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文化的变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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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文化的变迁

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文化变迁

李满喜新疆师范大学

内容提要：

清朝统一新疆后为了戍边屯垦从内地调集大批军队驻防新疆。

察哈尔蒙古作为其中的一支，于乾隆年间，分两批从张家口等地西迁至新疆博尔塔拉和塔城等地。

察哈尔蒙古西迁后，承担的主要任务是戍边换防、收放官办牲厂的牲畜，回复畜牧业和农业经济察哈尔蒙古对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关键词：

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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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ftertheunificationoftheQingDynastytotheborderareasandsettlementsfromtheMainlandandthemobilizationoflargenumbersoftroopsstationedinnortheasternXinjiang.ChaharMongoliaasoneoftheone,intheQianlongperiod,twogroupshavemovedwestwardfromtheZhangjiakouandotherplacesinXinjiangAutonomousandTachengandotherplaces.ChaharMongolwestward,thebear'smaintaskistoborderareasandrotations,livestockretractablegovernment-runfactoryofferings,respondtotheagriculturaleconomyduringtheQingDynastyonthestabilityanddevelopmentplayanimportantrole,whilepromotingtheirowndevelopment.

Keywords:

QingChaharMongolwestwardstabilityanddevelopmentinXinjiang

察哈尔蒙古，是成吉思汗先世孛儿只斤家族的直系后裔。

察哈尔，《明史》称“插汉儿”，又称作“插酋”、“插汉”，蒙古旧部落名。

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1368），元朝灭亡,原元朝帝室由大都（今北京）退往上都（今多伦西北正蓝旗东上都河北岸），蒙古内部自此陷入长期的封建主互争雄长的局面。

明成化十六年（1480），成吉思汗十五世孙巴图蒙克被扶立为汗，号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达延汗自领左翼，设帐于察哈尔境内。

1604年，蒙古林丹汗继位。

林丹汗时察哈尔成为蒙古强部，当时后金势力和影响已波及到蒙古边缘各部。

林丹汗与明联合，共同抗击后金努尔哈赤势力。

后金天聪八年（1634），林丹汗兵败西退青海，其子孔果尔额哲率部降后金，被封为亲王。

康熙十四年（1675），额哲之侄布尔尼举兵反清，布尔尼兵败身亡，余众被迁至宣化、大同边外，编为察哈尔八旗，，分左右两翼，并在张家口设立都统，管辖察哈尔八旗军政事务。

为内属蒙古。

18世纪50年代末，清政府实现了对新疆的统一。

清政府视伊犁为军事、政治中心，认为“伊犁入我版图，控制辽阔，不得不驻兵弹压”。

（1）为了充实边防，清朝在北疆实行驻防兵制，从内地派遣满、锡伯、索伦、察哈尔八旗兵组成4营驻守伊犁。

察哈尔蒙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西迁至新疆。

一．察哈尔蒙古西迁的经过

1.察哈尔蒙古西迁的原因

（1）军事防御

民族迁徙是古代中国民族历史发展中常见的现象，古代少数民族的迁徙原因、迁徙地区、迁徙规模、迁徙方式等，都与当时的中央王朝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清中叶乾隆皇帝统一新疆后，如何筑牢新疆军事防御屏障，建立永久稳定的边防体系，亦是核心问题。

虽然清朝统一新疆并新疆进入了相对稳定平和的历史时期。

尽管这样，内外忧患仍没有根绝，内部动荡和外部袭扰的威胁随时都有暴发的可能。

另一方面，尤其是准噶尔部众在战乱中溃散，伊犁等地的维吾尔族居民被迫散落到异地他乡，伊犁地区“地闲人空”，成为任何一个图谋不轨者图挑衅滋事、进而藏身潜匿的选准之地。

因此，要大力加强边防力量，安抚边民，防御外来侵略等诸多事务，成为清政府当局为之焦虑的大事之一。

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在新疆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驻惠远城后清政府决定从内地派遣大量官兵来伊犁等地筑城驻防，戍边垦殖。

