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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的继往与开来
中国哲学的继往与开来
———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哲学观及其启示
李维武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提要：
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40年代形成了他的独特的中国哲学观。
张先生的中国哲学观，论证了中国哲学的存在与特点，辨析了中国哲学的活东西与死东西，主张融会中西哲学之长，建立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的新的中国哲学，对我们今天思考与探讨中国哲学的发展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关键词：
张岱年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者：
李维武（1949-），哲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哲学的继往与开来，是张岱年先生一生所思考与探索的核心问题。
早在20世纪30、40年代，他就在一系列论著中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独立的思考与探索，提出了自己的中国哲学观。
这一中国哲学观，集中体现了一个有良知有个性有学识有智慧的中国哲学家，面对近百年来的中西古今文化与哲学的碰撞、交流与融会，所作出的反思与回应。
在这一哲学观中，包含了许多至今仍然富有生命活力的思想，对今天我们思考与探讨中国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一、中国哲学的存在与特点
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哲学学科作为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的形成时期。
张岱年先生以自己的探讨、思想与著述，参与了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工作，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在当时，中国是否像西方一样有哲学？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
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出，成为关系到中国哲学学科能否建立的关键性问题。
张先生在晚年回忆说：
“当时确有一种看法，中国只有伦理学、政治学而没有哲学，哲学就等于西方哲学，或把西方哲学看作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方哲学的旨趣、方法有所不同的，就只能算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
”[1]如林宰平就曾对熊十力说：
“西人‘哲学’一词，本为知识的，而弟以中国学问为哲学，却主张知识与修养一致，此恐为治西洋哲学者所不许，盍若不用哲学之名词为得”[2]。
针对这些质疑，张先生论证了中国哲学的存在，肯定了中国哲学的特点与价值。
张先生敏锐地发现，中国哲学的存在之成为问题，关键在于对“哲学”概念的理解。
那些声称中国没有哲学的人，在于对“哲学”概念作了一种西方哲学话语的理解。
因此，他运用分析的方法，对“哲学”概念的内涵展开论析，来打破西方哲学话语对“哲学”概念的垄断。
他指出，所谓“哲学”概念，实际上有两层意义：
一是指“一家哲学之界说”，另一是指“一般哲学之界说”。
作为“一家哲学之界说”的哲学，起源于希腊人的爱智的意思，而后西方许多哲学家又各有自己的界说，几乎一家一说。
作为“一般哲学之界说”的哲学，则是研讨宇宙人生之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
如果按照“一家哲学之界说”来规定“哲学”概念，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思想，确实不会被承认为哲学；而如果按照“一般哲学之界说”来规定“哲学”概念，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如先秦的诸子之学、魏晋的玄学、宋明的道学或义理之学，合起来也可以称之为哲学。
张先生说：
“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洋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则中国的学问当然不能叫作哲学了。
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种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
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
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叫作哲学。
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
”[3]这样一来，通过对“哲学”概念的辨析，张岱年论证了中国哲学的存在。
重视分析方法，强调在哲学研究中运用分析方法，是张先生哲学思想的一个特点和优点；而在对“哲学”概念的论析上，这一特点与优点也充分显示出来。
由“一般哲学之界说”出发，张先生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异同问题，力求发掘出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
他指出：
“中国哲学，在根本态度上很不同于西洋哲学或印度哲学；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哲学的特色，然后方不至于以西洋或印度的观点来误会中国哲学。
”[4]也就是说，从“一般哲学之界说”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两者有其相同点，即都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思考，有着大致相同或大致相似的问题，但两者也有其不同点，就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对于这些问题的态度大不相同，其兴奋点与着力处大不相同。
