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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为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而学术
第六讲为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而学术
——论胡绳的治学精神
一、胡绳生平和治学经历简述
胡绳（1918——2000）既是一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成就卓著的学问家，他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和史学家。
胡绳著述：
《胡绳全书》（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比较完全地反映了他一生研究和写作的丰硕成果。
《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是胡绳文集，是作为《胡绳全书》的补充。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童稚集》（人民出版社2001年），是胡绳早年文章选集。
胡绳于2000年11月5日在上海逝世后，新华社于2000年11月12日发布的《胡绳同志生平》中这样评价胡绳的治学：
“胡绳同志一生的研究和写作，总是注重与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相结合，因而能够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
他酷爱读书，手不释卷，但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有所创新。
他的作品以言之有物、分析细致、逻辑严密、说理透彻而著称。
”这段话对于胡绳治学精神和特点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精炼的。
可以说，为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而进行学术研究，是胡绳的治学精神最突出、最精粹之所在。
二、胡绳的治学精神
1、关注现实，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就是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时代、形势和实际情况出发。
既对自己原来的观点，也对前人的理论进行丰富、完善、修正和发展。
胡绳早期的学术研究就十分注意与社会、与时代紧密联系。
1935年下半年起的几年里，胡绳在上海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参加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文化工作，写作发表了大量的思想文化评论，从当时的时代和民族需要出发，他在文章中提倡各种倾向的文化界人士在抗日救亡的大目标下实现大团结大合作。
其中的《胡适论》，对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作用和他所倡导的理性主义精神，作了公允的评价，并且特别提出，在当前的民族救亡运动中，“在反对复古，反对封建的传统，反对神秘主义的玄学，反对汉奸文化，反对一切愚民政策的战斗中间，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仍有资格做我们的战友！
”这是很少见到的左翼文化界主张联合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文化人士的声音。
1942年，胡绳到重庆，在新华日报社工作，此后发表了更多、更有影响的思想文化评论。
胡绳在《评冯友兰著<新世训>》中，指出冯友兰所倡导的“人的生活方法”，是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脱离具体的生活内容的一种抽象空洞的生活形式。
冯友兰将“为无为”作为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项目，根据道家的“率性而为”说主张人只须随着他的兴趣去行事，不必计较其成就和效果，也就是主张人的行为的无目的性，一种绝对的反功利主义。
但这在现实里是行不通的，于是又承认人的生活中还有一部分事情在道德上应该做。
这道德就是儒家的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的观念。
胡绳在文章中详细地分析了这种人生哲学的反理性主义倾向，最后归结说：
“实际上生活在此岸，却在心理上跳跃到彼岸，对生活采取观照态度；实际上是社会的人，却想用自然的眼睛来看人世，对一切人事采取不关心的态度；实际上是自觉的人，却以无我的态度来应付人事，在一切行为中采取‘无所为而为’的态度。
这难道就是冯先生向生活在这一个激烈的大时代的中国人所指示的生活方式么？
难道在这时代中我们为了得到合理的生活，首先应该学会对于围绕着我们的一切事变，尽量采取不关心的态度么？
”胡绳在这里的批评不仅是尖锐的、深中肯綮的，而且显示出，关注现实、参与现实变革、与时俱进，已经渗入他的血脉之中，成为了他的方法沦、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绳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写作生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49年全国解放以前；
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到1965年，就是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以前；
第三个时期，是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开始。
从1973年起，胡绳以全部精力写《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本专著，直到1979年才完成。
1979年以后，胡绳写作发表了大量的政论、史事评论、论学的论文和怀念先贤故友的文章，先后结集为《历史和现实》（1987年），《先贤和故友》（1995年）、《胡绳文集（1979—1994）》（1995年）、《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2000年）。
胡绳1979年以后的理论建树突地显示在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是胡绳主动关注时代现实，自觉与时俱进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第一个方面的建树是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研究方面。
“文革”结束后，知识界有一部分人从10年浩劫的回顾中产生对社会主义的怀疑，提出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这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胡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勇气、胆识和实力，对这一时代性的课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先后撰写了《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1987年）、《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1990年）、《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1991年）等论文，对上述问题作了系统回答。
胡绳的这些论文没有抽象地去比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劣，而是从深入分析近代中国经历的特殊的历史过程作出论证。
胡绳告诉人们，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压迫，使近代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帝国主义列强和它们支持的地主买办阶级对中国人民的联合统治，是中国陷入落后、不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根源。
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土地问题（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民主问题和统一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是由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的。
在民主革命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当然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
因此，按照中国的历史条件，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所能选择的最好的道路。
第二个方面的理论建树是1979年以后的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述。
20世纪80年代未到90年代，随着世界局势的重大变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历史命运问题，成为国内外十分关心和议论的热点。