至此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遣满洲、索伦、察哈尔、厄鲁特、锡伯兵丁携眷移驻伊犁，分别组成“满营”、“索伦营”、“锡伯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供伊犁将军控驭调遣。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内属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兵中的一部分也随之西迁至新疆。

（2）新疆边境地区的现状及新的边防方略的弊端

由于战争战线之长，耗尽精力，拖垮士气并造成北疆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耗资巨大，得不偿失。

“当时新疆南北疆广大地区驻扎的官兵分别共有25000人左右。

这数万人大军只要一动身，就要耗费超出正常驻防水平好几倍的军事开支，这对朝廷经济造成巨大的压力，甚至比清朝出兵征讨新疆战时的开支还要大。

”

（2）这确实是个得不偿失之举。

当时由于急需驻兵屯田，来不及从内地重新调遣兵丁，遂留一部分出征兵丁驻防屯田。

此项非永久性的驻防屯田兵丁，按规定期满三年后均应换班。

当时清政府换防时都不准携眷，也没有定期探家的时间，大部分官兵家有妻儿老少，并且换防的时间三年或五年。

时间冗长，思念亲人和家乡之情难以抑制。

这些现象导致军心不稳，战斗力减弱的现实问题。

有清朝当时的换防不是永久性的驻防屯田兵丁，国内外心怀诡计者乘换防之机起乱或侵略边疆国土。

这些原因使得清政府不得不权衡利弊，重新考虑调整军事方略。

（3）屯垦戍边，回复经济

由于长期而残酷的军事行动，准噶尔部众或直接丧生刀下，或间接死于战乱，或四散逃亡，造成伊犁地方人烟稀少，土地荒芜。

清政府在统一新疆后，乾隆二十四年（1759）为了巩固统一局面和加强边疆防务，决定在天山南北各重镇要地驻防屯田。

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二月十七日，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安泰等为增加牧放力量即提出:

“从内地抽调蒙兵”的建议（3）但很快（次年正月初五日）被清政府最高当局否定，说明在当时以解决牧放牲畜之急为借口调兵遣将的理由显然是不充足的。

认为“在伊犁既有蒙古兵，相应不必往乌鲁木齐另行调派蒙古兵，所有牲畜均解往伊犁，移交阿桂，编设牧群，牧放孽。

”（4）可时隔半年有余之后，在乾隆二十六（1761）九月三十日，大学士傅恒提出拣选察哈尔官兵携眷移驻伊犁的长篇奏折。

为增加兵力，充实边防，减轻政府后勤保障压力，走屯戍边之路，建议:

“从察哈尔兼管新旧厄鲁特及察哈尔八旗之单身贫困余丁内，拣选年富力强、情愿携眷迁移者一千名，分别迁往伊犁、乌鲁木齐永久驻防。

”（5）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富德等一行即赴多伦诺尔，从察哈尔八旗右、左两翼中“选得年力精壮，堪以为兵者，及其父子兄弟一千名”（6）此乃为第一批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之众。

乾隆二十八年（1763）正月初六日，大学士傅恒“省新疆换防之烦”又提出续派一千名察哈尔兵丁携眷移驻伊犁，此议又得乾隆的批准。

（7）乃为第二批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之众。

当今主要分布在新疆博尔塔乐蒙古自治州的察哈尔蒙古族，是18世纪60年代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后裔。

（8）

2．察哈尔蒙古西迁时间与人数

有关察哈尔蒙古西迁的时间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见解，马大正教授认为清政府两次决定从察哈尔蒙古中抽调2000名兵丁西迁新疆是为了充实边防、永久驻守、屯垦戍边、开发新疆，这一任务决定了这些西迁察哈尔兵丁是“携眷”、“永久驻防”。

