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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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巴克尔及其?
英国文明史?
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关键词：
巴克尔英国文明史新史学朱谦之
摘要：
英国史家巴克尔及其?
英国文明史?
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科学化追求有相当关系。
是书以探求历史如何成为一门科学为主旨，在20世纪初年曾出现了四种中文译本，对当时新史学思潮产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五四以后，巴克尔史学在更大范围上得到了介绍和探讨，并且?
英国文明史?
又被重新译刊，说明它对中国史学科学化具有一定的取鉴价值。
20世纪上半期，巴克尔及其?
英国文明史?
〔下文简称?
文明史?
〕在中国的传播曾出现过两次顶峰：
一是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时期，二是20世纪20、30年代“新史学〞运动时段。
中国近现代史学的两次革新运动，途径不外乎大量译介西方史学以改造旧史学，然不同时期、不同思想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注意到了巴克尔史学，从中不难发现?
文明史?
自身学术特点与中国近现代史学所追求的目标存在某种默契。
由此，较为全面追寻巴克尔及其?
文明史?
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具体轨迹，不无一定的价值。
一
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thasbukle，1821－1861〕是英国著名的实证主义史家，以其1857－1861年间所著?
英国文明史?
〔histryfivilizatininengland〕二卷而闻名于世[1]。
他的著作不同于一般的历史作品，以很大的篇幅讨论史学理论和方法问题。
巴克尔认为，人类不过是自然的一局部，人类历史同样受自然规律的支配。
过去史家最大的缺点，是他们眩惑于君王的传记、政变、战争，而无视了对历史本身规律的探寻。
而又因过去时代关于统计方面的材料太缺乏，使历史无法成为一种像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具有一定规律的科学。
在西方近代史学史上，巴克尔可以说是打破传统史学、力求建立新史学的先驱。
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巴克尔及著作在日本、中国不乏知音。
1878年日本文明史学家田口卯吉将?
文明史?
译成日文刊行，对当时日本的文明史学思潮的形成产生了巨大作用[2]。
20世纪初年，?
文明史?
多种中译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史学界对历史科学理论探索的兴趣。
?
文明史?
在清末先后出现过四种中文译本：
〔一〕1903年南洋公学译书院译刊的?
英国文明史?
；〔二〕通过日译本转译的?
文明史论?
，见1903年9月6日?
政艺通报?
第15号上海新民译印书局新书广告；〔三〕王建祖译的?
英国文明史?
[3]，见1904年作新社出版的?
美洲留学报告?
中“留学著述介绍〞；〔四〕陆续连载于1906年至1907年清末学部主办的?
学部官报?
第3至第28期魏易所译的?
文明史?
[4]。
?
文明史论?
一书，著者署名“伯古路〞，译者是“林廷玉〞[5]，在?
政艺通报?
、?
中外日报?
都刊登了出版广告，两那么广告内容完全一致。
兹摘录广告如下：
是书日本博士译英国伯古路氏之?
文明史论?
也。
氏生于19世纪，浸淫于欧风美雨，所见者文明之事迹，所闻者文明之风潮，故潜心研究各国宗教、政治、学术、制度、风土、人情，如何变迁，如何改良，与夫列邦进步之原因，人群开化之结果，考据精确，议论宏伟。
日本辰巳小次郎有言曰，氏以稀代之才，著未曾有之书，诚为史家至高无之佳构也。
而重译者又能以龙卧虎跳之笔达之，立论雅正，行文畅快，引证广博，而新奇道理，深入而显出。
学者手此一书，当有百读不厌之趣。
[6]
?
文明史论?
系转译自日译本?
文明要论?
，故中译本未正式出版之前刊登广告采用了“文明要论〞这一书名[7]。
?
文明要论?
的译者是辰巳小次郎，东京哲学书院1887年〔明治20年10月〕发行。
日译本分二十章，根据?
英国文明史?
两卷本原书译出，并增补了五章原书所无的内容，即第八章十九世纪英国形势、第十四章十九世纪法国形势、第十八章德国之形势、第十九章美国之形势、第二十章全篇概要。
日译本不是一种完整的译本，只是“节译〞，但?
文明史?
各章节主要史学思想大体保存了下来。
如果?
文明史论?
是较为完整地译自日译本，那么巴克尔史学在20世纪初已经相当全面介绍到中国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898年康有为所著的?
日本书目志?
?
欧罗巴文明史?
以及未署著者名的?
文明要论?
。
据?
文明要论?
的日文本，我们可以确定?
