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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热点阅读何为教育浪费和人才浪费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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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教育浪费和人才浪费（六篇）
何为教育浪费和人才浪费
最近我撰写了一篇文章，谈到在欧美，子女做面包师、做手工艺者，父母并不会觉得没面子，在大学做教授和开卡车，得到的社会尊重是一样的，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文章贴到上，有网友说，这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人才浪费，本来可以当大学教授、科技精英的，跑去做面包了，这不可惜吗？
这还是中国式思维。
近年来，我国社会一直讨论教育浪费和人才浪费问题，也一直称要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但是，何为教育浪费和人才浪费，怎样人尽其才，根本就没有搞清楚。
一个可以上哈佛的学生，却选择去了一所烹饪学校。
在我们这里看来，这就是人才浪费——多么可惜。
可是，难道去哈佛就是人才，去烹饪学校就不是人才？
如果所有的人才都集中到少数几所学校，大学在各个层次都能办为一流吗？
这种认为人才就要进名校的思维，正是我国的名校情结。
大家都把上名校作为成才的道路，却忽视了学校之间本来就是平等的，每所大学都在培养各自的人才，人才应该有广泛的选择。
再就是，人才自己想要什么，并不是所有外人（包括其父母）都清楚的，有的学生可能就喜欢手工艺、厨艺，凭什么就要求他们去读金融、法学呢？
这种扭曲学生想法，逼迫他们按大家的眼光去人尽其才，造成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并没有兴趣，出不了多大成果，这才是最大的人才浪费。
哈佛毕业的学生，没有去华尔街，而去做社区公益服务者，在我们这里，这就是教育和人才的双重浪费。
读了那么多年书，享受了那么多国家和社会提供的资源，却去做低级的社工，太浪费国家资源，也耽误自己。
前面已经分析过，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大学毕业之后选择做什么，应该从自己的兴趣出发，不去做金融，而去做社区志愿服务，只要学生自己愿意，根本就不是什么人才浪费。
至于教育浪费，表面上看确实是这么回事，社工似乎并不需要什么高级文凭、名校文凭。
这还是从学历来分析教育和人才。
同时，也在用传统的劳动观念对待社工。
教育有功利的功能，即提高受教育者的技能，以便找到更好的工作，可是教育更有非功利的价值，即提高受教育者本身的认知能力，完善自我。
求学读书的最重要目的，不是获得一张文凭，而是提高自己的能力，再以这样的能力，去做新的职业发展选择。
所以，评价教育是否浪费，不是由文凭决定，而是由受教育者自身是否有选择空间决定。
如果受教育者有充分的选择空间，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这就不是什么教育浪费，反之，如果受教育者的选择，根本得不到现实的支持，只能放弃自己的选择，这就可能制造很大的教育浪费。
我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过去10年来，高等教育大发展，可是，社会产业结构却没有变化，服务业不发达，不少行业处于较低发展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毕业生只能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就业，而他们到了这些行业后，受各方面条件限制（比如产业发展政策、地方人才政策），不能施展所长，提高行业的发展水平。
这就造成了教育和人才的双重浪费——从事这些行业，根本就不需要大学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大学所需知识和技能，在这些行业根本得不到施展。
所以，分析教育浪费和人才浪费问题，必须抛开单一的成才模式思维。
而且，也只有打破单一成才模式，才会减少教育浪费和人才浪费——每个受教育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和能力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而不是所有受教育者不管个性和能力，都去追逐共同的教育，上某一类型的学校；每所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人才培养定位，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这些人才可以到不同行业施展才华，由此总体提升社会的服务水平，而不是千校一面，导致培养的人才没有个性，毕业之后又都去争抢大家认为好的岗位。