因此17世纪50年代随军西征到新疆的察哈尔蒙古官兵不属于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范围之内。

（9）

察哈尔蒙古西迁是分两批进行的。

第一批，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二十日起程，在“地处察哈尔八旗中心位置之达兰图鲁地方集合”（10）“将每二旗编为一队，共分四队。

”（11）松鸽（新疆识略》等书记载:

“自张家口外调一千八百三十七员（察哈尔兵丁）移驻”。

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族额理等奏:

“应驻乌鲁木齐之二百户察哈尔兵、大小家口五百四十二名”（12）“这样—人平均带1.71个家眷。

二十八年四月初七日，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伍弥泰奏:

“移驻库尔喀喇乌苏之五十名携眷兵丁，共计大小人口一百四十七名”（13）这样一来平均每人带1.94个家属。

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伍弥泰又奏:

“总管成果携眷移驻之第二队五百名察哈尔兵及大小家口，共二千零一十三人”（14）一人平均带1.51个家属。

平均值是1.72个。

这样，迁去的2千名官兵携带家口总人数应为2000。

（1+1.72）=5440（人）。

”（15）这虽然不很准确，但总人数在5千人以上，还是可能的。

<伊江汇览·户籍》载“察哈尔营官兵一千八百三十六户，计大小五千五百四十八名”，大致与此数字吻合。

乾隆二十八年（1763）二月初三由察哈尔总管齐勒克特依、那旺率领一千名携眷察哈尔兵丁安全抵达乌鲁木齐（16）一千名携眷察哈尔兵丁中，有200户察哈尔兵，大小家口五百四十二名按原计划留驻乌鲁木齐，由佐领旺舒克管辖，后其中50人户移驻库尔喀拉乌苏。

其余“前往伊犁之官卡及其护送官员、委笔贴式等，共计八百四十三人”自二月十六日始，陆续编队起赴伊犁，（17）于同年四月十五日抵达赛里木湖。

“令伊等驻牧于水草丰盛之地，故停赴伊犁，由彼处翻越索霍罗固勒扎岭，逐水草驻牧于登努勒泰等地”。

（18）据伊犁将军明端安排，将其中105户携眷察哈尔兵丁驻守在伊犁至沙图阿满一线新设的七处释站（19）第一批西迁的察哈尔蒙古总数应该是超过5千人。

第二批察哈尔蒙古于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西迁。

据《清高宗实录》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甲寅条云:

“议于所拣余丁一内，派索伦五百名，察哈尔五百名，于春草萌生时先往，其眷口，著后去五百名携带。

”第二批察哈尔蒙古兵丁按计划分前队、后队二批出发，前队50人不带眷属，后队500人连同家眷与前队500人眷属同行。

（20）在第二批的100人中，包括察哈尔蒙古八旗闲散壮丁683名，新厄鲁特兵丁34名，其他自愿前往之兵丁283名。

这批察哈尔官兵的后裔就居住在今博尔塔拉河流域的新昂吉（新营），对于松绮《新疆识略》卷5“乾隆二十九年自张家口外调一千八百三十七员名移往”“记述中这1837人也无法核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乾隆二十九年不是第二批西迁的出发时间，而是抵达时间，西迁之察哈尔蒙古兵丁连同家眷肯定超过1837人。

”（21）

3．清朝对西迁察哈尔蒙古的安置政策

西迁的两批察哈尔蒙古经过两年的时间完成历史使命并且长期定居在新疆伊犁赛里木湖和塔城等地，为了使他们安居乐业，清朝必须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及发展生产的条件。

正如伊犁将军明瑞所称:

