义的形成是任意的，字组意义的形成就不是完全任意的了。
比如“白纸”、“新书”、“看报”、“写字”，它们的意义是可以由“白”、“纸”等等单字的意义推导出来的。
可是这里也不是完全没有约定俗成的成分。
随便说几个例子：
（1）“保”和“护”的意思差不多，可是只说“保墒、保健”和“护林、护航”，不能倒换过来说“护墒、护健、保林、保航”。
（2）“预报”和“预告”的意思是一样的，可是广播节目里只有“天气预报”，不说“天气预告”，出版社的通告里只有“新书预告”，不说“新书预报”。
（3）“远距离”和“长距离”的意思是一样的，可是操纵是“远距离操纵”，赛跑是“长距离赛跑”。
（4）“赤”和“白”是两种颜色，但是“赤手空拳”的“赤手”和“白手起家”的“白手”是同样的意思，都等于“空手”。
可是尽管意思一样，不能倒换着说。
（5）“火车”一度叫做“火轮车”，“轮船”一度叫做“火轮船”，后来都由三个字缩成两个字，可是一个去“轮”留“火”，一个去“火”留“轮”。
（6）两相对待的字眼合起来说，“大小、长短、远近、厚薄”都是积极的字眼在前，消极的字眼在后，可是“轻重”是例外。
“高低”属于“大小”一类，但是“低昂”又属于“轻重”一类。
（7）意思相近的字联用，常常有固定的次序，例如“精、细、致、密”四个字组成“精细、精致、精密、细致、细密、致密”六个词，每个词的内部次序是固定的，不能改动（更奇怪的是都按照“精、细、致、密”的顺序，没一个例外）。
地名联用也常常是固定的，例如“冀鲁、鲁豫、苏皖、江浙、闽广、湘鄂、滇黔、川黔、川陕、陕甘”。
（8）意思相近的字联用，常常因为排列的次序不同，意思也有分别，例如“生产”（工农业生产，生孩子）和“产生”（一般事物），“和平”（没有战争或斗争）和“平和”（不剧烈），“查考”（弄清楚事实）和“考查”（按一定要求来检查），“展开”和“开展”（使展开），“担负”（动词）和“负担”（名词），“罗网”（自投罗网）和“网罗”（网罗人才）。
这些例子都说明字的组合也常常带有约定俗成的性质，就是所谓“熟语性”。
字义和词义辗转相生
语言是发展的，字义和词义辗转相生，我们日常用到的字或词十之八九都是多义的。
说笑话的人常常利用一字多义来逗笑。
举几个相声里边的例子。
（1）《歪讲三字经》里有两句是“沉不沉，大火轮”，就是利用“沉”字的不同意义（沉重，沉没）。
（2）《字谜》里边一位演员出了一个字谜是“一竖，一边儿一点”，让另一位演员猜。
你说是“小”，他就说是“卜”，你说是“卜”，他就说是“小”。
这是利用“一边儿”的不同意义（每一边，只一边）。
（3）《全家福》里边甲演员问：
“你和你哥哥谁大？
”乙演员：
“废话！
当然我哥哥比我大呀。
”甲演员：
“我哥哥就比我小，才齐我这儿。
”这是利用“大、小”的不同意义（论年纪，论个儿）。
就说“大、小”这两个字吧，意思也够复杂的。
比如说，有“小哥哥”，年纪比我大，所以是哥哥，可是在几个哥哥里他最小，所以又是小哥哥。
又有“大兄弟”，那不是自己的兄弟，只是因为年纪比我小，只好叫他兄弟，可是他排行第一，或者不知道他行几，只是要表示客气，叫他大兄弟（“大叔、大婶”也是一样）。
再比如说，“大李比小李大，可是两个人都不大，都不到二十”，大李就成了又大又不大，前者是相对地说，后者是绝对地说。
再还有，“一个大组分三个小组”，这个“大、小”是就层次说；“第三组是个大组，第四组是个小组”，这个“大、小”又是就人数多寡说了。
再举几个例子。
（4）“有色人种”的“有色”，跟它对待的是白色；“有色金属”的“有色”，跟它对待的是黑色（“黑色金属”=铁）。
（5）“你给我就要，问题是你给不给？
”“你给我就要，问题是你不给。
”按第一句说，只有“给不给”才成为问题，可是到了第二句光是“不给”也成为问题了。
（6）“他不说话”。
如果“他”是个小小孩儿，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不会用一般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
如果“他”是个大人（不是哑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不善于说话，以至于得罪了人什么的。
（7）《三千里江山》里说：
“姚志兰的好日子本来择的明天。
大家的好日子看看过不成时，谁有心思只图个人眼前的欢乐？
”这两个“好日子”，一个是一般的意义，一个专指结婚的日子。
（8）《六十年的变迁》里季交恕问方维夏：
“你知道这个消息吗？
”方维夏：
“什么消息？
”季交恕：
“蒋介石开刀啦！
”方维夏：
“什么病开刀？
”季交恕：
“你还睡觉！
杀人！
……”我们前回曾经用“爸爸要开刀”做主动被动两可的例子，这里的“开刀”除主动被动的分别外，还有动手术和杀人的分别。
有些字眼，正反两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
（1）“好热闹”和“好不热闹”都是很热闹的意思，“好容易”和“好不容易”都是很不容易的意思。
（2）“差点儿忘了”和“差点儿没忘了”是一个意思，都是几乎忘了，可还是想起了。
（3）“小心撒了”和“小心别撒了”也是一个意思，都是叫你别撒了。
（4）“除非你告诉他，他不会知道”和“除非你告诉他，他才会知道”是一个意思。
第一句的“除非你告诉他”可以改成“如果你不告诉他”，第二句不能这样改。
（5）“难免要引起纠纷”，“不免要引起纠纷”，“难免不引起纠纷”，全都说的是有引起纠纷的可能。
（6）“我怀疑他会不会已经知道”是说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但是希望他不知道）。
“我怀疑他会不知道”等于说我不相信他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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