再就是，每个社会行业，也该是平等的，政府不该有歧视性政策，社会也不能对行业进行等级划分，每个行业自由竞争发展，就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扩大服务业的总体比重，也就为大学生创造更多的适合他们发挥的就业机会。
比如，出租车行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对出租车司机的要求，就从以前单纯开车，变为兼职导游和翻译，如此，做一个国际出租车司机对大学毕业生来说是浪费吗？
再比如，我国现在的食品安全存在很多问题，不少食品是从地下加工厂出来的，如果学食品、烹饪的大学生，更多进入这一行业，包括制定政策、参与监管和具体的服务，就有可能改善行业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
从政府角度说，对于教育和人才发展，避免教育浪费和人才浪费的最好方式，就是教育自由竞争、人才自由发展，受教育者和学校双向选择。
为此，政府所要做的是，给学校自主办学的空间，给受教育者自主选择的权利，然后再鼓励各类企业平等自由竞争。
如果想通过某些计划来规定教育怎么发展，管理人才怎样择业，其结果只会增加社会的教育焦虑，以及教育浪费和人才浪费。
自由与人文不是毕业礼的过客
夏季时令，不仅缤纷，还有躁。
情感交融的毕业季嵌入如此时令，就不免个性、激情得有点过头。
这种时令性快餐其实已让人舌尖疲劳，譬如今年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的问答体、中国农大校长柯炳生和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的追忆体、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的激励体，直至曾经引领风骚的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的叮嘱体等等，都不过是在现场换了些掌声，并未如往年那般引得网络人头攒动。
反倒是一些毕业典礼嘉宾的客串表现，让人或惊诧或欣然。
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高艳东一段甄嬛体发言震惊网络；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生周劼人在母校的演讲《毕业生，你慢慢来》和卢新宁在母校北大中文系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在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备受舆论推崇。
这几位的风头已经盖过诸多校长，俨然成了今年诸多高校毕业典礼的主角。
网上的议论纷纷不必罗列，个人的风格与观点亦无需详谈。
如今的大学毕业典礼上，能容得下高艳东浙大是小三，而且这种小三精神，也是浙大特有的人生哲学般的雷语，已属不易，虽然未必合庄重场合的时宜，但从基本面上看已略显大学的自由宽松。
卢新宁与周劼人的致辞受热捧，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讲了基本的处世哲学，而是言之谆谆地说出了两条底线：
在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是一种精神操守层面的底线；慢慢来则是一种人生与事业层面的底线。
归结为一句话，两份致辞的精彩之处，是饱满的人文情怀。
自由与人文，本是大学校园里的精髓。
但问题在于，毕业季自由与人文的春光乍现，之所以摇曳得让人怦然心动，往往在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平素中的大学是缺失自由与人文的。
很多毕业生对大学校长的毕业典礼讲话，都是澎湃心动的。
而在记忆体的讲话中，更有校长动情发问：
四年前我说过……四年后你们是否有了亲身体验？
一个多么精彩的青春四年，以自由与人文开端，再以自由与人文结束，那么中间的过程到底怎样？
设若整个四年都充满了这种精彩，我们注定看不到毕业生三番五次的掌声雷动。
不必计较大学校长们毕业讲话的风格与体裁，因为毕业致辞原本就没有一个固定模式。
但是，却必须计较大学校长讲话中自由的尺度与人文的深度，尤其是其在刹那间与学生所产生的共鸣，因为这是观察大学自由与人文氛围的风向标。
正如卢新宁在致辞中所谈到的：
那时的我们流行书生论政，今天的你们要面对诫勉谈话。
如果一所大学动辄会商学生，那么毕业典礼上所展现出的自由与人文，充其量不过是在最后一课上晒晒行头。
在另外一个方面上，卢新宁也好，周劼人也罢，虽说是回了母校，却毕竟已是单位人或者社会人，一定程度上不再为校园内的规则所约束。
同样是周劼人，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届本科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就显得中规中矩，似乎是典型的毕业生代表发言模式，但三年后却能够坦诚地讲你慢慢来。
这当然与个人的社会历练有关系，却又让人不能将这种变完全归结为成熟老道。
需要暂且存疑的是：