“惟安置此项移驻之察哈尔人等至关重要，若创办妥当，方得以安顿，渐次立业，长久获益”（22）

清廷将1800户察哈尔官兵安置在博尔塔拉。

博尔塔拉地处新疆西部边睡，历来是亚欧腹部通道的重要地段，是兵家必争之地。

“再，雅尔驻兵，需由伊犁相助，侯塔尔巴哈台驻兵就绪后，博尔塔拉即处伊犁、塔尔巴哈台之间，该处有冬夏两季好牧场，且土地肥沃，于游牧兵丁孽生牲畜，殊有裨益，相应将察哈尔二昂吉兵丁家眷，即行驻住博罗塔。

（23）至此清廷将1800户察哈尔官兵安置在博尔塔拉。

西迁的察哈尔兵初以二百人为一佐领，旧昂吉有六个苏木（佐），新昂吉有六个苏木，共计十二个苏木。

察哈尔蒙古驻牧博尔搭拉后，“分左右翼，各以六佐领分管，（乾隆）三十二年分八旗，每旗二佐领，一佐领下一百十二名，隶领队大臣辖”（24）767年（乾隆三十二年），伊犁将军明瑞鉴于“户口日增，管理不敷”，因此奏请:

“索伦、锡伯、察哈尔等四昂吉下亦每昂吉增佐领二，共增八员，统按八旗分派。

自此，察哈尔营兵实行八旗制。

察哈尔被分为左右两翼，新昂吉为右翼，其四旗为镶黄、正白、镶白、正蓝。

旧昂吉为左翼，其四旗为正黄、正红、镶红、镶蓝。

旗之下为苏木，每旗有二个苏木，每苏木有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人，新旧昂吉各有以下八个苏木:

胡白夏日（镶黄）、古力夏日（正黄）、古力察干（正白）、胡白察干（镶白）、古力兰（即古力乌兰，正红）、胡白塔勒（不详）、依合呼合（大兰）、巴嘎胡合（小兰）。

察哈尔营旗为总管旗制，因此旗设总管（安本），其职不世袭，由清廷直接任命，受将军、大臣管辖。

营设领队大臣一人（乾隆二十九年设），领队大臣驻惠远城（今伊犁霍城县），归伊犁将军节制，此职大都由满族人担任。

左右两翼各设总管一人，副总管（伊口格）一人。

苏木有章京（佐领）一人负责，孔杜（晓骑校）、博庶克（领催）协助章京;管理苏木。

其下设笔帖式等公务员。

章京之下，每十户一“转达”，即什长，为最低一级行政单位负责人。

乾隆年间，“察哈尔营左右两翼各有总管一名，副总管一名，佐领八名，晓骑校八名，领催三十一二名，左翼有空蓝翎三员，委笔帖式二员，右翼有委蓝翎侍卫三员，委笔帖式一员”。

二．西迁察哈尔蒙古的责任与任务

清朝政府为了防御外国势力的入侵,维护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在边境地带采取了各种边防措施,其中对西迁察哈尔蒙古采取的重要措施是驻守卡伦和换台。