胡绳也着重关心和研究了这个问题。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1990年）、《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1994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1994年）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述。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从百余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变化的广阔范围来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
胡绳认为，从19世纪末到现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人类的社会历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
现在我们会感到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发展还不能和现实生活相适应，因而感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每个真诚的马克主义者所应该担负起的任务。
胡绳论述了100年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这些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许多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就必须面对这些问题。
胡绳还提出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的科学发展为建设的科学的问题。
建设的科学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建立新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推翻旧社会的问题，因此它的内容绝不能限于原有的革命的科学。
在建设的领域，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摆脱妨碍人们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已有经验，开创新的局面。
胡绳晚年进行的理论研究与重大成果可以概括为：
透彻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发展的理论，辩证地论证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原则，透彻地解释清楚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唯一中心；精辟地论证了只有处理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才能卓有成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胡绳晚年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其根源就在于他能“与时俱进”，这是其学术思想的精髓。
胡绳为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而开展学术研究，必然会涉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胡绳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
1994年6月，胡绳在《胡绳文集（1979—1994）.序》中说：
“在我77岁的时候，回顾一生的写作生涯。
我想说，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
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文章几乎没有。
对此我并不后悔。
”后来，胡绳在《光明日报》（1999年1月11日）发表的《学术和政治并不绝对矛盾》的文章中进一步指出：
“所谓‘纯学术性’是什么意思，不大容易讲清楚。
但若干年来，学术界确实存在着避开理论，避开政治，务求进入纯学术领域的风气。
当然，也有并不是为了有所逃避而致力于纯学术的。
在纯学术领域取得成就是要花很大精力的，是很可贵的。
我并不轻视、否定纯学术的研究工作，甚至我还羡慕、钦佩这种工作，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意识使我心甘情愿地走我所已经走过的路。
”胡绳自觉摆脱了某些学者书斋中“学究式”的研究，克服了同现实问题保持距离，仅从书本上讨生活的旧习，而把目光投射到重大的现实问题上。
胡绳的学术研究更是明显地完全不同于当前学术界中较为严重地存在的为金钱而学术。
而且胡绳与过去极“左”的为政治而学术也迥然有别，为政治而学术，使学术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奴仆，实际上取消了学术，那些所谓的学问家实际上不过是宣传家，甚至沦为了阴谋家；胡绳则是始终保有学术的自主性，以学术去主动地关心、关注、研究政治，推动和促进政治健康地发展。
2、独立思考，不断创新
作为整体的社会特别是学术界要有学术自由，作为个体的学者则要努力做到独立思考，二者紧密联系，互相影响。
学者只有独立思考，才能不断有所创新，才能推动整个学术事业的创新、发展、繁荣。
胡绳早期就是学术自由的积极倡导者。
发表于1937年的《我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思想的意见》就明确地指出：
“思想的各种各样并不是危机，倘若任何一派思想要靠政治力量和武力来强近地灌输到民众中去，使他们盲目地信仰，那才是危机！
”“一定要各派思想都在抗敌救亡的大目标下自由地发展，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思想的活泼的发展和光明的未来。
”
1991年胡绳在一篇访谈录中特别提到这篇文章，他说：
《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的“题目不大引人注意。
当时，在《新学识》杂志上，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认为既然要求抗战，各方面都有抗日的共同要求，那么就不必再有什么各派、各种思想的区别。
他的说法是要大家都‘把各种主义中的高远理想暂时搁起，而共趋于民族解放之途’，因此他主张‘思想的统一’，而且要由政府来统一思想，‘消除人民思想的纷争’。
我看了这篇文章，认为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就写了《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
我认为，在抗日这个共同大目标上应该求得一致，但是这并不妨碍各派不同思想的存在，而且要容许各种思想相互争论。
”“现在看来，我认为我的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是站得住的。
”
新中国成立后，胡绳作为著名学者和党在学术界的重要领导人，更是重视学者的学术自由，重视自由的学术环境的营造。
新华社《胡绳同志生平》中有这样一段话：
“胡绳同志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还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孙中山研究会会长。
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后，历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常务委员。
他十分重视我国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强调社会科学为适应时代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
他坚持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尊重科学，爱护人才，努力为学术研究创造良好的环境。
”
胡绳根据他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两次讲话整理的《关于加强社会科学院研究的几个问题》（《红旗》1986年第9期）讲了四个问题，其中第二、第三个问题分别为“关于贯彻执行‘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关于学术自由的问题”。
在“关于贯彻执行‘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中，明确指出：
“在科学研究中，一定要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
为此就要正确对待在理论探索中出现的错误理论和犯有理论性错误的人；要提倡为了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认真实行团结的方针。
”同时还说：
“学术研究无禁区。
凡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凡现实所需要的，都可以研究。
学术工作者可以独立地进行研究，作出自己的研究成果。
”在“关于学术自由的问题”中，胡绳明确肯定：
“马克思主义是主张学术自由的”。
进而具体指出：
“自由的学术讨论，包括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同其他各种学派的讨论。
”
胡绳1986年10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讲话《为实现社会科学的大发展而努力》（载《人民日报》1986年12月29日）中再次明确指出：
