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生态批评的文学观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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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下生态批评的文学观照
全球化语境下生态批评的文学观照
【内容提要】
作为学科形态的生态批评虽然相对成熟于新旧世纪之交，但朴素乃至坚定的生态思想却始于人类的童年时期，沉淀在源远流长的中西哲学、美学、伦理学、文艺学等传统文化血脉之中。
面对日渐严峻的生态情势，生态批评以诚挚的生命情怀和开放的文化视界，正视全球化语境中接近极限的“成长”现实，关注生态，尊重生命，追求天人合一的价值立场，勇敢承担起修正错误方向、维护环境和谐、推动社会公正的人文使命，于苍茫的宇宙间显示出卓然的智慧风采。
【关键词】全球化语境；生态批评；生成背景；文化承担
生态批评在全球化语境中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这并非阁楼里几个相关学者一时的心血来潮或梦中呓语，而是日趋严重的生态时势强力压迫和激情呼唤的结果。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关于人类危机的第一篇报告，名为《成长的界限》。
其中指出，如不有效抑制经济与人口增长，地球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将由于环境污染和食物不足而在100年内毁灭。
此言既出，全球震惊。
随后，人类虽然做出了一系列艰辛的努力来减缓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破坏，以延迟那个令人惊惧的“毁灭”预言的早日来临，但地球和人类“成长的界限”确实异常快捷并日渐尖锐地显露出来。
这无疑成为全球化时代生态批评迅猛成长的可靠依据。
沉重的现实：
生态批评的现实生成
全球化时代显然是一个加速消费或消费肿胀的时代。
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经济发展、信息快递和空前的时尚化需求，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功利欲望，即为了眼前所得而急功近利，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诚如池田大作所说，“现代人在全速猛进，沉溺于自己对物质的占有和消费的恶习，使得全球性的对物质、粮食和服务的需求急剧膨胀”。
“对于这种汹涌而来的军事优先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浪潮，人类想出的唯一的办法是，加紧利用自然环境，不加选择地开发最易到手的金属和燃料的矿床，以及一切可能到手的生物资源。
这种行为正使我们唯一的无法替代的地球陷入不可挽回的枯竭的境地。
”[1]这种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症候，为生态批评的现实生成提供了坚实的逻辑支点。
一、生态批评的生成境遇
客观地说，人类对于地球的索取并非始于全球化时代。
而且，从生态平衡的视域观察，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必需生活资源的适度享用也是完全合理的，此所谓天赋人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失去了人类及其消费行为的地球也是不完整的。
基于此种考量，有人极力倡导一种承认人的合理消费的“亚绿色文明”。
问题是，人类这种符号性文化动物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不满足于自然的基本需要，而是像席勒所说，他要追逐审美补充和“剩余享受”。
关于这种消费欲望的趋大化，维柯早在《新科学》中就已经说得十分明白。
在他看来，世界上首先是森林，然后是茅屋，接下来是村庄和城市，最后是学院。
与此相应，世人首先是粗野，其次是严峻，然后是慈祥，再下去是精巧，最后是淫逸。
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压力和消费快感，使我们自慰于竭泽而渔的智力游戏之中，陶醉于移山填海的改造性喜悦之中，放纵于“只争朝夕”的速度冲刺的狂欢之中，自私自利，耍蛮逞能，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委实到了骄奢专横的地步。
这种由过度功利化的消费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从下面简要的陈述中不难看出其严重性和赶快纠正的必要性。
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日前检测的“人类生态脚印”来看，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超过了大自然再造资源的速度。
这意味着，人类已经不是依靠自然资源产生的“利息”生存，而是在消耗大自然的“本金”。
报告指出，如不及时有效地改变这种“超支”状况，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就面临着在本世纪中叶发生大规模崩溃的危险。
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也于2005年1月27日联合发布了“环境可持续指数”。
在被评估的144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前五位的分别是芬兰、挪威、乌拉圭、瑞典、冰岛，位居倒数前五位的是：
朝鲜、中国台湾、土库曼斯坦、伊拉克、乌兹别克斯坦。
中国排名第133位，倒数第14名。
此次评选，科研人员共采用了包括自然资源拥有情况、过去和现在的污染水平、环境治理方面的能力与努力，以及对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所做的贡献等在内的21项评价指标。
名次靠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资源贫乏和管理失当。
同年5月2日，来自世界130多个国家、地区及相关组织的800多名专家聚集在乌拉圭海滨城市埃斯特角，商讨人类面对有机污染物的问题。
结果认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自然环境中滞留时间长，毒性大，对生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损害很大。
其实，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早在1992年6月4日就发表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其中指出：