至此驻守卡伦和换台成为西迁察哈尔蒙古的主要任务。

1.驻守21个卡伦，

西迁察哈尔蒙古最重要的任务是守戍21个卡伦。

“卡伦”为蒙古“Haruul”，（满语“karan”）的音译，何秋涛称：

“更番候望之所曰台，国语谓之喀伦，亦作卡伦，又有称卡路、喀龙者，皆翻译对音之转也。

”（25）“卡伦”一词具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涵义。

狭义之“卡伦”为该词汇的本义，即“哨兵”或者“岗哨”、“哨所”。

从这一角度来说，卡伦类似于古代的“堠”（烽堠、烽火台），即指瞭望和侦察敌情的建筑物，或探测敌情的士兵。

清代卡伦有边境卡伦和内地卡伦之分。

边境卡伦主要是为巡查边界，防御境外各种势力越界骚扰而设，在清代，为了加强地方安全，“新疆南北各城皆设卡伦，而伊犁和博尔塔勒最多。

伊犁境内，东北则有察哈尔，西北则有索伦，西南则有锡伯，西南至东南则有厄鲁特，四营环处，各有分地，其禁在于私越，故设卡置官，派兵巡守。

”（26）博尔塔勒为南北两路会合之区，山川水草形势皆胜”（27）“察哈尔游牧于此，田地亦多，西临俄境，形势亦为扼要”（28）实为卡伦防务之要。

各卡伦安设，有常设、移设、添撤之分，历年不移而设有定地者，是谓常设之卡伦”；“住卡官兵有时在此处安设，有时移向彼处，或春秋两季递移，或春冬两季递移，或春夏秋三季递移者，是谓移设之卡伦”；“其地虽有卡伦，而有时安设，过时则撤者，是谓添撤之卡伦。

”察哈尔营所担负的21个卡伦，常设卡伦9处，添撤卡伦12处，无移设卡伦。

卡伦人员编制及设置地点等详情见下表（29）

名称

内容

卡伦

人员编制

现今地理位置

附注

乌兰布喇卡伦

伦卡伦侍卫1名，兵6名，惠远城满营兵9名

今四台以北奥巴提夏尔提达坂附近

常设卡伦

扎克鄂博卡伦

察哈尔空蓝翎1名，兵15名名

今达勒特以北，艾北湖以西西

哈布塔海卡伦

卡伦侍卫1员，察哈尔营官1员，兵20名

今艾比湖以西，喀拉达坂以南

乌柯克卡伦

察哈尔营官l员，兵20名

今阿拉山口以西

沁达兰卡伦

卡伦侍卫1员.察哈尔营官1员，兵20名

今喀拉达坂以西，铁力克提附近

索达巴罕卡伦

伦侍卫1员，察哈尔兵30名，夏秋添惠远城满营官1员，前锋5员

今夏尔希里河源头

冲库克卡伦

察哈尔空蓝翎1员，兵20名

今喀拉吐鲁克源头，察罕阿满以东赛里克提地方

库库托木卡伦

卡伦侍卫1员，察哈尔营兵营35名，夏秋添惠远城满营官1员，兵2名

今温泉县西北库克塔乌

达尔达木图卡伦

察哈尔空蓝翎1员.兵10名

今达勒特一带

添撤卡伦

绰伦古尔卡伦

惠远城满营官1员.兵3名，察哈尔营官1员，兵20名

今博乐镇以南五一水电站

音德尔图卡

察哈尔营官1员.兵20名

今阿拉山口附近近

阿尔齐图哈玛尔卡伦

察哈尔领催1名，兵19名

今阿尔夏特以北

雅玛图卡伦

察哈尔营官1员，兵20名

今温泉县西边布拉牧场以西还远，博尔塔拉河南岸地方

木鲁卡伦

察哈尔营官1员，兵15名

今察汗屯克乡以北

沙喇布鲁克卡伦

察哈尔领催1名，兵9名

今昆都仑牧场以北

硕博图卡伦

卡伦侍卫1员，惠远城满营官1员，兵营14名，察哈尔营兵11名

今赛里木湖以北，哈夏向南之出口，西吾尔特大阪附近

察奇木图泥盖卡伦

察哈尔领催1名，兵9名

今温泉县以北的察库尔特

察罕乌苏卡伦

察哈尔营官1员.兵19名

今温泉县博尔塔拉以北的察罕乌苏河上游

额托克塞里安达拉卡伦

惠宁城满营官l员，兵2名，察哈尔官营1员，兵15名东

今奥尔塔克塞尔河上游奥尔塔克赛尔以东

干珠罕布拉克安达拉卡伦

惠宁城满营官1员，兵2名，察哈尔营官1员，兵15名，厄鲁特

营兵2名

赛里木湖之东北

以上卡伦沿博尔塔拉河至艾比湖到阿拉套山一带，这些卡伦防止各游牧部落越境游牧职能外，还承担着通迅转运的任务。

在这些卡伦中，乌兰布喇卡伦、绰伦古尔卡伦、达尔达木图卡伦、扎克鄂博卡伦、哈布塔海卡化、音德尔图卡伦及沁达兰卡伦，处于从伊犁经塔尔巴哈台，前往北京的重要交通线上，除具有防止各游牧部落越境游牧职能外，还承担着通迅转运的任务。