“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必须坚持‘双百’方针，实行学术自由。
学术研究是无禁区的，一切对国家建设和学科发展有利的课题都可以研究。
”
胡绳既是努力营造学术自由空间与气氛的社科界的领导者，也是一位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独立思考、不断创新的学者。
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1939年撰写了第一篇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论文《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1947年写成专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指出：
“有许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一种错觉。
他们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描写得这样单纯，以致把清政权写成是不断地受着帝国主义国家欺凌侮辱的可怜的存在。
这种描写是不合于历史事实的”。
胡绳通过研究发现历史的事实是：
“自1840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间，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已经渐渐形成了中国统治者和中国人民双方不同的同外来侵略者之间的新关系。
”“在鸦片战争开始时，外国侵略者还认为清朝政府是阻止他们在中国自由行动的绊脚石，但鸦片战争的结果却使他们看出，这个政府是经不起武力威胁，可以使其软化的。
”与此同时，“清朝政府所坚持的排外政策也在鸦片战争中第一次发生了根本的动摇，中国人民则表现为不同外国侵略者相妥协的力量。
”因此，胡绳这本专著不是一般地叙述帝国主义影响、操纵中国政治的一件件事实，而是着重考察分析列强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怎样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和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以及政治改良主义者乃至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种种幻想，曾经怎样损害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等等。
这样，胡绳第一次发现和说明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八十多年间封建统治者、人民、外国侵略势力三者间的真实而复杂的关系。
1953年胡绳撰写了4万字的《中国近代史提纲（1840—1919）》，翌年发表论文《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在论文中，胡绳第一次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主张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史即1840年至1919年这段历史分期的标准。
第一次革命高潮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第二次革命高潮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发生了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革命高潮是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
“三次革命高潮”的提出，实际上提供了怎样认识、说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本质内容和基本线索的新视角。
胡绳1973年至1979年完成了七十多万字的巨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这部著作以“三次革命高潮”为结构骨架，系统地论述了鸦片战争后八十年间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各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著作。
该著作除上述的总体成就和特色外，还在许多地方对一些历史事件提出了新的见解和新的思想。
由于胡绳不盲从迷信，在一些特殊时期仍能保持独立思考。
胡绳八十自寿，戏作一铭：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
七十、八十，稍知天命。
二十一世纪，略窥门庭。
九十无望，呜呼哀哉，尚飨！
”（《百年潮》2002年第2期）前三句话与孔夫子的话一样。
15岁那年，他就和同学们筹办了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的活动。
30岁写出《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至今仍富有生命力的历史著作，确实是“立”起来了。
接下去就不同了，与孔子“四十而不惑”相反，胡绳是“四十而惑”。
胡绳四十岁那年（1958年），正是“大跃进”的那一年，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胡绳产生了困惑。
胡绳在1996年8月撰写的《胡绳全书.第二卷引言》中写道：
“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予盾。
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
我自己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的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
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
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
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脚的文章。
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人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予盾。
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
这样，写作就越来越少，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几年中完全放弃了写作”。
困惑即意味着胡绳一直没有停止独立思考，没有跟风、顺成流俗；困惑也是觉醒的前奏。
独立思考，不断创新，是胡绳的毕生追求。
1998年12月举行的“《胡绳全书》座谈会”上，胡绳仍然表示：
“展望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受一切过时的成见的约束，大胆地又是用最严谨的科学态度提出适合时代要求的新的观点，新的理论。
”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20世纪90年代末，胡绳继续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发表了产生广泛影响的长篇论文《毛泽东的新民主义论再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1期转载），该文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用民粹主义的思想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处理，是中国革命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认为中国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这种看法一般被称为民粹主义，是错误的观点。
胡绳指出，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义理论，是总结实践经验对这个问题的透彻的解决。
到中共七大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继续发挥新民主主义理论，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方针。
毛泽东多次鲜明地批判了当时表现为破坏工商业、破坏城市、分配土地搞绝对平均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想。
这对1948年革命大军进城时起了很大的积极的影响。
胡绳认为，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1939—1949），是坚决地反对民粹主义的。
甚至可以说，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毛泽东是我们党内第一人。
胡绳的这篇论文真正达到了见解的新颖和论述的深刻。
3、信念坚定，但不僵化
胡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段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有着真诚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念。