“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
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
”这种强调，不仅尊重了人类生活的权利，而且明确规定了人类“与自然相和谐”的责任。
事实上，假如我们及时记取罗马俱乐部首任会长奥锐里欧·贝恰博士的忠告，情况或许会更好一些。
他说：
“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否定了把为成长而成长当作伟大目标的想法，开辟了‘有机的成长’、‘持续的成长’和‘开发’等新概念诞生的道路。
而这些概念有利于把我们的思想方法引到更健全的方向。
”然而，遗憾的是，人类总是事后才感受到事情的严重性。
二、生态批评的学理内涵
尽管今人对于生态批评浓郁的现实关怀有着较为普遍的文化认同，但人们对于“生态批评”的理解却并不完全一致。
经相关学者的初步梳理，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该术语大致诞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
概括地说，生态批评既不是一种纯文学批评，也不是一种模式化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将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的有关生命背景及其相互和谐的观念导入文学研究的一种现代批评理路。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人类生态学家约瑟夫·密克尔就在其《生存的悲剧：
文学生态学研究》一书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
在他看来，文学生态学的要义包括两个基本层面：
其一，以文学文本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观照对象；其二，旨在探究文学对于人类环境行为的影响。
这种概括虽然并无精深复杂之处，但却触及到了生态批评的原初意义和本质内涵。
1978年，美国生态批评家威廉·鲁克尔特发表了题为《文学与生态学：
一项生态批评的实验》的论文，明确阐释了“生态批评”这一文化观念和批评理路的性质与范畴。
在众多关于“生态批评”的描述中，最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大概是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文学与环境教授”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所给的定义：
“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
”实际上，为数不少的人都在为建构原初型生态批评做着努力。
这再次表明，正是全球化时代的严峻生态本身选择了生态批评。
劳伦斯·布依尔认为，“从组织上说，文学—环境研究兴起于‘西部文学学会’内部，是那儿的学者将‘生态批评’这一术语传播开来，创建了‘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及其刊物《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举行了一系列越来越国际化的大型研讨会；而从本质上说，它作为一场批评探究，把重点首先放在英语文学尤其是美国文学上，主要考察其非小说及诗歌关于自然界的写作。
”在他看来，包括自己作品在内的生态张扬受到了超验主义运动的影响。
“超验主义是国际性的欧美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浪漫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的定义性标志之一就是鼓励一种前所未有的对自然界的尊重和评价。
在美国，起主导作用的超验派作家爱默生等人，特别是其中的梭罗，对以上特点表达得尤其鲜明。
”由此可见，生态批评既是全球化时代现实环境催生的结果，也是并且也应该是人类生存的高级精神追求。
三、生态批评的开放视界
既然生态批评是一种批评观念或文学研究理路，那么，承上所述，其界说也就不宜太过具体。
所以说，“生态批评是个非常庞杂、开放的批评体系，兼有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特征，它立足生态哲学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将文化与自然联系在一起，雄辩地揭示了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文明的危机、人性的危机、想象力的危机。
因此，要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仅靠自然科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人文社会科学积极广泛的参与、引导，必须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打破基于机械论、二元论、还原论的传统学科的界限，从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视角去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性对策。
”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得以从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出发，纷纷对生态批评作出各不相同的命名，如“绿色文化研究”、“环境文学批评”、“阅读博物学”等。
美国米德尔伯里学院英语与环境研究教授约翰·艾德尔认为，这本身反映了生态批评不可思议的多样性。
经过上世纪70年代的启动和80年代的拓进，生态批评在90年代渐趋繁盛，先后出版了几部佳作。
较有代表性的有：
克洛伯尔的《生态批评：
浪漫的想象与生态意识》、布依尔的《环境的想象：
梭罗、自然文学和美国文化的构成》、格罗特费尔蒂和弗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本》等。
世纪之交，《新文学史》1999年夏季专刊发表了包括达纳的《生态批评、文学理论和生态学真谛》、贝特的《文学与环境》、布伊尔的《生态的起义》等重要学者论文在内的系列成果。
此后，贝特的《大地之歌》、布依尔的《为危险的世界写作：
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与环境》以及墨菲主编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的广阔领域》、托尔梅奇等主编的《生态批评新论集》、麦泽尔主编的《生态批评的世纪》等生态批评着述相继面世，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2000年10月，台湾淡江大学承办了以“生态话语”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英国利兹大学的吉福德教授会间呼吁——“把生态批评引入大学课堂”。