（30）他们还肩负着看守台站的任务，看守的军台有五座，即塔勒奇阿满台、博勒齐尔台、鄂尔哲图博木台、呼苏图布鲁克台、托和木图台，（31）这些台站都设在交通要处，看守军台的营兵不仅负责传递各处文武官员的奏折文报，还要应付过往差员、运送官员物品。

其中沁达兰卡伦与塔尔巴哈台的阿鲁沁达兰卡伦遥相对应，互通情报。

乾隆六十年（1795年），由于沁达兰附近虎狼塞路，文报迟缓，故清廷将原设地点向西挪移数十里，这对沁达兰与阿鲁沁达兰两卡伦之间相互传递造成不便。

因此，从嘉庆十年（1805年）以后，一般都由哈布塔海与阿鲁沁达兰之间直接递送（32）除驻卡外，察哈尔营还定期与其它三营一起，巡查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的游牧地区，向他们征收税马，“若哈萨克等推托不交，即钦遵前降之旨，一马罚一马，取马二匹，徐徐返回”（33）以上所说的卡伦基本上被保存下来并一直到民国时期仍继续发挥作用。

2.赴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换防

察哈尔营还有驻守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和喀什噶尔的任务，塔尔巴哈台地处伊犁东北，遂于乾隆三十年（1765），将驻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的所有察哈尔、厄鲁特兵迁到塔尔巴哈台永久驻牧，乾隆三十一年（1766），经伊犁将军明瑞等奏准，除留驻黑龙江索伦兵200名外，撤回其余70名京城健锐营和黑龙江索伦兵，由伊犁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五营内派拨120名兵换防。

这一年始，该营派兵一百五十名，由佐领一员、挠骑校一员带领赴塔尔巴哈台驻守，每年换防一次，直到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34）道光十二年（1832年）由于经费不足清廷裁撤伊犁所属的察哈尔厄鲁特两营派往塔尔巴哈台之兵。

而派往喀什噶尔换防之察哈尔、索伦兵丁，亦于乾隆三十八年停派，仅派满洲、锡伯兵去换防（35）喀什噶尔为天山南部重镇，又系中西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乾隆二十五年（1760），在喀什噶尔设参大臣l员，总理天山南部各城事务，并由西安等地派兵驻守。

乾隆三十六年（1771）起，改由伊犁满洲、索伦、锡伯、察哈尔四营内派拨官兵换防，其中由伊犁“两城满洲兵内派出五百名、锡伯、索伦、察哈尔兵内派出一百名。

”（36）不久，停派察哈尔、索伦兵赴喀什噶尔换防，仅派满洲、锡伯兵换防。

察哈尔营与锡伯、索伦、厄鲁特三营一道承担了戍守伊犁周边卡伦及南北换防的职责，使得西北地区终乾嘉之世，“边困永固、斥垠无警”。

3．创办牧场发展畜牧经济，

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屯牧措施即创办牧场是清政府对察哈尔蒙古回复新疆经济的一种政策。

至此察哈尔蒙古肩负着发展畜牧业的重大任务。

清政府在边疆地区实行的开发措施，主要是出于治边的需要，如果说治边是对边疆开发的一种必须，那么开发则是治边的一种必然趋势”（37）察哈尔蒙古历来是游牧经济，在漠南时期察哈尔草原时就牧放着官办牧场的牲畜，如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场就是由察哈尔蒙古经营的。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始，清政府先后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巴里坤、乌鲁木齐设立官营牧场。

新疆底定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廷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驻伊犁惠远城。