日本书目志?
中所提到的?
文明要论?
一书，即巴克尔?
文明史?
的日译本，这说明1898年前后中国有局部学人对此书已略有所知了。
?
学部官报?
译刊的?
文明史?
，署“英国白格耳著〞，“仁和魏易译〞。
译刊原著第一卷第一、二章及第三章开头一局部。
第一章论研究历史之方法，论人事之有一定程，人事受制于心灵及身体之公例，不明天然理学者不能言历史；第二章论物理之影响及于社会之组织及国民之品性；第三章未译章名。
目前所有论著涉及这一问题，都承袭俞旦初先生的说法。
事实上，魏易所译?
文明史?
不止这三章。
?
学部官报?
第155、156、158、160期“选译书报〞专栏所刊?
欧罗巴文明史?
卷二，署“英国白格尔著〞，“仁和魏易译〞。
?
欧罗巴文明史?
译文之前，有魏易所作的按语：
当学报发行之初，鄙人曾有白格尔氏?
文明史?
译稿附登报末，后因接译美国学务统计，遂将第二卷暂停，兹编即其续译也。
原书为议论体裁，但求畅晓，不计复沓，译者循句追意，但求不与原文相左，至与吾国文章格式是否慰贴，译者学识浅陋，不遑计及，阅者谅之。
[8]
根据魏氏所言，?
学部官报?
所刊?
欧罗巴文明史?
卷二，实是巴克尔?
文明史?
的一局部。
笔者所见?
欧罗巴文明史?
卷二内容只有第一章，名“自十六世纪中叶至路易十四即位其间法国文化之概观〞。
核对1901年美国纽约出版的两卷本英文原著，始知此章乃?
文明史?
第一卷第八章。
魏氏说“兹编即其续译〞，说明他至少已译到?
文明史?
第一卷前八章，比南洋公学译书院译本多出了三章，但此书第一卷第四、五、六、七章内容并未刊登于?
学部官报?
，该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查考。
魏易译本所据的原著是三卷本的?
文明史?
，恰恰与后来1936、1946年胡肇椿重译?
英国文化史?
相同，魏氏所译那章即胡肇椿所译?
英国文化史?
中册的第一章：
“自十六世纪中叶至路易十四秉政间之法国思想史〞，故魏氏说是“卷二〞。
至于他为何将此书更名“欧罗巴文明史〞，可能与此卷以论述法国、西班牙等国历史为主有关。
在?
文明史?
四种中文译本中，以南洋公学译书院译本最早。
1901年南洋公学译书院曾在?
中外日报?
上向学界宣布译书方案，其中就有?
文明史?
一种，署“英国白克尔著〞[9]。
1903年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
文明史?
，“汤寿潜署检〞，署“英伦勃克鲁原本〞，“南洋公学译颖，“光绪廿九年五月第一次活字排颖。
分甲乙丙丁戊五篇，即原书第一卷前五章。
篇一总论史学考证之原、人事齐次之理。
凡人事每受制于心理、物理，故史学与格致有密切之关系；篇二论天然物理于人群组织、个人品质上所施之感格力；篇三论心理学家考察心理之法；篇四论心德、心慧，析心理为二，曰德，曰慧。
此篇创造二者之关系，于治化而较其轻重；篇五论宗教、文字、政府三者范移治化之力。
南洋公学译书院译本前面载有一篇?
亨利·多马斯·勃克鲁传?
，这篇传记不仅较详细介绍了巴克尔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著书过程，而且提要钩元，把?
文明史?
中有关史学理论和方法局部，集中概括出“十条大意〞。
魏易译本、胡肇椿译本、?
文明要论?
日文本以及?
文明史?
英文本，都没有发现这篇传记。
所以，有学者认为，“如果这是译者所撰，那么说明当时中国学者对它的认识已经到达相当的高度和深度。
〞[10]
通观这篇传记全文，除非是研究巴克尔的专家，否那么很难想象一般译者能够撰写出如此详实的传记，尤其是巴克尔1861年去中东远游，某日去某地游览，都有记载，甚至还清楚巴克尔墓志铭的内容和字体，这更让人疑心此篇传记乃20世纪初中国学者所写。
1903年前后，中国对西方的认识虽有很大的飞跃，但对西方史学开展动态所知仍是有限的，如此精要的“十条大意〞，普通译者恐怕很难概括得出。
笔者在爬梳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此传的真实身份，它只是“译作〞。
这篇传记系译自大英百科全书第九版的“bukle,henrythas〞条目，而且它只译了该条目前半局部的内容，后半局部未曾译出。
兹摘录两条“大意〞的中译文和英原文，以资核对：
一、从来史家才力薄弱，目炫于人群诸务之繁赜，心懵于统核各国人性特殊之法，与夫各事物之定理，而欲成一诸法具备之史，为史家质学之导，所谓独为其难者也。
that,ingpartlyttheantfabilityinhistrians,andpartlyttheplexityfsialphenena,extreelylittlehadasyetbeendnetardsdisveringtheprinipleshihgverntheharateranddestinyfnatins,r,intherrds,tardsestablishingasienefhistry.