与此同时，他绝不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他绝不盲从和迷信，他对马克思主义态度始终保有真正学者的理性精神和自觉意识。
胡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既是出自真诚的情感，更是出自他的理性思考，即出自他对客观实际的尊重，出自他对真理的信服。
他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就是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
其所以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因为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某些历史问题。
他在《关于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讲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一开头便明确指出：
“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作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
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也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这是我们研究工作的最根本的方针。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
它在实践中反复受到考验，既经受成功的考验，又经受过挫折和失败的考验，证明自己有强大的生命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端正了思想路线，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工作，把各方面工作搞上去了。
事实证明：
说‘马克思主义不灵’是站不住脚的。
”
胡绳对马克思主义信念的真诚表现在任何时候都毫不动摇。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是一个特殊的时段，1990年在纪念列宁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胡绳发表了《以坚定的立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光明日报》1990年4月30日）一文，胡绳在文章的结尾写道：
“近期来国际间发生的风波更充分证明，开辟历史新时代的确不是一帆风顺的，会出现预料不到的曲折和挫折。
对此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张皇失措，悲观绝望；另一种是认真研究这些曲折和挫折的经验，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进。
后一种态度是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品质，也就是共产党人应有的立场。
列宁的思想和事业，值得研究的遗产很多。
我在这里只引用列宁的上述一些话来作为对这个伟大革命家的纪念。
我们应当有这样坚定的立场，那么，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不管我们还会遇到多少艰难险阻，不管国际国内的敌人如何企图改变我们的航向，我们都能够坚持原则，保持机体的活力和灵活性，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最后胜利。
”在当时讲这样的话，需要学者的勇气，更需要思想者的信念。
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简单、机械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对此，胡绳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是坚定地去做的，也在许多地方作了精辟论述。
在《社会科学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第五部分，胡绳专门谈了“社会科学战线上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问题”。
胡绳说：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经过70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还要靠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建设，靠大家的进一步努力，而不能靠行政命令、法律手段。
”他进而明确指出：
“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地要勇于探索和研究实践中的问题，不要回避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思想问题；也要多方面地学习，善于接受人类一切有益的知识。
这样，才能使人们手里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深思熟虑的东西，无论从事实还是从逻辑来看都是必然达到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不是狭隘的宗派，要尊重科学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
”
以上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言的。
胡绳并不要求所有的学者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为实现社会科学的大发展而努力》（载《人民日报》1986年12月29日）中说：
“我们提倡马克思主义，但绝不靠行政手段强迫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并不要求一切学者都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能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作出有价值的成果。
有一些学科和研究工作，例如，语言学、逻辑学、文献考据、考古发掘等，有自已的特殊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也不要勉强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
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承认和尊重一切对科学发展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并且要善于从中汲取有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
真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又不能简单、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那么到底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呢？
胡绳在《从中国近代史中学习什么》（载《电化教育》1983年第2期）提出：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命题，他说：
“学习马克思主义当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重要的不是要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他具体指出：
“历史研究是要从表面上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中间剖析出它的本质，找出它的规律来。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问题，观察社会，也就是要学会这种本领。
马克思主义是望远镜。
人们有了马克思主义作武器，就能够看得远一点，这就是历史的预见能力。
”“马克思主义又可以说是显微镜，帮助我们看得细致一点，看得深入一点，看得透彻一点，使人们避免片面性。
”在《怀念侯外庐同志》（1988年11月29日在纪念侯外庐同志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中，胡绳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没有妨碍外庐同志在学术研究上独立思考，提出独创的见解。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宗旨也没有使他流于浮浅和教条主义。
他说：
‘我一向欣赏乾嘉学派的治学严谨，一向推崇王国维的近代研究方法，而未陷入一味考据的传统，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在于《资本论》方法论对我的熏陶’。
他是发扬了乾嘉学派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又批判地继承了王国维的近代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的。
”
可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胡绳实际上讲了三层意思：
第一，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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