他进而指出，哲学所要探讨的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宇宙事物之根本原理，二是人生之根本准则，三是人类认识之根本规律。
不论是西洋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可以说都是环绕这三个根本问题来展开的。
在《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他把中国传统哲学分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大部分来加以阐述，以表明在一般哲学问题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相似相通的。
他同时又指出，在这些哲学问题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兴奋点与着力处并不是对等的，在有的问题上西洋哲人占有优势，成就很大，而在有的问题上中国哲人占有优势，成就很大。
在人生论与知识论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就呈现出不同的兴趣：
“中国哲人，因思想理论以生活实践为依归，所以特别注重人生实相之探求，生活准则之论究，未尝将我与非我分开，因而我如何能知非我，根本不成问题，亦不怀疑外界的实在，故根本不感觉知论之必要。
西洋以分别我与非我为‘我之自觉’，中国哲人则以融合我与非我为‘我之自觉’。
分别我与非我，故知论特别发达；融合我与非我，则知外物即等于自觉，而实无问题。
因而中国哲人虽亦言及知识与致知之方，但未尝专门研究之。
”[5]。
因此，张先生认为：
“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
”[6]
在张先生看来，不能因为中国哲学的这些特殊性，就抹煞中国哲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中国哲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兴奋点和着力处，所以中国哲学才为世界哲学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如在人生论问题上，中国哲学就有很大的贡献，张先生对此作了积极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
他说：
“人生论是中国哲学之中心部分，其发生也较早。
中国哲学的创始者孔子，及继起者墨子，都是谈论人生问题，而未尝成立宇宙论系统。
孔子所以是中国哲学的开端，乃因为他是第一个提出一个人生论系统的。
以后的思想家如孟子荀子，也都不注意宇宙的研究，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人生的。
北宋以后的哲学家，大都比较注重宇宙论，然其学说的核心部分，仍在人生论。
所以人生论实是中国哲学所特重的。
可以说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
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为最富，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
”[7]对于那种以西方哲学重知识论的特殊性来否认中国哲学重人生论的特殊性的观点，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
“中国哲学以人生论为中心，人多认为畸形；西洋近世哲学以知识论为中心，乃多不认为畸形，此皆由有所偏蔽。
”[8]在《天人五论》中，他针对逻辑实证主义在哲学研究中对人生问题的拒斥，为人生论在哲学中的重要位置进行了辩护，强调“人生与理想正是哲学之中心问题”[9]。
他指出，认为哲学不应讨论人生与理想，如有正当理由，必取三种方式之一种：
第一种方式，认为对于人生与理想不能作哲学的研究；第二种方式，认为人生与理想另有其他学术来作研究，而不须哲学越俎代庖；第三种方式，认为人生与理想根本无研究的必要。
但对这三种方式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它们都不能成立。
首先，人生与理想并不能说不能作哲学的研究，至多只能说不能作形式逻辑的研究，而哲学实非形式逻辑。
因此第一种方式不能成立。
其次，除哲学之外尚有宗教与文学涉及人生问题。
然而，宗教只是悬定一组信仰，令人信持；文学只是对人生现象作描写和对人的情感作发抒，起一种提示或启发理想的作用；这些都不是对于人生与理想作理论的系统的研究。
有关人文的其他各门科学，又皆系分门作经验的考察，而不论及人生总原则，更不涉及理想。
所以在哲学之外，实无对于人生与理想作研究的其他学术。
因此第二种方式也不能成立。
再次，人类实甚需要对于人生准则与理想的提示，以为安心定志的根据，因此哲学对人生与理想的研究十分必要。
因此第三种方式同样不能成立。
在这里，张先生虽然是从一般哲学的意义上来肯定人生论在哲学中的重要位置，但实际上是肯定了以人生论为显著成就的中国哲学在哲学中的位置。
中国哲学学科作为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的形成，是与胡适、冯友兰引入西方哲学话语梳理和再现中国哲学的历史与面貌为前导的。
而这样一来，也难免引起负面效应，即一些人对西方哲学的迷信和对中国哲学的否定。
张先生的工作，则在于通过对“哲学”概念的辨析和对中西哲学特点的分疏，认肯中国哲学的存在与价值，以打破西方哲学话语的垄断，消解这些负面效应，从而推进和完善了中国哲学学科的确立。
二、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
在认肯中国哲学的存在与特点之后，还有一个如何看待历史上的中国哲学的问题。
而在20世纪20-40年代，环绕这一问题形成了全盘西化派的文化虚无主义与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对峙。
前者根本否定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而后者又不免放大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岱年先生既反对全盘西化派的文化虚无主义的立场，又不赞成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