一、文明进步浅深之故，在乎措施适当与否。
而措施之当否，非考察不为功。
今有一国焉，以纯固之精神，用之于文明之措施，凡所考察，皆经历验，其国有不日进于文明者乎。
不然，措施失当，考察不精，轻信多疑，乖违迭见，其国奚自进乎文明哉。
thattheprgressfivilizatinvariesdiretlyas“septiis，〞thedispsitintdubtandtinvestigate,andinverselyas“redulity〞r“theprtetivespirit,〞adispsitintaintain,ithutexainatin,establishedbeliefsandpraties.
?
亨利·多马斯·勃克鲁传?
中有一段话：
勃克鲁以著?
英国文明史?
得盛名，全书具在，发而读之，觉理绪深微，节次秩如也。
开章专论著史之法，揭其大纲，渐及统核人群进化程途之公例。
次乃撮举各国历史记载之异同，以创造著史之法，与所谓大纲，所谓统核人群进化程途之公例，如引西班牙、苏格兰、日耳曼、合众国诸国历史之体要皆是也。
[11]
研究者往往藉此认为该传对?
文明史?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假设将此传与大英百科全书第九版巴克尔条目对照研读，我们发现译者有曲解原文本意之嫌。
事实上，原文仅对此书作客观的评述，“十条大意〞只是该书主要观点的概括，似乎看不出有何“高度评价〞的意思。
这篇传记只译了原文的上半局部，下半局部内容其实对巴克尔及?
文明史?
颇有微词。
原文指出，巴克尔否认了种族对历史开展的影响，夸大了气候、土壤、食物和自然景象的力量，时常带有自然宿命论的倾向；他虽收集了大量资料以证明自己的论点，但是严密的历史论证在书中并不多见；他经常改变或扭曲历史事实，把问题简单化；他的知识虽然很渊博，但既没有受过正统教育也没有经过科学的训练；他习惯于证明一个观点的正确性而推论出全部事实，以偏概全；他虽掌握了数量惊人的史料，但思想并不丰富[12]。
可见，撰写巴克尔条目的作者对巴克尔许多观点持不同意见，他虽然肯定?
文明史?
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书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深究，但并不等于它的结论是正确的。
南洋公学译书院不把巴克尔条目全文译出，可能出于不想冲谈?
英国文明史?
在中国正面影响的考虑。
二
?
文明史?
第一卷前五章集中反映了巴克尔的历史哲学。
此书第一章即以“论研究历史之方法，论人事之有一定程，人事受制于心灵及身体之公例，不明天然理学者不能言历史〞〔?
学部官报?
译文〕为标题，以说明作者立志建立历史科学的决心。
巴克尔说：
“吾人将何恃以为史乎？
欲兴一空前绝后之举，殚精竭虑，使史学一门与他类问学之考求精碻者，不相上下，以免学者偏畸之弊斯可矣。
今是书悉本此意，虽所成就者与所存想者，未能尽符，而吾仍望吾史之成就，或媲美格致家之成就。
〞[13]他继18世纪启蒙思想家之后，把自然规律、自然因果关系引人了史学领域，强调历史具有内在的规律性。
他说：
“一凡作事必有动机为之因，二此动机必有前事为之因，三假设能尽悉前事及知其设施之理之法，那么其间构接之究竟，虽累黍之微，不难察知而预定。
〞由此，他认为只要“取上下古今人事所现之相，悉数研察，以寻求其相通之故〞[14]，那么“通例公理〞就能被发现。
“欲跻史学于各学之列〞[15]，就必须批判那些以为历史乃“自由意志〞或“预定命数〞的结果之观点。
巴克尔指出，“命数本诸神学之幻说，自由本诸心学之臆断〞[16]。
事实上，“盖凡人动作，循其往事之迹，外虽反复靡定，内实有条不紊〞，人的行为受严格的因果关系制约，不过是“宇宙间有一大整齐之理〞的一局部。
历史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当前学识所及，亦仅能见其大概〞，“近世学者考人进步至锐且速，吾谓不及百年，证据益当完密。
今形体界内所谓之理，哲学家鲜有非之者，将来伦理界中亦必无排斥齐次之理之史学家。
〞[17]所以，作者坚信“通理公例之无在不著，无物不具〞[18]，问题在于人们是否善于发现、认识它。
巴克尔在?