大学毕业典礼上，能不能允许毕业生代表说慢慢来？
日前，《2011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发布，虎妈、淘宝体等词被宣布为十大新词语，个别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因品位不高落选。
纵观近年来新词语的诞生，已经从偏重调侃向贴近现实和生活身。
这或许称得上是一种社会的文化自觉。
这种背景下，大学校长的毕业致辞设若还停留在几分钟的精彩比拼，抑或自由得没有格调自觉，抑或需要嘉宾代表来客串性地普及人文，就不免令人感伤——自由与人文，是否理性地充满了引领社会的整个大学过程？
这，显然不单单是大学的课题。
[编辑提点]
作为舶来品的自由主义与人文主义在当今中国大学教育中不存在扎根生发的现实土壤，即使在包容性、多元化更广阔、多样的社会生态中也仍旧是风絮浮萍、飘零无依。
除少数经过专业训练的学院派与体制内外的知识精英及意见领袖外，所谓的自由主义及人文主义者大多是经过自我教育后的个人选择，未经系统研习，师承驳杂，认知混乱且各行其是，多数情况下很难达成共识并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观念共同体。
传统意义上最有可能承继自由主义与人文主义理念的隐士逸民、国学派与新儒家则囿于本土话语范围，一方面思不出其位，一方面墨守成规、固步自封，难以与国际思潮接轨。
而本应成为公民社会自由主义、人文主义摇篮的网络则大都充斥着犬儒主义与混世哲学，解构多于重建、戏谑多于批判、围观多于参与。
虽然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但还是希望大学毕业礼上嘉宾的自由与人文之论不仅是画饼充饥的鸡肋，而是某种风气变革的先声。
给我一点安全感
坐飞机出行，什么最抢手？
答案是机场摆渡车上极其有限的几个座位。
车门一开，人们肩扛手提大包小包，一哄而上。
几年前吃必胜客，什么最有挑战？
答案是垒沙拉。
每份限取一次，网上能搜出各式秘籍，告诉你怎么将各色水果菜蔬堆二尺高而不倒。
这是两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在飞机上一坐几个小时，难免头痛脚胀，站一站会舒服些，但还是要争抢摆渡车上的座位。
垒沙拉自然乐在其中，但乐趣是由初始的占小便宜心态衍生而来，何况真的垒出个六层宝塔都吃下去，对胃也没什么好处。
能够简单地归咎于素质低下吗？
不是的。
归根结底，要说到我们讨论的安全感。
中国人普遍缺乏安全感，究其原因，说来话长。
我们的父辈、祖父辈、曾祖辈……遭遇过贫穷、专制、欺侮和动荡。
纵然今天的中国军事力量完备，物资供应基本充足，政府有着很强的执行力，在某些方面我们甚至比美国人还强，至少走在北京，不必像走在纽约一样担心突然有人拿枪顶着你让你把钱拿出来。
但是，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仍然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
中国人特别熟悉竞争这个词，也特别具有竞争意识，各种争争抢抢无处不在，连往来人素质相对较高的机场也不例外。
除了上文提到的摆渡车上的座位，候机楼里的行李车也是抢手货。
按说行李车循环使用，应有尽有，但每一航班落地，人走进闸口，便潮水般涌向长长的一排行李车，总归是早到手早踏实。
也许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各方面资源仍然十分有限。
看病上学、买房置地，都还处于僧多粥少、社会福利保障不完善的境地。
中国有一大批二十多岁的房奴，这是个很特别的现象。
一方面因为担心工资的涨幅赶不上房价的涨幅，另一方面，中国人最讲究安居乐业，没有一纸房契在手就不踏实。
于是多少父母拿出毕生的积蓄凑够首付，帮助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置一套房产。
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欠银行几百元钱，不敢冒险，谨小慎微，遑论朝气和豪情。
说到底，买房象征着一种保障，有个属于自己的窝，抑或人们对其他投资没有信心，觉得辛苦攒了一辈子的钱，用来置一套房产才可靠。
一个身体健全、具备基本谋生手段的年轻人为什么那么担心窝呢？
宁愿背负沉重的负担，也要买一个看似稳定的保障，是对自己的未来不确定，还是对国家的未来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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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感的问题上，我承认自己也只是凡夫俗子，潜意识里藏着些莫名的担忧。
同样是坐飞机，那次我换好登机牌，拿起一看，座位十分理想，刚好挨着紧急出口且临过道，既宽敞又方便出入，属于有限稀有资源。
可是一上飞机我就看到那个座位上有人，我也动起了资源被抢占的小心眼儿，走上去很不客气地质问：
你怎么坐我的位置？
那个人愣了一下，而和颜悦色地说：
对不起，我可能弄错了。
但是当我拿出登机牌一对，才发现是自己错了，我应该坐在里面。