伊犁成为新疆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伊犁地区历来水草丰美，清政府着眼于天然优势，并且为了给当地驻军提供食用及军需，故置重兵于北部，并在重要地区、要道及山川、隘口设立卡伦、军台、又大兴屯政，对马、牛、羊的需求量大增，固然需要这些牧场，清朝政府决定在新疆境内兴办牧厂，孽生牲畜，发展官营畜牧业。

这些任务，主要落在了察哈尔、厄鲁特两营身上。

他们凭借着丰富的畜牧业生产经验，为恢复发展新疆伊犁地区畜牧业经济、保障军需，为农业提供耕牛、马做出了贡献。

伊犁官办牧场的部分牲畜是察哈尔蒙古西迁时带来的。

据满文档案载，第一次西迁的察哈尔蒙古官兵带来驼1350峰，马3817匹。

第二次带来了马1630余匹，驼700余峰，羊4万只。

由于第二次迁移时官兵奉命主要运送羊只，因此马及驼数较上次少，总计两批西迁察哈尔官兵共带来了羊4万只，驼2050峰，马5447匹。

（38）这批牲畜不仅为伊犁牧场的创办奠定了基础，也为此后新疆畜牧业发展提供了要好的条件。

如带来的马品种有蒙古马，蒙古马又分乌珠穆沁马和商都河马等，都是察哈尔蒙古经营马场中的优良品种。

清代中叶以来，这些马种成为骑兵、马赛的争购对象，其共同特点是，适合于群放饲养，体壮力强，有持久力。

在清朝征服准噶尔的战争中，察哈尔蒙古马就发挥过重要作用。

当时，清廷曾下令“以察哈尔马匹，改为战马”。

（39）民国初期，新疆地方优良品种焉首马就是蒙古马的后代，耕挽能力极强。

另外，还有分布新疆的古老品种蒙古牛、蒙古羊等都是来自察哈尔草原和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科布多省）等地的。

西迁的察哈尔蒙古同厄鲁特蒙古一道经营的官牧场的牲畜在清代新疆军事、经济、交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4.开发农业

察哈尔营官兵“除照例支给晌银外，所有口粮俱系自耕自食。

”（40）所以除了肩负着驻守卡伦、骚站，换防边界、牧放官牧场牲畜等职责外还种植农作物。

每年派出种田的兵共240名，种田的处所均在博尔塔拉河南北两岸地方，住在塔尔巴哈台的察哈尔兵也自耕自食。

每年派兵到多伦图附近地方播种小麦、青裸籽等农作物。

他们屯田之初，农业生产处于粗放阶段，后来由于他们的屯田规模不断扩大，河水山泉己不能满足农耕需要，因此，从同治末年到光绪初年，“河北之田，多引山泉，河南之田，引用河水灌溉。

”察哈尔牧民还在锡伯族军民的帮助下开掘了“哈尔布呼”和“相根布呼”（即原博乐镇“徨渠”），有效地改变了当地生产条件。

这两条大渠，至今仍为博尔塔拉农业生产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水利事业的不断建设，当地生产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屯田规模不断扩大。

更主要的是察哈尔蒙古在故乡就已掌握了农业技术。

农业又促进了牧业的补充，粮食能供生活所需，还在冬季用粮食做饲料。

经济的发展，又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口也增加了。

民国初年，察哈尔人口总数为16023人（41）农业成为察哈尔蒙古的畜牧业的重要补充。

三.西迁察哈尔蒙古对边疆开发的贡献

西迁察哈尔蒙古在新疆博尔塔勒和塔城长期居住之后在新疆屯垦戍边，在这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创办牧场，开垦农田，同当地其他民族一起开发边疆、保卫边疆，对新疆的开发与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巩固了西北边疆的稳定。

察哈尔蒙古艰苦驻守着祖国的西北边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沙俄趁太平天国起义和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进一步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

在中亚浩罕军阿古柏匪徒侵吞新疆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