文明史?
第二篇“论天然物理于人群组织、个人品质上所施之感格力〞，较为全面阐述了他的地理史观。
他认为人类社会如同自然界一样受制于规律的支配，而对人类历史开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规律有两种：
自然规律和精神规律。
对于自然规律，他说：
“细考外物之感人，其最有力者，可类而为四：
曰气候、曰食品、曰土壤、曰万有现相〞。
前三者“于组织人群，那么独有大效焉〞[19]。
他主张气候不仅刺激或消沉人类的努力，同时还影响到人类工作的恒心和能力，并觉察到，“活泼之业，为处温土所乐操者，居气候炎热之地，那么必不愿就，即就亦有不宜是也。
〞[20]一年中大局部时期的气候阻碍人们的户外工作，结果遂造成对于工作或作或辍的习惯，及其急躁不定的民族性。
“万有现相〞即自然景象，会对人的精神状态产生直接的作用：
天然状态中之令人恐惧疑骇者，每足以激发人之意象，意象一萌而觉悟即为所制。
人观于天然物势力之伟大，自觉其力缺乏以胜之，不期而畏沮之意生，且每措一事，疑难多端，似造化之有意弄人者，又假设脑力幼稚之时，骤为某物所震，那么后此见而生畏，不暇考此庞然大者究何由而使然，此大惑之所以不解也；反是而遇天然物小量薄弱缺乏令人失措者，那么又思以一己之力加于天然物，而使之服从于己，且以其暇而试验剖解此天然物，知其为某某法律所筦摄，此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而能役使之也。
[21]
巍巍山岳或平坦平原所在的区域易产生一种极富想象而溺于迷信的民族；在小而复杂的地形如希腊等地，那么人类的理性在很古时代便已十分兴旺。
1903年在中国史学界影响至深的日本浮田和民的?
史学通论?
一书也曾引用过这段话：
凡天然之现象，过于伟大，那么恐怖之念起，而想像力易敏，道理性易缩，其遮人心之兴旺而妨文明之进步者，莫此为甚。
假设使反乎此，而天然之现象，中和而不过于伟大，那么人类不至为天然所压倒，自信力遂从而兴旺，不特不怖此天然，且爱此天然；不特不漠置此天然，且接近此天然，至为种种之实验，以制天然之势力，以达人间之利用焉。
[22]
日本家永丰吉、元良勇次郎合著?
万国史纲?
曾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历史现象的解释。
是书认为古代东洋诸国“皆左右于天然之境，其被天然之惠最笃〞，但“盖人民享天然之惠过厚，那么流为呰窳偷生〞，同时“又有大山大川及他天然之异象，人民易起奇怪之想，至于迷信遂堕，盲昧无力〞，所以不能永保其文明[23]。
巴克尔虽在书中以很大的篇幅来讨究各种自然条件对人类社会开展的影响，但他并不认为自然条件会对人类社会开展具有决定意义。
相对于精神规律，自然规律对人类历史开展的影响又是有限的，“天行之力，外虽无穷，内实有限，有止而无进，如谓能以来续往而增益力，吾实无据以为之证〞，“大凡实效之进化，不赖天赐之恩，惟恃人为之力。
〞[24]同时，他把人类文明分为“欧洲文明〞〔实指西欧文明〕和“非欧文明〞〔实指亚非文明〕。
前者主要受精神规律支配，欧洲自然条件不太优越，反而有利于人类知识的积累，从而驾驭自然，“欧洲壤土地偏小，气寒而土瘠，天地造化之力远逊他洲，惟其得天独薄，而人力乃伸〞[25]；后者受自然规律支配，所以“开化独先〞、“进化虽云最早〞，却不能“至善且久称之〞[26]。
巴克尔还说：
“欧洲人力胜而天行败，非欧洲那么以天行胜人力，是故国民之进化，自由之政令，皆原于欧洲。
〞[27]可见，巴克尔不仅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反之却有知识决定论的倾向，同时也流露出欧洲历史中心论的取向。
历史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而发现、认识历史规律的有效方法是什么？
巴克尔说：
“察诸曲以知一全之术，曰内籀，穷理家用之于他学有效矣，吾且破除成见，弃一切旧说，用其术以治史学。
〞[28]他主张采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来研究历史。
在归纳法中，他特别强调统计方法的重要性，着重笔墨讨论统计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社会现象诸如婚嫁、自杀、犯罪，可以通过统计方法发现其中的规律，“人之动作合于法例之证据，悉得之统计簿〞，虽然统计学在目前尚处于幼稚阶段，但是“统计学之于考察人性情之用固已多，所说明远胜一切艺学。
〞[29]
巴克尔史学的特点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是对历史科学的执着追求，二是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开展的影响，三是提倡统计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后来论者认识其史学思想都从这三方面入手。
平心而论，巴克尔是西方史家中最早系统论证历史可以成为一门科学的“第一人〞，虽然时至今日，历史是否能成为科学，仍未成定论，但巴克尔的工作无疑推动了历史科学化的进程，应予充分的肯定；以往论者时常将巴克尔视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显然是误解了他的史学思想；巴克尔虽重视统计方法治史，但他没有把它看成是万能的，只是归纳法中的一种。
统计方法逐渐被史家所重视，不无受他的影响。
三
?