我很抱歉，也很不好意思，那个人依然笑眯眯地说：
没关系，我坐哪儿都可以，你定吧。
有这种胸怀和气度的中国人太少了。
我甚至一下子对他肃然起敬，脑海里蹦出鲁迅先生的一句话：
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在飞机上我与他聊了一路，他的性子不疾不徐，安然淡定，和他谈话非常舒服。
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有着充足的安全感，才能表现得那么从容。
一个座位，有必要那么在意吗？
不过是两个小时而已。
我在耶鲁的时候，经常看见一个乞丐坐在校园里晒太阳。
有时候我从他面前走过，手里拿着热狗，他会跟我要，但是我说对不起，我还没吃饱。
有一天突然看到一警察骑着马飞驰而过，救护车尖叫着紧随其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跟过去一看，原来是这个乞丐犯了癫痫，躺在地上口吐白沫。
经过医生的简单处理，他好像没事了，拍拍屁股爬了起来，于是警察和救护车又都离开了。
我觉得这个乞丐挺幸福的，他有着我们都极其缺少的安全感，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必要忍住饥饿和他分享一个热狗。
住在风景如画的大学校园里，不用交房租，不用担心被收容或遭受暴力，犯病了还有警察和医生来帮助他。
要是在国内，恐怕早就被城管带走了，特别是在某座城市申办大型活动的时候。
这个乞丐让我相信，幸福与否，并不和钱的多少直接挂钩，财富带给人的幸福感是极其有限的。
但是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将钱作为唯一的价值观，暴发户情结方兴未艾。
没钱的人拼命挣钱，唯恐老无所依；有钱的人更是拼命挣钱，他们怕的是眼下的高品质生活某一天会中断，或者手头的钱打了水漂。
这其实还是因为社会没有从根本上打消各种体的后顾之忧。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一位知名地产商说，中国社会历来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即使不是事实，至少看上去如此。
我们说的执法必严长期以来其实是选择性执法，对一些人违法必究，对另一些人则可以违法不究。
并且，法律的制定、修订本身也存在问题，并没有做到严格意义上的与时俱进。
有些法律一出台，所有人都违法了。
比如我国刑法规定贪污受贿5000元以上即可处以有期徒刑，但有几个人没接受过5000元以上的礼物呢？
低收入人也需要属于他们的安全感，需要基本的社会保障、权益保障。
民间的声音能否真实地向上传递？
看病、上学、就业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社会资源的分配能否做到公平公正？
不可否认，如何提升国人的安全感是一个庞大的命题，三言两语难以说清。
当我们看到中国人因为缺少安全感，而去抢座位、插队，做出各种可笑可悲可气可恨可怜的行为时，不要去埋怨他们素质太低，多想想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缺乏安全感？
他们可能只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孩子多争取点儿有限的资源。
我们自己的父母，可能也会为我们多占一个座位，多垒一层沙拉，多拿一份免费的水果。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出自己的努力，为缺乏安全感的人做些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
比如为国家多做事情，让国家更富强，社会保障更系统更完善；又比如扩大人民的话语权，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声音被听到。
时代在向前走，我相信哪怕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的安全感比我们的父母多，而下一代安全感又会比我们多。
更何况假如通过你的努力，让中国人的安全感又多了一分，你的人生是多么了不起啊。
[编辑提点]
在现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安全感的普遍缺乏是受到文化心理、资源短缺、社会保障、权益保障等多种因素影响而产生的。
近现代中国的短缺经济与政治动荡曾造成人们在物质、精神上的双重危机感。
物资匮乏时期挥之不去的饥饿感与自然状态下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积淀为几代人记忆深处的集体无意识，留下了胆寒心悸的创伤后遗症。
以此之故，经济生活每有波动，便难免恐慌盲动、风声鹤唳。
诚然，人们对有限资源争先恐后的竞争抢夺可解释为趋利避害的本性抑或跟风盲从的从众心理。
然而，更深层次的现实根源在于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型期的历史阶段，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人们对未来普遍缺乏确定感与可控感。