在他看来，将来的中国新哲学，固然是西洋哲学影响下的产物，而亦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发展，不能离开中国传统哲学来谈将来的中国哲学；但认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不仅意味着对中国传统哲学作出积极的肯定，而且意味着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成就与局限作出认真的审视与辨析。
他说：
“中国以往哲学中假如有好的东西，则这好的东西之维护与发扬，乃是中国今后治哲学者的责任；中国以往思想中假如有病态的、有害的东西，则这病态的有害的东西之矫正与克服，也是中国今后治哲学者的责任。
”[10]
正是这样，张先生在1936年发表了《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一文，提出了“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中国哲学中之死的”两个颇有意味的概念。
他指出，从中国新哲学的创造看，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值得重视的倾向：
“有一些倾向，在现在看来，仍是可贵的，适当的。
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中之活的。
而也有一些倾向，是有害的，该排弃的，便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中之死的。
”[11]所谓“中国哲学中之活的”，指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对现代哲学发展和现代中国人生活仍有积极意义的内容；所谓“中国哲学中之死的”，指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对现代哲学发展和现代中国人生活没有积极意义的内容。
基于这两种倾向的区分，张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深入的梳理与细致的辨析，力求揭示出其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
这一工作集中体现在他的《中国哲学大纲》及30、40年代的一批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中。
张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思索，确有一些内容是历久常新的，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
这些活东西主要有：
（一）中国哲学中向无西方传统哲学的“自然之两分”。
这种“自然之两分”，认为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从而把世界二重化。
中国哲学不以实幻讲本根与事物之别，这实在是一个很健全的观点。
（二）中国哲学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生生不已无穷无尽的变易历程，而这种变易有其条理，一切都有伦有序，不妄不乱。
（三）中国哲学既承认变易条理，于是对变易条理颇有研究，其结果提出了“反复”“两一”的辩证法学说，即变化的公式是极则必反，变化的所以在于对立统一。
西洋哲学中的辩证法，向来是以观念辩证法为主，直至近代始有转变；中国哲学则始终认为“反复”“两一”是客观世界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固有条理。
（四）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生活准则论即人生理想论，而对人生理想论的最大贡献是对人我和谐之道的宣示。
孔子的仁，墨子的兼，都是讲人我和谐之道。
他们这些理论的表现形态确有其具体的时代性限制，但他们提出的人我和谐原则则是永远应当注重的。
（五）中国哲学最注重学说与行为的一致，将思想与生活打成一片，认为理想的实现不在现实生活之外，而求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真理。
（六）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颇为简略，但却有一笃实可贵的倾向，即直截了当地承认物之外在与物之可知。
在张先生看来，中国新哲学与中国旧哲学之间的连续，就在于中国新哲学对旧哲学中的这些活东西的继承与发挥。
对于全盘西化派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否定，他发出尖锐的质问：
“西洋哲学思想固应多量的介绍，但我们能扫荡了一切中国哲学思想而完全入于西洋哲学的传统中吗？
”[12]
张先生又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思索，除了这些活东西外，还存在着一些死东西。
他强调：
“中国哲学也有许多重大的缺陷，有许多根本的大蔽。
”[13]在他看来，这些死东西与活东西一样，都是不可回避的；在对活东西加以发掘和承继的同时，必须对这些死东西加以揭露和批判。
这些死东西主要有：
（一）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论，颇有尚无薄有的倾向。
一般哲学家都认为，对于本根，有形的物不足以当之，必求之于无形，于是不肯对事物作精密的研讨，而崇尚幽远的玄想。
（二）中国的人生思想，有崇天忘人的倾向。
大部分哲学家都以天为人的表准和人的理想，认为天是至善的，一切恶的根源皆在于人。
（三）中国的人生思想，又有重内遗外的大病。
哲学家多专注于内心的修养，而不重视外物的改造，使得环境的克服不予重视，社会民生多所忽略。
（四）中国的人生思想，因过于重“理”，遂至于忽“生”。
哲学家往往不重视生命力或活力的充实与发挥，而活力衰薄则一切德行都是空虚。
（五）中国的人生思想，不注意人群之为一体。
自来的道德教训，都是注重人我的关系，而不注意群己的关系，亦很少将群看作是一个整体。
（六）中国的人生思想，倾向于轻视知识。
孔墨未尝反知，道家乃持反知的态度，后来哲学家大都不看重知识，不注意研究自然。
对于这些死东西的存在，张先生认为并不就是历史上某些哲学家的思想过错，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他指出：
“中国哲学的这些欠缺，实都有其生活上的根源，乃是过去社会生活之反映。
现在社会形态变迁了，旧哲学的不足，自然暴露出来了。
”[14]这也就是说，扬弃这些死东西，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据，是社会历史发展之之使然。
不仅如此，张先生还进一步对儒、墨、道、名诸家哲学派别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进行了区分。