现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都开设了生态文学或生态批评课程。
至此，生态批评作为相对独立学科的条件基本成熟。
那么，生态批评的学科结构到底如何建立呢？
我以为，可以考虑在认真审视生态批评本真意义的基础上兼顾我国学科划分的既有思路，将生态批评纳入到生态文艺学的框架之内较为适宜。
具体些说，生态文艺学涵容三个相互依存的分支学科——生态批评、生态文学史、生态文学理论。
这样做，即满足了全球化时代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的人文调养之需，又能一定程度上防范生态批评概念被滥用的危险，同时还可以支撑起文艺生态学体系一片新的蓝天。
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曾极力主张“土地伦理”，并解释说，所谓“土地伦理”，“是一种人和所有其他物种之间的生态共同体的感情，它代替了那种沉闷的、仅仅从经济上考虑的对待土地的态度”。
这种认识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现在看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纵深推进，仅有“大地伦理”或“太空伦理”恐怕是不够的，我们应建立的恰恰是超越二者之上的“地球伦理”和“宇宙伦理”。
生态批评大胆借鉴人类关于宇宙思维的积极成果，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也不盲目主张“自然中心论”，而是充分尊重并积极倡导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观，力主建立共享、互惠、和谐的资源体系和生命伦理，其当代与未来价值不可忽视。
智慧的开启：
生态批评的文化承担
无论我们怎样界定，生态批评的根本目的乃在于运用生态智慧以探讨生态旨趣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
这也是生态批评与文学艺术形态的天然契约。
一、生态批评的艺术向往
生态批评是一种具有鲜明情感指向的伦理性批评思维，这与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艺术谋求具有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
因为，在人的符号化生存中，“几乎没有一个句子——数学的纯形式的句子或许例外——不带有某种情感或情绪的色彩。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
人的审美经验从何而来？
生态文学的精神诉求何在？
生态批评能否妥善解决上述问题？
人的审美经验其实源自人与环境间的和谐感受。
所以杜威说，审美经验存在于个人与环境的关系之中。
当然，这包括文学形态中被艺术强化或“陌生化”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审美关系。
“《诗经》中所渲染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参差荇菜，左右流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亦有高廪，万亿及秭’的情景至今令人神往。
老庄深厚的生态哲学思想为后人所景仰，《管子·五行》也早就载有‘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信条。
”这种天人相谐的大美、至美感受的获得，取决于人的自然情怀和生命意识，受制于人类真诚的感恩心理和博大的道德趣味。
正如A·施韦茨所说，有道德的人不打碎阳光下的冰晶，不摘取树上的绿叶，不折断一根花枝，就连走路时也小心谨慎以免踩死昆虫。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体现于这种审美关系中的审美经验难免带有苦涩的意味。
生态批评家克力斯多夫·梅内斯在《自然与沉默》中对此深表痛惜，认为在人类咄咄逼“人”的淫威下，自然已从“万物有灵论”的在场转换到象征性的符号在场，从“会说话的主体”转变成“沉默的客体”。
而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唤醒我们周围那些被严重异化的“沉默的客体”，恢复其在场性主体身份和说话的权利。
或许，正是这种苦涩意味才保证了生态文学艺术价值的饱和化乃至超值性实现。
这再次验证了弗莱关于艺术价值在于“充分再现我们已经丧失的与环境的本源上的联系”的判断的有效性。
因为，“生态批评坚持生态学的颠覆性的信条——相互联系的观念，将自然、人类、文化联系在一起，跨越学科之间的界限，探寻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策略，其根本目的是建构生态诗学体系，倡导生态学视野，让它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技术领域，以便从根本上变革人类文化，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怪圈，扩展人类的伦理，开拓人类的观念，向以生态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转变，真正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蓝图。
”自此，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携手合力，相依为命，相得益彰，共同守卫着自然的尊严、环境的和谐、生命的依据和宇宙的法则。
二、生态批评的文学诉求
文学是生活的镜子，生态文学则是对于严峻生态现实的文学反映。
歌德说得好，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的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人格与心态都十分健全的现代“生态人”。
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学写作的生态情怀在唤醒人们的生态良知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生态文学虽有广狭义之分，但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显然是指以自然的平衡以及人与环境的和谐为书写内容和最高指归的文学类型，即狭义的生态文学。
王诺认为，“生态文学与传统的描写自然的文学有本质的不同。
仅仅描绘自然和感悟自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学。