于是，在覆盖全民的社会权益保障体系尚未得到普及，公平公正的政治经济秩序尚在建设中的现今，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与个人财产最重要组成部分的不动产投资成为少数毫无疑义可以作为身家保障的依凭。
国人安全感的来源与实现有赖于国家的发展与所提供的保障，而最终参与、推动公共事业建设、国家进步的乃是每一位公民。
因此，比给我一点安全感更为确切地说法是我要必要的安全感。
教师资格打破终身制弥补门槛过低的制度缺憾
今年教师节前夕，上海市教委宣布，上海中小学教师资格在首次注册后将不再是终身制。
另据了解，今后北京教师资格也将不再享有终身制，取而代之的或是5年时限。
依照此前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将全面实施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而定期注册制度就是要打破教师资格的终身制。
教师资格认证一直存在门槛过低的现象。
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包括中等师范专业的毕业生，都能自然拥有一个毕业证。
当下的教师资格认证的通过率，和律师、注册会计师相比，也相当高。
门槛不够高又实施终身制，这对于教师职业能力的提高和队伍的优胜劣汰，都是一种抑制。
所以，通过打破教师资格终身制，加强对教师素养的监督和提高，可以弥补门槛过低的制度缺憾。
教师是知识体，自身是否具有学习型性格，对于教育发展至关重要。
而毫无例外的是，这些年，在升学崇拜、成绩崇拜的负面刺激下，教师只需要努力搞好题海战术就行了。
因为不用实施探索性和互动性教学，教师汲取新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降低很多。
教师整体职业素养不高，研究能力不强，学习能力弱化，与教师资格认证终身化不无关系。
而打破教师资格终身制，则有助于倒逼教师提升和强化学习型性格：
不仅要成为分数引领者，更要成为好学和终身学习的引领者；不仅要成为升学率的维护者，更要成为教育新观念和新理念的引领者；不仅要成为各项制度的坚持者，更要成为积极改革者和探索者。
当下，虽然教育系统也实施了聘任制、绩效工资等，但教育界的活力整体还不够强。
因为教师身份和社会身份已经被固化了，缺乏有效流动。
这些年，教育系统的职业倦怠普遍较高，教育惰性有所滋长，创造活力普遍不足，根源也在于这种固化的管理体制。
因而，教师资格管理也应引入竞争体制、鲶鱼效应。
通过定期注册等考核，让更多教师认识到，教师资格不再是铁饭碗，必须想方设法提高综合水平、竞争力，否则，就会被淘汰。
机制有了竞争性，心态变积极了，职业倦怠、惰性过多、创造活力不足等现象就能得到有效克服。
当然，为了避免定期注册陷入考试经济误区，有关部门应将定期注册费用纳入教师继续教育的公共财政范畴，让教师免费参与、免费考核，使打破终身制这件好事真正成为教师喜欢，社会乐意，教育受益的行为，成为现代化教育的推进剂。
九·一八事变81周年自强是对历史最好的铭记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81周年。
这个日子，因钓鱼岛事件而变得格外沉重。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时，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置中日友好大局于不顾，罔顾历史事实，强行实施所谓的购岛行动，引发我国民众的愤怒和不满。
近几天，各地均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我们需要铭记历史，国土的沦陷，是民族的耻辱；日本的侵华暴行，是中国人抹不去的记忆。
我们需要记住曾经的屈辱和抗争，记住战争的惨痛、文明的脆弱和侵略者的野蛮残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必须铭记并反思过去的苦难，并从中汲取进步的力量。
我们是战争的受害者，也同样是落后的受害者。
近代中国的每一次受辱，都与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相关。
文明的世界，不再是弱者挨打，所有的国家，不管强弱或大小，主权和尊严都不应受到侵犯。
但是，国与国的利益之争，最终依然是国家实力的较量。
日本的右翼势力，将钓鱼岛当作自己的政治筹码，他们深知购岛可能引发的后果——日本媒体幸灾乐祸地称中国抗日陷入暴徒化，并预测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动荡——恐怕这才是居心叵测的石原们真正想要的结果。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具备很强的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能给其以致命打击的，唯有内乱。
对此，我们要有冷静的判断，不然，很容易掉入别有用心者的陷阱。