文明史?
最早的中译本是1903年6月南洋公学译书院译印本，对巴克尔及其著作介绍最为详实的，那么是?
亨利·多马斯·勃克鲁传?
。
南洋公学译书院译本于1901年即已译毕，1901年8月15日蔡元培在译书院负责人张元济家中得见译稿，并在日记中记载，?
英国文明史?
“言心理决事，终不如历史之可据〞，“又言治化之进，系慧不系德。
欧洲近百年战事及窘戮异教之事渐寡，皆以智进故也。
又言人之智愚善恶，皆为外界风习所铸，非由先世遗传。
〞[30]1901年杨荫杭所译的?
物竞论?
曾征引过?
文明史?
，书中说道：
“白格尔于所著?
英国开化史?
中言：
古代之建筑其存于今日者，往往弘大惊人，此盖君主之权强大无极，而臣民悉为奴隶。
〞[31]1902年7月作新社出版?
万国历史?
论及十九世纪英国史学时，提到“著?
文明史?
之巴克尔〞[32]。
1902年10月?
泰西政治学者列传?
中有一篇?
邈克尔传?
，简要介绍了巴克尔的生平和著述。
因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其评论?
文明史?
局部全文摘录，以见原貌：
邈克尔所有著述，立论尖新，着着出人意表，且又行之以雄浑活泼之文，抑扬顿挫，妙尽鼓舞，论者皆自以为不能及也。
但以辞气过激，初时不无为世所嫉，或目以为异端妖说，又其以伦教为无益于开化，故各名家多不免有异议者。
要之以豪迈之气，兼卓绝之识，谠言直论，肆无忌惮，鞭笞一世，矫千古之弊败，非如是安能行也。
于其论破法教，尤为痛快，多有言人所不能言，以故有识者皆好读其书。
近日耳曼、法兰西亦已有译本，其书行世，可望致兴盛也。
至俗人僧侣之忌恶之，那么亦以自有所病而然耳，固缺乏以为邈克尔轻重。
即邈克尔初心，亦不志在以合时俗之眼也。
邈克尔之议论，活活泼泼，读之自足令人惊喜。
每当睡气相侵之时，假设能一读，那么精神振动，不复知睡魔之何去矣。
惜乎！
盗跖长命，颜回夭折，天之定数，何颠倒哉。
邈克尔总论二卷，已倍于基率特?
文明史?
全书，使天假以年，那么全卷落成，不几如涑水?
通鉴?
之大著哉。
呜呼!
壮士未酬，早为泉下之客，邈克尔之遗憾，可想像而知矣。
而至于史理，那么以基率特为嚆矢，邈克尔次之；假设比较其议论之上下优劣，那么又非同日而论，邈克尔应处以高度，基率特应处以低度也。
[33]
此文充分肯定了巴克尔及?
文明史?
在西方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甚至认为比基佐?
欧洲文明史?
略胜一筹。
1902年12月?
新世界学报?
有篇陈怀的?
方志?
一文中说：
我谓史学亦然，史必得欧人统计之学而后于史家可无憾。
方志者，统计之学之所由出也。
善哉！
英伦文明史曰：
“天下精微之理，极数千年通人学士，竭虑研思，万方而未得其解者，求之日用见闻之间，而其理悉备。
[34]
1904年京师大学堂教习陈黻宸在?