如果仍然以人为中心，以‘我’为中心，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作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进行文学领域里的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那就更加谈不上生态文学了。
生态文学是具备生态意识的文学，它的创作者能够从生态整体观和联系观出发，怀着强烈的生态责任感为生态整体立言，并全面深入地探讨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
[10]他在《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提出，面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开始直面生态危机和生存环境，继而纷纷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以至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态文学直接掀起和推动了波澜壮阔的全球性生态思潮，让世界逐渐修正了发展方向，使人类有望回到与大自然同走一条道的轨道上来。
这是事实，也是祈祷。
王诺的界说有些严厉，展望也较为乐观。
但我们略加考辨便不难发现，生态文学的写作可能远远早于生态危机的全面彰显，生态文学的实践也远远早于生态批评的文化默契。
陶渊明、徐刚、哲夫、苇岸、梭罗、卡森、缪尔、华兹华斯、利奥波德、艾特玛托夫、卡尔逊、普里什文等作家不失为古今中外生态文学创作的佼佼者。
除《兹拉他日记》、《复合污染》、《家园》、《瓦尔登湖》、《世上本无害虫》等知名生态文本外，2006年初，长江文艺出版社以5卷15部计210万字的容量，重力推出了米·米·普里什文的《普里什文文集》。
该文集旨在追求“心灵与自然的吻合”，它的有关部分与亚欧美的其他生态文学一起，再掀生态文学话语的全球性浪潮。
具体到我国，除生态散文、生态小说和生态电视之外，生态报告文学的成就可能最为引人注目。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北京失去平衡》、《伐木者，醒来》、《中国风沙线》、《淮河的警告》、《汪洋中的安徽》、《水患中国》、《北京水危机》、《中国水危机》、《中国的水污染》、《挽汾河》、《中国江河大坝思考》、《淮河生态报告》、《生存与毁灭》、《走遍黄河》、《“帝国时代”的黄河》、《黄河生态报告》、《长江生态报告》、《只有一条长江》、《长江传》、《渴》、《超载的土地》、《西部在移民》、《我将飘逝》、《酸雨》、《黄土地，黑土地》、《沉沦的国土》、《土地的童话》、《问苍茫大地》、《土地的呻吟》、《拯救大地》、《共和国告急》、《第二国策》、《世纪末的忧思》、《北中国的太阳》、《阳光下的土地》、《白天鹅之死》、《国务院一号特急令：
来自野生动物的呼唤》、《人和自然保护区》、《守望家园》、《善待家园》、《绿色宣言》、《地球传》、《别让地球再流泪》、《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等作品缤纷亮相，以文学化报告的方式承载了生态启蒙的使命。
“它们以珍爱自然、保护环境、善待生命为主题，筑起了生态报告文学的亮丽风景”。
上述远未尽列的生态报告文学创作，无疑是具有自觉意识的生态文学的主力方阵，是它们扮靓了中国生态文学的时代舞台。
就作家而言，哲夫和徐刚则是其中最为突出的生态报告文学专业户，他们好比中国当代生态报告文学星空熠熠闪光的“双子星座”，给新世纪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生态文学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三、生态批评的文化前景
判定一种思维的现代价值，预测一门学科的生命活力，标准固然多样，但最根本的是要看它是否较好地解决了现实问题并具有相当程度的未来创新空间。
而且，这种创新空间要充分照顾人类与自然、心情与环境、现今与未来之间的永和谐、可持续的发展要求。
在此前提下，我们不仅要培育创新型人才，还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创新型世界。
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11]这不仅为我们推进国家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给全球化时代中国生态文学以及生态批评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人与自然的交往，与环境的互动，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采集狩猎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适应自然而存在的”；“第二阶段是所谓的‘产食革命’阶段，开始生产，开始种植作物或饲养动物”；“第三阶段的出现：
工业革命的开始”。
“工业革命最重要的表征是能源的利用。
能源的利用在人类发展历史当中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热能。
……进入电力的时代，这是第二阶段。
……发明了核能。
”[12]每一阶段的“进化”，都以资源的索取、能源的消耗、毁灭性危险的增长为代价。
所以贝特在《大地之歌》中呼吁，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却早已进入危机四伏的时代。
全球变暖，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海洋过度捕捞，沙漠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物种加速灭绝。
对此，人们怎么能不扪心自问——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
文化批评怎么能够对此熟视无睹？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并非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而是缺乏清醒的自我认识。
我们所谓的新奇知识、科学发明和改造欲望，在很长时间里不仅没能造福于人类，反而成为了异己力量。
原因何在？
用池田大作的话说，那是由于我们因为拥有了这些知识和力量而变得傲慢，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舍弃了同自然的“交感”。
因此，人类要认识自然，认识世界，首先必须正确地认识自我，调节航向。
生态批评敏锐地发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并有望重新挖掘人类在正确对待生存依据方面的潜能，因而不失为值得真诚期许的走出深层困境的文化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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