中日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棋局，中国对钓鱼岛的反制措施，已经有所成效。
然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却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在对局势有着客观分析的同时，也需要对自己有着准确的认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突飞猛进，GDP已经超越日本，相比之下，日本经济持续低迷。
这让一些国人产生了盲目乐观的心态，保钓中，很多人呼吁抵制日货，甚至有人预言：
中国人一天不买日货，日本一半以上的工厂就要倒闭；中国人半个月不买日货，日本的整个工业支柱就要彻底垮台。
这种自负有些极端。
按照经济学家的统计分析，清朝时期的中国，GDP曾一度位居世界第一，却遭遇西方列强侵凌，不得不割地赔款。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的GDP仍高于日本，但无论是日本政府、中国政府，还是西方的观察家，都不认为那时的中国是强国。
即使是今天，中国的GDP再次位居前列，也并不意味着综合国力就无可匹敌。
起码现在，我们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尚有差距。
一个国家，是否能赢得世界的认可与尊重，与它的实力和努力直接相关。
如今，没有哪个国家，能轻视中国，靠的不是喊口号和自吹自擂，而是踏踏实实的苦干和付出。
30年不停歇的奋发向上、艰苦努力，才创造了让世界惊羡的经济增速和发展成就。
我们可以表达被侵犯的愤怒，但最终决定输赢的，肯定不是义愤填膺的抗议。
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代表也是振臂高呼，要求国家主权和利益，有几个国家认真倾听？
二战之后的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离不开国民的戮力同心。
大国的地位，需要有实力与之相匹配，而实力的累积，每一个国民的自强。
全球化的进程，让每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封闭，只能拉大与文明的距离。
国家利益寸步不让，国民心态，却应该包容和开放。
即便是对手，也肯定有优长。
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实力的竞争，同样也是社会文明、国民素质的竞争。
这是一种软实力，涵盖着民主、法治、权利、正义等价值理念，也体现着政治清明、民生幸福。
铭记历史，为的不是沉溺于屈辱中延续仇恨，而是以一种自信自强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力量。
中国好声音给教育的五大启示
向来鄙视娱乐节目的我，一下子却被中国好声音俘获了，而且心甘情愿，充满着明晃晃的快乐。
一档选秀节目，何以能够异军突起，一开播就雄霸收视榜头名，赢得大众的青睐？
峨冠博带者，引车卖浆者无不伸长脖子，翘首以待。
最神奇的是，无论赞誉者，还是毁誉者，都不可避免的沦为中国好声音的收视者。
看中国好声音，就像男人抽烟，有瘾。
明知道有害（夜深，影响睡眠），还乐此不疲。
之所以极端中国好声音，还因为我从中得出了教育的不少启示。
一、除了声音，我们一无所知
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在评价学员时，完全背对着演唱者，不但不知道演唱者姓甚名谁，更不论演唱者的外表、神情，只能凭现场的歌声做出判断。
盲评至关重要。
因为评选的是中国好声音，好声音只需要耳朵，其他的感官只能是摆设。
为什么要背对学员？
因为人毕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局限性。
面对面的评价，无论如何，都会不由自主的受到一些外在因素干扰，神仙也不例外。
要命的是，就算你没有受到干扰，观众打死也不相信。
印象最深的是台湾的张玉霞，她是一位街头盲人歌手，光看外表，与歌手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在舞台之上，当她人歌合一，邓丽君的天籁之音乍然出现，全场鼎沸，熠熠生辉。
四个导师齐刷刷身，她以绝对的唱功征震撼全场。
我在想，这么多年，张玉霞究竟在哪呢？
天才的她，竟如此磨灭，不能不说是相貌惹的祸。
那么，作为教师，我们在评价学生的时候，有没有以貌取人，以分数取人。
尽管没有盲评的机会，但我们能不能尽可能的闭上自己定势的眼睛，发展性的看待一个学生。
孩子，你的过去，我一概不知。
我只看你的现在，用我的眼睛，更多的是用我的心灵，用上帝赐予我的大脑，对你进行纯粹的审视，绝不戴上有色眼镜。
不论学生的形象、身份、背景、家族；好看的，难看的；成绩好的，成绩差的，我们都应一视同仁。
开奔驰、宝马、奥迪，骑着自行车，穿戴着雨披，在我们的眼里，他们都是你们的父亲和母亲，没有附加的任何色彩，都是平等的。
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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