中国史学通论续编·读史总论?
也引用了“英伦文明史曰〞这段话，并以此批评中国学者，“往往识足以洞天地无尽之奥，而缺乏以知民俗之原，辨足以凿浑沌七窍之灵，而缺乏以证闾里之事。
吾观欧美各强国，于民间一切利病，有调查之册，有统计之史，知之必详，言之必悉，如星之罗，知棋之布，如数家人米盐，厘然不遗铢黍。
彼其所以行于政治者，无一不于社会中求之。
而我国之社会，究不知其何如矣。
〞[35]巴克尔竭力提倡统计方法治史，希望从对社会现象统计中得出平均数，发现谋杀、自杀等社会问题的规律，对统计方法的科学性坚信不疑。
陈怀和陈黻宸受巴克尔治史方法的影响，都认识到统计方法治史的重要性。
1902年陈黻宸在?
新世界学报?
第4、5期发表?
地史原理?
一文，可以说是运用统计方法研究历史的一次尝试。
1902年12月汪荣宝编译的?
史学概论?
论及地理学之补助于史学时说：
“利用实际之山河以解释历史之事实，英人帕克尔论高山大河之势力影响于人间之心理，此在今日已成老生常谈。
〞[36]1903年2月日本加藤弘之所著?
人权新说?
讨论规律问题时指出，自然科学进步昭著，而培根、巴克尔〔伯克尔氏〕、洛克、斯宾塞等人的学说“往往得物理学之裨益〞，然比之物理诸学，“其鄙野陋劣，真堪惊叹〞[37]。
1903年日本浮田和民所著的?
史学通论?
出现了多种中文译本，与20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思潮颇有学缘关系。
该书深受?
文明史?
影响，局部内容直接取材于巴克尔著作，如?
史学通论?
第二章“历史之定义〞和第五章“历史与地理〞，讨论历史科学问题以及地理环境在历史开展中的作用，反映的大体是巴克尔的史学观点。
1902年梁启超在?
新民丛报?
发表了?
地理与文明之关系?
，此文系译自浮田氏?
史学原论?
第五章“历史与地理〞，仅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对当时学界影响至深，后来出现的一系列讨论地理与文明关系的文章大致不出该文范围。
通过浮田和民和梁启超的论著，又间接传播了巴克尔史学，扩大了它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
?
汉声?
第6期?
史学之根本条件?
一文也提到了巴克尔；1903年出版的严复所译?
群学肄言?
，曾屡次提及巴克尔；1904年9月?
中外日报?
在?
最新中学物理学教科书?
的广告中说：
“英儒巴克尔谓进化之功，艺学居十之九，而政教之力不与旨哉。
是言，今欲开吾国民智，非人人稍通格致之理，断无实益。
〞[38]这条材料颇耐人寻味，巴克尔的论说居然渗透到了广告语中，可见他的一些文明论逐渐成为人们一种习以为常的普遍观念，深入民心了。
1906年严复在?
政治讲义?
中，对新史学思潮批评传统史学无非“相斫之书〞、“帝王家谱〞观点提出质疑，把矛头指向颇受中国学人青睐的?
文明史?
。
巴克尔曾批评，以往史书“所载者执政之谟猷，帝王之举动，所详者兵战之胜负，攻守之善否，而民慧之能进不能进，与夫民慧之进之关于治平者不计〞，“独至于史，那么每于其要者遗之，细者纪之。
〞[39]所以，我们在?
文明史?
中找不到帝王将相、百官大臣轶闻野史，也见不到宫廷政变、权力角逐、外交阴谋的记载，他力图展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演进的历程，探索文明进步的内在规律。
严复对巴克尔史学不以为然，他说：
英国有拔可尔者，尝著?
文明史?
一书，一时风行，几谓旧史所载，皆无关宏旨之文，而所重者，专在天时、地利、水土、寒热之间。
不知此固重要，而史家专业，在纪人事，而于一切有关政治者，尤所重焉。
[40]
1909年2月他在?
泰晤士万国通史序?
涉及巴克尔史学，仍未改初意，巴氏之书“理烦而略事变〞[41]。
严复“指桑骂槐〞，他对新史学思潮“过激〞思想的不满而祸及巴克尔，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
文明史?
对当时史学思潮有一定的影响。
四
巴克尔及其?
文明史?
对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学界发生过一定影响，他的一些史学思想已经远离其名字，逐渐成为人们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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