在他看来，在这些哲学派别中真正有持久影响力的是儒家，儒家成为了中国二千年来的正统哲学。
特别是北宋以来新儒家哲学的发展，对现代中国哲学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因此，他尤其注意探讨北宋以来新儒家哲学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
他指出，北宋以来的新儒家哲学中，最主要的派别是程朱派、陆王派和清初以来的王颜戴一派。
程朱派主理学，陆王派主心学，王颜戴一派可称为气学或事学。
这三大学派中，同样都有着活东西与死东西。
程朱理学的长处，在于宣扬即物穷理，由以达到人生最高境界。
理学对于知识与人生之关系，实是有所见。
但理学的理气二元的宇宙论，恐是必需改造的；而天理人欲之辩，就更不能照旧维持了。
理学是宋代以来的正统哲学，现在时代转易了，决没有再居正统的希望了。
陆王心学的特点，在于提出一个简易直截的内心修养法。
但在今日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这种方法已不适切了。
心学的其他唯心的理论，在今日看来，更多是陈腐的。
自西洋的唯心论哲学传入后，很多人为陆王心学张目。
但主观唯心论之存在与否，决定于社会根源之存在与否；如果社会基础能整个改造了，主观唯心论系统是难以继续的。
与程朱陆王相比，王颜戴的事学是最接近现代思想的。
大体说来，事学的宇宙论与人生论，比较上最正确。
这些学说虽然都是尚未十分成熟的，且都不曾有巨大影响于当时，但在今日看来，他们所走的方向却是不误的。
张先生断言：
“王颜戴之学在圆融精密上都不及朱王，但确实走了一个新的方向，较合于现代思潮。
”[15]在他看来，反理学与反心学的事学，确实可以说是中国旧哲学中之活的潮流，足以为将来中国新哲学的先驱。
通过对“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中国哲学中之死的”的辨析衡论，张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成就与局限作了深入的思考与探讨。
这些思考与探讨，集中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看法，也反映了他对中国新哲学创造的基本追求。
他对中国哲学创新的追求，实是以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成就与局限的思考与探讨为其根据的。
他的这些思考与探讨，对当时的中国思想世界也发生了实际的影响。
特别是他以王颜戴的事学为中国旧哲学的活东西和中国新哲学的先驱，启发了侯外庐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探索。
三、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哲学如何创新、如何发展，无疑是张岱年先生在思考与探索中国哲学的继往开来时最为关注的问题。
张先生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与他的家国情怀直接相联系的。
面对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生死存亡，张先生以一介书生，大声疾呼为民族的生存与复兴而重建中国哲学。
在他看来，创造新的中国哲学，对于现时代的中华民族来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在而急切的需要。
他写道：
“尤其在中国现在，国家与文化都在存亡绝续之交，人们或失其自信，或甘于萎坠，最大的一国竟若不成国，最多的人民竟若无一人；在此时，如企图民族复兴，文化再生，更必须国人对于世界对于人生都有明切的认识，共同统会于一个大理想之下，勇猛奋斗，精进不息。
在此时是需要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作一切行动事业之最高指针的。
”[16]“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
哲学上若还不能独立，别的独立更谈不到。
”[17]透过这些文字，可以触摸到张先生那颗跃动不已的拳拳爱国之心。
他正是抱着这种强烈的复兴民族的情感和期冀来谈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的。
然而，现时代的中国哲学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呢？
这更激起了张先生的思考与探索。
他对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西古今文化与哲学的碰撞、交流与融会，予以了认真的反省与总结，扬弃了保守中国传统哲学和照搬西方哲学的两种相互对立的极端主张，强调立足于现时代的需要，对中西古今哲学作一种综合性的创新。
他说：
“中国旧哲学既已过去，而西洋哲学思想未必即能适合现在中国的需要。
……中国现在惟有自己创造其新的哲学。
”[18]又说：
“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安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
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
”[19]在他看来，不是建立新儒学或新墨学，也不是照搬照抄西洋的哲学，而是适应现时代的中国的需要创造新的中国哲学，这才是现时代的中国所需要的哲学。
张先生进一步探讨了实现中国哲学创新的具体的条件与要求。
他指出，创造新的中国哲学，至少需要满足四个具体条件。
这四个具体条件是：
（一）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
（二）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
（三）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
（四）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
[20]
在张先生看来，这四个具体条件，就是新的中国哲学创造必须遵循的的原则，也就是对新的中国哲学创造的要求。
为满足这些条件，新的中国哲学创造必须具备四个特征：
（一）唯物的；
（二）理想的；（三）对理的（即辩证的）；（四）批评的。
他说：
“我觉得今日如欲创造新哲学，至少必能满足上述各条件，具有上述各性征，然后才能对于新中国之兴起有积极的作用；在现在中国才算有意义的哲学，才能有指导的力量。
不然，纵或能成立一个系统，也必只是无益而且无谓的，不能有影响于大众，且必一现即灭，不能维持于久远。
”[21]
这四个具体条件，对于张先生来说，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缺一不可的；但今天看来，其中前两个条件尤其重要、尤其具有启发性。
在第一个条件中，张先生强调新的中国哲学须得“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创新的，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都需要既有批判又有吸取。
离开了这一点，保守中国旧哲学的传统，或根本唾弃旧哲学而企图作西方哲学系统下的一分子，都是不能适应现代中国的特殊需要的。
因此，他力主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对于中国哲学之批判与继续，二是对于西方哲学之迎头赶上。
在他看来，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固然有一个对活东西的继承和对死东西的扬弃；对于西方哲学，也有一个批判与超越的问题。
他特别强调，在吸取西方哲学的同时决不能搞照搬照抄，认为他国的哲学思想本是为适应各该国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强欲取来以为己用，是既不合理且亦无益的。
他不赞成中国新哲学的创造简单重复西方哲学走过的发展路径，更不赞成把西方哲学的局限和弊端也当做宝贝接纳。
他说：
“所谓迎头赶上即是以现代西洋哲学所达到的境界为基础而即据之作更进的发展，不要重演西洋哲学所经过的阶段。
”[22]又说：
“我们不只要吸收西洋哲学，我们也要加以批判。
西洋哲学中因西洋人之种族的偏蔽而有的谬妄，我们是无需也采纳过来的。
”[23]基于此，张先生不仅认为中国哲学家需要有广博的学识，而且需要有独立的气魄。
他发出感叹道：
“现在中国人的思想，或则依旁古人，或则追随西哲，有独立的气魄的，实在太少。
”[24]他认为，只有具有了独立的气魄，中国哲学家才有可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
那种没有独立的气魄、迷信洋人和古人的人，是没有能力也是没有资格来胜任这一工作的。
张先生所说的第二个条件，强调新的中国哲学“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实际上是对哲学的现实性的重视与凸显。
张先生是一位严肃的哲学家。
这种哲学的严肃性，不仅在于学问的认真严谨，而且还在于他把自己的学问与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
哲学，对于他来说，不是一种纯书斋的学问，不是一种自说自话的思辨，更不是一种抽象概念的游戏，而是能激励鼓舞中国人的精神、给予中国人以一种力量的东西。
这一点，是他反复申明的。
他说：
“救中国，乃是绝对的应当。
现在中国人之最大职任，即在拚其身命以维护中国之生存。
我们应该与中国为一。
”[25]又说：
“亡国有亡国的哲学，兴国亦须有兴国的哲学。
颓废的思想可以促进民族之衰萎；有力的哲学可以激发民族的潜能。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乃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
须能从绝望中看出生路，从危险中看出光明，从死中看出生，从否定中看出更进的肯定。
须能鼓舞人的勇气，培养人的斗争意志，激励人的坚忍精神。
惟有如此，才能把中国从危亡中拯救出，才能有助于民族的再兴。
”[26]在这一点上，张先生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得到了启发。
他曾引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7]，来说明对新的中国哲学的要求。
他说：
“以前哲学只是对于世界的解说或曲解，今后的哲学将是改造世界的指针。
哲学将是一种力量。
”[28]正是这样，张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予以了特别的重视，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的唯物论，才能把人类从一切空虚的幻想中解放出来，积极而合理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一个哲学，如是一个有力的哲学，有变革世界之力量的哲学，那必然注意物质的现实。
也正是这样，张先生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中国哲学创造中以重要的位置，指出：
“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
……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
”[29]这种对哲学作为一种变革力量的呼唤，对哲学的现实性的重视与凸显，是张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入中国新哲学的契机与动力。
张先生对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所作的这些构想，是他的中国哲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的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在这里，鲜明地体现出他对哲学的独到的理解，也鲜明地体现出他哲学的理想。
对这种哲学理想的追求，以后贯串在他全部的哲学生涯中。
四、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观的启示
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40年代所形成的中国哲学观，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与深刻的思想；而在这些内容与思想的背后，更蕴含着张先生的生命的跃动。
金岳霖曾对张先生谈到熊十力哲学的特点，说熊十力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哲学背后有他这个人。
其实，在张先生的哲学背后，在张先生的中国哲学观的背后，也有着张先生这个人，有着张先生的活生生的生命，有着张先生的理想与追求。
因此，张先生的中国哲学观所留给我们的教益与启迪，就不仅是一种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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